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1940-2010)——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等论文,城乡论文,变化趋势论文,年代论文,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的源起
近三年，国内公众舆论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的讨论越来越多，人们尤其关注城乡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媒体和学者们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否扩大、农村子弟上大学是否越来越难等问题产生了争论，社会学研究者也纷纷采用大规模调查数据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笔者曾于2010年撰写《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一文(李春玲，2010)，利用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考察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以来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否有所下降，其结果发现：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不但没有下降，而且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反而有所上升。这一结果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议，令笔者进一步深思。大学扩招政策之后，大学招生人数持续增长，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倍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农村子弟上大学的相对机会反而下降了呢?为解此惑，笔者进行了一些田野调查，观察到一个现象：大学扩招政策以来，教育领域和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变化(如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农民工就业机会多、高考竞争愈加激烈、大学教育成本上升、职业教育机会增加等等)对于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的教育选择产生了不同影响。部分农村家庭及其子女在初中毕业后(少部分在初中学习期间)放弃继续升学机会，进入劳动力市场；而绝大多数城市家庭及其子女会选择继续读高中，争取考入大学，大学生就业难和大学学费上涨等因素不会动摇他们要上大学的决心。另外，10年前在农村地区大规模推行的“撤点并校”政策对部分农村学生的学习进取心产生了某些负面影响。以集中教育资源和提高教育效率为目的的“撤点并校”政策，的确提升了少数重点学校的升学率和教育质量，但其他的村镇中小学因缺乏资源而教育质量低下，学生普遍学习成绩差，对学习缺乏兴趣，教师对学生放任自流；这些学校的学生、家长和教师都感觉升学无望，以混日子的心态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而后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意味着，教育领域和劳动力市场变化对农村家庭子女是否升高中的教育决策有部分负面影响，而对城市家庭的教育决策没有负面影响，而大学生就业难等因素反而使城市中上阶层家庭加大了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以便帮助子女上更好的学校，从而获得更具竞争力的学历文凭。这种现象使笔者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农村子弟上大学的相对机会下降，可能并非是大学升学阶段的不平等导致的结果，而是初中升高中阶段的城乡差距扩大的后果，即许多农村子女是在初中升高中阶段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如果的确如此的话，想要减少高等教育阶段的城乡不平等，提升农村子弟上大学的机会，就应该把政策调整的重心放在初中升高中阶段。而公众媒体因农村子弟上大学比例下降对高等教育和高考制度进行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击错了靶子。为了检验这样一个假设，笔者想在2010年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扩展，系统考察不同教育阶段(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变化的趋势，重点分析近20年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的走向，确定是否是初中升高中阶段的教育分流导致大学升学阶段的城乡差距扩大。
另外，笔者2010年的研究建基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转换数据，这一数据被认为有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而使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受到质疑(参见杨舸、王广州，2012；李春玲，2011)。从数据角度考虑，笔者也一直想采用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数据来检验2010年的研究结论——“大学扩招后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在扩大”。不过，令人满意的数据并不容易获得。由于这项研究采用的是包括多组年龄同期群交互变量的Mare升学模型，因此需要样本规模较大的数据。如果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样本数量较少，会影响交互变量的显著水平，从而影响检测教育不平等变化的准确性。经过了两年的等待之后，笔者有幸获得了符合条件的数据，可以重新检验2010年研究的结论，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进这一研究。
出于上述两个动因，笔者采用2006、2008和2011年3个年度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整合数据，全面分析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系统分析由小学至大学的各阶段升学机会的不平等情况，考察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机会的影响，着重观察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年代变化，以及在各级教育迅速扩张时期这些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同时，在理论层面，为了更深入地探讨教育不平等趋势变化的影响因素，笔者还检验了目前国际社会学领域解释教育不平等变化趋势的三种理论假设：工业化假设、再生产假设和文凭主义假设，并对工业化、教育扩张、国家政策变化、阶级结构改变如何影响教育不平等做出了解释。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际社会学研究领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大批学者对各阶段教育不平等及年代变化趋势进行了理论和经验层次的研究分析，而近20年来的研究重点是在教育扩张的大背景之下，考察家庭的阶级地位和文化资本等家庭背景因素以及社会结构性分割因素(如种族/民族)对教育机会的影响作用是否发生了变化，是否导致了教育不平等的下降或维持不变。研究者们主要围绕着三种理论观点展开争论。
