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北欠发达地区技术—经济追赶中“后发优势”的若干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欠发达地区论文,优势论文,我国论文,经济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一直面临着东强西弱、南富北穷的经济大格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众多的原因，地区之间发展上的不平衡又进一步加剧，而西北欠发达地区则更是处于区际发展梯度中的最低层。这种严峻的发展态势，日渐显露出它的负面消极效应。加速欠发达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遏止业以存在的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并逐步缩小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挖掘并依靠欠发达地区“后发优势”的潜力，无疑是实现“追赶战略”目标的内在根据和有力条件。因此，客观地审视西北欠发达地区“后发优势”转化的困境，分析转化的相关条件并创造条件实现这一转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技术—经济追赶中的“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理论源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国际分工”和“比较生产费用”理论以及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动态比较费用”学说。“后发优势”理论认为：后起国家或地区由于可以直接吸收先进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其技术成本要比最初开发的国家低得多，同时，在同样的资金、资源、技术成本条件下，还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只要在国家的保护和扶持下达到规模经济阶段，就可能发展起新的优势产业，从而在其传统资本或技术密集的分工领域内，追赶或超越先进的国家或地区。显然，这是建立在“比较费用”学说基础上的狭义的“后发优势”理论。如果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落后国家或地区在实现追赶战略的过程中，除了技术使用成本较低的优势之外，还有许多相对优势，我们把技术—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因“相对后进性”而潜在的全部有利条件，统称为广义上的“后发优势”。依据这种思路分析，欠发达地区“相对后进性”所潜在的“后发优势”主要在于：
第一，发端于本世纪40年代末期的新技术革命，诞生了一大批高新技术和“绿色技术”，使相关技术领域原有技术形态在尖端技术、中间技术、初级技术、原始技术梯度排列中，呈现出相对后移的态势。同时，技术资源的不断涌现，也使得特定技术形态的生命周期日渐缩短，被加速淘汰。上述双因素引发的综合效应导致技术转让费用大幅度降低，这就为落后地区引进技术、实现产业技术跨越创造了历史机遇。
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发展中大国的普遍规律，这一规律在我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用简单的二分法，把东南沿海地区看作发达地区，把西北地区看作欠发达地区，那么，他们在技术—经济势位上，存在着较大的落差。这一客观事实，不仅表明落后地区实施追赶战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也必然促使技术、经济要素不断从高势位地区向低势位地区流动，从而为欠发达地区实现追赶目标提供有利的条件和赋予发展的巨大潜力。按照“相对后进性”假说，在起始阶段上，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NP）越低，其后来的经济增长率就越高；在技术体系中， 越是排列在低势位的技术形态，向更高技术形态跃迁的潜力和幅度越大。
第三，在变化着的经济技术环境中，对于在更高新的技术系统中积累了大量优势的发达国家或地区来说，为了淘汰过时的经验和外部条件，获取新技术经济范式所需的知识、能力、经验和外部条件，面临着成本费用日益递增、收益率又同时递减的双重困境。这种双重制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发达国家或地区继续发展的活力，同时也驱动技术经济资源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和扩散，这就为技术经济范式转型时期后发国家或地区成功地实现追赶目标提供了契机和条件，亚洲“四小龙”成“龙”的范例就是有力的证明。
第四，从欠发达地区自身来说，正因为落后，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也拥有转化而来的相对有利因素和条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穷则思变会激发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更强烈、更迫切、更持久的社会需求动力，对落后地区经济起飞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发达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或教训，可为后来者提供借鉴，使其在自身发展中增强预见性，少走弯路。此外，在“科技机遇”上，即以技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名义技术机会”上，欠发达地区又与发达地区处于平等地位。新技术革命积累和创造了丰厚的技术资源，为欠发达地区在技术范式上进行分析、比较和筛选提供了回旋余地，再加上劳动力成本低等自身相对优势，必然会使其发展的潜力倍增。
