苏联共产党与苏联知识分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共产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苏联知识分子最终抛弃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值得反思和探讨。研究和探讨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如何总结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而且也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苏联剧变有一系列的、方方面面的原因，而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苏共最终被苏联知识分子所抛弃的原因和教训。
一苏共在理论上没有与时俱进，没有解决好知识分子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
这里包含三个层次的认识问题：第一，如何正确对待十月革命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第二，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第三，如何正确认识知识分子在科技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在如何对待十月革命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问题上，斯大林和列宁有很大差别。列宁主张迅速地、广泛地和全面地利用留下来的科学技术专家，并曾经取得一些成效。斯大林则主要以猜疑的态度来对待留用专家。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斯大林的主张占了上风，列宁关于如何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的思想不再被重视，旧知识分子开始被放到同资产阶级同等地位去看待，随之而来是出现了一系列牵涉到旧专家在工业中的破坏事件，留用知识分子政策受到很大冲击，许多知识分子不受信任，一些人还被判了刑。
列宁于1918年12月25日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对留用的旧专家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资本主义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遗产，给我们留下了极出色的专家，我们一定要利用他们，广泛地大规模地利用他们，使他们都参加工作。”(注：《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第360页。)“我们有全身浸透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科学技术专家，有在资产阶级条件下培养出来的军事专家。在国民经济方面，农艺师、工程师和教员，都出身于有产阶级，他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资本主义只把文化给予少数人。而我们必须用这个文化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别的材料。”(注：《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第49～50页。)
列宁这个政策的实施，曾经在苏维埃政权初期，特别在国内战争时期取得了相当成效。红军曾吸收了大批资产阶级军事专家担任指挥员。1918年他们在红军指挥员中的军事专家中占75%(注：[俄]费久金：《十月革命与知识分子》，莫斯科1968年俄文版，第18页。)；1920年年末约有7万名沙皇时期的旧军官在红军中服务。列宁曾积极评价了他们在内战期间为打败干涉军所做的贡献。列宁说：“我们的一切胜利，无产阶级(它团结着半劳动半私有者的农民)领导的红军的一切胜利，部分也是由于我们善于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而取得的。”列宁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在军事方面的这一政策，应当成为我们在国内建设方面的政策。”(注：《列宁全集》第30卷，第157页。)
然而，在斯大林担任苏联主要领导职务之后，没有继续执行列宁的这种“善于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的政策，他更多的是从怀疑是否站在敌对阶级方面的角度去看待旧资产阶级专家的。他在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把知识分子同新经济政策期间出现的新资产阶级摆在一起：报告中列举的甲条是工人阶级，乙条是农民，丙条则是“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斯大林在报告中说：“新资产阶级的特点就是他们与工农相反，没有根据满意苏维埃政权。”因为，“我们工业的进展、我们商业机关和合作社机关的进展，以及我们国家机关的改善，有利于工人阶级，有利于基本农民群众，而不利于新资产阶级，不利于一般中等阶层特别是城市中等阶层，所以这些阶层对苏维埃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注：《斯大林全集》1954年中文版第10卷，第271～273页。)这里所说的“中等阶层”，实际上就是指的知识分子。
当然，他在报告中也指出：知识分子正在分化：“虽然新资产阶级中间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长，但是同时知识分子却在分化，几百几千的劳动知识分子……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了。”报告还指出，转到苏维埃方面，“在这方面带头的是技术知识分子”，“农村的劳动知识分子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早已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了。”结论是：“所以，虽然某些知识阶层中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长，但是同时劳动知识分子却在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
