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联合会：在大学与政府之间——对美国大学联合会常务副主席约翰#183;沃恩的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会论文,美国大学论文,约翰论文,副主席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08)02-0004-09
一、AAU及其成员资格
问：首先欢迎您到清华来参加“研究型大学创新与发展”论坛，更要特别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想从您这里深入地了解美国大学联合会（AAU，下文简称AAU）的一些情况，如成员资格、运作、与政府的关系，等等。希望您能给我们对AAU有全面的认识，特别是它的一些对中国读者来说鲜为人知的方面。
现在，就让我们从AAU的成员资格谈起。2001年有两所大学加入了AAU，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德克萨斯A&M大学，是什么特质让两所大学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AAU如何选择新成员，在吸收新成员时会有政治上的考虑吗？
答：AAU一般先选择15所大学为新成员候选大学，然后集中在5所左右。我们和了解这些候选大学的人交谈，对这些大学的校园进行实地考察，观察任何可能令人不满意的东西，但是并不告诉他们是AAU在考虑吸收他们为会员。这是一个邀请程序，而不是“申请—批准”程序。吸收新会员并不带有政治上的考虑。
就像AAU网站上的成员政策所描述的那样，AAU用两阶段的程序评估候选新成员。第一，我们根据一系列初级和次级指标（“阶段1”和“阶段2”指标）来排列候选大学，即定量地测量一所大学的科研、研究生教育以及教师成就的各个方面。这一步骤让我们找出那些在多种重要量化指标上的排名超过AAU后25%成员的大学。第一步之后我们会得到5到8所大学，我们再对他们进行更深入的评价，考虑附加的指标，加入更多主观的、定性的判断，比如管理者的领导力、大学的独特道路等。
我们吸收新成员的决定建立在对大学科研和教育的宽度、深度和质量的判断之上，而不是基于任何政治的考虑，比如因为在国会拥有有影响力的席位而使得某个州获得了“战略性”地位——如某个参议员在国会的某个委员会中位居高位，而该委员会负责为执行科研资助的联邦机构提供资金。因为我们要求AAU成员是综合性大学，因此一些有非常高质量的科研却缺乏必要的综合性的高校被排除在我们的考虑之外——比如，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在生命科学领域拥有卓越的研究生教育，但是没有本科教育；还有洛克菲勒大学，同样没有本科教育，都不是AAU的成员大学。
问：AAU成员资格就像大学中的“终身教职”一样，但实际上一所大学的质量可能会逐渐退步。AAU是否有成员大学的淘汰或退出机制呢？
答：每隔几年，AAU就要考虑吸收新的会员，基本上也都要问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实力雄厚的非AAU成员大学应该被邀请加入AAU？AAU五年前发布了成员指标，来对新成员的加入进行指导。目前已经可能使不合适的会员离开学会，中止会员资格，但这是困难的。AAU在试图避免扩张，要求“不合适成员”离开是可能的，但是不常发生。
离开了AAU的两所大学是克拉克大学和天主教大学，都是1900年创立AAU的14所大学中的一员。我们并不急于扩张，但是也不会拒绝那些还不是会员但实力很强的大学。你可以到AAU网站上找到关于我们的成员资格方面的政策、原则和指标（或者说对候选新成员的量化评价）方面的更多信息。总之，要成为新成员候选，一所大学需要在很多重要指标上排在AAU后25%成员之上。
问：AAU成员大学内部有没有“分化”呢？根据加入的年代，我们发现20-30年代、50-60年代和80年代后是AAU新成员加入的高峰期。这几个时间段中加入的大学之间有什么不同？
答：加入率的变化反映了AAU内部对于成员资格、联合会扩张速度和规模的看法的变化。每三年AAU会成立一个成员委员会来“考虑AAU成员的问题”，入会标准含糊的描述为考虑一所大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广度和质量。有些时期，成员委员会和成员政策比较支持相对快速的扩展，并且随着美国大学群体的快速发展，AAU成员委员会会发现很多值得考虑的新成员。另一些时期，成员委员会的标准更为严格，有时候拒绝考虑任何新成员。我们现在开始努力如我们的网站上所公布那样将这一过程稳定化和体系化，并以“慢速扩张”为隐含原则：逐步地吸收新成员。这一政策也会不断地进行修订，因为如果我们继续缓慢扩张，到某一时候AAU的规模也会扩张到足以改变我们的组织性质的程度。但是我们避免更有针对性的成员政策——比如，随着纳米技术、生物信息学及其他领域在国内和国际变成主流学科，我们并不会因为这些学科上的特殊优势而特别垂青哪所大学，而是继续关注大学的整体情况。