第一种理论是工业化理论(industrialization thesis)，研究者称其为工业化假设。这种理论预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家庭背景等先赋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逐步减弱，而教育机会竞争将越来越取决于自致因素，从而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下降。工业化理论的支持者认为，除了原始社会——那时劳动分工不那么细，且是以年龄、资历或性别来分工，在其他所有社会，职业都是分层系统的基础，尤其在工业化社会，劳动分工日益细化、专业化，以职业的专业技能要求高低而形成了一种职业分层；人们的职业位置决定其社会经济地位，而职业位置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教育水平，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其社会经济地位回报之间紧密相联。基于工业化社会的功能要求——需要越来越多的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去担任相应的职业位置，教育系统不断扩张，并成为一种分层机制，以便把受教育者分配到各种工作岗位上(Lenski，1966；Treiman，1970)。进一步来说，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教育机会越来越取决于自致因素(勤奋努力和聪明才智)而不是先赋因素(家庭背景或性别、年龄、种族等先天因素)。因此，工业化理论的结论是，教育机会越来越平等化——越来越不依赖于家庭背景和先天因素。
第二种理论是再生产理论。与工业化理论相反，再生产理论(Collins，1971)并不关注教育提供工作技能的作用。再生产理论家所强调的是教育的另一种功能，即他们认为，在职业分层过程中，教育的功能是把中下阶层人群排挤到较低等级的职业位置上。具有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或阶层，通过制定学校教育的制度安排(如升学考试、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及学习规则等)以及向子女提供各种资源，帮助子女适应学校教育环境，使他们在教育机会竞争中获得成功；而来自于较低社会阶层和弱势群体的人，由于没有父母的帮助和家庭资源的支持，往往在教育机会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文化资本优势的社会群体通过以教育水平为基础的职业筛选和分配机制，保持着霸权和特权(Bourdieu，1977；Bowles & Gintis，1976；Carnoy，1974； Collins，1979)。再生产理论家指出，教育实际上再生产了原有的阶级地位和分层系统，上层阶级的子女通过教育获得了较高的阶级地位，而中下层阶级的子女因为失去教育机会而只能处于较低的阶级地位。通过教育系统，阶级地位在代际进行传递。在教育不平等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假设——MMI假设(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就是源于再生产理论，MMI假设认为，无论增加多少教育机会，只要中上阶级或优势地位群体未达到教育饱和，阶级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会维持不变(参见李春玲，2010)。
第三种理论是文凭主义假设(credentialism hypothesis)。这一假设是在折中了上述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基础上提出的，因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文凭主义假设并非是一种独立的理论，它只是针对各国学者得出的相互矛盾的实证研究结果(有些国家数据支持工业化理论，而另一些国家数据支持再生产理论)，提出了一种解释思路。文凭主义是指人们依赖于某种资格证书而获得特定的工作岗位和社会地位。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往往根据受雇者的学历文凭来判断其是否适合某种工作岗位，高学历的人因而可以获得经济报酬较高和声望地位较高的职业岗位。为了追求较好的职业和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人们对人力资本进行大量投资，以获得较高的学历文凭，这导致整个社会崇尚学历文凭。文凭主义假设所涉及的就是这种文凭主义倾向对教育机会不平等所产生的影响。
文凭主义的理论假设也源于再生产理论。再生产理论家虽然强调教育作为阶级地位再生产的功能，但同时也意识到，学校教育的社会化功能与社会排斥作用(再生产功能)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冲突。一方面，学校教育作为一种有效的机制，可以使中下层群体的子女获得社会化而融入主导性的价值规范体系。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的代表们对政府施加压力，以扩张教育体系并吸纳更多的中下层群体的子女，例如少数民族或工人阶级子女。教育扩张的压力与中下层群体不断增加的融入学校教育体系的要求相一致，其结果是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机会不断增加，并且逐步达到普及。因此，初等教育甚至中等教育的获得越来越独立于家庭背景和先天因素，其平等化水平逐渐提高。但另一方面，中上阶层群体想要维持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优势，就必须保持他们在高等教育中的优势。他们用各种方式让中下层群体的子女远离高等教育，比如增加非学院式教育机会(如职业教育、技术学校、社区大学等)、提高大学入学标准或者提升大学学费(Karabel，1972；Shavit，1984)。因此，尽管整体上的教育机会在趋于平等化，但要获得劳动力市场上最有价值的学历文凭，家庭背景还是有影响的。文凭主义假设预测，家庭背景对较低层次的教育获得(如上小学和初中)的影响逐步下降，但对较高层次的教育获得(如上大学)的影响则保持稳定或有可能上升。
欧美国家的一些学者采用调查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检验。在美国，费瑟曼和豪斯(Featherman & Hauser，1978)通过年龄组比较分析发现，家庭背景和先天社会因素对初等和中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在下降，但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则没有下降。在英国，霍尔西(Halsey，1975)也观察到父亲职业地位对儿子的教育机会的影响在减弱。然而霍尔西等(Halsey et al.，1980)的研究则显示家庭和社会背景对教育获得仍有强烈影响。哈勒(Hailer，1981)和马勒(W.Muller)分析了奥地利和西德的调查数据，也发现家庭和社会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呈下降趋势(转引自Shavit & Kraus，1990)。在匈牙利，西姆库斯和安多尔卡(Simkus & Andorka，1982)的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初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减弱，但对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影响没有下降。在法国，加尼尔和拉法罗维奇(Garnier & Raffalovich，1984)的研究则发现家庭背景及先天因素的影响保持稳定水平而没有下降。
