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社会批判的总体性阐释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张振鹏（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摘 要： 改革开放是建国70 周年最为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而社会批判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改革开放发展的程度。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是社会批判的基本历程：批判僵化教条的左倾思想，指明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纠正人道主义讨论的倾向，彰显改革开放的价值导向；批判右倾思潮，确保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前进方向；批判姓“资”姓“社”的错误认识，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方向。改革开放的本质是一场深度的社会批判和社会的自我批判。
关键词：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社会批判；自我批判
当代中国的社会批判亟需走出历史设置、理论视界和研究重心三个误区，当代中国的社会批判稀缺现实生活的底蕴，时代的进步呼唤独立的社会批判精神。瞻望未来，在改革开放浪潮推展下的社会批判，从时代主题到基本话语、从主体格局到界面视域，都必将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动态变化。在可预见的未来视界，社会批判将展现主体角色的导向意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以及中国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大时代，借助改革开放的历史视域，阐释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批判的基本历程，既是一种独特的理论视野，也是我们考察改革开放的现实视域。更为准确地说，勇于展开社会批判是时代精神的凝聚和升华。尤其是对事关国家全局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展开深度的反思和批判，可以及时总结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指明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和路径。20 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对左倾僵化教条思想的批判、80年代末对右倾思潮的批判以及90年代中期对姓“资”姓“社”错误认识的批判，这些无不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方向性的时代价值，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意义。
一、改革开放视域下社会批判的历史演进
（一）批判“两个凡是”僵化教条思想，指明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
十年动荡的文革结束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百废待兴，国家和民族面临重大的战略机遇和选择。而“两个凡是”错误路线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拦路虎”。正是对“两个凡是”“左”倾顽症的彻底批判，才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可能。可以说，没有对“两个凡是”的彻底否定，没有“实事求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就不可能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心论，不可能使改革的新观念走上历史舞台，不可能有突破封闭状态、对外开放思想的出现。事实上，20 世纪70年代末这场在党和国家领导下展开的、波及全社会范围的思想批判，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这些科学思想路线的恢复和确立，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发展进程中，邓小平严厉地驳斥了“穷社会主义”和“穷共产主义”的“左”倾思想，他尖锐地批评那些“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的荒谬论调[1]。他明确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1](231)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教条论调破产了，共同致富成为主导性观念，检验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成就的标准实现了彻底转变。邓小平明确指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消除两极分化的生存状态，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为现实目标，更为准确地来说，就是解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问题”[1](64)。正是跨越了思想理论上的各种障碍，社会主义有了很具体的、可实施的现实目标，才使得改革开放走上正确发展的轨道。
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邓小平痛斥了闭关自守的“左”倾思想。他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1](90)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在改革开放的大视域下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78)，闭关自守带来的只能是贫穷落后的局面。道理很简单，“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2]正是有了“文化大革命”严重的历史失误、正是有了“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和闭关锁国“左”倾思想的重大挫折，才最终促成了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