斯大林认为“某些知识阶层中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他从这种认识出发，怀疑留用专家在搞暗害活动。于是在1928年以后，接连出现了沙赫特案件、工业党审判案等案件。
斯大林断定这些是旧资产阶级专家结成秘密集团遵照西方资本主义反苏势力的指示进行的暗害活动。而暗害活动的基础就是阶级斗争(注：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98～399页。)。
斯大林在1939年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把旧技术知识分子按技能高低分为三类。他指出，旧知识分子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一部分人，还在十月革命初期就脱离了其余的知识分子群众而反对苏维埃政权，并实行怠工。这一部分因此受到应有惩罚，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了。后来，其中保全下来的大多数人都被我国的敌人召募去做暗害分子和间谍，从而自绝于知识分子队伍。旧知识分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却较多的另一部分人，在很长时间内在原地踏步不前，等待“好日子”的到来，但后来他们似乎已绝望了，这才决定去供职，决定和苏维埃政权和睦相处。现在这一部分人，大部分都已年老了，已开始丧失工作能力。旧知识分子中的第三部分人，主要是比前一部分的技能更差的一般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向人民靠拢，拥护苏维埃政权。
从斯大林的说明中，似乎可以看出，斯大林时期，对争取旧的技术水平最高和较高的技术知识分子的工作做得并不成功。这实际上是斯大林时期对留用技术知识分子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政策的结果。
(二)随着时代的发展，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如何认识，在社会主义国家，已成为能否对知识分子采取正确政策的重要前提。
在马克思的时代，限于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社会劳动中脑力劳动的比重还比较小，社会产品主要是由体力劳动者创造的，工人阶级主要都是由体力劳动者构成，因而没有单独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问题。但是，马克思曾明确指出，阶级属性是由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的地位决定的。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出卖脑力劳动的。照马克思的说法，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加了创造剩余价值，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因而知识分子按其阶级属性应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十月革命后，列宁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当时，他虽然没有具体论述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问题，但却给我们留下了关于阶级划分标准的原则性的论述。例如，1919年6月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注：《列宁选集》1960年第1版第4卷，第10页。)
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没有按列宁的思路去解决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问题，而是把知识分子只看成是由各个阶级出身的人组成的一个阶层。1936年斯大林在他所作的宪法草案报告中说：“知识分子的成分改变了。在我们苏联的知识分子中，贵族和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所占的百分数很小。苏联知识分子80%～90%都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阶层出身的。而且，知识分子活动的性质也改变了。从前他们一定为富人阶级服务的，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出路。现在他们一定为人民服务，因为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正因为如此，他们现在是苏联社会中享有平等权利的成员，在这里，他们同工农并肩前进，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注：《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6页。)
但斯大林主张苏联宪法中仍然要写上苏联社会的阶级成分。“苏联社会是由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组成的”。“也许有人会问，那么，劳动知识分子呢?要知道，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阶级，而且也不能是一个阶级。——它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由社会各阶级出身的人组成的一个阶层。从前，知识分子是出身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有一部分是农民出身，而工人出身的是极少数。而在我们苏维埃时代，知识分子主要是工农出身的。可是，不管它的出身如何，不管它的性质怎样，它还是一个阶层，而不是阶级。”(注：《列宁主义问题》，第602～619页。)
