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的时代背景分析
——基于国家实力和世界秩序的互动
刘笑阳1
（1.同济大学，上海，200092）
摘要： 本文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为原理， 以国内与国际的互动为维度， 以国际关系的核心要素为借鉴， 尝试探究反映国内生产方式的国家实力和反映国际生产方式的世界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而为分析与谋划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提供具有话语特色的时代背景研判。 本文认为， 反映国内生产方式的国家实力和反映国际生产方式的世界秩序共同影响着国际战略实施的时代背景， 而国际战略的实质便是认识和改造国家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 特别是国家实力与世界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所构成的时代主题， 从而使得国际社会的整体秩序更加适应服务于生产的国家安全与发展的要求。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国际战略； 时代背景； 历史唯物主义； 战略研究
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基础”。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国家是人类历史变迁的产物，对国内政治的分析需要依据国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研判何种阶级把握着核心的生产要素以及何种生产关系可以最大程度地促动生产力的再突破，并科学地确定国家政治的基本形态及其未来方向。同样的，由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国际关系也要顺应上述逻辑，并在全球分工体系的背景下考察国际政治的当下与未来，才能更好地依托主观能动的国际战略认识国际政治的规律和改造国际关系的现实。故而，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的探究就要遵循以下原则：（1）置于客观的历史趋势和时代潮流之中；（2）判定国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3）辨析国际战略本身对时代背景的判断——这三者也分别是马克思主义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基本要求。
共纳入20个研究（1篇文献因治疗全程静脉滴注抗生素，与其他研究有异质性，而未纳入），包括587例患者，研究间异质性较高（I2=67%），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每个研究内不同原因造成骨缺损的病例数量不平衡。文献中并未给出各亚组的信息，无法进行亚组分析。随机效应模型荟萃分析结果显示：Masquelet技术治疗骨缺损后再感染率为9.2%，CI 95%为5.3%～14%。
应当说，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了国际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纵向脉络，而世界历史理论则揭示了国家聚合形成全球化的横向联系。依照上述两种理论范式，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形成了国内生产方式，并以此为基础构成决定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同时，上述客观规律在世界政治层面的拓展，则相应地形成了反映国际生产方式的世界秩序，并为国际关系变迁和国际战略实践的互动提供了时代的背景板。有鉴于此，本文将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为原理，以国内与国际的互动为维度，以国际关系的核心要素为借鉴，尝试探究反映国内生产方式的国家实力和反映国际生产方式的世界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分析与谋划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提供具有话语特色的时代背景研判。
一、反映国内生产方式的国家实力
马克思指出，“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应当说，国家内部的生产行动为其实施主权提供了资源依托，也因之构成了国家参与世界分工和协调国际关系的基础所在。在这个层面上，衡量国家实力并非比较物质性产品的增量与存量，而应当是对国家生产能力的综合评估——它既包含着物质性的生产资料和产品产出，又会受到社会性的生产分工与产品交换的影响。故而，对国家实力的探究可以充分借鉴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的理论创造，进而在分析中实现物质性的生产力和社会性的生产关系之间的能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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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国内生产方式
可以说，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同时也具有相应的理论延承。例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便较早地提出了“劳动生产力”的概念，并认为分工是提升物质性的劳动的最佳手段。②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页。 在这个层面上，斯密通过“分工”这一媒介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初步地关联起来，从而使得物质性的生产可能成为一种更为复杂的生产模式。然而。正如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所言，斯密更多将交换作为生产和分工的归宿，使得社会化的生产成为交换价值的附属。③ 李淑梅：“马克思对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批判及其意义”，《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第120-127页。 李斯特认为，相比于生产的社会性交换，生产力本身更能标示国家的发展水平。不过，“（李斯特）追求财富而又否认财富。他把无精神的唯物主义装扮成完全唯心主义的东西，然后才敢去猎取它”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0页。 ——马克思的批判说明，试图将物质性的生产力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唯一要素，实质上也是“唯生产力论”和“唯生产力标准论”的体现：它会模糊国家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将国家实力“提纯”为单一的物质性力量，从而呈现出更趋现实主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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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此，马克思既将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力当作内涵一致的概念来使用，⑤ 马昀、卫兴华：“用唯物史观科学把握生产力的历史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第46-64页。 同时又主张人们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533页。 他认为，作为社会关系的分工是生产力的社会性反映，两者在物质性和社会性的不同维度中相互独立，而又在“生产”这一核心要素中相互统一。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还强调了生产关系中的另一关键要素“交换”对于生产力的关键性作用：“生产力不仅在于它也许使人的劳动更有效或者使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更富于成效，而且它同样还在于使劳动更加便宜或者使劳动对工人来说生产效率更低了”。⑦ 同②，第263页。 生产不仅包含着产出的结果，也要关照其过程的效率；而生产的效率又不仅依赖于产品在固定时限内的生产量，也受制于产品在社会中的财富与价值。在这个层面上，“产出”所反映的生产力以及“分工”与“交换”所反映的生产关系，就构成了物质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生产方式：它在根本上是物质性和经济性的，同时也会反映为精神性和社会性的形式；它在纵向历史比较和横向国家比较的进程中，逐步构成了衡量国家实力的核心标准。
1.2 国内生产方式视野下的国家实力
国家实力既是一种力量（power），也是一种能力（ability）。 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将地理人口、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国民性格、外交与政府质量等作为“国家实力的组成部分”。①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 New York：Alfred A.Knopf， 1967， pp.106-158.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Tellis）等人则认为，在势均力敌的对手之间，对国家实力的考察要同时重视动员国家资源的“潜在能力”以及将之转化为军事手段的“实际能力”，后者甚至更为关键② ［美］阿什利·泰利斯等著，门洪华等译：《国家实力评估：资源、绩效、军事能力》，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上述现实主义范式的理解，一方面侧重于现实资源的囊括却又缺乏内在的逻辑，另一方面则关注国家资源的安全性和对抗性意涵。相比之下，国内生产方式视野下的国家实力则强调生产活动和经济基础的价值，从而形成了历史性与时代性、绝对性和相对性以及物质性和社会性三对关系的辩证统一。
体系维度：霸权秩序与非霸权秩序。基于不同的物质性社会性基础，秩序进程会呈现出不同的体系特征。就霸权秩序而言，罗伯特·考克斯认为“霸权”不单纯指一个世界强国的统治，而是指一种特定的统治方式，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创立的秩序在意识形态上得到广泛的认同，秩序的运作依照普遍的原则。⑥ ［加］罗伯特·考克斯著，林华译：《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3页。 基于此，霸权国作为“操作性”（manipulative）国家具备相对权威，而它确立的国际体系则起到管理国际行为体的准法律作用，⑦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99.从而塑造出主流性的国际生产方式，并促使其他“适应性”（adaptive）国家配合生产的国际要求——霸权秩序通过意识形态的认同、部分利益的让渡、制度设计的约束来影响各国的生产方式，从而获取财富积累的优势。就非霸权秩序而言，西方现实主义所谓的“均势秩序”其实就是没有大国能够以世界帝国的形式独占全球经济生产的主导地位，从而改变世界体系的分工与交换方式。① ［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著，路爱国等译：《历史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3页。 在这种秩序状态中，并未产生唯一的“操作性”国家，需要通过变化着的国际关系使每个国家同时具备“操作性”和“适应性”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各国为了保障国内生产方式的安全与发展，会理性地采取相互制衡的行动。② Martin Wight，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r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pp.149-176.事实上，这种选择就是通过国家生产力的社会性联系，形成一种暂时性与共识性的国际生产方式，从而为国内生产方式的运行提供保障。
（2）国家实力的衡量要兼顾绝对性与相对性。“国家寻求相对收益还是绝对收益”是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争论的重要命题。⑤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n Interdependence Work？” Foreign Policy ， No.110， 1998， pp.82-96.如前所述，传统的西方现实主义理论范式侧重于关注可以独占的资源以及国家间实力的差距，多少强化了“零和博弈”的认知和“安全困境”的理解。换言之，尽管它并不构成国家间冲突的根源，却会促使国家采取刺激冲突产生的行动。相比之下，国内生产方式视野下的国家实力则倾向于把握国家实力的绝对性：它关注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本身的互动，它重视的是带有发展指向的产出效率与产品效益的提升，这就使国家行为展现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现实主义的逻辑，即将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发展进程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基础，在纵向和横向比较中观察国家的生产方式是否合理，国家的生产方式能否激发生产力的潜能。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理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对和平与合作的认同。此外，伴随着全球分工和世界市场的拓展，国家既要关注本国自身的发展，也要兼顾全球资源的配置。故而，计算本国资源占世界的比重成为了评判国家生产方式的重要依据，⑥ 门洪华著：《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77页。 这无疑又渗透着国家实力相对性的意涵。
