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南斯拉夫联邦时期的“克罗地亚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斯拉夫论文,克罗地亚论文,联邦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南联邦时期的“克罗地亚问题”是历史上的“克罗地亚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继续。所谓“克罗地亚问题”主要是指克罗地亚民族长期以来为争取自由、主权和独立而进行的顽强斗争以及这种斗争在国内国际所引起的一系列相关问题。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等方面分析了“克罗地亚问题”继续存在的社会条件，认为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克罗地亚危机”是“克罗地亚问题”的一次大暴露，“危机”的平息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90年代初克罗地亚的独立才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
【关键词】克罗地亚问题 克罗地亚危机 克罗地亚独立
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走向解体的过程中，克罗地亚共和国的独立可以说是致命的一击。而克罗地亚独立这一看似突发性的政治事件却是和长期困扰南斯拉夫社会的“克罗地亚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克罗地亚问题”，主要是指克罗地亚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独立和主权而进行的顽强抗争，以及这种斗争在国内国际社会所引起的一系列相关问题。
“克罗地亚问题”的源流由来已久。当克罗地亚历史上第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克罗地亚王国于1097年被匈牙利人吞没之后，“问题”便发生了。从此，漫长的异族统治在克罗地亚开始了。先是匈牙利人统治到1526年，后是哈布斯堡王朝及奥匈二元帝国统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还几度伴随着土耳其人、意大利人甚至法国人在部分地区的统治。与此同时，克罗地亚人为自由和解放也展开了长期不懈的奋斗，力图获得民族独立，但始终未能如愿。1918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改名为南斯拉夫王国）的诞生一度令克罗地亚人朦胧看到了民族独立的曙光，可是无情的现实很快使他们失望了。克罗地亚民族刚刚挣脱了奥匈帝国的桎梏，马上又被强加上塞尔维亚人的集权统治。于是，新一轮争取民族主权独立的斗争随之展开，而且斗争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新的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这一斗争进程。1941年，南斯拉夫被德国和意大利占领之后，在德意侵略者的卵翼之下，克罗地亚的法西斯政党乌斯塔沙（Ustasha）炮制了一个畸形的所谓“克罗地亚独立国”（1941—1945年）。但随着德国的战败，这一注定短命的法西斯政权也就走完了其罪恶累累的历程。这样，历史上的“克罗地亚问题”便自然留给了二战后成立的南斯拉夫新政权。
应该指出，1945年11月成立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更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为解决包括“克罗地亚问题”在内的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作了巨大的努力。执政的南共联盟早在1943年11月举行的第二届反法西斯大会上就确定了“按照联邦制原则组建新的国家”的方针。联邦成立后，按照1946年1月颁布的联邦宪法，南共联盟在充分尊重历史上各族的民族一致性基础上，参照历史上各民族生活的地域，组建了6个民族自治共和国，克罗地亚成为其中之一，而且每个共和国均有自己的政府、宪法及法律。1953年颁布的第二部联邦宪法使联邦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联邦议会为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拥有修订宪法，颁布联邦法律，讨论制定对内对外政策等权力，下设联邦院和另外4个职能院。各院议员均由各共和国及自治省选出，体现了各民族平等参与国家管理的原则。同时，各共和国亦依据宪法建立健全了相应的议会及政府管理机构。加上一系列其他法律法规的制订和实施，南联邦的政治生活步入健康有序的轨道。