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分析了新旧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并提出了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他指出：“与旧知识分子分化瓦解的痛苦过程同时进行的，还有新知识分子形成、动员和积聚力量的蓬蓬勃勃的过程。几十万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出身的年轻人，进入高等中等技术学校，他们毕业后补充了知识分子的薄弱队伍。……旧知识分子的残余已溶解在新的苏维埃的人民的知识分子中了。这样就形成了新的苏维埃知识分子，他们和人民有密切联系，其中大多数人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斯大林提出的对待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政策是：“对于旧的革命前的为地主资本家服务的知识分子，完全适用关于知识分子的旧理论，即指出必须不信任他们并与他们进行斗争的理论。现在这个理论已经过时了，已经不适用于我们的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了。对于新的知识分子必须采用新的理论，即指出必须对他们采取友好态度，关怀他们，尊重他们，同他们合作，以便为工人阶级和农民谋福利的理论。”(注：《列宁主义问题》，第707～708页。)
由此看出，斯大林的这种新理论并没有把新的知识分子的地位真正提高多少。仅仅是“友好”、“关怀”、“尊重”、“合作”，仿佛对知识分子是在搞某种什么“统一战线”，而并没有诚心诚意“依靠”这个新的力量，其根源就在于没有把社会主义国家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看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三)在20世纪中叶，随着世界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首先在发达国家中，工人阶级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工人已开始成为工人阶级的多数。脑力劳动在社会劳动中超过体力劳动，已成为世界性趋势。知识分子，首先是科技知识分子在科技革命的汹涌浪潮中，其地位和作用愈益重要。它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成为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的、掌握世界未来的一部分。
邓小平同志首先以其敏锐的理论洞察力掌握了这种世界性趋势。他在1978年3月首次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十年以后，他在总结世界科技革命的新趋势时又强调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强调要把知识分子的地位从过去蔑视、歧视的称呼“老九”提到“第一”，他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嘛。”这个论点不仅从阶级属性上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从知识分子在科技革命飞速发展的新历史时代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处地位上，进一步强调了知识分子在当代所起的首要的、“第一”的作用和地位。这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和贡献。
斯大林去世之后，苏共领导人尽管面对世界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飞速发展形势，却对苏联的知识分子作用和地位问题漠然无动于衷。
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作报告时，极力鼓吹“20年建成共产主义”，他说，“苏联社会各集团界限日益消失，两个友好阶级(工人和农民)日益接近，联盟日益加强”。对知识分子，只说正在发生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消灭的过程，“工人劳动开始同技术工程师的劳动逐渐接近”，“工长是工程技术人员，是知识分子，但也是工人。”但这些并未涉及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政策问题。赫鲁晓夫认为，大家都在“向共产主义过渡”，并不需要单独考虑知识分子问题了，在这种“向共产主义过渡”、“正在建成共产主义”的“左”的大话、空话喧嚣下，掩盖了苏共领导并不想从理论和政策上解决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问题的意图。
勃列日涅夫时期，其特点是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明显歧视知识分子。
1966年，在苏共二十三大上勃列日涅夫作关于党员成分的报告时明显暴露其歧视知识分子的心态。该报告强调党员中工人的百分比提高了，从苏共“二十大”到“二十二大”，吸收预备党员，工人比例占40.6%，从“二十二大”到“二十三大”这个比例增加到47.6%，强调“在党的社会成分中，工人阶级今后仍应占主导地位。”
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强调“苏联的社会政治基础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值得注意的是，就在20世纪60～70年代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勃列日涅夫也闭口不提科技知识分子在发展科技、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相反，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只强调不包括知识分子的“苏联工人阶级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力。它的革命性、纪律性、组织性和集体主义，决定了它在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体制中的主导地位。”
报告中虽然也谈到近几年苏联从事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的增长速度已开始超过其他社会集团的增长速度，但只说：“这一过程是合乎规律的”，并没有从这一变化中得出什么新的结论。
勃列日涅夫在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报告中继续强调工人阶级的作用，这次却从政治方面来强调了。他说：“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正在提高。工人阶级人数已增加到8000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口的2/3”，强调“越来越多的工人进入了党、工会和共青团的委员会，最高的和地方的国家政权机关。”