问：在大部分大学排名上我们发现顶尖的私立大学比公立大学多，但是AAU成员大学在公立和私立大学数量上是平衡的，就这一点您怎么看？
答：相比私立大学，公立大学有更多的使命和任务。如果说排名更多地关注大学的科研方面的话，私立大学拥有更多的资助，它们比公立大学给教授的薪酬更多，也因此很多好教授更愿意去私立大学任教。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间，AAU成员政策在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之间进行平均协调，当吸收新会员时，我们总是吸收一所公立的和一所私立的。现在我们主要关注大学科研和教育项目的质量，在公立和私立大学数量上不再要求严格的相等。现在我们拥有34所公立和28所私立大学，大部分候选新成员大学是公立大学。我们的立场是，不要求公立和私立大学在数量上的严格相等，但是也不希望看到哪一方占据支配地位。
问：我们发现1950年以后，AAU接受了20所公立大学和10所私立大学；1980年以后加入AAU的公立大学是10所，私立为4所。造成这一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是不是说二战后，公立大学比私立大学更有竞争力？
答：不能说公立大学比私立大学更有竞争力。不管用怎样的指标去比较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水平，美国排名前25的顶尖大学，甚至前50的大学，主要是私立大学。然而，公立大学由于有州政府拨款，实力已经增强了。因此如你所观察的，大部分AAU候选成员都是公立大学。然而，可能有所变化的是州政府对公立大学的资助正在逐步减少，对私立大学的民间支持在增加，因此我们会发现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力量对比在重新平衡。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医学会的研究机构——将于2008年春天发布一个对大学博士教育的全面评估，从这一报告中我们将得到一个对博士生和科研项目质量在公立和私立大学中的分布的较好评估。
问：让我们来谈谈加州大学的情况：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AAU的创始大学之一；然而直到1974年才有第二所加州大学——UCLA加入AAU。而现在加州大学已有6所AAU成员大学，有人认为加州大学的成功或多或少归因于1960年的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您有何评价？进一步的问题：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约翰·道格拉斯的说法，加州在高等教育的某些方面落后于德克萨斯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您如何评价这三个系统？您认为纽约州大学系统和加州系统竞争力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答：加州系统是唯一一个划分为三部分的系统（研究型大学、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克拉克·克尔的《总体规划》将加州高等教育系统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研究型大学的加州大学系统，主要是本科公立学院（有些拥有硕士课程）组成的加州州立大学系统，以及社区学院系统。三部分的划分使每一部分都能专注于自己独特的使命与目标。比较而言，其他的大部分公立大学高等教育系统（包括纽约州立高等教育系统）将至少两个——比如大学和州立学院——或者三个部分，包括社区学院，整合在一起。这可能是加州大学系统产生了这么多有实力的大学的原因之一；加州大学系统拥有6所AAU成员大学的时候，其他公立大学系统最多只有一所AAU成员（纽约州立大学系统成为第一个拥有超过一所AAU大学的公立大学系统，即石溪分校和布法罗分校）。
至于德克萨斯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我想你指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学——超过伯克利的问题，我认为没有哪所大学，不管公立或是私立，在高等教育和研究的所有方面都位居前列，但据我所知，大部分评价论家还是将伯克利看作是公立大学中的最强者，其次是密歇根和威斯康星。我前面提到的NRC报告会分学科地评估研究生教育和研究的质量，提供了对大学研究和博士生教育质量这一问题有用、有趣，无疑也是有争议的发现。
二、科研资助
问：下面我们来讨论科研及其资助问题。首先是一个技术性但可能非常基本的问题：有两种方式来对联邦拨款进行分配，同行评议和专项拨款，这两种方式各有什么优缺点？
答：国会通过行政体系向公司、城市或大学拨款，这造成了AAU的不和。
