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坚持党员标准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党员论文,教训论文,时期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精辟地指出：“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特点，我们党绝大多数党员来自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也有不少来自知识分子，还有来自非劳动阶层的革命分子。但是，我们党的理论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我们党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武装全体党员，不仅要求党员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求党员首先在思想上入党，指导他们为实现党的纲领和任务而奋斗，因而保持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以史为鉴，了解党在历史上解决这一课题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总结党解决这一课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今天深刻理解并贯彻“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党建方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届党章对党员条件的原则规定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十分重视党的队伍建设和党员发展工作。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严格规定了入党条件：“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予接受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党的二大以后，除了制定和进一步修改完善党的章程外，党中央还专门作出关于党的组织发展问题决议，规定党员发展的指导原则和注意事项。从党的二大到七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历届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的党章，始终把承认党纲和党章作为发展党员首要条件和原则，至于党员的社会成分则几乎未加任何限定，基本上沿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规定。应当说这样的规定适应了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发展组织的客观需要。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工人阶级的形成是建党的根本条件。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全国的产业工人已达200万左右，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但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200万产业工人在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中不足1%。以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工人阶级主体的产业工人，人数虽然有所上升，但并没有导致中国社会阶级构成在比例上发生大的变化。因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仅仅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是无法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出身于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党员在党内占大多数，则是必然的现象。
其次，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党的创建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建党时期的共产党人，几乎完全是知识分子，最早发起建党的李大钊、陈独秀都是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共一大代表都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以后的中国革命实践中，优秀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青年，从敬仰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到追求加入共产党。据统计，从1938年5月至8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达2288人。
再次，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优秀分子也有加入共产党，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奋斗的政治追求。一些曾经参加过旧民主主义革命，并在社会上已经取得较高的职位和名望的民主主义者，如朱德、刘伯承、贺龙等，他们不满民国建立后军阀混战的社会状况，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和挫折中继续追求真理，求索中国的出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审慎的思考，对当时影响中国社会政治走向的两个主要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比较，认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方向，加入到党的队伍。
在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严重对立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特别在日本对华侵略扩张和中华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全民族团结抗日的主张，并忠实地实践这些主张，在全国人民中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社会各界优秀分子建立起对党的信仰，越来越多的人把参加到党的队伍，视为自身政治努力的重要目标。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
由此可见，民主革命时期党对发展党员的社会成分未加限定，有利于党在严峻的革命斗争环境里走出狭小的圈子，吸收社会各界优秀分子，迅速扩大队伍，直至建设成为具有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党员条件的曲折探索
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党员的社会成分未加明确的限定，并不等于党忽视自身的工人阶级政党性质问题。在进行自身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党始终注重增强自身的阶级基础。建党初期，党把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为自身的中心任务。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党公开从事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中，党十分重视在工人中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注意培养、吸收工人队伍中优秀分子，参加到党的队伍。邓培、王荷波、林祥谦、项英等著名的共产党人，都是党在发起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发展的工人阶级优秀分子。党的三大鉴于党员队伍中知识分子占大多数的比例，工人成分的党员较少的情况，还专门提出了在工人中大量培养发展党员的方针。
如果说，注重培养吸收工人和其他劳动者阶层的优秀分子充实到党的队伍，始终是党内自觉的一致的行动。那么，对吸收其他社会阶层优秀分子入党的问题，党内则存在不同的态度。如朱德曾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以后又参加过护国战争。在此期间，他先后担任滇军旅长、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务。1922年，朱德弃官离职到上海，找到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陈独秀认为，“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准备为他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陈独秀没有答应朱德的入党要求。以后，朱德和孙炳文远涉重洋，在德国找到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周恩来，再次提出入党要求。周恩来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后，表示可以“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同年11月，经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党在实际斗争中，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又吸收了不少与朱德有类似经历的人入党。例如：