1981年，美国社会学家梅尔(Mare，1981)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通过统计模型的改进纠正了以前的研究结论，将这一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梅尔认为，费瑟曼和豪斯(Featherman & Hauser，1978)的研究所发现的家庭背景因素对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影响下降，可能是由于不同年龄组教育水平的边际分布效应的作用。由于教育扩张和教育机会增加，不同年龄组的教育水平分布不同，越年轻的年龄组受教育水平越高。这一因素可能干扰了研究结论。梅尔设计了一种升学模型(transition model)，把年龄组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从而控制了教育水平边际分布的作用，并通过年龄组与各个自变量的交互作用项来考察家庭背景因素作用的年代变化，其结果发现，家庭背景因素的作用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在以色列，夏维特等(Shavit & Kraus，1990)采用同样方法，对以色列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家庭背景及先天因素的影响并没有明显下降。史密斯和张(Smith & Cheung，1986)也采用这种方法对菲律宾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其结果也是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没有下降。西方学者对教育不平等变化趋势的研究模式在最近10年也传播到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分层研究者也对各自国家的教育不平等变化趋势与社会结构因素变化(经济增长、工业化、教育扩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与西方学者不同的一点是，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相关研究除了考虑西方学者通常关注的因素之外，还特别强调国家政策的影响(Buchmann & Hannum，2001)。
在国内的社会分层研究领域，教育机会不平等一直是一个比较核心的议题，许多研究者对中国教育不平等及其年代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分析(李春玲，2003，2009，2010；刘精明，2005，2008；李煜，2006)。这些研究发现，在经济改革之前的20-30年里，教育机会不平等有所下降，而经济改革开始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教育机会不平等明显上升(李春玲，2003；李煜，2006)；同时，研究还发现，由于政策干预和结构变化，不同类型的家庭资源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有所不同(刘精明，2008)。另外，刘精明(2008)和李煜(2006)的研究也考虑了不同升学阶段的教育不平等及其影响因素，并发现父母文化资本对于不同阶段的升学机率影响不同。不过，国内研究者重点分析的是家庭阶级出身背景所导致的教育机会差异，采用大规模调查数据专门分析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趋势的研究较少。吴愈晓(2013)的一篇文章考察了1979-2008年城乡教育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发现高中和大学升学阶段城乡教育不平等有所扩大，但这一发现也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一些国外学者在对中国的教育不平等进行研究时，也关注到城乡之间的差异，但与国内学者相同，他们通常也是在考察家庭背景因素时把城乡因素作为一个附带变量(Lu & Treiman，2008)。只有很少的学者专门分析城乡教育不平等问题，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美国学者艾米莉·汉纳姆等人的研究，他们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至2004年的小学入学和小学升初中的城乡不平等进行了分析，发现小学入学阶段的城乡不平等没有变化，而小学升初中的城乡不平等在2000年之后有所上升(Hannum et al.，2008)。国内学者的研究较少验证工业化理论假设，而是重点考察重大的政策变化和制度变迁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大多数研究比较了改革开放之前与之后的变化，而对于最近10年，特别是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之后各阶段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研究较少。
三、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本文的研究采用梅尔(Mare，1981)升学模型，即把年龄组变量加入多阶段升学模型，控制不同年代教育机会供给量变化的边际效应，在控制家庭背景及性别等变量的条件下，准确估计过去60年里城乡因素对各阶段教育升学机会的影响及其年代变化趋势。在观察教育机会不平等总体变化趋势的基础上，笔者特别想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即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是：目前社会公众以及一些实证研究发现的高等教育城乡机会不平等扩大是否主要是中等教育期间，即初中升高中(及其他高级中等教育)阶段的不平等扩大所导致的后果。同时，在理论层面，笔者也想通过中国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趋势来检验工业化假设、再生产假设和文凭主义假设。①
根据工业化理论、再生产理论和文凭主义理论这三种理论观点，我们可以分别提出以下3个假设：
假设1a(工业化假设)：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和教育规模扩张，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逐步下降，城乡出身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逐步减弱。
再生产假设及MMI假设主张，如果社会结构中的阶级不平等持续存在，那么教育机会不平等也将维持不变，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不会减弱，只有某一阶段的教育达到饱和(85％以上的中上阶层家庭子女都能接受这一阶段的教育)，此阶段的教育不平等才会下降。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普及初等教育，本世纪最初几年逐步普及初级中等教育(初中)。②根据再生产理论和MMI假设，这两个阶段的教育达到了饱和，机会不平等会出现下降。高级中等教育(高中、职高、中专、技校等)和高等教育至今还没有达到教育饱和，这两个阶段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将维持稳定水平而不会下降。
假设1b(再生产假设MMI假设)：20世纪70年代以来初等教育机会的城乡不平等下降(初等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逐步普及)；2000年以来初级中等教育机会的城乡不平等下降(本世纪以来初级中等教育接近普及)；而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城乡机会不平等维持不变(这两个阶段的教育远未普及)。
文凭主义假设的主张是：随着教育扩张的推进，教育不平等逐级下降，首先是初等教育不平等下降，而后才是初级中等教育和高级中等教育不平等下降，最后才是高等教育不平等下降。
假设1c(文凭主义假设)：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和教育规模扩张，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机会城乡不平等逐步下降，而后出现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