专项拨款指的是在同行评议和联邦机构使用的标准拨款程序之外向特定的项目进行拨款。专项拨款模式是国会个别成员给本州或选区的特殊对象拨款的“照顾项目”。这笔款项可能拨给一座建筑、一座桥梁、一个社区或是一个教育项目。在国会刚刚通过的被称作“总体预算(omnibus)”的2008年联邦预算中，分析家已经鉴别出覆盖联邦预算各个领域的超过9000个专款专用项目。
AAU对作为一种普遍行为的国会专项拨款活动不发表看法，但是一直在努力传达这样的信息，即专项拨款不应该运用到支持大学科研的联邦拨款的分配中去。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同行评议制度分配针对大学科研的联邦拨款，是历史惯例；支持哪一项研究的决定应该建立在了解该项研究计划的价值和前景的科学家和学者的专业判断之上，这是保障美国大学研究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相反，通过政治程序来分配大学科研经费，不考虑研究计划的相对质量，将侵蚀基于质量判断的经费分配制度。
不幸的是，越来越多的大学，包括AAU成员大学，希望两相获益：通过同行评议竞争经费，也通过专项拨款的政治程序获得经费。通过专项拨款获得的大学科研经费所占的比例虽然不大，但是我们担心这种做法会得到助长，最终削弱美国大学的研究质量。AAU会继续努力鼓励成员大学和联邦政府拒绝专项拨款的大学研究经费分配。
对大学科研拨款来说，专项拨款会侵蚀向能获得最大收益的地方拨款的分配制度。在专项拨款模式下，游说公司就专业化起来。从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到70年代早期，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的拨款极大增长。70年代晚期，联邦经费锐减，特别是对科研设施和仪器的拨款。为大学研究和设施寻求专项拨款始于80年代。第一个引起AAU注意的事件，我记得是在1983年，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和天主教大学通过Schlossberg和Cassidy游说公司获得了专款。Cassidy后来单独成立了一家非常成功的项目游说公司，大部分项目是为大学游说的。其他游说公司也建立起帮助大学获得建筑或其他研究项目的经费，这是很吸引人的。
问：同行评议制度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为什么？
答：同行评议制度面临着两个挑战：专项拨款和来自国会的攻击。前者我已讨论过了，专项拨款是一种制度，使同行评议制度无法充分竞争，或虽然充分竞争却试图运用政治程序来达到他们的狭隘利益，却腐蚀了对国家有利的竞争体系。促使专项拨款制度出现的原因之一是联邦科研设施经费的不足。如前所述，从1957年到70年代中期，联邦经费的增长包括对设施和仪器的资助，而对设施的拨款正逐渐消失（联邦政府确实通过间接成本补偿的方式提供了设施经费，但是并不能满足全部开支）。
来自国会的攻击是指国会成员试图践踏同行评议委员会对某项研究拨款的决定。国会议员可能认为一些研究项目或者没有价值，或者基于某种道德或政治原因是令人讨厌的。例如为了了解与艾滋病传播有关的行为模式而去研究妓女和其店主的行为。这些攻击不常发生，绝大部分国会议员也不会这么做，但这是非常棘手的，我们要做很多工作去反击。
问：1980年以后有很多关于“间接成本”的讨论，AAU如何评价这一问题？AAU在这场讨论中的作用是什么？
答：间接成本是研究实施过程中发生的真实开支，但是无法直接划归于某一款项。比如，一位教师获得25万美元的三年款项来研究生物学问题。这25万美元的直接拨款只能用来支付这项研究中的开支——包括教师工资、研究生助研的开支、生物材料的开支等等。然而为了项目的展开，除了拨款中的用途，还有一笔钱要支付给院系和大学中的各个方面——管理开支、用电供暖、图书馆采购和服务等。这些开支是间接的——不是直接开支，但对该项目和其他项目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开支难以估量——联邦审计机构和大学设计了复杂的公式来计算，比如说大学水电费中的多少要包括到研究经费中去；这些间接成本部分地要联邦政府来承担。因为间接成本如此难以估量，且不直接支持单个拨款，教师们常常不理解它们，认为它们是从直接科研经费中减掉的部分。AAU并不参与设置间接成本率的过程，也不负责审计。但是，我们强烈支持间接成本，我们也努力教育教师和联邦官员关于间接成本的本质和重要性。
问：二战后联邦研究资助政策有什么变化？资助的重点学科领域是否转变了？目前哪些领域是联邦资助的关注点？
答：最大的变化是资助的重点在冷战后由物理学转向了生命科学。二战时第一次建立了联邦政府和大学在研究上的合作伙伴关系。二战前联邦政府几乎不资助大学的研究。二战后对大学的科研资助集中于国家安全，物理学和工程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与国家安全的联系更紧密一些（但1957年前苏联卫星上天极大地震撼了美国，引起了对研究更为广泛的资助——不仅是物理科学和工程学科，还有很多社会科学，包括外语和地区研究）。