西方列强通过关税税则的调整、关税管理制度的变革强行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中国沦为西方列强工业品倾销对象和原材料市场。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建立，在扩大海关税收收入规模的同时，国外势力渗透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等领域，国家和商业秘密一览无余，在对外经济和政治交往中更加被动，满清政府成为西方列强利益的代言人，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
（二）校正人道主义讨论倾向，彰显改革开放的价值导向
异化和人道主义是一场在学术领域内展开的、轰轰然、昭昭然的争论热潮，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大，科研成果多，反思力度深。但是，当犀利的语言指向领导形象的缺陷时、当人道主义灾难的诘问指向个体的独断时、当深度的社会反思指向政治异化时、当尖刻的追讨指向权力的滥用时、当全面异化的争论指向制度的质疑时，对一个依然保持着两大阵营斗争的时代来说，对一个还没有全面开放和改革的国度来说，对一个没有足够的国际视野和开放胸襟的民族来说，对一个依然存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制度来说，对一个没有完全走出“左倾”阴影的政府来说，对一个依然正在形成的领导核心来说，进行一次坚决的冷声“批判”，挥展一次权力性的棒喝，实现一次从学术界到政府界的强行终止，是及时的、是恰当的、是可以理解的，也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不可置否和遮盖的事实是：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讨论中一部分被抑制的声音和右化的意识成为80年代末期右倾化思潮不可剥落的佐料。对学术界来说，这是一次硬性的转向，是一次外力作用下的急刹车，是一场学术界的争论最终牵动了政府的干预和发声。说到底，当激烈的学术争论陷入自身难以克服的理论悖结和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地时，戛然而止的冷寂和本土文化的批判转向，彰显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第一次独立进行社会批判的孱弱本质、跟风之嫌和虎头蛇尾症状。但说到底，这又是一次开先河、创新声、造界碑的学术事件，加上社会变革中逐渐展开的历史视野和改革开放中不断开阔的胸襟，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诸多开启和引发，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有力催促，中国学术界展开的社会批判逐渐脱落了浮躁冒进和摇摆不定的弱质状态。
20 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以来，当拨乱反正的政治风潮、改革开放的经济风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界风潮、伤痕反思的文学风潮吹遍神州大地时，对社会发展历程的追问就呈现出蔚为大观之势。尤其是对文革十年的民族浩劫、发展灾难、人道惨剧的社会批判更是首当其冲。就学界而言，则采取了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思索方式。因为异化和人道主义理论几乎是当时最能直面中国社会问题的解释模式，最能直击整个民族积弊和陈垢的叙述形式，最能直抒学界苦闷沉痛的表达方式。再则，异化批判和人道主义曾经是青年马克思考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工具，初探学术解禁区域的中国学界可以最直接地找到自己的理论遮盖和支撑。无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是怎样的“扬弃”甚至是“放弃”了这种理论，但出现在经典文本、又被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鼻祖所依借的认识工具，自然成为研究和解释现状的最好武器。最后是西方学界的牵引和触发。异化批判和人道主义理论从来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社会历史的至宝，国门初开，蜂拥而进的思潮只有异化批判和人道主义最先找到它再次扬撒的异域土壤和“东方知己”。所以，综合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外与国内的诸多要素之后，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的异化和人道主义社会批判，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深度反思的必然结果和形式。
总体而言，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和“被批判”显示了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和政府的双重价值选项，但无论如何，谁也不能否认需要对那个充满血的代价和泪的控诉的历史时段进行深度的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谁也不能否认现代化的急剧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科技进步衍生的社会异化问题，谁也不能否认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金钱崇拜和物化意识横流的问题，谁也不能忽视社会分化中的人道主义渴望、不能忽视社会进步中的价值追索。所以，虽然“时过境迁”，“批判”的声音和“被批判”的声音都陷于冷寂，但问题依旧在，反思和追问的脚步会随着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行。
（三）批判右倾思潮，确保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前进方向