国外学者在讨论家庭背景及结构因素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时，主要考虑工业化过程及随着工业化推进而来的教育扩张因素的影响，而社会结构层面的阶级不平等则被视为稳定不变或者有所下降；然而，中国的情况要比其他国家复杂，中国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趋势不仅受到工业化和教育扩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政府重大政策改变——实施经济改革以及由强调阶级平等转向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的影响。政府重大政策改变还导致了阶级阶层结构的巨大变化，这也对教育机会不平等产生了影响。实际上，中国的教育不平等的趋势变化受到四种宏观因素——工业化进程、教育扩张速度、国家层面的社会政治变迁和阶级不平等状况的变化——的交互影响。在过去的60年里，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变，从而导致社会结构和阶级不平等的极大变化，这一点与大多数西方社会有所不同。1949年之前，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着极大的阶级差异和教育不平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共产党政府推行均等主义政策，阶级结构发生改变，阶级差异明显缩小。政府在教育领域也实施相应的均等主义政策，采取多种手段来缩小教育机会的阶级差异。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以及相应的教育改革，使均等化教育模式转变为精英化教育模式，对教育不平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考虑到这些社会政治环境和国家政策变化，中国的教育不平等变化趋势不应该是单一方向的变化或一直维持不变，而应该是有所波动的曲线变化。因此，对应的三种理论假设应该做如下变化，以体现国家政策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
假设2a(工业化假设)：城乡教育不平等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受国家政策影响，20世纪50-70年代下降程度较大，80年代以来下降程度较小。
再生产理论和MMI假设认为教育不平等程度之所以维持不变，是因为社会结构中的阶级不平等保持不变，这意味着如果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差异扩大或缩小，教育不平等也应扩大或缩小。中国社会的阶级不平等的变化有两个转折点：1949-1978年和经济改革的最初10年(20世纪80年代)阶级不平等下降，而90年代以来，阶级不平等程度上升(参见陆学艺主编，2004；孙立平，2003；李春玲，2005)。因此教育不平等也应该随之先下降后上升。
假设2b(再生产假设MMI假设)：城乡教育不平等的变化趋势随着阶级不平等的变化而上下波动，20世纪50-80年代教育不平等下降，而90年代以来教育不平等上升。
文凭主义假设考虑到教育扩张与阶级不平等的双重作用：教育扩张带来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普及，从而降低了这两个阶段的教育不平等；阶级不平等上升会强化未达到教育饱和的更高级阶段(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教育不平等。
假设2c(文凭主义假设)：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不平等下降，而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不平等上升。
四、研究方法和数据
(一)数据
本文所用调查数据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开展的2006、2008和2011年度“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GSS)。这是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其中包括了个人教育和家庭背景信息。这三次调查基于相同的抽样框，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方法，共采集到了覆盖全国28个省市区的130个县(市、区)、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的7200余家庭户，并在这些家庭户中抽取18-69岁年龄段的人为被访对象。2006年调查获得的有效样本数为7063，2008年的有效样本数为7139，2011年的有效样本数为7026。本文所用数据是把这3年调查数据加以合并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数据集。因三次调查都采用了相同的抽样方案，都具有全国代表性，样本量几乎相同，而且三次调查的相隔时间很短，因此合并后的调查数据可以作为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合并数据共获得21220个样本。本研究在21220个样本中选取1940-1989年出生的人，符合条件的共有19705个样本。本研究即以这19705个样本进行分析。
为了进行年代比较，本研究区分了5个年龄组人群：1940-1949年出生年龄组(简称“40后”)、1950-1959年出生年龄组(简称“50后”)、1960-1969年出生年龄组(简称“60后”)、1970-1979年出生年龄组(简称“70后”)、1980-1989年出生年龄组(简称“80后”)。区分出生年龄组是为了进行年代比较分析。不同出生年龄组的人在不同年代接受教育，反映不同年代的教育不平等状况。而且，不同出生年龄组在受教育期间经历了不同的国家政策变化和社会经济变迁，其教育不平等变化也反映出国家政策、工业化水平、教育扩张和阶级结构的影响。③
(二)模型
本文采用Mare设计的多阶段升学模型(logit models of educational transitions)，测量不同年代城乡教育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因变量为各阶段升学成功率与失败率之比的对数：是否进入小学、是否由小学升入初中、是否由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高中/职高/中专/技校)、是否由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大专/大本)。
本文的分析重点是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及其年代变化，因此城乡因素(出生于城市还是乡村)及年龄组与城乡因素的交互项是最主要的自变量。同时，年龄组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加入模型，如此就可以在控制不同年代的人口变化和教育机会供应量变化的情况下，估计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另外，性别、父亲职业和父亲受教育年数也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
这一模型的公式如下：
(三)变量
如上述公式所示，升学模型的因变量分别是四个升学阶段(进入小学、由小学升入初中、由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由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的升学者与没有升学者之比的对数。
由于模型是一组条件对数概率模型(conditional logit models)，四个升学阶段模型的样本数是不同的。小学升学阶段模型的样本数为19705(所有样本)，由小学升初中模型的样本数为16795(排除了未能进入小学的样本)，由初中升高级中等教育模型的样本数为11974(排除了未能升入初中的样本)，由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模型的样本数为5733(排除了未能升入高级中等教育的样本)。
城乡出生背景用被调查者15岁时父亲户口身份来加以测量。如果15岁时父亲户口身份为农业户口，即意味着被调查者来自农村家庭；如果15岁时父亲户口为城镇户口，即意味着被调查者来自城市家庭；如果15岁时父亲户口身份未定(还未实行户籍制度)，则以父亲居住地(城市或农村)来确定被调查者来自农村还是城市。在模型中，城乡出生背景为虚拟变量，出生于城市家庭为1，出生于农村家庭为0。