在联邦框架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的确较战前有了极大改善。过去那种互相戒备敌视的倾向基本看不到了，代之以各族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帮助；各族代表共同协商，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各族人民之间的通婚现象也日益增多。全国上下洋溢着一派民族和睦团结的气氛。于是，在1958年召开的南共联盟七大上南共中央认为：“从民族霸权和民族压迫的角度来看，今天的南斯拉夫已不存在民族问题了。”[①a]尽管1965年召开的南共联盟八大对民族问题很关注，但并不是因为民族问题还没有解决，而是着眼于未来的民族关系和民族融合。
然而，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特别是历史上长期困扰统治当局的“克罗地亚问题”真的已经不存在了吗？实际上，克塞两族关系的改善及社会的相对平静并不能证明“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仅说明矛盾尚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正处于潜伏状态。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克罗地亚问题”继续存在的社会条件依然存在。那么，这些条件主要有哪些呢？
首先，政治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构成“克罗地亚问题”继续存在的基本条件。
尽管联邦制赋予了各共和国较大的政治自主权，特别是1963年联邦宪法进一步扩大了地方自治权，然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克罗地亚人仍感到明显的不平等和受压抑。二战中克罗地亚法西斯政权的阴影并未被彻底驱散，警察局一直保留着130万克罗地亚人的特别档案，[②a]这是一种无形的戒备和监视。而且，任何克罗地亚民族意识的表达都可能被视为民族主义情绪的流露，受到严厉批评乃至弹压。难怪有人讲，“克罗地亚人被当作非法居民对待”，“克罗地亚仍等同于乌斯塔沙”。尽管此言未免有些夸大，但也绝非空穴来风毫无根据。退一步讲，如果说这样做是出于对克罗地亚那段特殊历史的考虑，还有一定的必要，尚不足说明政治上的不平等，那么克罗地亚人在南共联盟及其领导层中所占比例极低这一事实，无论如何也是政治不平等的注脚。联邦建立之初，克罗地亚共产党员的数量占南共总人数的30.7%，高出克罗地亚人口所占全国人口比例23%约7个百分点。这一事实客观上反映了克罗地亚人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然而这个比例在不断下降。50年代早期与人口比例持平，1963年克共联盟党员所占比例减为21.1%，已低于克罗地亚人口所占全国人口的比例。1975年这一比例又降为18.3%，而1978年仅剩17%。如果进一步细算，克族党员所占比例就更小了。在克共联盟中塞族党员占到24.2%，而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人口仅占克罗地亚总人口的14.1%；占总人口80%的克族其党员比例仅为64.2%。换言之，克境内每9个塞族人就有一个是党员，而每20个克族人才有一名党员。从联邦范围来看，各民族党员数量占该族总人口的比例平均约为7.5%（1978年），塞族高达9.9%，而克族仅为4.9%，是各族中最低的。克族在联邦行政机构和军队干部中所占比重同样远低于人口比重，前者仅为8.6%（1969年），后者也不过15%。[①b]此外，克共联盟总书记一职也多由塞族人士担任。政治上的这种不平等为“克罗地亚问题”的继续存在奠定了基础。
其次，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利害冲突是“克罗地亚问题”继续存在的关键所在。
经过几次宪法修改，在政治上南联邦各共和国的自治权相对较大，但在经济上自主权却很有限，即使在60年代中期经济改革之后仍无多大改观。克罗地亚的经济基础是比较好的，但其发展却受到人为的限制。从固定资产的年平均增长率来看，南全国为4.1%，而克罗地亚为3.7%。50—60年代先后有德国、美国、日本几家汽车公司提出要在克罗地亚建立汽车制造厂，但均没有结果。最后，联邦政府却与意大利菲亚特公司达成协议，在塞尔维亚境内建立了汽车厂。在道路修筑、港口建设、造船、海运各方面，克罗地亚均未受到足够重视。克罗地亚政府在60年代末提出修建从萨格勒布分别到港口城市利耶卡和斯普利特的两条高速公路，联邦不予支持，而是致力于修建从贝尔格莱德到门的内哥罗港口巴尔的铁路。联邦政府把航运业发展的重点放在多瑙河水系，而克罗地亚漫长的亚得里亚海海岸未达到应有的开发利用程度。1968—1972年，世界造船业年增长率为8%，而南联邦仅为2%。尽管如此，由于基础较好、劳动力素质较高，克罗地亚的经济效率仍然比较高，尤其在外贸和旅游业方面更令其他共和国望尘莫及。