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资源的缺失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缺失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6-0029-05
我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始终以伦理文化为主导，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是一个道德资源十分丰厚的国家。但在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物质资源快速增长的进程中，却出现了道德资源缺失现象。所谓“缺”，就是道德相对于经济、科技与社会快速发展而显得稀缺；所谓“失”，就是民族传统美德、社会主义主导性道德的某些流失与丧失。深入研究其现实根源与历史根源，采取相应措施，对发展道德资源、发挥道德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我国古代所说的“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伦理思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道德风尚应当越来越好。但是，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虽然道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但缺德、失德、轻德现象比较普遍，严重影响着社会风气和阻滞着社会发展。
1.官场中的官德缺失。虽然我国反腐倡廉的力度越来越大，措施越来越严，但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现象却屡禁不止。官场中出现的“钱权交易”现象，其实质是金钱与政治的交易和公共资源与私人财产的兑换，是市场的价值规律对政治领域道德规范的替代。官员手上所掌握的权利，是民众赋予的公共资源，它本应用来为民众谋利与服务，并应受到民众的检验与监督。但一些官员却背离民众意愿，逃避民众监督，暗中利用公共资源为自己牟取私利。这种窃取权利私自牟利的行为，伤害的是权利所涉的民众，是政权的功能与形象，是社会的道德风尚。更为严重的是，当这种官场的不善之举，受到严厉打击和民众广泛监督之后，一些官员只能使出不实之策，如暗中设法拼命聚财、贪得无厌，表面则装成超凡脱俗、两袖清风；背后经常胡言乱语、低级庸俗，公开则做表面文章、道貌岸然；公开场合宣称正直无私、清正廉明，私底之下则唯利是图、中饱私囊。这种以假乱真、以恶充善的缺德行为，更加隐蔽、深沉地阻碍了政权的正常运作，毒化了社会风气。
2.市场中的商德缺失。虽然我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不断确立和完善了市场管理制度，加大了市场监管力度，但生产、交换、销售过程中的假冒伪劣、敲诈勒索、不讲诚信却花样翻新。市场中的“缺德交易”现象，其实质是金钱与道德的交易和公共规范与私人利益的兑换，是市场的价值规律对经济领域道德规律的替代。生产、经营者的市场活动，是一种面向民众服务的社会活动，它既是赢利活动，又应是符合社会需要与规范的活动。但一些生产、经营者却把赢利作为活动的唯一目的，采取以假当真、以劣冒优、以次充好的手段，丧失社会良心，突破道德与法制规范，危及社会和人们的生存、发展安全。这种商德缺失行为，就其性质而言，无异于谋财害命，它既冲击了市场的正常秩序，又败坏了社会的道德风尚。
3.文场中的文德缺失。文场即指文化人工作的场所，文德即是文化人之道德。在过去认为是清贫、圣洁的高等学府、科研院所等文化单位，现在弄虚作假、剽窃舞弊、买卖文凭等现象也逐步多起来。这些现象的实质是“钱文交易”，即金钱与学业、学术、学识的交换，是市场的价值规律对文化领域道德规范的替代。文化、教育活动，是一种文化知识传播、运用、创造活动，活动必须遵循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也就是坚持真与善的结合。而一些文化、教育工作者，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把他人成果据为己有，学术上假造事实、数据，以金钱交易论文、文凭，违背了科学文化的基本原则和道德要求。这种文德缺失行为，就其性质而言，无异于恶意教唆，它败坏文风与学风，贻误、危害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不容置疑，我国社会的确出现了经济、科技快速发展和道德滞后、缺失现象，这种现象的背后有其特定的现实社会根源与深刻文化根源。
1.道德缺失、“道德危机”主要根源于社会的“三个压力”。
（1）社会竞争压力。市场经济体制赋予社会主体以个体自主性、竞争性以及维护、获取自身利益的正当性。这一方面激发了社会主体与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推动了整个社会与个体的充分发展，使社会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特征。另一方面，在竞争压力下，有些社会主体与个体在自主发展过程中，往往容易陷于自发性与只顾自身眼前利益，而忽视、漠视、甚至损害具有全局性、长远性的公共资源与规范——政治、法规、道德。同时，市场体制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形成了社会主体与个体之间的直接比较，这一方面使整个社会充满自主发展的活力，有效解决了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依赖状况，推进了我国经济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竞争规则不完善，人们专注于有形的、具体的、眼前的、可量化因素的比较，而无形的、非指标化的因素，诸如精神的、道德的因素，则容易被忽视和轻视。在官场就是重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轻灵魂工程、教育工程，在社会就是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在这种价值取向偏离的社会环境下，应有的道德规范往往受到物质利益和科学技术的挤压而显得式微，甚至可能被物质利益和科学技术替代而消解。