原数据父亲职业分类很细，为了减少模型的自变量数量，本文把父亲职业分类简化为三类：白领工人(包括党政干部、企业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主和普通文职人员)，蓝领工人(包括商业和服务业工人、制造业工人、个体工商户和自雇佣者)以及农民。在模型中，农民为参照组。
父亲受教育年数为连续变量。性别为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列在表1中。
五、数据分析结果
(一)各阶段升学率及年代比较
由于教育发展水平的年代差异以及政府教育政策的变化，不同出生年代的人教育机会不同，每一代人的升学机率和升学路径也有所不同。表2列出了不同出生年龄组的各阶段升学率，它充分体现了教育扩张的效应以及国家政策变化带来的一些影响。
在我们所调查的19705个1940-1989年出生的人群中(参见表2)，大约9/10的人(89.6％)进入了学校教育系统接受正式教育，而其余的1/10则被排斥于正式教育之外。进入正规学校教育系统的人当中，接近1/3的人(29.5％)只接受了小学教育即离开了学校，其余的2/3的人(70.5％)继续升学。升入初中的人当中，又有60.5％的人在初中阶段或初中毕业后离开学校，只剩39.5％人继续升入高中。在升入高中的人当中，又有接近2/3(61.3％)的人在高中阶段或高中毕业后(包括中专和职业学校)离开学校，最终继续升学进入大学的只有38.7％。如果按照19705人的总体计算，仅有9.7％的人(1903人)通过了各阶段的升学关卡，最终争取到了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其余的90.3％的人则在层层筛选过程中被逐步淘汰，失去了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
表2还列出不同年龄组各阶段升学比率，显示出教育机会的快速增长状况，越晚出生的年龄组教育机会越多。但是，不同年代出生的人由于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接受教育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事件，他们的升学路径和升学机会也有很大的不同。40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接受小学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接受中等教育，在“文革”开始之前及“文革”初期接受高等教育。新中国建立以后，政府大力发展基础教育，40后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机会大大高于前几代人，但是40后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不多，当时中国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还比较低。
50后在其成长期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文化大革命”，这对他们这一代的教育经历产生了严重的影响。50后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接受小学教育，1966年“文革”开始时正是他们接受初中教育以及由初中升入高中之时，“文革”期间的各种社会运动(如“红卫兵运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严重影响了他们接受高级中等教育的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或因学校关门停课、不招生，或因被组织进各种运动中，因而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并且大部分人也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文革”期间的教育改革政策对高等教育产生了破坏性的冲击，高等教育机会增长停滞，导致50后高中升大学的比例比40后减少约9个百分点(参见表2)，而同时50后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仅比40后高出2个百分点。不过，尽管如此，50后的大学毛入学率还是比40后略高一点(部分50后是在恢复高考以后上的大学)。
60后在“文革”期间接受小学教育，“文革”后期及改革开放的初期接受中等教育，在高考制度恢复以后接受高等教育。改革开放以及相应的教育制度改革对他们的教育经历产生了极大影响，一方面，高考制度恢复使一部分60后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但另一方面，改革初期的市场化浪潮导致另一部分60后(尤其是农村家庭子女)在中等教育阶段辍学并走向社会。因此，虽然60后上大学的机会明显多于50后，但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却比50后略低(参见表2)。
绝大多数的70后是在1978年改革开始后接受教育的，他们在各阶段的升学机率都明显高于60后，特别是上大学的机会增长明显。13.2％的70后有机会上大学，与60后相比，他们上大学的机会几乎增长了1倍。
与前几代人相比，80后的教育机会进一步提高，这一代人普遍享有基础教育机会，初中教育也接近普及，高级中等教育机会与70后相比有大幅度的提高。对于80后来说，最幸运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在上大学的年龄遇上了大学扩招政策。高等教育机会供应量急速增加，使得这一代人上大学的机会远远高于前几代人。80后的大学毛入学率达到了23.8％，比70后的相应比例高了10个百分点。
(二)城乡因素对不同阶段升学机率的影响
表3是升学模型分析结果，它显示了1940-1989年出生人群在各阶段升学中的平均城乡教育机会差距，以及不同出生年龄组城乡教育机会差距的升降变化。表3中(非交互相应项)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代表各因素对1940-1989年出生人群的平均效应，出生年龄组交互效应项自变量回归系数则代表城乡出生背景对每一个出生年龄组升学机会的影响程度。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城乡教育机会差距，表3除了列出回归系数，还列出了比率比。
表3中“出生于城市家庭”的回归系数显示，出生于城市还是农村家庭对个人的升学机会有极大影响。排除不同年代教育机会及人口变化因素的作用，在性别、父亲职业和父亲受教育年数相同的情况下，城市家庭子女进入小学的机率④是农村家庭子女的4.9倍；城市家庭子女进入初中的机率是农村家庭子女的3.6倍；城市家庭子女进入高级中等教育的机率是农村家庭子女的1.9倍。然而，城市家庭子女进入大学的机率与农村家庭子女进入大学的机率差异则不显著。这一方面说明，在1940-1989年出生的人群中，城乡教育机会差异极大，城乡分割因素对进入小学、由小学升入初中、由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等三个阶段的升学机率都有极大影响，城镇家庭子女在这三个阶段的升学过程中都具有更多的机会，但这种影响随着升学阶段的提高而逐步下降，越低的升学阶段城乡差异越大，较高的升学阶段城乡差异则有所缩小。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教育机会城乡不平等最为突出，在初中升入高中阶段城乡差距缩小，升大学阶段城乡子弟升学机率则无明显差异。这说明，农村家庭子女在初级和中等教育阶段需要克服的障碍更多，一旦完成了高级中等教育，他们考大学的成功率并不低于城镇家庭子女。
(三)性别及家庭阶级背景对不同阶段升学机率的影响
性别和家庭阶级背景(父亲职业和受教育年数)对升学机会的影响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性别、父亲职业和父亲受教育年数只是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分析模型，不过，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三个控制变量回归系数顺便观察一下性别与家庭阶级背景对升学机会的影响。