南联邦外汇收入的50%来自克罗地亚，而克罗地亚只能支配其外汇收入的10%左右；旅游企业的收入也仅能留成12%。以1971年为例，该年度南联邦贸易逆差是50亿美元，而克罗地亚的顺差却有20亿美元。整体来看，克罗地亚对联邦预算的贡献在比例上是最大的，而自身的积累率却是最低的。以1965—1971年为例，克罗地亚国民收入的30%被联邦提走。[②b]可见，克罗地亚对南联邦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虽然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有义务援助落后地区；但是从克罗地亚自身的经济利益考虑，这种贡献无异于牺牲。所以有人认为“克罗地亚的利益从属于塞尔维亚的利益”，甚至连贝尔格莱德也曾经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克罗地亚被剥削了”[③b]。这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正是“克罗地亚问题”在联邦制下继续存在的最根本的社会条件。
第三，语言文字上的歧异是“克罗地亚问题”存在的一个敏感区。
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中最基本也最能反映民族性的东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大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同时使用两种不同字母系统的语言。同一种语言，塞尔维亚人使用属希腊语系的基利尔字母，克罗地亚人使用拉丁字母。这样，同一个词在语义特别是拼写读音方面差异很大。这种奇特现象可以被看成是塞—克民族特殊关系最逼真的写照。鉴于此，1954年12月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以及门的内哥罗、波黑等共和国的文化协会在塞尔维亚北部城市诺威萨德达成一项协议，计划制订一个全国性的标准读音，编纂一部权威性塞—克语词典。应该说这样做符合两族的共同利益。可是当词典的前两卷于1967年出版后，深深触痛了克罗地亚民族的神经敏感区，引起了克罗地亚知识界的强烈不满。在他们看来，许多最普通的克罗地亚词汇和语汇不是被排斥在外未予收入，就是被当作方言处理，而每一词都以塞尔维亚读音为正宗，克罗地亚读音被视为异出。因此，克罗地亚语言学家严厉批评该词典的倾向性，认为这是塞尔维亚文化沙文主义的表现，是企图消灭克罗地亚的语言文化，抹煞克罗地亚的民族性；并发表了一个书面抗议宣言，要求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看作两种不同的语言并写入宪法，政府要保证在学校、出版界、公共事业、政治生活和广播电视等方面使用克语的连贯性。之后，克罗地亚学者着手编纂一部新的克罗地亚语音标及词典，并于1971年秋正式出版。此前不久，克罗地亚文化协会还单方面宣布退出1954年的“诺威萨德协定”，认为没有必要继续合作去编纂一部塞尔维亚语词典。此外，对于历史教科书中克罗地亚部分所占比重，克罗地亚语在军队、铁路、航空等方面的使用，也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正是由于触痛了语言文化上的分歧这一历史遗留下的敏感区，从而引爆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克罗地亚危机”。
第四，人口比例失调是“克罗地亚问题”存在的新添加因素。
克罗地亚族是南联邦第二大民族，但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却有下降的趋势。1948年人口统计表明，克族为3，784，969人，约占全国人口的23%，[①c]1961年人口统计时这一比例基本未变。然而，这种基本稳定的比例在60年代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国内经济环境不理想，大量克罗地亚劳工离境到西欧打工，他们占南斯拉夫在海外永久性打工族总数的2／3，暂时性打工族的1／2。换一种说法，克罗地亚9.6%的劳动力受雇于海外。因此60年代末克罗地亚人口的移出率高达5.5‰，仅次于波多黎各居世界第二位。而同期克罗地亚人口出生率仅为5.3‰。[②c]这就意味着克罗地亚出现明显的绝对人口下降。1961年克罗地亚族人口为4，293，860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3.1%，而1971年这一比例降为21.5%[③c]。与此同时，大量塞尔维亚人涌入克罗地亚，克境内的克罗地亚人却由1971年的3，513，647人降为1981年的3，454，661人[④c]。这样就出现了克族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以及在本共和国人口中的比例双双下降的局面。面对这种以前从未有过的局面，克罗地亚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认为这是“贝尔格莱德企图使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化”。有人直接写信给克罗地亚当局，要求阻止塞尔维亚人的涌入，否则“历史将不会原谅你们”。同时要求重新审定克境内早些世纪的塞族移民及其后裔的族属，将其界定为信仰东正教的克罗地亚人。这样一来，不仅克塞关系增添了新的紧张因素，而且对传统的“以信仰区分族属”的界定准则提出了挑战，因而在思想理论界也引起一定的混乱。
