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约束效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效应论文,农村经济发展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08)07-0027-11
修回日期：2008-07-06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的、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小农大国，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①。现代市场经济是以金融为核心的经济，没有现代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以及支付清算的支持，社会资源难以实现合理配置，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难以实现良性循环，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也就难以实现。农村经济作为整个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同样离不开金融的有效支持。在农村经济运行中，科学、合理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一方面能够减少农业生产者的借贷成本，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能够为其分散存在于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以增进其农村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从而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因此，农村金融业的健康成长对于改变中国农村经济的落后局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事实上，观察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成长的相关指标就可以发现，建国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业在数量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农业贷款由1952年的4.2亿元上升到2005年的11529.9亿元，1978年以后，年均增长速度更是达到18.59％，增长了98.7倍；乡镇企业贷款也由1978年的34.7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7901.8亿元，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2.27％，共增长了227倍。然而，中国农村金融业在数量上迅速扩张的同时，农村经济增长没有出现与之相协调的景象。1952-2005年农业GDP共增长了约66倍，而1978-2005年农业GDP只增长了22倍，年均增长不到13.25％。其中1990-2005年增长了2.6倍，年均增长不足10.7％；1997-2005年只增长了61.7％，年均增长仅为6.2％；2005年农业GDP增长速度为10.1％。与此相应，农业GDP在我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也呈直线下滑趋势。另一方面，1952-2005年农民收入共增长了约55倍。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33.60元；到了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254.9元，年均增长为12.55％。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被不断拉大了，由1978年的209.8元扩大到2005年的7238.1元，由80年代初期的1.8∶1、90年代中期的2.2∶1，扩大到2005年的3.22∶1，2007年扩大到3.28∶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8172.5元。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中的实物部分，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
显然，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约束效应进行直接的实证研究，揭示其内在的真实关系，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应用上的意义是明确的。基于这一目的，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1952-2006年和1978-2006年中国农村金融成长和农村经济增长的实际数据为依据，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约束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农村金融调整策略。本文的以下部分将首先简要地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综述；然后，从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得出理论结论；文章的第四部分将对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资料的来源、处理与分析方法以及模型建立和分析工具的使用做出说明；运用协整检验、格朗杰因果关系检验和VAR分析方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约束效应的实证将在文章的第五部分进行；文章的最后将对实证结果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揭示其政策含义，给出得到实证支持的最终结论。
二、文献综述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制度落后、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金融与经济关系得到了更多的揭示与实证检验，并形成了许多意义深远的重要理论。格利和肖1955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的金融方面》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开始[1]。美国经济学家帕特里克1966年在《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一文中从“需求追随”(demand-following)和“供给引导”(supply-leading)两个方面论证了金融体系在提高存量资本和新增资本配置效率、加速资本积累中的作用，提出了金融与经济关系的“需求追随”和“供给引导”模式；并认为二者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扮演不同的角色，供给引导型的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处于主导地位，一旦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需求追随型的金融发展将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但即便是在早期的供给领先模式中，对金融机构的放松管制、尤其是允许真正市场主体的准入仍是相当重要的[2]。萨密兹(1972)和加尔比斯(1977)再次验证了该理论[3]。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1969)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认为金融结构是一国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的综合，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研究金融发展必须研究金融结构，并尽可能从数量关系上描述，而不是满足于对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描述性说明，从而开辟了金融发展理论的“金融结构论”，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石[4]。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1973)通过比较分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情况，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从制度层面强调了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原理：有效的金融制度能使经济和金融保持互动状态的良性循环，否则二者将会因金融制度缺失而陷入恶性循环[5]。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在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上，20世纪80年代以前，占据主流的是“农业信贷补贴论”。该理论认为：为增加农业生产和缓解农村贫困，有必要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资金、并建立非营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分配。据此，许多学者认为政府在促进农业和农村资本形成中应发挥积极作用。