回归系数显示，父亲受教育年数对子女各个阶段的升学机会都有明显影响，而且对各阶段升入机率的影响程度比较接近。排除不同年代教育机会及人口变化因素的作用，在性别、父亲职业和城乡出生背景相同的情况下，父亲受教育年数每增加1年，子女进入小学、由小学升入初中、由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由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的机率分别提升17％、13％、11％和13％。
父亲职业对子女各阶段升学机会也都有影响，但是在不同升学阶段，其影响程度不同。在进入小学阶段，白领家庭子女和蓝领家庭子女升学机率是农民家庭子女的1.3倍和1.6倍；在小学升入初中阶段，白领家庭子女和蓝领家庭子女升学机率都是农民家庭子女的1.8倍；在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白领家庭子女和蓝领家庭子女升学机率是农民家庭子女的2.2倍和1.5倍；在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阶段，白领家庭子女升学机率是农民家庭子女的1.4倍，但蓝领家庭子女与农民家庭子女的升学机率则无明显差异。概括来说，在小学和升初中阶段，父亲职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民家庭与非农民家庭之间，而非农民家庭(白领与蓝领家庭)内部的差异不大；但在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蓝领家庭子女升学机率高于农民家庭子女，而白领家庭子女的升学机率又高于蓝领家庭子女；在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阶段，白领家庭子女升学机率高于蓝领家庭子女和农民家庭子女，而蓝领家庭与农民家庭则差异不大。
性别回归系数显示，在1940-1989年出生人群中，男女受教育机会存在不平等，但在不同的升学阶段性别差异有所不同。在小学阶段，男性进入小学的机率是女性的3.4倍；但由小学升入初中阶段性别差距大大缩小，男性的升学机率是女性的1.5倍；由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性别差距进一步缩小，男性的升学机率是女性的1.2倍；由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阶段性别差距则不显著。这也就是说，教育机会性别不平等主要存在于小学阶段，一些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以及贫困家庭的女童失去教育机会，成为文盲或半文盲。但是，只要让女童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她们在以后的升学竞争中会逐渐接近男性水平，而在考大学阶段，她们并不会弱于男性。
(四)各阶段升学机率的代际差异
表3的升学模型加入了出生年龄组自变量，其回归系数显示了不同年龄组人群的各阶段升学机率，反映了教育扩张对教育机会的影响。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扩张使人们的各个阶段教育机会都不断提高。从代际比较来看，小学教育机会的增长最明显，在城乡出生背景、性别、父亲职业和父亲受教育年数相同的条件下，60后接受小学教育的机率几乎是40后和50后的3倍，⑤而70后和80后上小学的机率又是60后的1.3倍和3倍。小学升初中阶段的机会增长也很明显，60后升入初中的机率分别是40后和50后的2.2和1.3倍，⑥而70后和80后升入初中的机率又是60后的1.2倍和2.5倍。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机会增长则有所波动，50后的升学机率比40后略有增长，但60后和70后则由于“文革”运动和改革初期市场化的冲击，初中升入高中的机率有所下降，而80后升学机率则明显增长，80后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的机会是60后和70后的1.7倍。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的机率在“文革”时期有所下降，受其影响，50后上大学的机会明显减少，但恢复高考制度以来，60后、70后和80后升入大学的机会持续增长。
(五)各升学阶段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年代变化
表3升学模型的交互效应项(出生于城市家庭×各出生年龄组)的回归系数反映了各阶段城乡教育机会差异的年代变化。在进入小学阶段，除了“城市家庭×80后”这一交互项，其他3个交互项(“城市家庭×40后”、“城市家庭×50后”和“城市家庭×70后”)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这说明，排除人口变化及教育扩张因素，在性别、父亲职业和文化水平相同条件下，小学阶段的城乡差距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前半期(40后、50后、60后和70后上小学时期)没有明显变化，只有到了80年代后期(80后开始上小学)，升小学阶段的城乡差距才有变化。进入小学阶段的“城市家庭×80后”交互项回归系数是负数，意味着这一阶段的城乡差距在缩小，80后升小学机率的城乡差距从前几代人的4.9倍大幅度地缩小到1.5倍[EXP(1.585-1.213)]。在小学升初中阶段，只有40后交互效应项(城市家庭×40后)回归系数是显著的，其他交互效应项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这也就是说，排除人口变化及教育扩张因素，在性别、父亲职业和文化水平相同的条件下，50后、60后、70后和80后由小学升入初中的机率的城乡不平等没有变化，都维持在3.6倍水平(城市人由小学升入初中的比例是农村人的3.6倍)，而40后这一阶段的升学机率城乡差距为2.1倍[EXP(1.268-0.549)]，小于后几代人。这可能是因为户籍制度是5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的，这一政策影响了城乡教育机会分配，而40后由小学升入初中时还未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
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年代变化比较明显，所有交互效应项的回归系数都显著，比率比反映出城乡不平等逐年增长。回归系数显示，排除人口变化及教育扩张因素，在性别、父亲职业和文化水平相同的条件下，40后和50后由初中升入高中的机率城乡差距不明显；而60后升学机率差距开始显著，城市家庭子女在这一阶段的升学机率是农村子女的1.9倍；70后的城乡差距继续增长，达到2.5倍[EXP(0.651+0.266)]；80后又进一步上升到3.9倍[EXP(0.651+0.722)]。40后和50后在“文革”时期或“文革”前期步入由初中升入高中阶段，当时的中等教育受到“文革”运动的极大冲击，许多初中毕业生(尤其是城市里的初中毕业生)被迫放弃升学机会，参与“上山下乡”运动，因此这一时期初中升高中阶段的城乡机会差距并不大。60后大多是在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80年代)初中毕业，市场经济浪潮和农民外出打工浪潮使大量农村初中毕业生放弃升学机会，或者在初中学习阶段就辍学离开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与此同时，高考制度恢复和教育回报率上升极大提升了城市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城市家庭子女初中升高中比例逐步提高，导致这一阶段升学机会的城乡差距拉大。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阶段升学考试制度日益严格，以考试内容为核心的教学内容越来越艰深，城市父母不断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提升其学业成绩，确保子女进入最好的学校并通过各级考试；而多数农村家庭无力对子女提供这些帮助，部分农村孩子因跟不上教学进度或缺乏学习兴趣而被逐步淘汰。本世纪开始以来，大学教育成本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大学扩招政策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另外，农民工就业机会增多，收入增长，这种种因素进一步打压了农村父母及其子女的教育期望，一些农村初中毕业生放弃了升入高中学习机会，因为他们觉得考大学无望，不值得进一步投资。在这种大背景之下，70后和80后在初中升入高中阶段城乡机会差距逐步拉大。