与此同时，尽管当今时代的国家实力渗透出诸多全球性，而世界秩序也不断涉及民族性的内涵，但两者的关系在本质上仍然是国内生产方式和国际生产方式的互动，呈现为生产方式的引领或追赶。可以说，国家实力和世界秩序的互动既反映为国家实力的个体特征与整体分布对世界秩序的物质性作用，又通过世界秩序中的国际生产关系、全球分工和主导生产方式等对国家实力产生社会性的影响：一方面，如果既有的主导性国际生产方式先进于国内生产方式，那么国家就会选择顺应世界秩序；反之，国家则会依靠自身的国家实力对秩序付诸变革。另一方面，如果主导性的国际生产方式基于缺乏制度规范的剥削和压迫，国家就会倾向于以战争与革命作为手段增强自身实力；反之，如果主导性的国际生产方式倚赖于具有制度规范的分工、交换和分配，国家就会侧重于选择和平的手段促进发展。但无论如何，权力的不平等永远是国家实力与世界秩序互动中的关键前提——影响其互动形式的，并非权力是否平等，而是权力的表现形式；并非生产资料与劳动财富是否平均，而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财富依靠何种形式进行分配。
1.3 国家实力视野下的国际战略
国家实力的提升是国际战略目标的内容。生产是国家得以维系的基础，生产方式的先进性是国家的根本追求，而国家实力的巩固与提升也因之成为国际战略目标的关键要义。即便国际战略的主要客体是变化着的国际关系，但国际互动的归宿依然是国家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依然是国家实力的巩固与提升。在这个层面上，国际战略的实力指标是平衡追求物质性和社会性优势的综合提升；国际战略要根据历史性和时代性的要求，有针对地实现国家实力的巩固与提升；国际战略对国家实力的追求始终与国家利益相适应，聚焦于纵向上的绝对发展和横向上的相对优势。
国家实力的现实是国际战略谋划的基础。国家实力堪称一国大战略的“家底”，它既是国际目标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其实现国际目标的手段。② 吴春秋著：《论大战略和世界战争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国际战略反映国家的经济基础，国家实力反映国家的生产方式，国家的生产方式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基础，这就使得国际战略的制定必须依据国家实力的客观现实，深刻把握物质性国家实力的基础性作用，社会性国家实力的时代性作用，军事实力的工具性作用以及技术实力的引领性作用，在国际战略付诸设计与实践之前“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形成对国家实力本身的科学认识和客观评估，方能“因利而制权”。③ 引文选自《孙子兵法·始计篇》。
二、反映国际生产方式的世界秩序
应当说，科学的时代观应当包含横纵两种维度的理念内涵：在动态上揭示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规律，以及从静态上揭示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或时代的性质。① 叶险明：“马克思的‘时代观’与知识经济——对‘知识经济’的一种时代观梳理”，《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第32-40页。 在国际战略所关注的世界政治中，上述功能则反映为在战略视野中把握动态上的历史趋势和静态上的时代主题。在这个层面上，历史趋势即是生产关系所构成的国家实力和世界秩序的历史关联，对时代主题的讨论则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特有的内容，② 王存刚：“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的品格及当下意义”，《欧洲研究》，2018年第3期，第103-116页。 而生产形式在国内与国际层面的双向互动便构成了判断时代主题的理念依据。可以说，任何国家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内生产方式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在国际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占据有利地位，就必须在理念上对时代主题进行深刻的研判，就必须预见性地把握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例如当前的中国便是基于国家实力的横纵向比较，认为“和平、发展、合作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主题”，③ 习近平：“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在巴基斯坦议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4月22日第2版。 既顺应了国内稳定、改革与发展的生产需求，也卓有成效地成为了国际生产方式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
2.1 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国际生产方式
区域维度：全球秩序与地区秩序。秩序作为一种整体安排，既不受地域范围的自然限制，也体现出地缘层面的各异特征。就全球秩序来说，普遍交往形成的有机性联系使得任何“部分”都受到整体的系统质的规定，成为整体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或因素。③ 马俊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4-20页。 全球秩序是世界历史形成的重要标识，它深刻反映着全球分工和世界市场对所有国家内部生产的外部性影响，同时又通过这种经济联系构成了国家间关系变化的基本向度。就地区秩序来说，它主要是地区间国家互动的产物，所在的地区往往成为国家域外政治目标的发源地，④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5，pp.67-80.从而在地区内形成有利于国内生产方式维护与拓展的有利环境。本文认为，全球秩序与地区秩序处于相互影响的动态进程当中，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统一：（1）在历史层面上，“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⑤ 《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页。 而这一过程又是自国家向地区和全球不断推展的，曾经被误认为代表整个世界的地区秩序，往往是先于全球秩序而产生的；（2）在地缘层面上，地区秩序的稳定是全球秩序得以维持的保证，全球秩序的竞争则往往会以地区秩序作为舞台，而崛起为全球性大国总是以成就地区性大国为开端；（3）在互动层面上，走在生产关系前沿的强势地区秩序可以引领全球秩序的塑造，弱势的地区秩序则会成为全球秩序的地区性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以生产关系为核心媒介的“核心-边缘”互动。