第五，在技术—经济演进的过程中，如果着眼于历史与现实的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总是以时间上的压缩形式或幅度上的跨越形式，重演发达国家或地区技术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这种过程上的时限和幅度效应，总是不断呈现出日渐强化的趋势。我国近年来电信产业的发展就是实践这种效应的成功范例。我们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时间递减或幅度跨越”规律，即后发效应在幅度相同条件下时间缩短，或在相同的时间内幅度跨越。欠发达地区凭借这些“后发优势”，完全有可能加速产业技术跨越的进程，实现技术经济的追赶目标。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1）文中所说的“后发优势”， 是“相对后进性”在积极意义上的理解，因而是潜在的，并非欠发达地区实际所拥有。（2）对落后地区来说，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并不是自发性的，而是不断从后者自觉转化为前者。这种转化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机制作为其实现的基础。（3 ）“后发优势”是具体的、历史的。它只是为欠发达地区急起直追、加速发展提供了一种机遇或可能，要使它成为现实，不仅取决于众多条件的支持，而且还取决于它与各种条件在不同时空范围内的有效组合。
二、西北欠发达地区“后发优势”丧失的困境及成因
当人们审视西北欠发达地区现实的时候，就会发现，上述的多重“后发优势”明显地存在着迟发效应和短缺效应，有的甚至还未从“后发劣势”中脱胎出来。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地区经济及社会发展虽然成就斐然，但并未出现“相对后进假说”的种种迹象。由于不同地区经济速率所致，业已存在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后发优势”不仅难以发挥。而且还面临逐渐丧失的困境。应当说，这种困境是落后地区普遍患有的“综合征”，其成因既有市场环境下外生变量的影响，又有区际自身内部因素的作用，其中，后者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一）从外部环境和条件看，区际传递机制的“驱动效应”和“扩散效应”微弱，使“后发劣势”难以转化为“后发优势”。
第一，现阶段国家区域政策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难点。表现为：（1 ）出于解决国内地区差距问题要服从于解决与世界发展差距总目标的考虑，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把发展战略的重心偏向东部沿海地区，这是效率优先的必然选择。（2 ）国家可调动的支持西北欠发达地区发展的资源日显拮据。除了已不具备计划经济体制下大规模直接调配物资的能力之外，主要表现为直接掌握的财源减少。这种供需矛盾使得国家财政转移支付难以达到欠发达地区人们所广泛期望的强度。（3 ）国际资本在我国的流向和流量短期内不可能出现规模西进的前景。利用外资的多寡，是我国区际差距扩大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尽管国家也在政策上对外资投向进行积极引导，但无奈贫困地区大多自然条件恶劣，交通通信设施建设滞后，深居内陆腹地，导致经济活动成本飙升，限制了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入和扩散，阻碍着与外界的交流与合作。（4）东部沿海地区再发展的潜力还很大。改革开放以来，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始终保持在全国较高的水平上，从目前看，这种“先发优势”依然继续保持着。因此，尽管国家把发展战略重心开始逐渐西移，但还不可能以牺牲发达地区的效率为代价，所以在短期内这种“西移”趋势还无法得到政策上的刺激和强化。（5）在区域交换领域， 我国价格机制一直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基础性产品与加工性产品比价严重扭曲，二是基础性产品价格的放开远远落后于加工性产品价格的放开，这种时差跨度和比价扭曲双因素，使得以生产基础性产品为主要产业的西北地区经济利益在区际产品交换中双重流失，从而导致以利益驱动来实现“后发优势”的效应就尤显微弱。
第二，区际传递机制在驱动和扩散效应中，从主动方来看，“有限供给”的两大弊端限制着“后发优势”的发挥。一是技术—经济转移和让渡的规模与领域狭小。由于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还未进入一个大的调整时期，虽然有些产业已开始或正在开始向西部资源富集地区转移，一部分市场让渡出来，但规模和领域还显狭小，给落后地区发挥“后发优势”、实施追赶战略所创造的市场机会和条件并不多，加之其它非经济技术因素的约束，所以，短期内对落后地区发展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拉动作用。二是转移和让渡的经济技术资源在性能和时效上存在着偏差。发达地区进行经济技术转移时，出于竞争等方面的考虑，往往只转移相对过时的技术，甚至是本地区资源环境不愿容纳的技术。这样，作为受体方，落后地区虽然享受到使用成本较低等“后发优势”的甜头，但引进起点上的差距，却锁定了欠发达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的轨道，使其只能“跟进”，无法赶超。