改革开放十年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但在同时，外来思想和文化给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相比改革开放之前的“左”倾错误思想，十年之后的改革开放面临着是否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右倾化质疑。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坚决抵制了右倾化思潮，要坚决“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惟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1](368-369)为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必须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二者辩证统一，不可分割。愈是改革开放愈要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纳入标准[3-4]：①签署知情同意书；②无严重心、肝、肾、脑等重要脏器及系统病变；③经病理学核实的早期声门喉癌；④无颈部淋巴结转移；⑤术前未接受其它治疗；⑥具备开喉手术或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指征。排除标准[5]：①不符合上述任何一条及一条以上纳入标准；②麻醉禁忌症；③合并其它系统或器官严重病变；④精神病史；⑤哺乳期或妊娠期女性。
（四）批判姓“资”姓“社”错误认识，指明改革开放的建设方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明确指出，要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3]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也明确指出：“如果你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你们就根本建不成它，你们也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4]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来看，“姓资”“姓社”的路线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前进方向，而中国总是在极左和极右的方向上摆动，总体来讲，极左多于极右。尤其在经历一场较大范围内的社会波折之后，在对待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成果的问题上，中国一直处于非“社”即“资”的僵化思维模式中，束缚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阻碍了社会的整体进步，制约了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也就是说，“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1](149)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目的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手段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的认识上，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203)可以说，目的和手段关系的科学认识,为社会主义中国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成果的具体实践大开方便之门。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不问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要准确地把握什么是二者独有的东西，什么是二者共有的东西。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犯的错误，就是把二者共有的东西混为一谈，一股脑地推向资本主义那边，给自身的发展设置了人为的障碍。就市场经济而言，“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364)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邓小平是真正地以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准确科学地批判了在社会主义本质上的错误认识，指明了改革开放前进的方向。
参加访谈的留学生中，无论是哪个班的学生，都有人认为问卷“很难，有些话我不知道(汉语)应该怎么说”。主要的问题是“题目都能看懂，答案每句话好像都对，但不知道选哪个”，原因则是“平时总是只说一句话(注：只用一种说法)”，“有些用法和上课学的不一样”。但也有中级班的两个学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说“我觉得这个考试不太难，还可以”，另一个则觉得“很有意思，像HSK考试的听力”，“还可以，应该是考尊敬和不尊敬的说法吧”。
现阶段，民俗旅游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旅游形式，并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然而正是如此，导致很多地区纷纷盲目开展民俗旅游，使得市场发展失衡，而民俗旅游也失去了特有的吸引力。
二、当代中国社会批判的基本现状透析
社会批判蕴含着最直接的现实精神、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但当代中国的社会批判稀缺现实精神的底蕴，隐匿了批判精神的锋芒，迟滞了创新精神的高扬。当代中国呼唤独立的社会批判精神。
数学抽象通过培养学生的数学表征，数学抽象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表达，抽象思维，数学理解，理解数学概念，命题和系统，形成理性数学的前提.逻辑推理主要包括归纳类比、演绎推理、联系、沟通，这样就可以理解数学知识与结构数学观点之间的关系.数学建模培养学生提问，构建模型、解释和验证的能力，使学生能够从数学的角度提出问题，用数学思想分析问题，用数学语言表达问题，形成有根据的数学观点；数学运算，视觉想象和数据分析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帮助学生纠正他们的数学观点，为学生在日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一）当代中国社会批判亟需走出的误区