此后，Pischke(1987)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市场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发展中国家便宜的农业信贷削弱了农村发展的基础[6]；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很好地解释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别，指出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才得以形成[7]；King和Levine(1993)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的低效率农业信贷投入对农业生产增长产生了制约效应[8]；Ulrich Koester(2000)深入研究了功能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在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及提高农村资源的配置效率中的核心作用[9]；Kellees.TSAI(2002)重点分析了中国和印度的非正规金融、小额信贷，认为中国和印度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这些金融形式[10]。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内农村金融发展问题也逐步成为研究的热点。冉光和(1995)进行了农村金融产业化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11]。李树生(1999)进行了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市场化的关系研究[12]；乔海曙(2001)进一步分析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的金融约束问题[13]；张杰(2003)进行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与制度绩效的研究[14]；何广文(2004)则研究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农村金融转型与金融机构多元化问题[15]。姚耀军(2004)则对中国农村1978-2002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存在着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影响到农村经济增长，而农村经济增长却对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无影响[16]。谈儒勇(2004)认为收入状况对金融产品需求的影响可以部分解释我国中西部地区金融落后于东部地区、农村金融落后于城市的原因[17]。
随着国内外研究的深入，在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农村金融市场论”和“局部知识论”替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总之，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支持模式普遍在促进农业、农村投资增加方面缺乏效率[18]。因此，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的真实效应也有待于进一步揭示。
三、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约束效应的制度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金融和农村经济的特殊地位和性质，决定了农村金融成长既有农村经济成长的共性，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剖析这种特殊性，是探索农村金融成长效应的基础。依据制度变迁与创新理论，联系中国整体金融和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实际，考察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主要路径和基本内容，可以发现，中国农村金融成长虽然可以依据改革开放划分为两个阶段，但其制度变迁过程却具有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不同的基本特征：
1.制度变迁主体不同 从制度变迁的主体上看，虽然，中国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主体都可分为政府和农村经济主体两大类，但其主次和内部构成并不相同。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主体都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决策层，以农民为主的农村经济主体均处于从属地位，严格地讲，只是制度变迁的作用对象，不仅不能参与制度决定，而且其诱致性制度变迁还会受到严厉的打压。但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中，制度的执行者和信息的反馈者②是水平治理结构中的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农业部门，而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制度的执行者和信息的反馈者则是垂直治理结构中集行政和业务于一身的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农业银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制度变迁主体这种水平治理结构和垂直治理结构没有变，只是中国人民银行不再从事农村金融的具体业务，中国农业银行也不再具有行政性职能。但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中农村经济主体和地方政府的地位显著提高，已经不再是作用对象或执行者、信息反馈者，而且直接参与了自下而上诱致性制度变迁，并推动了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主体出现多元化态势，而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主体，虽然近几年开始出现地方政府参与的迹象，但仍然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农村正规金融主体依然只是制度执行者和信息反馈者，农村经济主体推动的金融制度变迁还处于被抑制状态。
2.制度变迁过程不同 从制度变迁的过程上看，虽然，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制度变迁都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农村经济主体自发的试图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总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但相比之下，这种状态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上表现更加严重。市场经济时期，农村经济制度变迁过程则表现为农村经济主体自发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在先，在取得成功后很快被政府承认，并转化为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进而出现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互动进行的过程。而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则仍然明显地表现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并不断压制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征。
3.制度变迁动因不同 从制度变迁的动因来看，虽然，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都是政府为实现其发展战略而强制推动的结果，但由于主体不完全相同，因此，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因相比农村金融制度变迁而言，地方政府更显重要。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主要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市场化改革只是刚刚启动，因此，其动因仍然是主要服从于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所体现的主要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以及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未能真正做到面向农村经济发展。相比之下，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在农村经济主体参与下，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已经表现出摆脱外部压力、面向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所体现的主要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农村与城市、农业产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农民虽然缺少参与推动正式制度变迁的机会，但可以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甚至是对正式制度的抵制施加影响。