此外，克罗地亚人信奉天主教，塞尔维亚人信奉东正教，宗教信仰上的这种分野一如继往仍是“克罗地亚问题”继续存在的又一个特殊条件。
基于上述诸方面不满情绪和矛盾对立的相互激荡，便引发了持续4年多的“克罗地亚危机”，也称“克罗地亚复兴”（1967—1971年）。潜伏着的“克罗地亚问题”终于公开化了。
1967年3月17日克罗地亚语言学家发表抗议宣言，标志着这场复兴运动的开始。危机的前期主要以克罗地亚文化协会为中心的知识界通过《克罗地亚文学报》、《车轮》双月刊等文字传媒，全方位地广泛宣传甚至渲染克罗地亚所遭受的政治控制、经济剥削、精神压抑、文化侵蚀、人口下降等不公正待遇，并披露了许多大众以前不甚清楚的所谓冤情，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克罗地亚群众的不平等感。广播电视随后也从旁呼应，火上浇油，促成一场声势颇大的舆论战。其目的是要克罗地亚人相信，“所有这些不幸都是由于南斯拉夫其他民族尤其是塞族所造成的”。[①d]
实际上存在的民族不平等加上这种偏颇的舆论鼓动，导致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火焰迅猛燃起。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要求和行动竞相登场。学术界召开讨论会为民族主义正名，要求承认民族主义为合法的意识形态，肯定其在民族一体化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史学界开始重新研究克罗地亚历史，寻找自己的民族英雄，20世纪早期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创立者拉第奇顷刻之间成为最受推崇的历史人物。克罗地亚学生联合会在萨格勒布拉第奇的故居挂起纪念牌匾，拉第奇的塑像在其故乡美特科维奇揭幕，在首都为拉第奇树碑的计划也在酝酿之中。海滨小城希贝尼克取消了为法西斯受难者建碑的计划，代之以为克罗地亚鼎盛时的国王皮塔尔·克里希米尔（1058—1074年）塑像。有人甚至要为因帮助奥匈当局镇压1848年匈牙利革命而遭到马克思严厉谴责的克罗地亚总督耶拉契奇平反，将萨格勒布的共和国广场改回“耶拉契奇广场”这一旧名，并为其树碑。伴随新的克罗地亚语词典的出版，克罗地亚文学会要求联邦铁路当局在铁路广告牌、时刻表上使用克语。学会的成员还走出克罗地亚地区到波黑鼓动当地克罗地亚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历史学家和历史教师要求修订历史课本，要大力强调克罗地亚民族的成就，学生应拿出历史课时的2／3来学习克罗地亚的历史和文化。更具实质性的要求是，要时刻强调“克罗地亚第一”，大幅度提高外汇留成，建立克罗地亚自己的民族银行，发行独立的克罗地亚货币，印行克罗地亚邮票，克罗地亚境内的南联邦人民军变成克罗地亚的军队，将海军司令部迁回斯普利特。甚至要求克罗地亚应在联合国设代表。总而言之，就是要使克罗地亚拥有更大的经济、政治、文化自主权，甚至脱离联邦完全独立。“因为只有得到了主权，才能求得真正的平等”，“才不致于永远作别人手中的玩物”。[②d]
面对汹涌的民族主义浪潮，克共联盟中央内部斗争亦很激烈。从1970年1月中旬克共中央第十次全会开始，以特里帕罗为首的激进派占得上风，他们公开为民族主义运动推波助澜。克罗地亚危机日益加深，终于引发全国性学潮。1971年11月22日，在全国学联的策动组织下开始了全国范围的罢课运动，参加罢课的大学生达3万人以上。学联不仅为克罗地亚提出了语言、军事、经济、政治上的要求，而且指名道姓要求将所谓保守派主要领导人清除出克共中央。
在这种情况下，铁托于12月1日主持召开了南共联盟和克共联盟的领导人联席会议。会上克共领导人受到严厉批评，激进派主要领导人特里帕罗等被迫辞职。但500多名学生连续数日在萨格勒布进行武装示威游行，抗议特里帕罗的被迫辞职，并要求克罗地亚完全独立。事态发展愈益令人担忧。为了阻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联邦当局出动武装警察强行制止了学生运动。克罗地亚危机暂告平息。
南联邦官方给这次所谓克罗地亚复兴定性为“反革命的、反社会主义的、反民主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随后在克罗地亚进行了历时两年的政治清洗。据一份资料统计，约1.7万克罗地亚人因“民族主义罪”而被捕，其中1.18万人被监禁，1700人被异地流放，成千上万的“自由主义分子”被开除出党，高层领导圈741人被剥夺职务，280人被迫辞职，131人被降职。[①e]