表3的交互效应回归系数显示，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阶段的城乡机会差距明显小于进入小学、小学升入初中和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阶级，而且其不平等程度的年代变化也明显小于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除了80后交互效应项(城市家庭×80后)回归系数显著，其他出生年龄组交互效应项都不显著。这说明，排除人口变化及教育扩张因素，在性别、父亲职业和文化水平相同的条件下，40后、50后、60后和70后由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的机率城乡差距不明显，而且年代变化也不明显，但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80后上大学时期)，这一阶段升学机率的城乡差距有所提高，城市家庭子女由高级中等教育升人大学的机率是农村家庭子女的1.7倍。这可能是最近10余年大学教育成本上升、农民工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大学扩招政策造成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等因素导致的后果。
六、结论与讨论
根据前面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方面的结论。
(一)教育机会增长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过去60年，尤其最近30年，中国教育规模扩张使教育机会供应量迅速增长，越年轻一代受教育机会越多。不过，各阶段教育机会增长并非平稳地齐头并进，国家政策变化，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和经济改革对教育机会增长产生了明显影响。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虽然初等教育机会持续增长并达到普及，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因受到“文革”冲击，机会增长缓慢甚至停滞。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最初10余年，受到市场经济浪潮的影响，中等教育机会增长被抑制，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反而下降。9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推进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教育机会增长显著并逐步普及，同时，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也使高等教育机会迅猛增长。80后一代是教育扩张的最大受益者，与前几代人相比，他们在各教育阶段的升学机会都大幅增长。
(二)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
在过去60年里，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持续存在。不过，并非教育层次越高差距就越大或者越不平等，相反，越低层次的教育城乡机会差距越大；而随着教育层次的递增，城乡差距缩小。排除人口数量变化和教育机会供应量变化，在性别、父亲职业和文化水平相同条件下，进入小学机率的城乡差距是4.9倍，由小学升入初中机率的城乡差距是3.6倍，由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机率的城乡差距是1.9倍。⑦最值得注意的是，由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阶段，升学机率的城乡差距几乎不存在。这意味着，过去几十年，中国教育机会城乡不平等主要并非存在于考大学这一阶段，而是存在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由于农村地区的教育条件(如师资水平、教育设施和教学设备等)太差，这些学生成了小学和中学升学考试的失败者，在升学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从而最终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三)教育机会城乡差距的变化趋势
本文最关注的问题是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尤其是最近30年，当教育机会迅速增长，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状况如何变化?如果不平等程度有所增强，主要表现在哪个升学阶段?
在进入小学这一阶段，城乡机会差距长期存在。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升学阶段的城乡差距明显缩小。这似乎印证了MMI假设。在小学教育达到饱和(小学教育普及)的情况下，机会不平等下降。不过，尽管进入小学阶段的城乡机会差距缩小，但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在80后群体中，排除人口数量变化和教育机会供应量变化，在性别、父亲职业和文化水平相同的条件下，城市家庭子女进入小学的机率是农村家庭子女的1.5倍。虽然未能进入小学的80后只是极少数(1.8％)，但其中90.6％持农业户口，89.1％出生于农民家庭。
在小学升初中阶段，50年代开始实施的户籍制度导致这一阶段升学机率的城乡差距有所扩大，其后一直维持不变。排除人口数量变化和教育机会供应量变化，在性别、父亲职业和文化水平相同的条件下，城市家庭子女由小学升入初中的机率是农村家庭子女的3.6倍。这一差距水平一直维持到90年代。本世纪以来，九年义务教育得以实施，初中教育趋于普及(即达到饱和)，基于MMI假设推论，这一升学阶段的教育不平等应该开始下降。不过，本文数据分析未把90后教育状况纳入分析，因而未证实这一推论。
初中升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升学机率的城乡差距变化最为突出。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一阶段升学机会的城乡差距一直在持续扩大。排除人口数量变化和教育机会供应量变化，在性别、父亲职业和文化水平相同的条件下，这一阶段升学机率的城乡差距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半期的1.9倍，增加到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半期的2.5倍，再增长到90年代后期至本世纪开始后的3.9倍。
在由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阶段，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升学机率的城乡差距不明显。农村家庭子女只要上了高中，考入大学的机率与城市家庭子女相差不大。但大学扩招政策实施后的10余年里，这一阶段升学机率的城乡差距开始显现。排除人口数量变化和教育机会供应量的变化，在性别、父亲职业和文化水平相同的条件下，城市家庭出生的80后由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的机率是农村家庭出生的80后的1.7倍。
上述变化趋势证实了笔者在本文开头时提出的猜测，即导致农村子弟上大学难的症结是在初中升高中阶段，而非考入大学阶段。由初中升高中阶段的城乡升学机率差距持续扩大，才是导致农村家庭子女上大学相对机会下降的源头。当然，最近10余年由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阶段的升学机率城乡差距开始扩大，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四)教育分层的关键点及其政策建议