看起来，即使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世界科技革命浪潮中，勃列日涅夫强调的和关心的也只是工人阶级成份的人员如何到党、政、群众团体各级机构中去“当官”，这恰好反映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已经发展和得势的政治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勃列日涅夫关心的当然只能是这个官僚特权阶层如何由服从指挥、听从命令的工人阶级成员去补充，而对于知识分子，包括科技知识分子，在勃列日涅夫的眼中并没有什么地位。因此，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对知识分子采取了歧视政策并非偶然。原苏共领导人利加乔夫在2000年秋天曾谈到：当年我们实行这样的做法，每接受三个工人入党，才能接受一个工程师入党。另一位原苏共领导人卢基扬诺夫则说：自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苏共基本不再接受知识分子入党，只在工人、农民、干部和军人中发展党员。他说，在这一时期，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经历了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知识分子都处于最前沿。结果，党整体上落后了(注：《当代世界》杂志2001年第8期。)。
这样，苏共始终把工人阶级只限于体力劳动或主要从事体力劳动者，把科技人员、管理工作者的脑力劳动排除在外，而且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采取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措施，这样做不仅使苏联越来越落后于近几十年世界伟大科技革命的发展形势，而且实际上一步步把苏共引向衰落并最后导致灭亡。
二政治上对知识分子歧视，在历次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中，知识分子一直都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
(一)从斯大林执政时期起，就开始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
列宁时期，党内和学术界常常有争论，但大体上是平等地讨论或争论，从未搞过由苏共的领导发动，针对某某人、某某学派的批判运动。
斯大林执政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理论的领导地位，同党内斗争相联系，各种批判运动接二连三开展起来。每次批判，知识分子总是首当其冲。
粗略地说，在斯大林时期，除去卫国战争时期忙于打仗，顾不上搞批判外，大的政治批判运动有三次。
第一次是30年代初期的大批判、大斗争、大清洗。主要的批判斗争涉及以下几个领域：经济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对德波林及其学派的批判；党史科学领域的批判；在文学界和各艺术领域的批判。
第二次是30年代中后期的大批判和大清洗。主要的批判斗争涉及以下几个领域：在历史学界的大批判；在法学理论界的批判；在文学艺术界又一次展开批判；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批判。
第三次是战后时期到50年代初期的大批判和大清洗。主要有以下几个大的批判运动：1946年8月，在文学、戏剧和电影界开展的批判；1948年2月，对《伟大的友谊》歌剧音乐的形式主义进行批判；1947年6月，对亚历山大洛夫的西欧哲学史的批判；1948年8月，对摩尔根遗传学派的批判；1948年，苏联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运动；同年还开展了对经济学家瓦尔加的批判；1950年在语言学领域，1951年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讨论中又连续展开了批判。
这三次大的批判运动都涉及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大批著名的科学家被批判，有些人被开除公职、流放，以至判刑。这些批判的对象，虽然常同党内的斗争相联系，同党的反对派领导人有关连，但批判的最主要的对象还是社会科学界、自然科学界的知识分子。
(二)在斯大林时期的历次批判运动中，知识分子都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求其原因
(1)首先是理论上没有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以思想状况来判断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理论上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阶层”，不认为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这就成为歧视知识分子的理论根据，从而最后可以根据思想状况来确定其阶级属性。
斯大林在1934年7月23日同英国作家威尔斯谈话中说：“经过不少时间，我们的技术知识分子才走上了积极帮助新制度的道路。今天，他们优秀的一部分已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前列了。……当然，如果经过一次突击就能使技术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脱离资本主义世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但这是空想。难道能够从技术知识分子中找到很多决心跟资产阶级世界决裂而献身于社会改造的人吗?……不，愿意同自己的主人决裂而着手改造世界的人是很少的呀。”(注：《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看来，斯大林并不看重知识分子的出身，即使是后来已经是劳动人民出身了，已经是“站在社会主义建设最前列”了，但斯大林仍然认为，这些人，起码是大多数人，在精神上没有脱离资本主义世界，认为在知识分子中，决心跟资产阶级世界决裂而献身于社会改造事业的人是很少的。这就说明了斯大林坚持知识分子是一个阶层的真实想法。实际上斯大林是以精神上还未脱离资本主义世界来看待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这就说明，为什么历次运动中，知识分子总是成为批判的对象，就是要以大批判来改造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或者如我们的通常说法，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