需要指出的是，从古至今，中国的历史和文明是一个稀缺社会批判因子的文化体系。当单一的社会结构孕育出强势的权本位社会以后，使得历代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批判严重受困于权力的围拢。因为社会单一结构的超级稳定性迟钝了社会批判的多维化需求，思想的激流随时可能遭受权力的强势堵截，社会批判的火苗随时都会熄灭在广阔漫渺的历史原野，而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社会批判主体，除了在历史大变动的转折时期和社会整体面临失控的状态下才能够自由地放飞思想的翅膀以外，权力的重荷直接压弯了批判者的脊梁，生存的第一需要使得社会批判的声音处处偃旗息鼓。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当代中国学者必须面对稀缺社会批判文化和传统的历史底蕴。更为甚者，文革十年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一场深具全面性、颠覆性和破坏性的社会批判。文革时期的人道灾难、社会动荡和整体内耗，使得后人视“批判”和“社会批判”为历史禁忌，“社会批判”成为理论界讳莫如深的用语，似乎只要提及“批判”就是“全盘否定”；只要提及“批判”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只要提及“批判”就可能有煽动人身攻击、引发派系武斗、挑起社会动荡的隐忧；只要提及“批判”就会指向政治批判和制度颠覆。这是对社会批判的严重误解和扭曲！如果说中国的传统社会偏执地禁锢社会批判使其走向一个极端，那么文革的整体放纵使得社会批判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现今的基本状况是：我们既没有极端化也没有理智化，既没有全面模糊也没有整体清晰。所以，当代中国亟需走出社会批判的历史误区，摆脱文化积淀的固定圈层和不当设置，勇敢地走向社会批判的时代领地。当然，时代呼唤的社会批判绝不是纯粹地界定自己的否定性，绝不是彻底地追求全面的颠覆性，绝不是疯狂地图谋整体的破坏性（这样界定和认识时代呼唤的社会批判本身就是极不公平、很不恰当、也不科学！），恰恰相反，时代呼唤的社会批判因为是时代的所以是文明的，因为是自省的所以是理性的，因为是冷静的所以是可控的。说到底，这绝不是一个被抑制的不能喘息的统治时代，绝不是一个可以随意进行打击报复迫使人噤若寒蝉的疯狂岁月。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是一个社会面临整体转型的时代，累积了长达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加上统治秩序、社会包容、理论积淀、内外交流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峰值状态，但令人失望的恰恰是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声音。
社会批判精神奠基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自我醒悟的本性。社会批判精神也只有在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才能绽放出深刻批判的活力，体现出一种社会自身需要和外在推动相融合的巨大张力。社会批判精神具有价值导向，它是社会批判理论体系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因为，理论的结论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变得过时，理论的方法会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变得不合时宜，但社会批判精神则永葆生机，它是贯彻于社会批判之中的灵魂，像一种普照的光昭示着社会批判的方向。社会批判精神是一种独立的怀疑精神，它不承认任何绝对的权威、不相信任何永恒的真理学说、不崇拜任何被誉之为神圣的东西，它不仅仅对最一般的观念和事物、尤其是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成果进行深度的反思，提出合理的疑问，展开深入的考查，进行细致的分析，以此获得对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警示，展现出对社会积弊的深度思考，寻觅解决社会问题的合理路径。因为，科学、合理、张弛有力的社会批判精神是以辩证的否定为内质、以合理的扬弃为方法、以批判的创造为主旨并以此展现出辩证批判的灵魂作用。
（二）当代中国社会批判稀缺现实的底蕴
社会批判是对社会现存的一切进行的批判，是把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确立为社会批判的主体，把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所进行的实际活动确立为社会批判的主题。“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上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述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2](525)。就是说，社会批判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批判而不是空洞无味的理论批判，是从现实出发的批判，而不是从人的主观臆想出发的批判。马克思认为，社会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如果仅仅局限于对世界的解释，人们就会制造出无穷多变的解释方式和理论形式，而唯有改变世界的实践批判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当代中国社会批判的最大缺陷和误区恰恰就在此处：理论研究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不单单和功利主义纠缠不清，学界更多沉湎于“学院化”思索的嗜好，沉醉于西方理论思潮的繁复评介，满足于旧有理论的解读和注释，流连于连绵不绝的政策阐述和论析，致使当代中国的社会批判遭受诸多“硬伤式”的欠缺：批判的思考不是纠于西方思潮的话语主题就是喜欢没完没了的理论解读和注释，对现实问题的追问不是浅尝辄止就是稍触即离，自诩的时代思考往往和现实陷入貌合神离的景状，热衷于中性概念的话语探讨或者是玄而又玄的词汇操作，忘却了社会批判深含的实践品格，遗失了社会批判最该彰显的批判精神，淡漠了社会批判的实践底蕴，展现出一种具有倒退式样的时代进步。尤其是当代中国经历了教条主义的磨难和极端左倾错误思想的操控之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历史出现了巨大的变迁，而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反倒失却了太多的现实精神。时下的理论研究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主体的知识群体主导下走进了“大宅门”，居庙堂之高，表面上走近政治实质是疏远了政治，形式上接近社会实际是远离了社会。而理论界所谓的“社会批判”不过是在反复摆弄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话语权柄，现有的社会批判研究不过是一种理论批判，而且至多是延伸到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个别论说，真正的社会批判还停留在个别学者的个案和书桌前，现实的批判还在理论的云雾之中。