在竞争压力下所发生的道德缺失，并不是市场体制的原因，而是价值规律对道德机制、道德规范的僭越。社会是复杂的，不能企图运用一种机制、一个规律来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更不能因为道德缺失而采取抑制经济、科技发展的简单方式。根据市场体制和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寻求与市场机制相一致的道德机制，强化道德的价值性与规律性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2）社会信息压力。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使社会的信息与知识总量急剧增加，而且加快了信息与知识的传播与交流。信息与知识，同经济与文化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当经济按市场规律呈现竞争状态的情况下，信息与知识占有、更新、创造的竞争也就在全社会展开了。这就是人们学习、运用、更新、创造知识，以及获取、加工、整合信息压力不断加大的原因。社会由过去的阶段性学习转变为终生学习社会；由过去的知识积累式学习，发展为知识探究式学习；学校课程也由过去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课程，扩展到适应多样化、发展化需要的课程。而且，随着科技、社会综合化发展，越来越需要人们除了掌握自己所学专业知识之外，还要学习相关专业的知识。这种逐渐增加的信息、知识压力，使许多学校、许多人忙于应付智育与业务学习，以缓解日益增加的社会信息压力。于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忽视了道德教育与育德活动。正如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教育顾问德怀特·艾伦所说的：“20世纪，高等教育自发地把如何使学生变得‘聪明’当作了主要目的。当今，知识量已经翻了好几倍。高等教育忙于应付令人头晕目眩的新知识，无暇顾及价值观和道德教育。”针对这种情况，他提醒并警告人们：“教育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使学生变得聪明；一个是要使学生作有道德的人。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有道德，那么，我们就为社会创造了危害。”[1] 在信息压力下所发生的道德缺失，不是信息、知识本身的原因，而是一些人专注于信息与知识，忽视了自身的道德生活。人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只有正确的道德生活，才能使知识学习、运用与创造活动精彩，只有根据科技发展而不断丰富人文精神，才能克服道德缺失倾向。
（3）社会治理压力。随着我国社会多样化发展趋势的强化、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文化多元化格局的形成，社会状况空前多样、复杂和多变，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由此，社会治理、管理的压力加大，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的任务加重。我国传统的社会治理、管理方式，主要是德治与德教。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局面，仅用泛道德主义的德治与德教方式，是难以维持和控制社会宏观格局和调节社会复杂关系的。而且，我国社会状况的改变，使道德的性质、功能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道德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有些无能为力，德治与德教显得式微。于是，根据我国社会治理的实际需要和借鉴西方国家治理的经验，法治日益受到重视，法治的作用逐步显现。随着法治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增强，我国泛道德主义的传统有了改变。但社会又出现另一种倾向，即出现了用法律作为调节、规范和整合人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乃至私人生活的现象，法律作用范围无限扩大，有人甚至把法治与德治对立起来，认为道德软弱无用，德治就是人治；认为人们只要守住“道德底线”，只要不犯法，就可以无所顾忌。这种泛法律主义倾向，把社会治理与管理的责任归于法治，忽视和轻视人与社会的道德生活、道德规范，必然导致以下后果：一是执法者因道德缺失而使法律成为不道德的工具——不是乱用法律就是以法谋私，这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二是消解道德的作用，加重社会“道德危机”与“精神贫乏”，这种现象已经不同程度存在；三是法治的堤坝难以抵挡因道德防线大量突破而引发的犯罪，这正是执法机关承受重负的深层原因。所以，法治是必要和重要的，但单一的法治或德治都不能有效治理当今社会。德治是法治的基础，也是我国治理社会的传统与优势。发扬德治传统，发展现代法治，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才能解决道德缺失状况。
2.道德缺失、“道德危机”现象根源于“两个文化”认识。
