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对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基础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政治思想论文,学者论文,基础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是世界上毛泽东思想研究最早、最多的西方国家，从左翼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开始，美国学者根据各自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理论背景，对毛泽东政治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以其敏锐的历史洞察力论说了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流变轨迹中所包含的结构主体、历史渊源和基本特征。作为国内学者，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需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既要吸收各种积极的思想营养，又要通过解读论辩澄清基本观念，力求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多重维度中实现毛泽东思想的价值重构。
一、美国学者论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中的结构主体
施拉姆详细分析20世纪20年代－40年代的毛泽东思想时，创建性地提出“政党”、“群众”、“军队”三项核心要素，归纳了毛泽东早期政治思维结构的主体内容。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基础（1917－1935）》一书中，论及了毛泽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也提及了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列宁主义组织、军事组织这些概念框架。这与毛泽东分别在1933年1月和1935年1月的两篇文章《抗日统一战线的三个条件》和《遵义会议决议》所阐述的内容一致，毛泽东对于允许红色力量出现和生存的条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其中的三个条件是：有很好的党；有很好的群众；有相当力量的红军。
1.政党
政党是阶级在政治层面表达其利益的主要载体。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改造成功的政治组织要素进行了新的探索。他提出要有共同的理想和计划，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对此，施拉姆认为尽管当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集团概念的理解还不十分准确，但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对政见的阐述确实更加与列宁一致①。施拉姆其后又认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其路线政策体现了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发展，其中提到了毛泽东在“党内合作”、“统一战线”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后来毛泽东政治思想上发生从注重城市到注重农村的这一划时代的转变，使之意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施拉姆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虽然是1951年补进《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的，但在1926年初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将在革命中担任领导权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了。施拉姆想要表达的是，毛泽东提出要确立一个“从事根本改造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以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已经开始向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2.群众
面向群众是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整体的一条重要线索，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得以初始体现。毛泽东把革命的巨大动力归结为“人民群众”，显然意识到其中蕴藏一种推动社会变迁和发展的极大冲击力。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美国学者认为透过毛泽东早期的群众观，可以把握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些脉络。
沃马克认为在1935年以前的时期，毛泽东在组织上的主要发现是群众动员，一个强调政策整合的战略，对于动员实现最大的有效性而言是必不可少的②。其实，“五四”以前，毛泽东就开始了对国民性的思考，“民智”问题成为毛泽东早期政治分析的对象。他认为，“愚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千百年恶社会所陶铸而然，非彼所能自主也”③。1918年成立的“新民学会”已是毛泽东将改良人心的主张付诸实际行动的第一步，这与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相一致。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对“单纯军事观点”的批判也反映了群众路线的观点——红军之打仗，不是为打仗而打仗，完全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才去打仗的④。1946年10月27日，美国学者费正清为《中国惊雷》一书写的书评《来自中国心脏的挑战》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有吸引力，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重点提到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与农民保持了紧密的联系，深入乡村，发动群众。而在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研究脉络中，群众路线通常被看作是“民粹主义”，认为是一种深刻的为意志论信念，特别是在1927年写的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种民粹主义倾向更加强烈：“毛泽东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倾向，是在一种视人民为有组织的整体并赞美他们自发的革命行动和集体潜力的强烈倾向中表现出来的。”⑤ 费正清认为，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冲动，并没有受到后期马列主义的影响。戴维·麦克莱伦则不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映了民粹主义的立场，但也不认为它是属于马列主义的。我们说，毛泽东常常是通过对民众命运的探讨去完成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追问和对国家前途的确认，从更确切的含义上来说应是一种民本思想，是以主张以民众为社稷之根本，并以民众为施政之基础与标准的政治学说，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与民粹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他指出，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和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⑥。正如魏斐德认为的那样，在毛泽东思想中，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共产党是群众的先锋队，具有群众意识。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毛泽东把社会改造成功的要素放在民众身上，认为中国社会的改造有赖于民众力量的凝聚和联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原理，因此群众路线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
3.军队