理论上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成见，是历次运动中知识分子总是成为被批判的主要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2)历次批判运动中，知识分子(连同党内有关被批判的领导人一起)成为批判的主要对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最高领导者(斯大林)不仅要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权威，还要成为各种学科的最高权威。因而不论谈论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自然科学理论，都要把最高领袖言论奉为必须遵循的准绳。为此，要在各个学科领域进行批判斗争，使知识分子首先是各学科的代表人物就范。
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接见米丁学派的谈话，就表露了这种意图(注：“谈话”见《米丁笔记》，载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4库，第24卷宗。)。
第一，这个谈话要求树立斯大林理论的绝对权威。这个谈话号召不仅要清查、批判德波林学派，而且还要把迄今有碍于斯大林理论地位的一切最有威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理论家，包括梁赞诺夫、布哈林、普列汉诺夫、甚至恩格斯本人，都要批判。实际上是清查一切有碍于斯大林以“左”的教条主义理论树立自己的最高权威地位的理论家。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德波林给赫鲁晓夫的信证实了这个企图。1930年年底，当时的宣传部长向德波林宣布，从现在起，要在各个领域，包括哲学领域在内确立一个权威，这个权威就是我们的领袖斯大林。为此，米丁等人到德波林住所要求德波林必须在公众集会上把斯大林宣布为“伟大的哲学家”(注：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
第二，在这个谈话中，斯大林批评了自然科学状况，表明最高领袖还要领导自然科学。领袖既然是伟大哲学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按当时的定义，又是自然界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最高概括，因此，最高领袖就有资格领导自然科学。
斯大林在谈话中要求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和各个思想理论阵地上展开“全线进攻”，“在没有攻击过的地方展开攻击”，认为“对方在哲学、自然科学和一切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占据统治地位，应当善于理解这一点”。并批判自然科学的研究状况：“鬼知道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做些什么，写些关于魏斯曼主义等等，并把这一切冒充为马克思主义。应当把哲学和自然科学积攒的粪便全部翻摊和捣腾一遍。”
这样，在最高领袖号召下，就开始了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大批判。米丁也就于此时以哲学家的身份插手自然科学的争论和批判。
第三，这个谈话强调，“即使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
这个论点成为悬在科学界知识分子头上的一把利剑。知识分子在理论研究上，只要对马列主义(实即斯大林的“左”的教条主义)稍有背离，哪怕是在最抽象的理论上的背离，就要被扣上政治“帽子”。谈话的这种精神，使得对知识分子的理论上、学术上的大批判，常常无限“拔高”，而且最后往往和政治迫害联系在一起。
斯大林的这些论点成为对社会科学界、自然科学界知识分子进行批判、而且经常批判加码、“无限上纲”的理论依据。
(3)知识分子所以成为历次批判运动的主要对象，最后一个原因，是出于建立高度集中的意识形态模式的需要。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这个模式大致可以划分为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几个方面。
政治模式是核心。在打败党内各种反对派之后，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实即斯大林一人掌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党政领导体制。以1929年12月21日斯大林50寿辰的庆祝活动为标志，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形成。
经济模式也是高度集中的。已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集体化也大规模展开，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已加速形成。
同高度集中的政治领导体制、经济领导体制相适应，就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领导为主要方式的意识形态模式。为此，特别需要在理论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各方面的宣扬和论证。
在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下，不但政治上要由最高领导人说了算，而且由于这个体制和模式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为了树立这个最高领导人不仅在政治上是最高权威，而且在理论上，在各重要学科上也是最高权威，才能显示出这种最高领导的政治权威的无与伦比的稳固性。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在意识形态各个领域进行不断的批判、斗争，使知识分子最后俯首贴耳，在意识形态方面自觉地服从统治，而且成为“个人崇拜”得力的宣扬者，在高度集中的意识形态体制的支持下，斯大林模式才得以最后巩固和加强。
因此，在斯大林时期，这种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批判、斗争，除去卫国战争期间有个间歇外，一直继续下来。