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明确告诫，在右倾化思潮的影响下，很多人走上了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方向的发展道路。这是绝对不可取的。在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上，我们必须明确，“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主义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1](240)。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具体形式，是资产阶级相互之间协调其矛盾和利益的工具，不可能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1](63)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1](110-111)，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说：“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1](195)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1](370)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经受了这样或那样的干扰，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英明领导下，坚决批判了右倾化思想，坚决抵制了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始终坚持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前进方向。
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癌组织及其癌旁组织标本NF-κB与HMGB1阳性表达率。所有手术获得的相关标本均常规行甲醛固定和石蜡包埋后制成厚度为4 μm的连续切片，检测时常规脱蜡入水，行枸缘酸盐缓冲液微波抗原修复，3%双氧水溶液对内源性酶进行灭活后滴加相应一抗，在4 ℃环境中过夜后滴加二抗，室温下孵育30 min行DAB显色，显微镜下观察显色满意后进行梯度酒精脱水并以中性树胶封片，显微镜下观察染色结果，显微镜下NF-κB阳性为细胞质染色为棕黄色，HMGB1阳性为细胞质或细胞核染色为黄色或棕黄色，统计癌组织和癌旁组织的NF-κB与HMGB1阳性率。并统计患者的T分期和N分期。
总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恢宏发展和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针对改革开放的僵化教条认识的批判,还是针对人道主义讨论的积极引导，无论是对右倾化思潮的驳斥,还是对姓“资”姓“社”错误认识的批驳，它们分别在路线方针、价值抉择、政治方向和战略目标的高度上,实现了社会的深度批判和自我批判。说到底，改革开放的基本要素就是社会批判的要素，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就是社会批判的基本历程，社会批判的不断深化就是改革开放的深度拓展，社会批判和改革开放在时代的进程中融为一炉，社会批判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改革开放发展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的本质是一场社会批判或者是社会的自我批判。
（三）当代中国呼唤独立的社会批判精神
社会批判的“合理内核”是辩证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5]。同样，辩证批判的基本内涵是肯定与否定的完整结合。就辩证批判运用的对象而言，既要否定批判对象的非法性存在，又要肯定批判对象的合法性存在；既要清洗批判对象的历史污浊，又要肯定批判对象的历史价值。只有将否定批判与肯定批判、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批判与自我批判相结合，才能真正把握辩证批判蕴纳的科学内涵。当代中国就是要消除对“批判”的感觉疑虑，消除对“社会批判”的视界误区，勇敢地走出社会批判的历史误区。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认识：对社会的批判绝不会等同于对社会制度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绝不会等同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批判，社会主义社会更需要深度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在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背景之下，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借助革命的方式、暴风骤雨的手段推进社会的进步和变革，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改革的方式、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方式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的本质是一场社会的批判和自我批判。
中国是一个欠缺独立社会批判精神的民族与国度。从历史上看，在一个政治上“法先王”、道德上求“中庸”、行为上遵“古训”、治学上重“诠释”的儒家文化延续了2000年的中国，更需要独立的社会批判精神来推动时代的进步，以便清扫千年文化的积弊和陈垢。而当代中国无论是在战争和革命年代、还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都经受了教条主义和左倾路线的长期折磨。所以，高扬社会批判精神的大旗，勇于进行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是对付僵化教条倾向的不二利器。尤其是当战争和革命的脚步渐行渐远的时候，社会发展的动力更多要来自社会自身的批判，而社会的自身批判在一个欠缺独立社会批判精神的文化和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完成的。独立的社会批判精神期待现实精神的回归，期待批判精神的高扬，期待创新精神的勃发，但这恰恰成为时代批判的软肋。尤其是当代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和社会的进步之后，政治领域出现了一些由于权力缺少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导致的腐败现象；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些由于市场经济的主导和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导致的唯利是图、缺失诚信现象；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些由于历史的变动和社会的转型导致的价值缺失、信仰危机、道德沦丧和精神家园的严重荒芜的现象。