总之，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模式的差别，直接影响了农村金融的成长，在时间上滞后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带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首先，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主要体现的是政府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意图，但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尤其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带来了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的需求，一旦农村金融制度供给不足，就会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进而制约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从而最终迫使政府最高决策层调整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方向，注重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农村金融制度供给。因此，在经济调整期间，有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总是包含了农村金融的内容。而农村金融本身又总是遵循着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不断延伸。其次，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带来了农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的增强，从而诱发农村非(准)正规金融制度变迁。我国农村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民间金融越发达就是最好的说明。二是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制约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物质资料的分配与交换主要是通过货币资金形式进行的。农村金融作为农村资金运动的总枢纽，专门从事农村货币资金的再分配、充当农村经济运行中生产要素相互结合的信用中介，通过再分配闲置货币资金而实现对生产资料的分配，同时也通过动员闲置货币资金而影响消费资料的分配。上述农村金融制度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在模式上的不适应和时间上的不一致，使得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金融支持能力大打折扣，从而制约了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进程。因此，中国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成长模式在促进农业、农村投资方面缺乏效率，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机制并没有成为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动力，反而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市场制度逐步完善的经济转型时期，农村金融业的成长模式必须进行科学的调整，否则，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难以实现。文章的以下部分我们将用实证的方法来验证这一理论分析结果，从而支持本文的上述观点。
四、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计量模型 由于在中国农村，可利用的样本观测值是有限的，这就使简单模型的应用成为必要，这些模型只能考察我们所关心关系的基本内容。我们在这里引入了总生产函数的传统分析框架，在这一思路中金融发展水平被当作一项“投入”用于生产过程。这种方法已被大多数研究者采用，包括Feder(1982)、Greenwood和Jovanvic(1990)、Odedokun，M.O.(1992，1996)、Pagano，M.(1993)、Murinde，V.(1994)等等。基于此，我们给出反映农村金融成长与农村经济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
Y=f(K，L，F) (1)
其中Y代表总的农村经济系统的总产出，K是农村总的资本投入，L代表农村劳动力投入，F代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为了单独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关的农村资本要素对农村产出增长的作用，按照Parente and Prescott(1991)的做法可以对劳动投入加一个容量限制，从而有：
(2)
由于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③，因此有min(L，
)=。令m=，表示农村经济的最大生产能力，此时一旦达到最大劳动力容量，农村经济就面临恒定的规模收益，总产出就取决于农村总的资本投入与农村金融发展的水平。式(1)可变形为：
在上式中，对于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的选择，King和Levine(1993)，Atje.R和Jovanvic(1993)，Murinde，V.(1994)，Odedokun，M.O.(1996)在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都涉及了货币存量对GDP比率(M[，2]/GDP)和信贷存量对GDP比率，他们认为前者可以用来衡量银行体系对账单的负债方对经济增长的效率(资金来源的效率)，后者可以用来衡量银行体系对账单的资产方对经济增长的效率(资金运用的效率)。据此，本研究同样从资金来源LY(农村储蓄)和资金运用YY(农村贷款)两个角度考察农村金融成长水平。因此，式(4)或转化为：
在(7)式中分别利用
代替表示资本的边际产出，
代替表示农村储蓄能力提高的边际产出，
代替表示农村信贷水平提高的边际产出，另外，由于农村人均资本的增长dk通常难以获得相关资料，本研究中用农村人均投资的滞后变量TZ予以替代。于是可得到如下的计量方程模型。
其中，ΔGDP表示人均产出的变化。
如果不考虑收入分配结构、分配制度和政府政策行为等因素的影响，模型(8)可作为分析农村金融成长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效应的计量模型：
其中ΔFR代表人均农民收入。这一计量模型的含义是农村投资水平，以及农村储蓄水平、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水平的提高都能够对农民收入增长产生影响。
2.数据说明 本研究涉及的变量和数据资料主要包括农村经济变量和农村金融变量两个方面。对于农村经济的总量指标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利用1978-2006年的农业总产值和乡镇企业增加值之和作为整个农村的总产出，再除以1978-2006各年内的农村平均人口数，得到农村的人均产出(RGDP)；此外，本研究还选择了中国1952-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1978-2006年农村人均消费、人均农业投资等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而对于农村金融成长绝对水平的衡量，本研究选择1978-2006年人均农村居民储蓄和人均农村贷款④指标予以分析；农村金融成长相对水平的衡量，本研究选择1952-2006年的农村居民储蓄比率和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比率⑤作为分析的指标，并利用它们考察农村金融成长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到2007年历年)、《中国金融年鉴》(1986年到2007年历年)、《奋进的四十年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相关的资料。