毛泽东意识到要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里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军队的重要性。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认为，早在1927－1930年间的白色恐怖中，毛泽东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革命必然要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施拉姆认为，自1927年开始，毛泽东强调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促使他更加强调勇气、决心和尚武精神⑦。认为这是毛泽东“锻造武器时期”。施拉姆所指的是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这正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和人民军队的诞生。施拉姆解释毛泽东个性中极富有特征的“尚武精神”，将之与当时中国由于军力薄弱而导致的国家危亡的客观现实联系起来，认为毛泽东当时强调军队的绝对重要性从根本上说是残酷历史环境的反映，但他过于强调“尚武”传统文化根源，忽略了俄国十月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思想，影响了认识的深入全面性。施拉姆又解释了毛泽东游击战争中有关战略和策略等更为复杂的概念，指出井冈山、江西、延安时期塑造的游击战争影响着毛泽东关于应当怎样组织革命的领导力量的思想，以及如何处理军队和群众的关系的思想。在有关军队的进一步的研究中，沃马克认为毛泽东的农村战略在军事上的必要性，但由于几乎完全依赖最具有局限性的阶级——农民阶级，所以从一种正统的立场出发，这种地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说具有历史倒退性⑧。沃马克这方面的解释反而忽略了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将发动农民群众组织游击军队和发动城市工人的共产党当作了不同的两个概念，将革命精英和其他支持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分离，这使他对毛泽东建军思想（如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农村包围城市等）的理解局限在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考察层面，对其深层来源的考察缺乏第二重维度——历史背景和客观现实的分析与探究。
二、美国学者论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的历史渊源
对思想的理解，追溯其来龙去脉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美国学者认为，认清一种政治思想的谱系，必须梳理它的历史起源和流变，即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到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形成轨迹和深层结构中挖掘理论根源。
1.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美国有许多专著和论文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对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进行研究。魏斐德在《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中特别强调了儒家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大同”的使用：“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是人类进入大同境遇。”⑨ 认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背景是儒家思想，毛泽东继承了儒家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他还把毛泽东的“知行统一”和王阳明“知行合一”联系起来，提出这种中国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更容易为人民所接受。
美国学者窦宗一、费正清、罗兹曼、列文森等认为毛泽东思想从来只是儒学传统思想的改头换面的延续，毛泽东的哲学承袭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纯属中国的产物，因而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即毛泽东思想渊源于传统文化“一源论”。但窦宗一又认为毛泽东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条件是儒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原则上的相通之处。美国学者约翰·布莱恩·斯塔尔在《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源，如他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原始辩证法思想的第二个脉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毛泽东用“矛盾”这一术语来描述，暗示着毛泽东思想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双重根源，又称为“两源论”。应该说，毛泽东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开始自己政治生涯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如果仅仅就局限在传统文化中，就显得狭隘，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因素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当时中国国情反映在他们的分析中，更不能体现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正如美国学者诺曼·莱文所说：“毛泽东反叛中国古代文化，但通过利用过去而推翻过去，他借用过去的某些思想，但把它置于革命的背景中。”⑩
2.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与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
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显示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曾经深深影响过毛泽东，但他始终能够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和分析各种理论思潮。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回忆：毛泽东认为在青年时代他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11)。魏斐德认为，毛泽东当时对这个联盟的阶级特征认识是相当含糊的，此时的毛泽东还处在一个前马克思主义的和民粹派的阶段(12)。关于自由主义，毛泽东在投身民主革命初期，就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
史华慈和施拉姆认为，毛泽东的自由主义受其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是康德所强调的新的普罗米修斯个人观。史华慈和魏斐德认为毛泽东的自由主义是受到《新青年》杂志和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所撰写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的影响，甚至认为毛泽东最终投身马克思主义也是受自由主义的影响。沃马克则通过毛泽东对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的热烈反应暗示着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存在的一种思想上的联系，表明了毛泽东思想的连续性。但美国学者在研究毛泽东自由主义时却没有谈及毛泽东后来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事实上，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与自由主义思想已脱离，这在他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民主改良主义也是美国学者考察早年毛泽东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毛泽东比较系统地涉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改良思想是在1912年下半年。毛泽东阅读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与《饮冰室文集》，并逐步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学术与政治思想，开始关注变法维新与君主立宪，并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卢梭的《民约论》等一批反映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科学成就的著作。魏斐德认为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新人民”（新民）的思想正是受其影响产生的，这至少是毛泽东在1917年创立新民学会时的宗旨，认为这种为民革新的责任感是一种士大夫的行为，是变异的雅各宾主义。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沃马克认为这段时期毛泽东主导的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是一个政治改革的要求而不是一个乌托邦的变革。基于当时的环境，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基础上，有空想社会主义成分，这也是导致最终失败的原因。
为了考察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内涵，一些美国学者将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考茨基社会主义观、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和托马斯·柯卡普关于当代社会主义观等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比较，认为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曾与这些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共鸣，但又是同这些形形色色的主义作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史华慈在《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一文中指出，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西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兴趣。西方无政府主义号召人民推翻一切权威，认为应当解放民众的力量，并通过历史的运动适当地加以引导(13)。应该说，这个时期的毛泽东对各种“主义”和学说仍没有明确的概念，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使他从思辨的领域转向实际，在参加爱国运动的实践中深化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提出了民众的大联合，认清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本质和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