就社会批判的主体来说，从解放以后一直到文革结束，社会批判的主体一直是由政府承担和主导，学界和舆论不过是政府主体的传声筒，学界和舆论主体很难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认识，这种状况在文革中达到顶峰。改革开放以后，学界的声音逐渐获得了自己的见习和操作领地，经历了20 世纪80年代的冲动和浮躁，陷入过90年代的跟风和媚俗。在新的世纪，理论研究的成果铺天盖地，犹如过江之鲫汹汹涌来，却少有属于自己的真切话语，很难展现时代式的创新和突破。学界虽然显示了某些理性和沉稳的势头，但没有走出功利主义、形式主义和学院化的纠葛。可以说，当代的中国学界一些人至今没有走出历史深层的阴影、没有摆脱文革的话语禁忌，没有超越功利大潮的波及，没有跳脱外来话语的全面围拢。总之，当代中国有些知识分子走在时代之中、活在历史之后，沉湎于理论话题，欠缺深厚的现实底蕴，紧跟着西方的思潮大风，忘却自己脚下的土地，实难彰显史学大家陈寅恪所倡导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一句话，这些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承担起作为社会批判主体的历史使命。
当代中国呼唤独立的社会批判精神，需要尖锐、深刻、彻底、振聋发聩的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因为“缺少独立的社会批判精神的社会，注定只能死气沉沉。一个社会之所以需要批判精神，其根本原因在于：任何社会都不是乌托邦，都存在着种种弊端，都存在着种种不公平、不合理，没有批判精神就意味着没有正义的呼声，意味着黑暗的合法化，意味着邪恶可以任意横行。独立的社会批判意识是社会充满活力的标志，亦是建立健全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而坚决、彻底、辩证、独立的社会批判精神，就是最能重新绽放自己时代价值的精神财富。因为“在种种媚俗的、空洞的、让人麻木萎靡的声音面前，在种种混淆视听令人不知所从的声音面前，在种种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面前，我们需要令人振奋的声音，体现社会批判精神的声音。以此为驱动力，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向前发展”[6]。
社会批判精神是只在时代的孕育中才能产生的时代成果。而马克思社会批判精神就是马克思在社会批判历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自觉的、唯物的、辩证否定的意蕴和精神。和他的唯物辩证法一样，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精神不崇拜任何东西，“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这种社会批判精神在本质上是极其彻底和革命的。因为它“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7]对于这样的批判精神，列宁曾予以高度的评价：“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8]可以这样说，在改革开放的大视域下，当代的中国期待理论的高昂勃发，期待社会的巨大进步，期待文明的大畅遨行，都必须高扬社会批判精神的旗帜，而马克思社会批判精神就是这种时代精神的全部底蕴。
三、中国社会批判的新动态和新走向
（一）在可预见的未来视界社会批判将成为理论研究的增长点和显学
瞻望未来，社会批判将杂糅多学科研究的优势，既能彰显时代亟需的社会批判精神,又能最直接地走进现实生活的境域。因为，只有社会批判可以直面现实的困境、可以直击社会的时弊、可以直观生活的缺失。当然，社会批判除了要不断挖掘和拓展经典文本中的思想精髓，除了要不断弘扬前辈们的现实批判精神，除了要不断借鉴和吸纳外来思想的成果，学界的研究更应该关注当代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自我批判与思考，这是社会批判理论研究兴盛的原生基地！要用现实的问题开启理论殿堂的重重门户，而不是沉湎于皓首穷经的考证和抽象浮远的思辨；要关注社会事件引发的深度思索而不是聚焦于理论枝节上的争执和异议；要鼓吹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不是喧闹于理论的“回归”和“重读”；要借助社会批判的精神去思考当代中国的发展路径，要运用社会批判的方法去探索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模式，去考究现代化历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追问华夏兴盛、民族崛起中凸显的积弊流垢，而不是醉心于西方国家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话语和主题；要给社会的进步提供高屋建瓴的思考和认识，要给国人以清明长远的警示和觉醒。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展现出社会批判的本真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社会批判成为理论研究的增长点和时代研究的显学，这既是社会批判的原本初衷，也是学人不可逾越的时代责任和义务[9]。
（二）在可预见的未来视界社会批判将出现一系列既定的动态变化