斯大林去世之后，虽然一般没有什么大的批判运动，但以苏共中央几个机关报刊为代表的“中央报刊的批判”却一直未断。“苏共中央报刊批判”是继斯大林时期批判运动之后，对知识分子批判的另一种形式，实际上也可算是斯大林时期“大批判运动”留下来的“遗风余韵”。其目标与斯大林时期的批判运动实质上是相同的，主要也是为整治在某些方面偏离了所谓“中央”方针的知识分子，巩固和加强中央高度集权的意识形态模式。
三知识分子首先是科学技术专家的工资待遇长期过低，不仅挫伤了知识分子的劳动积极性，而且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逐渐酝酿、积累起不满现状的情绪
在工资待遇上，知识分子的劳动报酬长期过低，到20世纪80年代，竟发展到低于工业工人的平均劳动报酬水平。
80年代，苏联报刊发表了不少反映苏联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比较其工资待遇越来越低的资料。能比较全面反映苏联知识分子总体的工资水平越来越低情况的，是1989年2月4日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报》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这篇题为《知识带来贫穷》的文章列举若干知识劳动部门的工资低于工业工人的数字。其中：卫生部门工作人员月平均工资比工业部门工人月平均工资低37%；教师的工资在提资后仍只有工业部门工作人员工资的71%；文化部门只有56%；科研人员生活得比较好些，他们的平均月工资相当于工业部门工人工资的96%；但如果同建筑业工人的劳动报酬相比较，科研人员月平均工资还是偏低，因为建筑业的工资比工业部门要高12%。
脑力劳动者月平均工资愈来愈低于工业部门工人月平均工资，是20世纪70～80年代的一般趋势。如：1974年医务人员工资为工业部门工人工资的69%，1989年已降为63%；教育系统原来相当于工业部门工人工资的81%，到80年代降为71%；文化部门原为64%，现在降为56%；科学和科学服务部门1970年原为工业部门工资的105%，现在则降为96%。
在同一个部门内部，如机器制造业，也出现了工程师工资低于工人的情况。
上述同一报纸报道说：“高等学校刚毕业的工程师每月拿115～120卢布，而刚开始工作的工人则拿160～180卢布。一位能干的工程师工作到第五至六年，才能拿到160～170卢布，而工人经过同一时间就可拿到超过200卢布的工资。一位工程师工作20年当上了工程局局长，月收入加奖金可达400卢布，而工人(例如机床工具工)工作同样年限得到的更多，可到500甚至600卢布(注：[苏]《社会主义工业报》1989年2月4日。)。
苏联《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一期的文章《工程师变成工人的帮手》也报道了这种情况。文章写道：现在一个熟练的钳工或一个旋工的收入多于一个普通工程师。1981年机器制造业的工人平均工资为193卢布，超过专家的工资191.2卢布。从第十个五年计划起，1986年机器制造业专家工资为220.9卢布，而工人工资则增加到222.5卢布。专家工资仍落后于工人。
工程技术人员长期工资过低，其后果是：
第一，压抑了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1965年以来的25年中，在世界科技革命飞速发展的情况下，苏联的新型机器设备及仪器的数量每年减少1.2%～1.3%，到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又减少1.3%(注：[苏]《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1期。)。
第二，在科学、工程技术人员中，出现了“兴趣转移”现象，即从本职工作转移到业余领域去捞外快，至少有1/3的人获得额外报酬。
第三，大量专业技术人员为了多挣钱，当上了工人。“相当多的专门技术人才，为了多挣钱，放弃技术工作去当工人。1977年苏联国民经济中有680万技术员，估计有1/3以上当了工人。苏联《技术与科学》杂志1987年第7期报道，苏联在国民经济部门工作的工程师有500万人，但有100多万人是在工人岗位上。作者估计，据1983～1986年的全苏调查材料，“只有1/3的有文凭的工程师，在从事复杂的脑力劳动，而从事特别有创造性的工程师劳动的只有10%的人”，“坦率地说，若是谈到今天的工程师参加研制新技术和新工艺以及在生产中采用它们的话，人数是不多的。”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苏联工程技术人员“不务正业”的凄凉景象。
第四，高级技术劳动后继无人。工程技术人员低工资的情况，一方面使一些工程师去谋求工资高的工人岗位，另一方面，又使中学毕业生选择职业定向时，宁愿去当工人，而不去上大学。
第五，科学家的工资过低，值得单独提一下。1940年，科学家工资同国民经济部门平均工资相比，要高50%，1981年到1989年实际上已经拉平。据调查，90年代在科学院工作的科学工作者只有52%的人工资略高于平均水平，其余48%的人工资低于平均水平。当时全苏最低生活费标准为每月80卢布。而科学院系统有15%的科学工作者生活费低于这一水平。科学工作者月收入200卢布的只有21%，其余在80～200卢布之间。有36%的科学工作者其工资只够他们日常开销，置点衣服都感到困难。在调查中，有71%的人反映，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已感到物质方面的困难；85%的人指出，物价上涨使他们忧虑。
这些专家对当时的分配方式不满。77%的人认为，这种状况是分配不公的表现。34%的人认为他们生活得比周围的人差。只有7%的人认为他们生活得较好。
在全苏联在科学和科学服务部门工作的有450万人，其中科学工作者有150万人，他们的人数占整个国民经济部门从业人员的2.6%，但他们的工资总额只占整个工资基金的2.5%(9亿卢布)。其消极后果是：第一，使科学领域的工作人员的威望急剧下降；第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低效益的工作。苏联科学家的这种低下工资的境遇，对于苏联科学技术发展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自然是非常巨大的。
知识分子劳动报酬长期过低，并落后于产业工人的劳动报酬，是战后时期苏联工资制度长期发展的结果。知识分子劳动报酬长期过低，其原因，首先在于苏共战后经济发展的路线、政策上的偏差；其次是由于苏共对当前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及其在科技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理论认识上有错误；最后，“左”的超越阶段、脱离实际的理论和政策，对知识分子劳动报酬过低也有影响。
首先是战后时期苏共在经济发展上的路线、政策的偏差。