3.实证分析方法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在本研究中首先将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单整的，那么我们将对相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分别确定整体金融成长和农村金融成长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协整理论是研究分析非平稳时间序列的一个重要方法。Engle和Granger(1987)指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含有单位根的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能构成平稳的时间序列，则称这些非平稳时间序列是协整的，称得到的平稳的线性组合为协整方程，可以认为协整方程的存在说明这些变量(即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本文将采用Johansen提出的协整检验(JJ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得出协整检验的结果以后，如果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我们将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进行短期因果关系分析；如果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我们将利用变量的差分进行格朗杰因果关系检验法(Granger Causality Test)以展开对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格朗杰因果关系的基本原理是，如果变量Y[，2]过去和现在的信息有助于改进变量Y[，1]的预测，则说变量Y[，1]是由变量Y[，2]格朗杰原因引起的(Granger-caused)。格朗杰因果检验中最重要的是滞后时间长度的确定，在实际分析中检验的功效取决于最优滞后期数的确定。如果滞后期数随机确定，会导致检验结果的错误。在该项研究中，最优滞后期数的确定是按Schwarz评价标准(SC)确定的。
五、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1.单位根检验 本研究利用Eviews软件，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首先对农村人均GDP、农民收入、农村人均投资、农村人均贷款、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取对数，分别用RGDP、FR、TZ、DK、CX表示；衡量农村金融的相对指标，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比率和农村居民储蓄比率则用RL和RS表示。通过检验发现1952-2006年间，FR、RL和RS均为非平稳变量；1978-2006年间RGDP、FR、TZ、DK和CX同样为非平稳变量。我们对于非平稳变量的处理采用差分法，结果见表1。其中ΔRGDP、ΔFR、ΔTZ、ΔDK、ΔCX、ΔRL和ΔRS分别表示对相关变量取一阶差分值。从表1可以看出经过处理后所有数据序列在10％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
2.协整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可知，RGDP与TZ、DK和CX都是单整的。因此，可以利用Johansen检验(JJ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而Jo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在检验之前，必须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根据AIC和SC准则可以确定式(9)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数为2。同时，利用Q统计量检验、怀特检验和JB检验进一步检验滞后期数为2的这一VAR模型，发现其拟合优度很好，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的确是最优模型。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到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这四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农村人均GDP的增长与衡量农村金融发展绝对水平的农村人均贷款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以及农村投资之间在1978-2006年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通过协整分析，我们得到均衡向量：
方程(11)表明1978-2006年上述四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中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农村人均投资与农村人均GDP之间存在正向作用关系，而农村人均贷款与农村人均GDP之间是负向作用关系。这说明1978-2006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农村人均投资的增长，从总体上来说，有利于农村人均GDP增长；而农村人均贷款的提高，在1978-2006年，对农村人均GDP的增长显然是不利的因素。我们省略投资因素，单独进行农村人均GDP与农村金融相关变量的协整检验，发现农村金融成长与农村人均GDP的这一长期均衡关系仍然存在，而且符号相同，说明这一关系是稳定的。
同样的原理，对农民人均收入FR与衡量农村金融成长水平的绝对指标——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农村人均贷款和农村人均投资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农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农村人均贷款和农村人均投资四个变量之间并不存在长期关系。由于，在1952-2006年之间，农民收入FR与衡量农村金融成长水平的相对指标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比率RL和农村居民储蓄比率RS也是单整的。因此，同样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果表明，这三个变量之间也不存在协整关系，即农民收入增长与衡量农村金融相对成长水平的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比率和农村居民储蓄比率之间在1952-2006年间同样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短期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协整检验反映出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成长之间存在长期关系，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利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变量间短期因果关系的考察，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在最优滞后期时ΔDK不是ΔRGDP的Granger原因，ΔRGDP也不是ΔDK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在1978-2006年期间，农村贷款的增长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虽然，ΔRGDP是ΔCX的Granger原因被拒绝，但是，在1％的显著水平下，可以发现ΔCX是ΔRGDP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在1978-2006年期间，农村居民储蓄的增长在短期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因。
由于表3的格朗杰因果检验确定了农村居民储蓄的增长是农村经济增长的短期原因，所以，可以建立VAR模型确定二者之间的符号关系。结果如下：
式(11)确定的是农村居民储蓄对农村GDP短期作用的符号关系。由式(10)可知，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也通过了各项检验。从模型中可以看出，与协整检验结果一致，农村储蓄的增长与农村GDP增长之间是正相关关系；说明在1978-2006年期间，农村居民储蓄的增长是促进农村GDP增长的正向原因。
由于FR与CX、DK，FR与RL、RS这两组变量之间均不存在长期的关系，我们进一步利用格朗杰因果检验对变量间的关系予以分析。表4检验的是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金融成长相对水平的格朗杰因果关系。从表4可知，在最优滞后期时，无论是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比率RL还是农村居民储蓄比率RS，在10％的置信度下都没有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格朗杰原因，农村金融中介的发展并不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显著性因素，与协整检验结果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是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比率提高的格朗杰原因也被拒绝，农民收入增长只是农村居民储蓄比率上升的原因。Greenwood和Jovanovic所揭示的收入水平提高推动金融组织和金融交易发展的观点，在中国农村信贷发展中也没有得到验证。
农民收入与农村金融绝对水平的格朗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在最优滞后期时ΔCX是FR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在1978-2006年期间，农村居民储蓄的增长是农民收入变化的原因；而ΔDK与FR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在1978-2006年期间，农村贷款的增长是农民收入变化的原因，而农民收入的变化也引起了农村贷款的增长。
根据表5的格朗杰因果检验结果可知，农村居民储蓄、农村贷款的增长都是农民收入增加的原因，因此，建立农民收入关于农村居民储蓄和农村贷款的VAR模型以进一步分析。结果如下：