冷战后，联邦资助的首要原则变成促进经济发展。当然，这并没有削弱对物理学和相关领域的支持，而是扩大了范围，将其他领域包括进来。由于生物技术、生物工程和其他相关进展，生命科学迅速崛起，获得了巨大的资助来治疗和预防疾病，还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
美国联邦政府有10多个机构都对科研提供资助，因此对各个学科的资助都很强，不会过分集中于某一领域。得到资助最多的是生命学科，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是联邦政府最大的科研资助提供者。但国防部、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国家航天局和农业部的资助规模也十分可观，其侧重点也因各机构的使命不同而有所不同；资助领域虽有重叠也各具特色，从而使联邦政府的资助覆盖了广泛的领域，而不是集中于一个或一些领域。
负面的一个例外是人文学科与科学研究之间的不平衡。联邦政府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三百亿的资助；而提供给人文学科的大概才三亿。这种不平衡部分是因为人文学科与科学研究的成本在总体上是不同的，但基本上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在我看来是误入歧途的）：科学研究比人文研究重要得多。我与清华大学教务长在他主持的“研究型大学创新与发展”论坛开幕晚宴上曾谈及此事；他指出这一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但是情况正在好转：在十五届党代会上，所有的政治局常委都是理工科出身，而十六届政治局常委中有两位拥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位。所以，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问：从历史来看，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是分权的，大学自主权非常重要，联邦政府常常被指责直接干预了高等教育。但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高等教育在联邦政府的战略性重要地位或多或少有所下降，例如大学必须和其他部门竞争联邦预算，因此向工业界寻求更多的研究经费。面对来自亚洲和欧洲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战略的竞争压力，美国的大学还能获得联邦政府像冷战时期那样的关注吗？如果是的话，美国如何增强大学的竞争力？
答：美国政府两年前启动了国家战略计划，与美国工业界和国会成员交换了意见。同其他国家的发展相比，美国的竞争优势正在下降，这不是因为美国的学校在质量上有所下降，就是因为外国的大学比我们成长得更快，这种情况会有利于世界上的所有人。我们只需做好自己的事。
我认为，美国高等教育对联邦政府的重要意义在二战后有所下降的说法言过其实了。确实，投资大学科研的根本原因已经从国家安全的考虑转向了经济发展。不管是冷战之前还是之后，向本科生提供更多联邦财政资助的原因大致保持不变：通过根据学生的经济需求提供财政资助以鼓励学生上大学，从而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大学拥有与工业界合作的长期历史，1980年贝耶—多尔(Bayh-Dole)法案的出台使大学可以拥有联邦资助研究带来的发明创造的专利权和特许权，极大地加速了大学向工业界的技术转化。
然而，911事件导致了外国学生进入美国的数量减少，加上其他国家，如中国、欧洲一些国家、澳大利亚和印度，研究型大学数量和质量的发展，我们开始和工业界等部门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合作，释放一种要求加大对大学中的研究和教学的投入的共识。美国学术界发表了一篇有影响的报告——《积风而上(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其他团体成立的竞争力委员会发表了类似的报告，AAU的报告题目是《国家安全教育和创新力计划》。这是AAU与工业界的一个创新特别工作小组一起合作的成果，试图向联邦政府确立这样一种意识：需要增加联邦对大学基础研究的资助，消除对优秀外国学生和教师的移民和签证的障碍，努力在各个教育层次上增加美国有志于追求以“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为业的公民的数量。这些集体努力导致了布什总统2006年国情咨文宣布的《美国竞争力计划》。该计划呼吁：在7年中把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国家标准和技术协会的预算翻一番。但不幸的是，因为伊拉克战争的巨额费用、美国经济衰退和其他问题（联邦专项拨款的有害效应），对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其他联邦机构增加资金并未实现。