（二）从西北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实际进程看，把“后发优势”丧失、追赶战略成效低微的成因仅仅归结为国家政策的某些局限性或技术转让方在技术扩散上的偏差还是片面的和表面的。
如果置身于国家经济体制转轨、改革开放渐进式推进和大国经济起飞期发展战略重心取向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就不难看出政策上的某些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避免的。至于区际传递机制的作用，本质上是转让主体基于追求丰厚的投资回报率和市场占有率而展开的经济进军，作为市场行为，在任何时候，这种“偏好”倾向都必然存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欠发达地区“后发优势”困境的深层原因归结于自身独特的经济技术需求与供给结构及其发展特性。
所谓经济对技术的需求结构，是指经济系统吸纳技术的领域、渠道、条件、方式等及其之间的相关度，综合表现为经济对技术的实际承载能力。而技术对经济的供给结构，是指技术要素向经济领域扩散或传递的条件、渠道、方式、速率及其之间的相关度，综合表现为技术向经济渗透和扩张的实际能力和程度。在技术—经济范式中，这两种结构只有各具强势、相互匹配、相互支持、耦合发展，才能形成合力，产生聚集效应。否则，将耗散各自的能量，形成两败俱伤的局面。西北欠发达地区技术—经济关联结构及其发展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西北欠发达地区在技术—经济追赶过程中，与发达地区存在着经济上的多重差距，导致经济对技术承载能力欠缺，是“后发优势”丧失的基本原因。（1）作为典型的欠发达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产业结构单一，产品链条较短的特征尤为明显，使得产业承载技术的领域和范围受到极大限制，失去了技术在产业群体之间以及同一产业部门之间相互渗透和支持的条件，以致带动相关产业的地区乘数作用和波及效应微乎其微。（2）工业化进程缓慢。西北地区基本上处于传统农业社会，至今仍以农（牧）业为主导产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具有极强的封闭性。加之农业对自然环境依赖性极强，远不及工业技术那样具备地域通用性，因此，在技术引进上选择的余地很小。（3）市场发育不完善，经济技术活动的中介环节欠缺，使得通过市场开阔视野，获取技术信息，拓展产业技术协作，广开商路、互通有无变得困难重重。（4）原有的发展起点和基础太低， 大多数地区仍未从根本上改变靠天吃饭的艰难局面，各项建设事业历史欠账太多，发展严重滞后，自我积累能力十分有限，使技术进步缺乏应有的经济支持力度。（5）乡镇企业及各种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致使地区经济系统呈刚性结构，内生变异能力较差，经济—技术范式无法形成多极化增长与发展格局，从而窒息了产业技术进步的活力。
第二，西北欠发达地区在技术—经济追赶过程中，与发达地区存在着技术上的多重差距，导致技术对经济的扩散张力不足，是“后发优势”丧失的又一深层原因。（1）内生技术资源， 即以人和物的形态存在的技术存量是十分有限的。表现为专业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欠缺，生产操作层劳动者素质低下，产业技术装备水平落后。（2 ）由前条所导致的内生技术能力，包括技术吸纳能力、学习能力、技术操作能力、复制与组合能力明显稚嫩。表现为技术人员培训机制不完善，技术信息扩散渠道不畅通，技术创新开发体系绝对短缺。（3 ）由前两条导致技术创新主体角色错位。政府或职能部门直接充当技术创新与投资决策的主体，企业、农户（牧户）习惯地成为执行主体，使技术扩散在各个环节上不可避免地出现决策与执行严重脱节，从而导致“后发优势”潜力耗散。（4）上述多重差距综合导致：要么，所需要的技术无法引进； 要么，技术选择不够精当，对本地区经济要素缺乏有效的“亲和”能力；要么，引进技术虽然先进，但忽视了引进技术自身的系统匹配，或与相关技术系统的匹配，或与产业自身原有技术系统的匹配，从而极大地弱化了技术的驱动效应，只能在低层次上重复或模仿，使追赶目标无法实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演绎出如下结论，真正的技术—经济追赶，只能是经济—技术供求结构不断在更高层次上相互适应、耦合发展，特别是通过技术引进，进而获得参与技术生成和技术改进的社会能力，而不是简单地把别人的技术拿来使用，这意味着后发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无或大小是决定“追赶”速率及成效的关键性内在变量。显然，西北欠发达地区技术上的多重差距铸就其这种技术创新的社会能力绝对短缺。因此，尽管在实施追赶战略的过程中，有“后发优势”的潜力，但至今还面临着与发达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困境和结局，就毫不奇怪了。
三、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启示与西北欠发达地区走出困境的对策
国内外后发国家或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追赶目标，有许多成功的范例。它们的成功虽然是建立在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基础上，但各自都有实施追赶战略的独特经验，值得我国欠发达地区借鉴和学习。