现近代西方思潮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确实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美国学者认为毛泽东早期思想很大程度来源于各种“主义”的观点值得商榷，毛泽东曾经受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尽管某些观点或思想有脱离实际的缺陷和失误，但其产生的根源实质上是要以这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替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并大致追寻了一个“认识——选择——放弃——再认识”的过程，这种过程是毛泽东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社会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应该是“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各种“主义”只是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过渡形态。施拉姆也认为“反军阀、反帝国主义”思想在毛泽东早期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认为正是它才是引导毛泽东走向真正马克思主义并贯穿毛泽东一生的一个基本主题。
3.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
美国学者对此问题争论的重点是如何理解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产生了“结合发展论”与“异端论”的论调。“结合发展论”的代表美国学者理查德·费理察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可以理解为发展的马列理论和为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目标而采取的革命发展的策略，毛泽东的思想将马克思的认识论、分析方式等概念应用到中国的经验，以便理解并改变中国的现实(14)。持此类观点的还有美国学者迈斯纳、史蒂夫·勤等。迈斯纳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对毛泽东的思想在中国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给予了比较中肯的理论概括。史蒂夫·勤认为：“毛泽东思想，与其说是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物，还不如说是马克思、列宁思想的内容和特殊的民族形式的结合物。”(15) 而“异端论”则认为毛泽东思想真正来源主要是中国传统，是对马克思主义表面上的移植，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创新性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持此类观点的人有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慈、诺曼·莱文、费正清、魏斐德、E.弗里德曼等。如史华慈在《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等书中提出了“毛主义”，将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认为这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独特的倾向。”(16) 他在《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中虽承认了毛泽东和马克思有种种联系，但仍坚持认为不能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他教条式地认为，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从工人阶级运动开始，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忽略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政治环境，这是其没有透彻地把握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创新性地思考中国革命问题，找到了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发动农民组织革命武装，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根本原因。
诺曼·莱文则教条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他从辩证法的历史逻辑来开展研究，从政治行动策略上比较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最终的结论是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背离性的创造。费正清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是特殊的’，认为毛泽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7)。
还有一些学者属于中间派别，如卡尔·魏特夫虽然极力否认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但认为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是对马克思和列宁关于东方殖民地理论的移植，他承认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但又否认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否认中国革命道路和革命策略的创新性，这也是片面的。施拉姆的见解比中性观点的学者更接近事实，他承认毛泽东从中国传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得到启示，并且受到二者的影响(18)。
应该说，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的主导要素是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和受西方思潮影响的背景，还有一点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从未离开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具体实践，应该说，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形成和发展是以上多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美国学者论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
尽管美国学者在对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基础的研究中，其理论目标、分析方式、学术立场等还存在缺陷，但基于一种新的视阈，我们仍然可从其中提炼出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并体现了其价值内涵。
1.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青年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本质内容，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抓住这一特点。沃马克认为，以有效的革命行动为目标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和基本原则。这在中国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传统中都是一个重要的创新(19)。他在《抓住旗帜：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前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发展》一文中从一种“政治范式”的角度为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中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提供一种解释性叙述。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早期的政治思想不仅来自他所处的环境，而且还是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的反映。
毛泽东对中国问题所持的这种务实求真的态度以及实践哲学恰恰反映了他的思想具有独特的理论实践统一性，实践和环境的改变都会使他对自身的思想不断地重铸，他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西方思潮等合理因素以及中国革命的实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要求熔铸提升，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分化。因此，这种独具特色的思想和实践，是对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辩证发展最本质的理解，也是对毛泽东思想根源探究最基本的道路之一。这对于当今中国共产党人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2.人民主体价值观