三、AAU对政府和立法机构的游说
问：我们知道AAU在华盛顿设有办公室，专门对联邦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那么，你们游说的重点是什么？
答：我们游说的重点问题并不拘泥。我们会做年度工作计划，由执行委员会通过并设置每年工作的重点。
每年的首要游说问题几乎都是科研经费。也有阶段性的，像“扁平化改革”这种特殊问题的出现会成为一小段时间内的首要问题。
第二重点是努力阻止联邦政府做那些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比如说，目前联邦政府通过逐步控制非官方的认证体系，试图将其影响扩张到学院和大学的内部学术决策中；我们正努力阻止这件事以保护学术自由。有时候联邦政府意图干涉大学内部事务，这类问题已成为真正的威胁，会超越其他一切问题成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目前国会计划将国防部科研经费中的间接费上限设为20%，这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问：AAU有没有重点的游说对象，白宫、国会、国家科学基金会、教育部、国防部、能源部、NASA等，请您按照游说的重要程度排序。
答：非要排序的话，NIH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最大的资助来源。
联邦学生资助政策也很重要。除了拨款之外，政策问题的游说也很重要。
问：AAU游说州政府和州立法机构吗？
答：我们不想这么做，我们的精力够分散的了。除了关注联邦研究资助、法律政策、学生资助政策和拨款、知识产权事务、税收政策等问题，我们本来还应该跟踪50个州里发生了什么。但是要做这些事情，我们的员工太少了。我们的公立大学成员都有政府关系官员来处理和州政府的关系。全国独立学院和大学联合会(NAICU)是包括大约1000所私立学院和大学的全国性组织（AAU的私立大学成员都是NAICU的成员），在各州也有分会。
问：民主党和共和党在高等教育政策上的主张有何不同？AAU更喜欢哪个党的主张？为什么？
答：华盛顿特区的大部分高等教育协会都关注联邦学生资助问题，它们支持民主党。民主党非常主张向学生提供资助。然而如果经济是景气的，相信共和党对教育的资助也会随之变好。共和党更关心科研拨款，因为这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
我们认为，明智的做法是超越党派区别，AAU比其他组织都更加超党派。
四、AAU的研究报告
问：AAU报告中的研究是由谁负责的？这些研究是纯粹的研究还是针对特定的实际问题？
答：AAU报告的研究者来源多样。我本人也负责AAU的一些政策研究，大部分关于大学政策而不是政府政策的研究报告就由我负责。但一般来说，要看谁更了解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正在开展一个研究医学院和生命科学院利益冲突的项目，那么和NIH一起工作的、从事生命科学的人就负责这个项目。AAU的职工一般既从事联邦关系，有时候也进行政策研究。
我们的大部分政策研究包含AAU在华盛顿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作为项目的协调人，根据问题的需要召集由成员大学的校长和其他主要管理者和教师组成的委员会或是工作组，由这些人决定项目的范围、目标、需要搜集的信息，然后经过一系列的会议和讨论，我们将来自成员大学的建议整理成报告。有时候，我们会申请资助来邀请外部研究者——很可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教授——来协助报告的写作，但是一般来说，我们通过内部的AAU的工作人员和大学官员来开展研究工作。
问：我们在AAU网站上看到一份报告，封底用中文、阿拉伯语和英文标注“教育、创新、成功”①，用这三种文字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答：我们的一位研究助理这么做的。这份报告的一部分是关于美国研究的国际竞争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和全世界的大学建立联系。我想使用这三种文字实际上是她的主意。
五、研究型大学和研究生教育
问：下面我们想请您谈谈研究型大学。首先，研究型大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是什么使研究型大学与非研究型高等教育机构区别开来？
答：最好研究和教学同时进行，这两种活动是内在联系的，并不仅仅是有两件互不相关的事情同时要做。最好的情况下，研究并不只存在于研究生阶段，它们还延伸到本科生教育当中。教学与研究是相互包容的，它们将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统合在一起。研究型大学需要有一个环境，本科生或许不直接参与研究，但是教师必须走在本学科的前沿，教学与研究能够同时存在和互相促进。开展大规模的研究是一所研究型大学的特征，然而明显的边界是没有的。