克罗地亚危机的发生充分说明，“克罗地亚问题”在社会主义联邦条件下依然存在。这场危机再一次反映了克罗地亚民族要求更大的自由、自主乃至完全独立这种由来已久的强烈愿望。危机的暂时平息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根本解决，仅能说明克罗地亚要求自主独立的民族主义情绪受到暂时的压抑。而且，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迫害非但无助于问题隐患的清除，反而埋下了矛盾再度爆发的火种。如果“问题”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没有根除，那么“危机”就会在适宜的社会环境中或迟或早重新发生。
80年代以来南联邦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危机恰好为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克罗地亚的主权和独立被再度提到日程上来。以克罗地亚民主联盟为代表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势力在1990年克议会多党大选中赢得胜利后，修改宪法，调整政策，为脱离联邦彻底独立作积极准备。而铁托去世后的南共联盟中央及联邦政府已经失去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种控制局面的强大能力，对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行为难以采取有效的遏止措施。1991年6月27日，克罗地亚正式宣布脱离南联邦，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从而为历时近900年的所谓“克罗地亚问题”划上了醒目的句号。与此同时，由于第二大共和国及第二大民族克罗地亚的离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彻底解体已成定局。意味深长的是，这次克罗地亚独立运动的首要领导人，现任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正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克罗地亚危机后被判处长期监禁的克共重要领导人图季曼将军。
注释：
①a The programme of the league of Yugoslav Communists,Adopted by the Ⅶ congress of the league of Yugoslav Communists held from 22 to 26 April 1958 in Ljubljana.P.201.
②a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Europe.by Franjo Tudjma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P.128.
①b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Europe,P.144—148.
②b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Europe,P.150—155.
③b Nationalism and Federalism in Yugoslavia,1963—1983,by PedroRamet,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139.
①c National minorities in Yugoslavia,by Ljubisa Stojkovic and Milos Martic,Beograd 1952,P.31.
②c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Europe,P.156.
③c Facts about Yugoslavia,Zagreb,1966,P.16—17;and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Europe,P.119.
④c Nationalism and Federalism in Yugoslavia,1963—1983,P.110.
①d②d Nationalism and Federalism in Yugoslavia,1963—1983,P.113.
①e Nationalism and Federalism in Yugoslavia,1963—1983,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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