苏共长期以来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包括军事工业)的路线和政策，不惜牺牲次要部门来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因而把教育、卫生、文化、轻工业、食品工业等部门都放在次要地位。这些部门的住房、文化福利设施等都比重工业部门差，同这些部门比，重工业的工资基金要多得多。在战前时期，由于国际环境险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是可以理解的。而到战后，仍然坚持这条路线和政策，而且把这条路线和政策固定下来，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这就背离了战后时代的新发展，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随着科技革命的进展，需要教育、文化、医务等部门更快发展，对轻工业、食品工业都提出了不亚于重工业的科学技术的新要求，而苏共领导仍然固守老的一套，这就使重工业以外的诸多部门处于更加落后的状态，这些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与重工业相比，自然只能更处于低下的水平。
其次，是苏共在理论上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在科技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上的错误。
在马克思时代，由于社会劳动生产中脑力劳动所占比重很少，马克思、恩格斯只是附带地提到工程技术人员也是被剥削的，是脑力无产阶级，当时谈到工人阶级，主要指的是体力劳动者。
随着科技革命的进展，到20世纪50～60年代，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中脑力劳动者开始占了多数。这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这表明，脑力劳动在社会劳动中超过体力劳动，已成世界性的普遍趋向。现在谈工人阶级，必须把用脑力劳动创造价值的知识分子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必须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由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有科学技术文化的知识分子
正在成为推动生产力前进的先进力量，因此，知识分子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工人阶级中推进生产力前进的最先进的部分。苏共领导人正是在这个关键性理论问题上，固守传统观念，踏步不前。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报告中，只是强调“工人阶级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力”。大谈“主要生产力”，却把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排除在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70年代到80年代，科技人员以至科学家的劳动报酬竟落后于工人，就毫不为奇了。
最后，知识分子的劳动报酬同工人的劳动报酬日益平均，也是“左”的超越阶段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路线和政策影响的结果。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提出“发达社会主义已建成”的理论，随之就大肆宣扬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日益缩小，知识分子、科学家的劳动报酬就是在这种舆论指导下被压低并与工人劳动报酬日益平均化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到共产主义社会将会消失，这是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远景。但是，苏联在当时名为“发达社会主义”，实际生产力的发展远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装潢“发达社会主义”门面，硬是把知识分子、科学家的劳动报酬压低，使之与工人的劳动报酬接近或相差无几，美其名曰“脑体劳动差别日益缩小”，在苏联生产力还远不发达的情况下，这不过是一种“穷过渡”，其结果只能导致知识分子和工人一起共同贫困。
四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路线，促使知识分子最后抛弃了苏共
(一)苏联知识分子的境遇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以上从三个大的方面，阐述了苏共在理论上、政治上、劳动报酬上对知识分子的歧视。从这三个大的方面对苏联知识分子境遇的简略叙述中，可以看出，苏联从斯大林时期起到勃列日涅夫执政末期的60年中，苏联知识分子在“左”的政策路线左右下，一直处于一种被歧视、轻视以至被压制、被控制的政治气氛之中；而在战后时期，在劳动报酬方面，同体力劳动者相比，则出现了趋向于平均化或相对降低的趋向。在勃列日涅夫后期，领导思想严重僵化，不思改革，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日益严重，官场风气败坏，贪污盗窃盛行。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后期，经济陷入停滞，供应短缺，食品供应也出现困难，住房紧张，知识分子中许多人生活日益困难。在苏联国内，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党和政府工作中积累了不少问题，得不到解决，如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群众反映日益强烈，但又缺乏民主，没有适当渠道表达，在这种境遇之下，在苏联知识分子群体中，在这个对外界对政治特别敏感的群体中，思想上积累酝酿起对苏共埋怨和不满情绪，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改变现状，改变现行政策以至制度问题。