瞻望未来，在改革开放浪潮推展下的社会批判，从时代主题到基本话语、从主体格局到界面视域，都必将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动态变化。经历40 多年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洗礼，从顶层设计到实践推进、从理论认识到现实感受、从国家意志到民众意愿，对社会主义的方向坚持和道路认定，已经具备了完全的明确性。故此，政治体制的改革暂时不会成为主潮流，而经济领域的体制改革已经具备相当形态，正走向成熟和完善道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都不再是社会批判视域关注的焦点问题和核心问题。焦点问题和核心问题是在政治体制不断完善、经济体制不断走向成熟的道路上，所引发的各层面、各领域、各类别的社会问题，也就是在深化改革和推展开放的前进道路上所凸显的社会问题，就是走向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中引发的社会问题。由此，社会批判由宏观性问题转向微观性问题，由路线性问题转向技术性问题，由理论问题转向实践问题，由目的性问题转向工具性问题。社会批判主题的转向印证了社会的时代变迁，彰显了社会发展主题的转换，表露了社会整体进步对和谐发展和民生问题的关注。社会批判主题的转换之下，社会批判的基本话语不再是引发激烈争论的政治和经济话语，而是社会发展中权力运作出现的腐化、城乡阶层二元差别的凸显、社会阶层组合后的贫富分化、弱势群体的公正诉求、科学技术的理性异化、现代化进程的种种代价等问题。这些问题不再具有先前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全局性、路线性和方向性，更不会轻易引发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的重大选择和争论，但比政治和经济问题更具有现实性、常态性和直接性，而且在改革开放拓展深化的进程中，在糅合诸多因素后显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突发性和偶然性，这使得新时期的社会批判更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变动性。这些基本特征既迟滞了理论界的即时跟进，也同样迟滞了政府主体在社会问题中的政策调整，也同样决定了社会舆论将成为社会批判的在场主体。
（三）在可预见的未来视界社会批判将展现主体角色的导向意义
瞻望未来，社会舆论的应时批判将会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隐隐地超越学界的理论探讨，因为，社会舆论主体比理论界更能迅捷地反思和追问社会问题的存在，而没有理论界的抽象偏远、纠持于空洞的理论探讨，社会舆论主体比政府主体更能敏感社会问题的引发和反馈，而不是政府主体的事后救济和后发批判。事实上，社会舆论主体站在社会问题的最前沿，是社会隐忧的前瞻人，是社会问题的直接反馈者。先前处在理论与政府交集与重合的社会领地逐渐成为社会声音的发散地，引领社会批判的潮流。但是，社会舆论主体的批判欠缺深度反思的能力，需要学术界的跟进和深层奠基，更需要政府角色关键性的处置和张力。当然，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在社会批判主题、社会批判基本话语的重大转折之下，学界更应该明确自己担当的社会批判角色，明确自己展开社会批判的时代使命，弘扬自己在社会批判历程中的现实精神、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政府的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应该拓展自己的超越性和前瞻性，避免自己在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洪流中总是陷入“事后反应”的被动模式和治标不治本的浅层次操作；社会舆论主体既要保持自己即时批判的社会张力，又要积淀自己社会批判话语的厚度，同时保持与学界和政府的有效互动。这样，学界、政府、社会舆论三位一体的社会批判主体格局比先前政府绝对主导、学界和舆论主体随声附和的格局更具稳定性和丰富性，相互间的补充和协同将会产生迥异以往的社会批判效应，这将更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可以看出，在可预见的未来，社会批判的界面不再简单地停留于纯粹的理论说教、不再是直观的政策视角、不再是浅显的舆论冲动，而是涵盖了理论与政策的双向互动，融合了社会与现实问题的基准，完整地实现了理论界面与现实界面的深度结合，再能促成全球化和民族化视野的完整对接，最终实现各个界面的深度融合，这样，未来中国的社会批判必将展现出一个非常大向的走势。
称取一定量微胶囊固体,按所占总固体质量比例,计算复方精油含量M1,加入适量石油醚,室温下缓慢搅拌萃取24 h,每间隔6 h进行超声30 min,过滤,得上清液用石油醚定容至50 mL,代入标准曲线方程计算出对应的精油量M2,包埋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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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振鹏.1990年代以来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研究述评[J].晋阳学刊，2009(2):21.
A General Illustration to Current Social Criticism—Commemorating 70th Anniversary of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Zhen-peng
(College of Marxism,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121013, China)
Abstract: As the magnificent achievem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but they are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criticism, which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al trend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orrect social criticism leads to the correct reform and opening-up course. The natur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lies in the radical social criticism and the social self-criticism.
Key words: current China;reform and opening-up;social criticism;self-criticism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254（2019）05-0055-08
收稿日期： 2019-05-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恩格斯社会批判思想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6FKS006）
作者简介： 张振鹏（1970—），男，法学博士，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 郑艳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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