刘伯承曾加入过中华革命党，也参加过护国战争，是川军中一名屡建战功的著名将官。他在1924年表示“从此脱离军阀的羁绊，投身新的革命”，于1926年5月大革命高潮中入党。贺龙追随孙中山革命十余年，并在北伐战争中历任师长、军长。他经过几十次申请，并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考验，在1927年8月南昌起义后被批准入党。
彭德怀曾在湘军10余年，参加过北伐战争，并在1927年8月参加唐生智东征讨蒋（介石）军事行动，于1928年4月经中共南华特委和湖南省委批准入党。
杨度的大半生在政治上走入歧途。他奔走于封建军阀、官僚、政客之门，成为反动的君主立宪政治的重要鼓吹者和策划者。在转变政治立场后，他主动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交往，参加革命工作。经过多年考察，1929年秋，周恩来亲自批准杨度的入党请求，成为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秘密党员。
李明瑞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南征、北伐，在大革命失败后又参加过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一度任广西最高军事长官。他在共产党人邓小平、张云逸的影响下，于1930年发动龙州起义后入党。
赵博生曾先后在北洋军阀和冯玉祥部队度过十余年。1931年他在蒋介石的剿共前线与中国共产党接上联系，领导26军在江西宁都起义，并经党中央批准入党。同时领导起义的26军73旅旅长董振堂，也在起义后由党中央批准入党。
吉鸿昌原为冯玉祥部的一员战将，参加过北伐，也参加过蒋阎冯中原大战，后因反对剿共被蒋介石强令出国。1932年1月，他回国参加抗日活动，同年与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加入共产党，1933年组织领导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上述所举各例，并未囊括这一时期在新旧军阀营垒辗转多年，最后与新旧军阀作彻底地决裂，并加入到党的队伍的所有革命者。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许多人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实行严重白色恐怖，共产党处于最困难的时刻，向党提出入党请求的，这样的人革命意志更坚决。从他们一生为党的事业，为国家和民族作的重大贡献证明，接受他们加入党的队伍，并没有改变党的性质。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中心城市向农村转移，党的队伍建设主要接受贫苦农民入党。由此出现在党员队伍扩大的同时，工人成分党员在党内比例下降的情况。以至于到六大前，党内工人成分仅占10%，农民成分则占75%以上。由此六大提出了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问题，把“实现党的无产阶级化”列为党的组织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身在井冈山农村根据地的毛泽东也提出了“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指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毛泽东从党长期处于农村环境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以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了在农民成分占多数的农村坚持党的阶级性质问题。
然而，在不同的思想路线下，同样的问题产生出不同的解决方法。当时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则机械地把“实现党的无产阶级化”的党建方针理解为排斥其他社会成分的“绝对工人化”。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提出改善党员质量的“主要在成分”的主张。1930年7月，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提出“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党的发展在城市“向产业工人开门”，在农村“大量吸收雇工入党”，并要求坚决改正把“贫农、手工业者与雇工并列为党的阶级基础的错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则在党员发展问题上搞唯成分论。1931年3月5日和5月1日中央发出决议，要求利用纪念日号召征收党员，并提出“每月每人至少须介绍一工人入党”的指标，一些地方甚至在工人中搞“摆摊子式，动员入党”。1932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直接贯彻到根据地，唯成分论成为他们组织上搞宗派主义的主要内容。1933年苏区中央局决议，指示地方和红军的党组织“严格检查各级指导机关干部的社会成分”，撤换“表现消极怠工腐化动摇的异己分子”，提拨“积极坚定的工农干部”；“必须审查一次党员成分，除开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思想意识和行动与生活上完全无产阶级化而工作表现积极努力的知识分子外，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必须坚决洗出党外”。这种仅以出身、成分为衡量党员、干部的标准，而不考察其思想上、政治上实际表现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际上把党的组织发展拘泥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对党的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三、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党员条件的理论总结
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最终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建设一个具有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首先，党的组织建设应当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为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应当建设成一个具有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使党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然而，此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危害却使党员人数减少到4万人。这样的组织规模完全不能适应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以及力争党在这个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需要。1935年12月，党在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提出了扩大与巩固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在新的大革命中，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才能率领中国革命进入彻底的胜利。党的组织究竟应该发展到什么程度？毛泽东在1937年5月召开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上在谈到“干部问题”时对此作出了明确地回答。他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造就成万数的干部”。以后随着党在全面抗战中的影响迅速扩大，党中央于1938年3月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鉴于当时党的组织力量远远落后于政治影响的状况，明确提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的方针。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党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方面历史经验时，阐述了党的建设应当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的基本观点，同时还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任务。
其次，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不是社会成分，而是能否为共产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
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必须清除左倾教条主义在党的队伍建设方面的错误影响。为此，瓦窑堡会议决议特别说明了党吸收新党员的标准问题。决议指出，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的各方面工作。“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标准”。瓦窑堡会议决议的这一论述与当时六大党章所规定的入党首要条件“承认本党党纲和党章”实质上是一致的。瓦窑堡会议决议之所以如此强调党员标准，主要是针对当时在发展党员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倾向。这个决议对于推动党的组织的扩大和巩固具有重要意义。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入党的原东北军高级军官吕正操后来回忆道：“在此之前，在旧军队中发展党的组织，一般是要兵不要官。刘少奇同志来北方局后，提出了在军官中发展党员的重要意义，才改变了白区党的‘左’倾路线。”在抗战时期，吕正操是敌后战场上令日本侵略军闻风丧胆的一位共产党员抗日名将。