这样，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批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开始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以某种形式表达出来，这就出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兴起和持续不断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以民间私下流传的、用打字方式出版的刊物《政治日记》，就是以纪事方式对苏联国内外大事和某些历史事件进行评述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个刊物也刊载了通过各种不同途径得来的资料，其中包括当时的内部文件。这个刊物前后出版持续了七八年之久，曾在西方广为流传。虽然这些文件资料和评述，对苏联当局进行批评和指责的并不多，但仍不断遭到苏联当局的查禁。有的论著，如乌克兰文学评论家伊凡·久巴著的《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反对以行政命令方式推广俄语，认为这是加速俄罗斯化，剥夺其他民族的合法权利。此书传到西方出版后，作者多次遭到批判，并于1972年开除出乌克兰作协，同年4月又被当局逮捕。
因此，总的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可以说是苏联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对苏联当局以某种形式表示不同见解以至抗议的一种运动。虽然运动表面上并不激烈，但在不断遭到苏当局查禁和迫害的情况下，实际上正在酝酿着也预示着苏联知识分子将以更为尖锐的形式对当局进行反抗和斗争。
(二)在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和政策引导下，苏联知识分子思想变得异常混乱。各色各样的非正式组织风起云涌。这些非正式组织很多并非政治组织，但其中许多带有政治性的组织，是知识分子创办和参加的，特别是后来若干非正式组织经过合并发展成政党。知识分子采取组织起来的形式与苏共相抗衡，这表明，知识分子已走向苏共的对立面。
1.知识分子采取组织形式进行活动的初步阶段。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改革为名，倡导“公开性”、“民主化”、“意见多元化”之后，知识分子群体中酝酿多年的各种思潮开始显露出来。在戈氏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的错误导向下，各种极端思潮更加泛滥起来。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要“彻底恢复”“公开性原则”，社会上开始出现各种被称为“非正式组织”的独立民间组织。同年11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出版后，推动了“非正式组织”的发展，到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前，全苏各类“非正式组织”已达6万多个，其中许多是知识分子建立和参加的。这是知识分子以组织形式进行活动，并开始采取组织形式与苏共对立的开始阶段。
2.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已开始丧失对苏共的信心。从某些社会政治调查中，可明显看出知识分子正在背离苏共的政治趋向。在1989年苏联《社会科学》杂志第5期上，刊登了社会学家对苏联知识界进行的社会调查。第一类人是非正式组织、各种政治俱乐部和协会的代表；第二类是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科研、设计、创作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亦即一般知识分子；第三类是区党委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人员，简称为党的积极分子。调查人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要这三类知识分子回答。从回答中可看出，苏联知识分子对苏共和苏共领导下的共青团已丧失信心。当回答“何种社会力量致力于改革”问题时，非正式组织代表中对党寄予希望的只有5%，对共青团寄予希望的只有10%；一般知识分子对党寄予希望的只有13%，对共青团只有1%；甚至号称“党的积极分子”，对党寄予希望的也不到1/3。另一方面，这几类知识分子对广播电视报刊却都寄予厚望。以非正式组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中有63%的人，一般知识分子中有80%的人，在党的积极分子中有65%的人认为广播电视报刊是最致力于改革的。这说明当时五花八门思潮泛滥的广播、电视、报刊，已成为知识分子寄托改革希望和崇拜的主要力量。这反映出知识分子思想混乱的严重程度，也反映出苏共在知识分子中的威信已一落千丈。
这个调查虽然不能说是典型的，但大致可反映出知识分子对苏共党和共青团的这种冷漠和不信任的政治态度。
3.从1988年秋到1990年年初，非正式组织有了进一步发展，不断联合，并开始以政党或运动的形式进行公开活动。到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在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中由于经济改革不成功，又转入政治领域，在党政组织分开的口号下，苏共的地位更为削弱。这种形势推动了各种反对派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到1990年年初，“非正式组织”又增加了3万多个，达到9万多个。其中涌现了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参加并起主导作用或者由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反对派的政治组织或政党。这些组织或政党名目繁多、五花八门，有的以民主、立宪民主、自由共和相标榜；有的则打出基督教民主、伊斯兰复兴等宗教旗号；有的则以“祖国”爱国运动相标榜；在一些加盟共和国更多的则打出民族主义旗号。即使是标榜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政党，如1990年中成立的俄罗斯社会党、1991年成立的俄罗斯劳动人民社会党等也都把苏共抛到一边，不加理睬。
这样，到1991年，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以大量出现反对派政治组织和政党为标志，苏联的知识分子最后走向了苏共的对立面，抛弃了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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