施拉姆的《毛泽东思想》和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都从政治思想的角度诠释了毛泽东的一生，注重个性与历史背景的结合，描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期“人民”在他内心世界中的主体地位。迈斯纳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一书中认为：“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没有借助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力中含有社会主义潜力的观点，而是从中国人民中寻找社会主义的源泉。”(20) 沃马克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在中国的政治中保持一种重要的、有创造力影响的三点价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这些重要的价值从根本上讲就是为群众谋利益，也就是毛泽东后期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他认为形成于毛泽东早期活动中的基本政治价值，将被证明是对中国政治的一个长远贡献；作为一个实质的而非有争议的贡献，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政治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塑造了一个公认的前提框架。概言之，毛泽东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的政治价值对于中国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21)。正如美国学者迈克·曼斯菲尔德在《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四分之一世纪》访华报告中认为，今天，中国社会是以毛泽东主席的理论为基础的，毛的训诲仍将继续指引中国的命运，“为人民服务”和“自力更生”不单是两个口号，它们是今天的和未来的中国社会的路标。
可以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与实践，提出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强调牺牲个人奉献社会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一脉相承，这也与施拉姆、沃马克和迈克·曼斯菲尔德等美国学者都认同的毛泽东最根本的政治价值是为人民服务相一致，这种价值选择对于当今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如何树立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理念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根据不同的具体环境，按照具体的革命实践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提出独树一帜的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毛泽东不是模仿和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真正意义上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施拉姆研究毛泽东是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为线索全面展开的，他认为“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种种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胆地体现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需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问题的信念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如此，他还提出要用中国的经验丰富马克思主义。”(22) 如前所述，施拉姆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毛泽东在中国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改造以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目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施拉姆着重指出：“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毛都在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而且要使中西融合，结合成一个新的综合体。”(23) 德里克认为：“在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包含的所有革新中，没有什么比他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或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为根本，更为意义深远了。”(24) 这些观点，尽管仍有偏颇之处，但的确给人以启迪。毛泽东的一切理论探讨均是从现实的中国国情和具体革命实践出发，为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而作出的积极的理论回应，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归宿和根本政治价值所在。
注释：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② 布兰特利·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李君如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5页。
④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⑤ 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3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
⑦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页。
⑧ 布兰特利·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李君如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0页。
⑨ 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李君如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6页。
⑩ 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张翼新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87页。
(11)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39－140页。
(12) 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李君如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
(13) 尚庆飞、王兵：《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近代西方思潮的比较研究》，载《现代哲学》2009年第2期。
(14) 萧延中：《“传说”的传说——外国人怎样评论毛泽东》，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第279页。
(15) 萧延中：《“传说”的传说——外国人怎样评论毛泽东》，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第79页。
(1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室编译处：《西方学者论毛泽东思想》，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401页。
(17) 萧延中：《“传说”的传说——外国人怎样评论毛泽东》，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第214页。
(18) 萧延中：《“传说”的传说——外国人怎样评论毛泽东》，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第76页。
(19) 布兰特利·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20) 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7－48页。
(21) 田世锭：《美国学者论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当代价值》，载《学术论坛》2009年第3期。
(22)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4、66页。
(23) 萧延中：《外国学者评毛泽东：在历史的天平上》，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第4、10页。
(24) 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邓正来译，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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