以后，瓦窑堡会议决议关于发展党员标准的论述得到进一步阐发。1939年5月，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一方面强调了“工人成分是党的基础，党特别要注意在自己组织内加强工人的成分”。同时又指出：“对于日常斗争中和革命运动中训练出来的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党并不拒绝将他们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但是他们必须放弃自己原有的非无产阶级的、非共产主义的立场，承认党纲党章，才能允许加入党的组织”。实际上，由于工人、贫雇农在接受文化教育方面的局限，党根据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有时特别强调吸纳非工人成分的人入党。1939年底，党中央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提出应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并将具备入党条件的知识分子吸收入党。
党在坚持发展党员标准的同时，并没有否认不同的社会成分会对人的思想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依据不同社会成分和政治状况，把新接收入党者区分为四类，并在入党手续上从入党介绍人的条件、候补期的期限以及党委批准的级别分别作了规定。刘少奇在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说明：对第一类工人等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入党，没有特殊限制；对第二类中农、知识分子等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入党，则需比较有经验的党员来作介绍人，候补期须一年；对第三类属于社会上中层与剥削阶级中出身的革命者，需找有经验的党员介绍，经过比较高级的党委批准，候补期须二年；对第四类曾经有过其他信仰并加入过其他政党或政治团体的人要求入党，需要更有经验的党员介绍，经过更高级的党委审查、批准。七大的党章在入党手续上作出这样的规定，表明党充分注意到不同社会成分出身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但并不以此而妨碍社会各个阶层出身的优秀分子参加到党的队伍。
第三，党是锻炼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塞维克战士的一个共产主义熔炉。
吸收社会各个阶层出身的优秀分子参加到党的队伍，是否会影响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这是左倾教条主义经常发出的责问，也是党内不少人表示忧虑的问题。要建设成一个具有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此作出回答。
瓦窑堡会议决议认为，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与殖民地，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也不会减弱中国共产党的布尔塞维克的地位。决议阐发了毛泽东关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指出“应该使党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塞维克的战士”。“应该使党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熔炉”一语，一方面表现为对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真理感染力和党的组织力的自信，在党这个共产主义的熔炉里，能够锻造出千百万个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战士；另一方面又表明党对自觉意识的深化，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是与时俱进的，为实现党的主张而奋斗的党员也必须跟随党一起前进，因此，作为合格的共产党员的具体条件也应当相应的与时俱进。同时，人的思想意识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来自包括产业工人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的优秀分子加入到党的组织，都不免会带进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因此即使是组织上已经入党的人也需要在党的熔炉里继续锻造。
自1938年3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后，党的组织队伍迅速发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巩固党的组织队伍问题随即突显出来。为此，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党中央领导人在这一时期，通过对党内的报告、演讲，在党刊上发表文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集中就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的具体条件进行全面的理论阐述。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共产党员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模范作用”的问题，并对共产党员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况下怎样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进行具体指导。以后，他又通过《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两篇著名的纪念文章，为全党树立了共产党人先锋模范作用的典范。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他从共产党员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担负的伟大使命出发，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加强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坚持党内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遵守党的纪律的修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修养，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忠诚纯洁的进步的模范党员和干部。同期，陈云在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他根据党的性质和任务，阐述了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6项基本条件：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群众模范；学习。上述关于共产党员基本条件的经典性论述丰富了党的思想建设理论，为千百万要求入党的和已经入党的先进分子的自觉锻炼和努力指明了方向与方法。
在此基础上，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就党员的社会出身为什么对党的性质不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作了说明。他指出：“我们的党员的社会出身不能决定我们党的性质，亦如欧洲某些国家工党中党员的社会成分不能决定工党的性质一样，在那些工党内的党员，虽然大多数是工人出身，然而它们并不是代表工人阶级，它们不能执行工人阶级在这些国家的任务”。具有决定性的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而我们党的总纲及党的组织原则，则保障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解决党员条件与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促使党的队伍以空前的规模发展。从1935年底到1940年底，党员人数从4万多人发展到80多万人，到党的七大又发展到121万人。以后，随着解放全中国的进程，党的队伍继续扩大。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贫苦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也有不少像高树勋这样在内战战场上率部起义的原国民党高级将官、像被党亲切地称为红岩村女主人饶国模这样长期追随党支持党的实业家。1949年底，党员人数达448.8万人，党的基层组织与党员遍布全国。此时，作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奠定了在新中国执政的牢固的组织基础。
时光流逝，世事变迁。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年，执政52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关于党员条件及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和实践，如：关于把承认党纲和党章，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为党的主张而奋斗作为发展党员首要条件和原则；关于吸纳社会各界优秀分子入党，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关于决定党的性质的是党的理论、纲领，而不是党员的社会成分；关于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是与时俱进的，作为党员的具体条件也要相应的与时俱进；关于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等，至今对于要建设成能始终坚持“三个代表”的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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