（1）道德文化认识原因。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生活，具有其本质属性、功能属性与价值属性。本质属性讲的是道德来源于经济生活，以及道德是人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方式；功能属性讲的是道德对社会和人们的行为调节、规范、整合作用；价值属性讲的是道德对社会和人们的有用性、资源性与意义。我国传统道德文化，出于统治者主要以德治维护其统治的需要，主要强调的是道德的功能属性，即强调道德对社会和人们的行为调节、规范、整合作用，注重人伦规范与人际依赖，忽视道德对经济、科技的作用。这种传统虽然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与人际协调，但也形成了道德是一种社会性规约而不是一种内在性需求，道德是一种人伦关系而与经济、科技无关的认识，从而使我国社会形成了主要从人际关系寻求资源（如上下级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师生之间的过分依赖，过多凭关系办事等），而忽视从科技、制度、知识寻求资源的道德取向。“三纲五常”、“重义轻利”、“重道鄙器”的价值取向，正是传统道德重视道德功能而忽视道德价值的表达。这种重视道德功能而忽视道德本质与价值的传统，在我国一些伦理学著作里，对道德概念、内涵的阐述中，表现是明显的。正因为有这样的道德文化传统，所以，当市场体制赋予人们自主权之后，不少人因为缺乏对道德本质与价值的理性认识，以为讲道德是社会规范的需要，而不是“我”的需要；道德是一种外在规约，而不是一种内在精神资源；道德是一种人伦关系而不是经济、科技行为，从而导致了一些人忽视、漠视、轻视道德，特别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不讲职业道德。
（2）科技文化认识原因。对科技文化的认识，我国受国外影响较大。除了受西方实证主义、科学技术哲学影响之外，受西方发达国家科技强国的形势与政策影响更为直接。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在知识文化界可以说无人不知，“科学”与“民主”也曾经是许多知识分子打出的救民强国大旗。对我国这样一个科学技术落后的国家来说，克服古代“重道鄙器”的文化传统，高度重视科技、发展科技，坚持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无疑是振兴国家的迫切需要。但许多人受西方科学技术主义思潮的影响，按照风行一时的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特“第四浪潮”的思维方式，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脱离生产力范畴，泛化到了全社会各个领域。不少人相信，现代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领域的问题，一切领域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在信息、基因层面得到解决；一些人相信西方提出的“意识形态终结”，“政治趋同”，“道德程序化”观点，似乎讲政治、讲道德已经过时，社会就要进入一个没有政治、价值、道德区别的科技化社会。于是，社会出现了重科技轻人文，重智育轻德育的工具化、实用化倾向，并开始按照“以器为本”（即科技为本）的思维路向演进。在认识西方发达国家科技文化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忽视了西方发达国家也有自己的人文文化，如卢梭早就批评西方“美德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上升而逝去”，出现了“灵魂败坏”。康德与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针锋相对，提出了“德性就是力量”的口号。美国斯蒂文森针对西方人严重工具化、实用化倾向，强调人“应当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西方人文学者，以西方的人文方式抑制科技的恶性发展。发达国家的高校以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平衡科技教育、职业教育等等。西方国家往往根据需要，强调道德、人文价值取向（而不是道德、人文内容本身）。应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存在与发展，绝不仅仅依靠科技文化，而是在科技与人文的张力中寻求稳定与发展。我们对西方国家的文化认识要全面，切不可受其某些文化偏见、假象所迷惑。
我国在推进经济、科技发展的进程中，采取了符合国情的战略措施，如确立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颁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强调广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等。这些重大举措，适应了对外开放、市场体制与信息社会发展的需要，推进了道德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道德生活。但是，道德与经济、科技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依然存在，道德资源稀缺的状况有待改变。
1.深化道德属性认识，强化道德资源意识。扩展道德的本质属性，发展道德的价值性，是道德发展的前提。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人们在经济、科技竞争压力下，物质、科技价值取向空前突出，加上人们对道德的认识受传统思维影响，因而，忽视道德的价值属性问题，就成为道德资源缺失的先决条件。当人们忽视道德对自己和社会的有用性、价值性的时候，当人们意识不到道德缺失对自己和社会的风险性、危害性的时候，人们在对道德的学习、道德功能的发挥、道德的发展上就会缺乏需求与动力。因此，我们需要根据当代社会的实际与需要，反省对道德的传统理解，扩展、深化道德的人本性、价值性认识，确立道德是社会与人存在的基本方式、是社会与人的必备资源的观念。
随着人们社会角色及其转变的多样化与复杂化，道德生活的内涵与外延伴随经济、科技活动也越来越多变和丰富，从而使现代道德生活呈现出多样化状态。人们在开放的环境中，在不同角色的转换中，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应当适应不同内容和不同形式的道德生活，这既是社会多样性的客观要求，也是个体精神生活的丰富性体现。因而，丰富的物质资源与科技知识，需要相应丰富的道德资源。要占有和获得道德资源，首先要有道德资源意识。所谓道德资源意识，就是道德价值意识。由于市场体制强化了人们的物质、科技、信息资源意识，因而需要提出道德资源意识与之相适应。道德资源意识是与市场竞争条件下物质资源意识相协调的目的意识、规范意识与超越意识，是与物质财富相一致的精神财富，是现代人适应市场竞争、信息社会与复杂环境的合理动机，是人们面临多样性、多变性选择的价值尺度。