问：AAU是否像国家研究理事会(NRC)那样密切关注成员大学的博士生教育？AAU最关心博士生教育的哪些方面？
答：我们并不开展细节性的、对成员大学博士生教育进行课程层次的分析，如同NRC所做的阶段性（每十年或更久一次）研究。相反，就像我在成员政策和邀请程序介绍中提到的，我们关注宽范围的、学校层面的评价。然而，我们也在发展一些范围更广的、更为成熟的数据搜集，包括所有成员大学不同学科学位的获得时间、完成率等数据，并希望成员大学都能采纳。我们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评估成员大学，而是为它们提供有用的工具来自我评价和相互比较。
问：全世界普遍认为美国博士生教育是最成功和最优异的，您认为最成功之处在哪里？
答：这个问题和下一个是相关的，但我首先要说美国研究生教育最成功的方面是：我们能够教育、发展和将最聪明的研究生引入高生产力的研究生涯。
直到目前，教研究生如何教学是我们几乎一直在反思的，因为一般认为如果学生掌握了研究生涯所必需的学科知识，教学能力也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不需要太投入精力。这种观点忽视的事实是，即使在顶尖研究型大学，大部分博士生都回到几乎没有研究活动的本科院校从事教学工作。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美国投入了更多的努力，强调在获得研究技能的同时培养教学技能的重要性；研究型大学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教育研究生如何教学，和从前相比在终身教职的授予和晋升政策中更多地鼓励教学能力，本科院校则在研究造诣和教学能力中更看重后者。然而，研究仍然是重要的，美国研究生教育系统在提供一整套指导、教育、咨询、灵活性和鼓励机制方面做得很好，以便更好地探索新方向，钻研新观念；这些机制产生了高质量的教育，特别是对最有才华的研究生而言。
问：在您看来，和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较，美国博士生教育的特点是什么？
答：基于以上回答，我认为对美国研究生教育质量贡献最大的因素是教师的质量，在科学研究与研究生教育同时进行中的教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密切交流，以及研究生很早就获得的鼓励和自由去创造、创新和挑战正统观念。
问：一般来说，博士后研究经历并不被看作是一种教育，因为它不会授予某种学位。然而，您在演讲中提到，您更愿意称其为博士后教育，为什么？
答：20世纪90年代末，在南加州大学校长史蒂夫·桑普尔的鼓励和领导下，我们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的关于博士后教育的研究。史蒂夫发现20世纪末的美国博士后教育和20世纪初的博士生教育一样处于无序状态——而后者是AAU成立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我们的研究使得美国开始对国内的博士后教育进行严肃的重新审视。我们的很多校园中有博士后联合会，为博士后们发出有组织的声音。这些联合会和研究生会不同，后者常常是正式的劳工组织，与全国性的工会有联系，迫切要求将研究生作为劳工而不是未来的教师。
不同的是，博士后协会试图使自己变成大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教师和管理者的同事，就大学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在美国，博士后的数量在过去的20到30年中看来是以指数增长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大学里终身教职序列职位的急剧减少。博士后职位最初是作为一些博士们开始研究生涯的跳板，博士后阶段给了他们机会改进某种研究技术或是探索和他们的博士论文相关的研究问题——从这个角度说，将这一阶段称作博士后研究比称作博士后教育有意义得多。后来，进入博士后岗位迅速成为没有找到研究职位的博士们选择的保留模式。尽管博士后在数量上已经发展了，他们在校园中的地位却没有进步；他们获得的利益常常更少，在校园中的存在感也比研究生们弱。
随着博士后数量的膨胀，他们的地位也在提高。博士后日益要求除了研究之外还获得教学上的经验，因为他们意识到教学经验能帮助他们在非研究机构中获得职位。博士后还在研究的其他方面得到训练，比如研究管理。因此，博士后岗位是一个演进中的角色，我想我们需要保持关注，最大限度地保证博士后们获得合理的待遇，使这一岗位整体上得到发展，以满足国家研究事业的需要。
六、中国研究型大学
问：中国正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您有何评价？