式(12)确定的是农村居民储蓄、农村贷款的增长对农民收入作用的符号关系。由式(12)可知，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0.996568，也通过了各项检验。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农民收入与农村贷款的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而与农村储蓄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在1978-2006年期间，农村贷款的增加是农民收入增长的负向原因，而农村储蓄的增长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正向原因。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1)从资金运用角度看，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未能显著地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农村正规金融的农村贷款不仅没有显著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反而对农民收入和农村GDP增长有负面的影响效应。这是因为农村贷款或是仅在名义上存在，实际投向非农化，或是由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缺乏应有的金融能力，只是形式上存在而已，其运动的结果必然是农村贷款投向错误、运用效率低，不仅不能促进农村经济规模化、科技化、产业化，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反而可能扭曲农村资源配置，甚至导致贷款“血本无归”、“自身难保”。直接说明了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不仅不能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反而抑制了农村经济增长。(2)从资金来源角度看，农村居民自身积累能力的提高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农村居民储蓄对农村经济发展各项指标均有促进作用。将这一结果与本研究的其他实证结果相结合，并置于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中，可以发现，该结果所说明的正是我国农村经济增长中，农村的有效资金来源仍然处于小农经济的自我积累自给自足阶段，农村正规金融只充当了“保险箱”或“储钱罐”的角色。同时，农村居民通过自身资金的积累与自有资金配置的能力不断提高，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生产能力，并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了远远高于正规金融的推动力。
因此，实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必须做到：一是要尽快构建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宏观制度环境。以“公平高效”为目标，构建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切实赋予并培育和保护好农民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切实赋予并保护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产业地位；切实赋予并保护好不同产权主体平等的市场地位；构建以市场为基础、政府为主导的协调发展体制。以“城乡统筹”为核心，制定和实施协调发展战略。始终把“三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位；以协调发展为原则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以城乡统筹为手段化解二元经济和金融结构；以国民经济发展为目标，保持农村金融与整体金融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双重协调。以“能力建设”为重点，强化政府的协调发展职能。科学界定协调发展中的政府职能；优化协调发展中的政府治理结构；提高政府履行协调发展职责的能力。二是要解除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农村经济约束。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奠定农村经济发展基础。明确不同主体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职能；建立城乡统筹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内部需求决定机制；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筹集渠道。加速农村生产要素流动，改善农村经济发展质态。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就业；推进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实现规模经济；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农业和农村科技进步，提高比较利益。重点实施以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为突破，以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为重点的农业核心竞争力战略；以扶持龙头企业发展为突破，以促进农业企业化发展为重点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以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为突破，以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为重点的农业规模化发展战略；以农村小城镇建设为突破，以发展农村产业集群为重点的农村城镇化发展战略。壮大农村市场经济主体，激发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建立农村经济主体的市场共识，增进市场意识；增加农村经济主体的人力资本，强化市场能力；培育形式多样的农村经济组织，提高市场地位。重点是要在微观上，推进农村经济企业化发展；在中观上，推进农村经济产业化发展；在宏观上，形成利益集团的相互制衡。三是要强化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农村金融功能。一方面确立现代金融意识，走出农村金融改革误区。树立制度金融意识，按金融发展规律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树立功能金融意识，按农村经济需求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并逐步树立产业金融意识，按产业发展规律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另一方面要优化农村金融结构，重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首先是优化农村金融产权结构，奠定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制度基础。其次是优化农村金融业务结构，拓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服务范围。最后是优化农村金融产业结构，提高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核心能力。
注释：
①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文明历史悠久。数千年来直到20世纪中叶，农业经济一直是经济的主要构成，农村人口始终占总人口的主体部分。建国以后，经过半个世纪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间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非农产业(工业和服务业)迅速扩大，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建国初期的51％(1952)降低到仅仅14.6％(2003)。但与此不成比例的是，迄今为止农业劳动力仍然占了全国从业人员的50％(2003)，农村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仍然占有近60％(2003)的比重，全国仍然有一半人口依赖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4.6％的农业为生。这说明农村和农民问题仍然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也说明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②信息反馈主要是围绕满足决策者的意愿有选择地进行，我国大跃进时期的粮食产量“放卫星”就是最好的说明。
③蔡昉，都阳，高文书：《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25-28。
④农村贷款由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构成。
⑤分别等于农户储蓄与农村总产出之比和农村总贷款除以农村总产出之比。
⑥括号内的数值是标准误差。
⑦括号内的值为t检验值。
⑧括号内的值为t检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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