道德作为一种资源，既属于个体财富，也能够被社会共享。在现代社会开放、信息化的条件下，道德资源总是与物质资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与物质资源相互转化。一个富有道德形象的单位，会受到人们的青睐，一个富有信誉的产品，才能取得竞争优势。相反，道德的缺失不仅会败坏个人与单位的形象，而且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2002年3月25日，中国企业联合会理事长张彦宁透露，我国每年因不讲信誉，弄虚作假，“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人民币，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人民币，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人民币，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人民币。诚信缺失造成的损失高达5855亿元人民币。”[2] 中国第一本MBA案例参考教材《大败局》，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些企业迅速发展而又很快失败的经验教训，其中首要教训是企业面对市场消费者和竞争对手，“夸大其词，随心所欲”，“冷酷无情，兵行诡异”，这种不道德的市场行为“几乎成为阻碍中国许多新生代企业家真正走向成熟的最致命的痼疾。”[3]（P4）我们应当根据道德资源既是个人资源也是社会资源、道德资源与物质资源可以互相转化的特点，来确立道德形成、发展与竞争的机制，改变道德的价值缺位和道德资源与物质资源脱离的状况。道德要为经济、科技发展提供动力资源与规范保证，经济、科技也要为道德形成、发展与竞争提供物质与技术条件。
2.进行传统道德转化，形成现代道德风尚。继承、转化、弘扬我国传统道德资源，是我国道德发展的基础。我国从古到今，积累了丰厚的道德资源，特别是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主张协调与和谐的道德理念，对当今世界和我国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和为贵”、“和衷共济”的传统，《诗经》中的“乐土”、《老子》中的“玄同”、《墨子》中的“尚同”以及《礼记》中的“大同”，还有从远古的《太极图》到近代的《大同书》，都演绎着中国自古以来追求的“天人合发”、“天人合一”和“天人合德”的美好蓝图。因此，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传统道德的继承和高扬。和谐社会在时间维度上，把中国传统道德的合理内涵进行了成功的现代转化，保持和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与风貌；在空间维度上，体现了当代社会全球化和高度社会化的发展趋势，针对市场竞争所导致的地区、行业与个体之间的差距，站在全局的高度进行引导、规范，保证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以德治国、以德育人的新发展。
我国一向强调弘扬传统美德，建设与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物质生活相协调、与多样发展相一致的道德，强调主导性与多样性、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道德。这种道德生活，体现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特点，历时性就是强调道德生活的历史继承性，注重道德生活的发展性，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共时性就是强调道德生活的现代性，注重道德生活的协调性，体现全球化发展的普世性。
3.发展新领域的道德，大力培育道德实践能力。推进与现代经济、科技、社会相一致的道德发展，是我国道德发展的关键。我国市场经济与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不仅形成了丰富的经济、科技成果，而且凸显和开辟了新的领域，诸如市场体系与竞争领域、社会信息与虚拟领域、环境治理与生态领域等。这些新领域同样存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是与非的矛盾，但又有其特征与不同的表现形式，需要有新的道德规范与之相适应。由于这些新领域在我国形成时间不长，新的道德规范尚不健全，而习惯于传统道德行为的人们，在新领域就会出现道德“缺位”或道德“错位”，难以对新领域进行合理性认识与把握。因此，确立和发展新领域的道德规范，是保证人们适应和促进自身发展与新领域发展的关键。
在新的领域，人们的行为方式与发展方式与传统方式有很大区别。新领域与传统社会领域相比较，有其鲜明特点：充满竞争性、体现自主性、要求创新性。这些新特点，既表现在人们业务活动的方式上，也体现在人们价值取向、价值选择、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因此，它要求人们面对复杂、多样、多变的状况，能够自主进行是非判断、合理进行取向选择、努力进行价值创造。这就要求人们能够因时、因地、因事而异地运用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并且要随着新领域的不断发展，随着自己业务学习、创新的深化，不断改变、发展道德内容与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始终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才能实现真与善的结合。为此，现代人适应并促进自身与新领域发展，必须实现业务发展与道德发展、业务创造与道德创造的统一。统一的标志就是创新人格的形成。创新人格的个性特征是：浓厚的求知兴趣、强烈的创新激情、矢志不渝的目标追求、勇于奉献的拼搏精神、不怕挫折的顽强意志、求实严谨的做事风格。这种稳定的个性特征，不是一般道德规范的遵从，也不是道德知识的掌握，而是道德发展能力与业务创造能力的有机结合。因此，联系当代社会新领域的实际，结合业务学习、创造活动，培养道德适应能力与发展能力，是促进个体与社会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