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成功追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开始进入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调整时期，亚洲“四小龙”在关键性经济起飞阶段，就及时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所提供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积极推行以科技升级为先导的工业结构高级化、经济结构多元化、经济国际化的“三化”战略，使以科技为主导的生产力蓬勃发展。1963年～1972年，亚洲“四小龙”工业年增长率均保持在12%以上，并由此改变了以往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其次，它们在实施技术追赶战略中，都根据自身特点各展其招。在技术对经济的供给结构上，尽管都走了“先引进、后消化”的道路，但引进的方式各有不同。新加坡主要靠跨国公司技术投资和合资经营方式获得技术，其它国家和地区较多地是通过技术贸易和合作来获取技术。在经济对技术的需求结构上，除香港外，其它国家和台湾根据自身经济承载能力，对原有产业采取了“嫁接模式”，以求渐进发展，而对新办产业则进行“全套引进”，实行技术跨越发展的“移植模式”，以形成新兴产业部门。70年代之后建立起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都是靠“移植”实现的。韩国的浦项钢铁联合企业就是靠引进当时世界第一流的全套技术，一举实现了钢铁工业的历史性跨越。最后，还要强调指出的是，韩国和台湾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益经验，对西北欠发达地区颇有借鉴意义。它们原本都是传统的农业地区，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普遍推行了“以资金换技术，以技术促发展”的集约经营战略。在这方面，台湾更优于韩国。在台湾，以专门生产特定农产品的亦农亦商联合组织发展规模较大，其产量约占农产品产量的30%。为适应生产专业化需要而出现的“代耕公司”、“服务队”发展势头有增无减。这些都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起了强劲的促进作用。随着出口主导型经济战略的推行，它们都加快了各自生产结构的变革，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传统种植业比重下降，渔、林、牧业比重上升，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80年代。由此也带动了新兴食品加工业、农村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的发展，使得农民的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韩国有33%的农户是以农业外收入为主导的，台湾的农民收入中，农业外收入已超过60%以上。
日本是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二战中又使物质财富丧失约1／4。然而，战后日本又从废墟上奇迹般地崛起，工业以14.1%的增长率发展而20年不衰。有三条经验值得“追赶型”国家或地区借鉴：（1 ）科技教育的投入造就了高素质的人才是经济振兴的关键。近代以来，日本一直重视对教育的投资。1894年甲午战争后，从中国掠夺的2.8亿两白银，就被全部用于教育投入，据学者估计，战后日本在国民收入增加的部分中，教育投资所占比重已达到40%～50%，走向“高学历化”的人口高达300万人。同时，日本产业界对科技的巨资投入（占科技经费67 %）也造就了企业科技人员素质的提高，这些都为战后日本的技术创新获得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2）从国情出发， 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生产体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70年代以后，当其它资本主义各国被“能源危机”弄得不知所措的时候，日本适时调整了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推动新材料工业的技术开发，使日本迅速转向节省资源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出口产品不断趋于轻量化，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3）日本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通过引进西方技术， 并加以成功的消化和创新而完成的。1954年～1964年间，日本平均每项引进技术耗资4200万日元，而消化吸收和创新的费用高达5800万日元，此间投放市场的典型产品中，有75%是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与创新而生产的。如松夏彩电内含400多项专利技术，无一不是业已存在的技术，但把这些技术组合创新，形成高科技产品却是日本人的首创。所以，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公认，日本民族极强的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力强盛的真正基石。