虽然高等教育中显示的农村子弟上大学机会相对下降更吸引媒体眼球和公众热议，但是本文的分析结论却说明，中等教育的城乡不平等才是教育分层的关键所在。虽然过去60年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的城乡机会不平等大于高中和大学阶段，但随着小学教育的普及，其不平等明显下降；初中教育目前也趋于普及，可能近期这一阶段的城乡机会不平等也会下降。因此，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就成为教育分层的关键点。要促进城乡教育不平等，要提升农村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如何鼓励更多的农村初中毕业生继续升学?如何激发农村学生和家长更高的教育预期?如何提升农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成绩?如何刺激农村学生家长对子女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这些都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五)理论假设检验结果
本文数据分析结果否定了工业化理论假设，发现过去60年城乡教育不平等的变化趋势与教育机会增长趋势并不一致，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并没有随着教育扩张的步伐下降。相反，在某些时期的某些升学阶段，虽然教育机会在增加，但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却在加剧。文凭主义理论有关教育不平等变化趋势的假设获得部分验证，即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下降是由较低教育层次到较高教育层次，小学教育机会不平等已出现下降，初中阶段也有下降的苗头。当然，这种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不平等程度下降走势并非是自然发生的，它需要促进教育公平的社会政策来推动。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非常有力地支持了再生产理论及MMI假设，即教育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和下降取决于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差异，如果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差异持续存在，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会维持不变，只有达到教育饱和，教育不平等才会下降。小学教育达到饱和，因而这一教育阶段的城乡机会不平等下降；初中教育趋于饱和，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有可能开始下降。而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城乡差距扩大，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阶级差异扩大的一种反映。同时，过去60年中国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也充分反映了国家政策的影响效应，户籍制度的实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以及经济改革的推进等等，都对教育机会平等状况产生了重大影响。
注释：
①在这三种理论假设的争论中，大部分的西方学者主要是通过考察家庭背景——如父亲职业(家庭阶级背景)或父母文化水平(家庭文化背景)等——对子女教育机会的影响变化，来表示对某一理论的支持或否定。虽然再生产理论及其MMI假设主要针对家庭阶级背景对教育机会的作用，但工业化假设和文凭主义假设并不完全局限于阶级不平等范畴，一些研究者在分析种族之间的教育不平等时也会涉及这些理论。在现有的教育不平等的研究中，几乎没有专门针对城乡之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解释理论。不过，我们可以借用这三种理论思路来尝试解释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从教育机会获得的角度来看，城乡差异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家庭背景的差异。由于父母是农村居民(持农业户口)，导致子女在教育机会竞争中处于劣势。另外，MMI假设虽然强调的是阶级不平等，但也可泛指优势地位群体与弱势地位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其背后的原理是指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通过某些方式或制度安排排斥弱势社会群体，以达到获取更多教育机会的目的。再生产理论和MMI假设隐含的意思是，只要社会结构中存在某种结构性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就有可能通过教育渠道父代子传。顺其思路，如果社会结构中存在城乡不平等，那么教育领域的城乡不平等也会持续存在。
②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小学入学率超过95％，2002年小学升初中升学率达到97％(参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各阶段入学率数据，http：//www.stats.gov.cn/)。
③通过出生年龄组比较分析教育不平等变化趋势的研究通常采用两种分组方法。一种是以自然时间段来分组，比如每10年一组或5年一组，也有1年一组；另一种是以某个或某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来分组，通常是考察某一重大历史事件或某一政策对教育获得的影响，这种分组法需要历史事件或政策实施的明确时间和个人上学的具体时间。笔者采用第一种出生年龄组分组方法，即每10年一个出生年龄组。采用这一方法，一方面是由于笔者关注的是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以及多种社会变迁(包括经济增长、教育扩张、政策变化等)的综合效应，而不是某一政策或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这虽然是一种自然时间分组，但实际却包含了社会变迁的丰富信息。目前中国社会流行的代际分类称谓是“××后”(如80后、70后、60后或50后)，这表明过去50年的急剧社会政治变迁导致每10年就是一代人，每一代人都经历了一些特别重大的社会变迁事件，从而影响每一代人的人生经历，也包括教育经历，这一点在本文第五部分第一小节的描述中充分体现出来。10年一组的分类不仅体现了生理年龄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社会变迁(包括经济增长、教育扩张、政策变化等)的影响。
④比率比是把两个群体升学与未升学人数之比相除所得，比如：城市家庭子女升学人数与未升学人数之比除以农村家庭子女升学人数与未升学人数之比，即城市家庭子女升学的可能性与农村家庭子女升学可能性之比，可以理解为升学机率之比，即城市家庭子女升学机率是农村家庭子女升学机率的多少倍。
⑤60后比率比(1)除以40后比率比(0.336)，60后比率比(1)除以50后比率比(0.366)。
⑥60后比率比(1)除以40后比率比(0.445)，60后比率比(1)除以50后比率比(0.744)。
⑦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列出的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出生的人在不同教育阶段的升学机率的城乡差异并非指目前的情况，因为这批人应该在很多年前就都完成了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列出各升学阶段城乡升学机率差异是为了反映这样一个事实：这批人当中的许多农村人没能上大学是因为在进入小学、升入初中或高中阶段就被排除出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