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与宏观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观论文,货币政策论文,我国论文,环境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微观环境并未处在这种理想状态，因此，货币当局在采用某些市场取向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还必须采用行政取向的货币政策。
首先，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某些股份制银行机构和某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用，实质上是一种国家信用或地方政府信用，而并非是真正的商业信用。由此，这些商业性的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一方面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能，从事一些政策性的业务；另一方面则可以将自己在经营中的风险最终转嫁给政府。
其次，经过20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实物面的产品价格和数量基本上由市场决定，金融面的产品的价格和数量也步入了市场化的过程。但这个过程远未完成，从而使金融面的核心价格，即资本的价格（通常以利率表示）和本币的价格（通常以汇率表示），以及它们的数量，未能完全市场化。
最后，虽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摆脱地方政府干预而进行的有关体制改革颇具成效，但它们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还有待深化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来加以理顺。显然，市场取向的货币政策，对缺乏成本收益原则刚性约束的这类市场主体的作用非常有限，而替代它的只能是行政取向的货币政策。
总之，在我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仍处于市场化的过程中，微观领域的各种非市场因素，制约着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这就导致市场取向的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需要在一定范围内采取行政取向的货币政策，才能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
二、我国货币政策的宏观环境
第一，通胀-通缩周期与货币政策的前瞻性
我国已出现过四次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周期。目前正处于第五次通胀与通缩周期的通货膨胀阶段。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即其直接原因都是因为流通中的货币量持续增长或持续下降引起的。当然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发生这种持续增减的具体原因在不同时期必然会各不相同。
基于上述观点，可以说当前的宏观调控在前瞻性和渐进性方面为我国的宏观管理积累了经验。但我国经济运行仍处在通货膨胀阶段，国内外一些不确定因素，使我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反弹的潜在压力。要想继续保持通货膨胀的可控状态，货币当局必须不失时机地利用目前的“缓冲期”，果断地采取“爬行回调”的利率政策，即在2004年10月29日第一次小幅提高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后，坚持小幅多次的原则，适时地继续上调利率，直到出现周期的阶段性变化为止。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货币政策的一般性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二元经济，即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并存。虽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这种特殊的二元经济终究会被新型的公有制经济所扬弃，但它在我国将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就决定了货币政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一般性，即无论是市场取向的货币政策还是行政取向的货币政策，都不能专门针对公有制经济或私有制经济，不能此紧彼宽或彼紧此宽，不能对此优惠对彼按章行事，不能搞区别对待。总之，货币政策在调控二元经济时不能具有针对性，而必须具备一般性，即在“宽松”与“紧缩”的取向上，在政策的力度上，都应该采用无差别对待原则。货币政策的一般性既符合市场原则，又有利于二元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二元经济渐进到新型的公有制经济，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的完成阶段发展的过程，决不是传统的公有制经济取代传统私有制经济的过程，而是传统的公有制经济和传统私有制经济被新型的公有制经济取代的过程。
第三，外部经济制约内部经济与货币政策的有限自主性
我国靠自主和渐进的改革开放，主动和有条件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抓住了世界中心地带的产业向世界边缘地带转移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了和平发展的空间，才有了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从宏观管理的角度看，这种类型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我国内部经济（以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的增长依赖于我国外部经济（以进出口总额表示）的增长，而外部经济的增长又依赖于不可控制的国际经济环境，由此，导致我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发生了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中选择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及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不仅要考虑国内的经济情况，而且还必须考虑国际经济情况及有关国家的经济政策。换句话说，不仅国内的一些因素制约着我国货币政策的决策及其效果，而且国际的一些因素也制约着我国货币政策的决策及其效果。当前宏观调控与过去历次宏观调控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
我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世界霸主国在这方面采取的双重标准，使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成为其在世界范围内谋取政治与经济利益、遏制别国和平发展的强权手段。比如，美国采取各种手段迫使发展中国家消除贸易障碍，但是它自己却可以堂而皇之地设立种种贸易障碍；美国指责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而它自己不仅操控美元汇率，还通过各种方式操控其他国家的货币汇率。实际上，由于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即使美国不采取这种双重标准，因美国与其他国家存在周期循环的差异，其经济和金融政策也会对其他国家形成强大的负面影响。当然，必须强调指出，即使出现这些情况，我们不必对国际经济环境过于悲观，因为无论美国多么强大（实际上它已由鼎盛走向衰落），却无力改变或废除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成本收益原则。在当今世界，正是成本收益原则驱使美国这样的霸主及少数发达国家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由此又迫使它们腾出其国内的巨大市场空间，无奈地向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和服务开放市场。中国之所以在一个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获得了和平发展的空间，决不是霸主国和发达国家的善举，而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在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我国货币政策原来具有的完全自主性正在被不完全自主性所取代。
基于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周期循环，我国应从突发性的宏观调控转向连续性的宏观管理，即应从通胀和通缩已成为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后再采取宏观调控，转向将宏观管理作为政府的日常工作，从而尽可能促使周期的经济波动处于最小波幅。尽管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局限性，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无力将货币这一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无奈地受其支配，但是对货币的“试错”管理比放任货币更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既然渐进的改革开放成功地适应了我国的特殊国情和不平等的国际环境，那么在我国，市场取向的货币政策只能渐进的取代行政取向的货币政策。不难看到，我国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和宏观环境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根本的改变，因此，市场取向的货币政策与行政取向的货币政策将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并存，并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
摘自《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2005.1.3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