欧美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和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和成效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假如历史不改道，那么欧洲国家中率先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应该是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因为它们在工业化前夕都占尽先机。但意大利是城邦国家，缺乏政治上的稳定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力量。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缺乏有效的社会管理，政府决策失误，使他们都未能把海上贸易和殖民掠夺而获得的巨额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和用于发展科技，所以在工业化进程中让英国捷足先登。而英国后来的衰落也在于政府的不干预主义和企业的唯利主义，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美国的后来居上直接得益于政府选择了对外实行保护主义和对内实行干预主义政策，扶持了本土的工业自立能力和教育科技的发展。正反经验的分析比较表明，社会管理环节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能够通过组织的形式把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联结起来，形成互动整体，而且它能够通过体制和制度的力量，为“后发优势”的转化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
国内外成功追赶的经验表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是以科技进步为动力的巨系统，欠发达地区“后发优势”的发挥不仅依赖于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和市场组织的协同作用，也依赖于科技发明、技术引进、开发研究、产业化进程、市场营销等各个环节的畅通，同时还有赖于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环境等要素的最佳配置。因此，国外经验对西北欠发达地区走出“后发优势”丧失、追赶战略失效的困境的启示是多角度和多层面的。这里我们只就发挥“后发优势”、实施追赶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以下主要对策建议，以求重新赢回“后发优势”，加快追赶步伐。
1.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社会管理是实现“后发优势”的制度性保证。作为权力运作手段的国家各项政策必须保持其整合一致性和政策体系的连续性。职能转变、组织创新都要围绕产业技术进步来进行，并为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以及调度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进行有效聚集。
2.把握追赶“机会”，适时进行技术—经济关联结构的转换，使产业发展与结构优化相结合。尽可能使产品链条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上不断延伸，以提高经济对技术的承载能力。同时，鉴于西部欠发达地区乡镇企业、非国有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严重制约技术转移的领域、范围和速率，所以，应放开手脚，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增长地区经济总量，拓展对技术的需求渠道和载体，使之不断向多极化发展。
3.根据各地区自身特点，选择技术引进的不同模式。在原有产业部门，宜采取“小步快跑”的“嫁接式”，促使产业技术渐进发展。对新办产业，宜采取高起点、一步到位的“移植式”，促使新兴产业及技术跨越发展。同时，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部门，也应以两种模式不同幅度的组合，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渐进与跨越混合模式。
4.技术创新能力、学习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是“后发优势”实现的核心。在引进技术产业化初期，“模仿”是不可避免的，但随着本地区技术存量的不断积累，必须在强化技术创新能力上狠下功夫，不断使“模仿”向消化、组合、创新转换，形成自主的技术创新体系，否则将永远受制于人。
5.人才资源的积累和开发是“后发优势”发挥实际效能的关键。在与之“长程相关”的基础教育和“短程相关”的岗位培训方面，应双拳出击，配套发展，从根本上改变教育落后、人才缺乏对发展的瓶颈制约。
6.在技术—经济发展中，必须以成功的市场开拓为导向。现阶段，市场环境已非东部起飞时所面临的“短缺经济”。所以，必须事先正确估计引进技术的经济价值和市场前景，并避免盲目引进和重复建设
7.鉴于西北欠发达地区普遍面临着经济技术落后和生态环境脆弱的双重困境，在技术—经济追赶中，应树立“环境成本”意识，大力发展“绿色技术”产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地区生产技术体系，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原始”地理环境中要素的匹配状况，促进地缘优势向生产手段的合理转化，为对外技术交流和经济合作、激活“后发优势”提供必要的物质经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