答：这是一个好的目标，中国应该坚持它。对任何国家而言，建设顶级质量的、研究和教育都优秀的综合性大学，都是一件好事。我认为中国从前苏联模式和专业化的大学转向综合性大学是明智的。我想任何国家都会从中受益。
我认同发表对于研究型大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没有一所AAU大学会忽视教学，注重有质量的教学是它们的基本要求。（美国的大学能做到）可以使一所大学既有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又拥有好的教学。事实上，大量的本科生是由研究生执教的，我们大学也努力使研究生成为好的教师。AAU大学至少在教学方面是有名望的。
中国拥有一些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好的目标，但是不要让所有的大学都以此为目标。美国有很多高质量的学院并不是研究型大学，很多教授非常优秀并乐于教学，我们应该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保持优秀和紧跟前沿，但并不是说他们必须像研究型大学的教师那样去做研究。要保持大学系统的多样性，使它们都优秀，只是优秀的方面不同。如今在美国，让所有的大学都变成研究型大学的压力太大了。
AAU大学的校长有意识地从不同的渠道获得经费，因此不会想从联邦政府或学生那里得到所有的资金。中国开始运转校友捐赠项目，这是个好主意。
问：您认为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
答：努力加强终身教职体系。不能让教师们无所依傍，不能简单地将他们推出去，但是要寻找办法来评判他们、增强他们的实力。努力让政府意识到一所中国的大学对于国家的价值。就像在美国发生的一样，研究与教学的协调、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协调问题也会出现在中国政府面前。政府往科研中投钱越多，就会越急于看到成果。基础研究的运行却不是这种逻辑，政府必须了解这一点。
另一个策略是在向政府争取研究经费的问题上和工业部门合作。我们当然可以自己向政府争取科研经费，但是如果工业部门能够向政府进言，要求向大学投入经费开展基础研究，那么情况就不同了，工业部门的意见将是有分量的。
科研条件也变得很重要。我们能够从中国得到很多聪明的学生来美国学习和研究，他们学成之后会留在美国，因为只有那里能提供科研条件、设备和体制让他们做想要的研究。但是如果中国具备了这些条件，那些学生就会回国，一些已经留在美国的最聪明的学生也会被吸引回来，甚至还可以从其他国家招收有天赋的学生。
我想另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研究生教育和研究工作完整而彻底的结合提高了双方的质量——直接的参与研究的设计与实施促进了研究生教育，聪明而有创造力的研究生的加入则促进了研究的活力与质量。在一些欧洲大学，研究生更像是本科生，尽管上的是研究生的课程，但没有积极地参与到研究中。但是在美国，一些模范的大学让聪明的研究生深入地参与研究，让他们开始设计自己的研究，成为论文的作者，参加会议并发表他们的论文。教学和科研两种活动都从中得利：深入而有意图地让研究生参与到研究中去，给了他们更好的教育，他们也让科研变得更好。因此，这是相互促进的。
问：根据您在AAU的经验，您认为中国的一流大学已经达到了AAU成员的标准吗？
答：我对中国了解不多，可能没法回答。我猜尚未达到，但是已经非常接近。我们做的一件事是评价教师的人均研究生产力，因此努力控制规模并关注所有的学科门类。
尽管困难却需要避免的是对教师施加控制，我的意思是要让教师和学生们保持想法的开放和自由流动，并加以批判。中国有着政府控制大学的很长的历史，这种状况的持续会成为问题。
问：如果要为中国建设研究型大学找一所参照大学来比较和学习，您认为哪所AAU大学最合适？
答：如果你是指清华，人们会拿来和MIT相比，因为清华常常被称作中国的MIT。然而我并不会只选择一所参考大学，我会选择几所。近年来清华不再局限于科学和工程学科，拓展了新的领域，那么可以参考有着非常强的社会科学院系的密歇根大学。
如果你指的是整体地考虑中国大学，我建议学习加拿大的G13大学或者澳大利亚的G8大学，建立一个像AAU那样的顶尖研究型大学组织。建立这样的组织是困难而有争议的——划线总是困难的，线下的大学会因为被排除在外而有意见——但是，将具有相似现实能力和未来雄心的大学群体辨识出来，有利于合作以及竞争的开展，同时可以将你的进步放到其他国家的大学中，和你认为或是希望成为的可相比较的大学进行比较。
注释：
①这里指的是AAU2006年1月发表的“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Initiative:Meeting America's Economic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21st Century”。沃恩博士在访谈时对这个问题有点讲得不清楚，我们就没有再追问。现在的文字是沃恩博士书面修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