可以说，理解国际生产方式的基本逻辑理应是：以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为起点，分析由此带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并同时重视既定的世界秩序以及世界秩序影响下的国家对生产的反作用。① 李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第4-23页。 生产的国际关系不仅构成了世界经济的有机整体性，使一国的发展不能离开世界经济，而且形成了各国都要遵守的国际规则、国际惯例和相应的市场运行机制② 吴嘉蓉：“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观与国际关系问题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6期，第53-57页。 ——生产的国际关系是由国家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它关涉不同国家生产力的社会化所引致的：生产过程的主导地位、生产资料的实际归属以及劳动产品的分配原则等内容，从而促成国际关系的不平衡和不稳定。在这种背景下，“核心和边缘这两个词的含义开始逐渐从地理位置或工业的规模和类型转向在生产的社会关系中的地位”。③ ［加］罗伯特·考克斯，林华译：《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 相应的，单纯的国际关系就延展为复杂的世界秩序，而其实质便是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的稳定分配。在此基础上，国内生产方式既因为全球生产要素的交互而突破了主权边界，也由于全球资源分配的不平衡而产生了资本的倾斜，军事、制度和观念等功能性实力则相应地流向主导分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而反映国内生产方式的国家实力和反映国际生产方式的世界秩序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互动性的联系。
2.2 国际生产方式视野下的世界秩序
一个国家在新旧秩序转换和新秩序的角色有赖于其自身的国家实力。③ 门洪华：“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2期，第4-13页。 在日益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中，国家实力的可持续增长有赖于缔造长期稳定的世界秩序，而世界秩序是否可以引领全人类的生产能力提升，其关键又在于主导国家的国内生产方式是否具有历史的引领性。在这个层面上，生产方式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的表现形成了国家实力与世界秩序互动的历史关联，而历史的阶段性又要求国家必须适时而准确地把握国家实力与世界秩序共同引致的时代主题，从而在此指导下，通过主观能动的国际战略实践实现国家实力与世界秩序之间的良性互动。
（1）国家实力的衡量要兼顾历史性与时代性。国家实力在本质上体现着国家的生产方式，它反映的是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产出效率与产品效益。这意味着，无论国家所处时代的主要生产资料、战略资源和技术手段是什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理解以及效率与效益的横向比较是其始终不变的实质。而这一“不变”还蕴含着内在延续的历史趋势，即逐渐从硬实力向软实力扩展、从冲突性力量向合作性力量扩展、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扩展。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可以说，在国内生产方式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劳动资料是具有时代性的，劳动资料的表现形式也同样处于变化与发展当中。在这个层面上，对国家实力的衡量需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对生产的抽象并非将所有社会的生产等量齐观，而是把生产这一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社会中，从具体生产透视具体社会。④ 李滨、杨蓉荣：“历史唯物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建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4-20页。
黄伟想对孙敬文说什么,傅正悄悄扯了他一下,对他使眼色,意思是,没事,他姐哄哄他就好了。黄伟没再说什么,跟着傅正离去。
正如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所主张的，生产领域的变化能够影响到其他领域，包括国家与世界秩序的转换。④ 钮菊生：“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9期，第97-101页。 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劳动生产力提供物质性生产方式，而以全球体系的分工和世界市场的交换为代表的国际生产关系则成为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表现。同时，分工、交换和分配所代表的生产关系体现的主要还是国际关系的本质，这种社会性的反映并不能涵盖国内生产方式的客观状况，也不能代替对世界秩序的全部解释。换言之，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行动是基于国家生产力和国内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表现，将国内与国际相互关联才能为国家的主观战略提供完整的方法论依据。故而，国家的劳动生产力理应是国内生产方式的作用在国际舞台上的体现，两者相互关联而又处于不同的维度。
术中观察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术后应观察患者的身体反应,此外还应观察患者的手术并发症:记录患者是否出现中毒性休克、手术切口感染、腹腔感染、肠梗阻、多器官功能衰竭和死亡,若有应详细记录患者的例数。观察患者的住院时间,术后对患者进行为期6~12个月的随访,记录患者溃疡复发状况[5]。
2.3 世界秩序视野下的国际战略
世界秩序的现实是国际战略谋划的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页。 国际战略作为国家主观能动性的表现，首先就在于它能够通过对反映国际生产方式的世界秩序予以把握和评估，来为国内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革提供外部依据，而这也体现出国际战略认识世界秩序的一面。在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秩序研究中，应当强调以具体的具有历史特征的生产方式作为秩序的社会经济基础。⑦ 李滨：“无政府下的世界秩序——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7期，第4-20页。 故而，国际战略必须基于对世界秩序的长期性和客观性的系统理解，就特定时代的特定经济基础判断：何为国际生产方式的主流？国内生产方式是否先进？以及国际分工、交换和分配基于何种规则？此后，才能更加科学地设定国际战略的目标与方向。
世界秩序的塑造是国际战略目标的归宿。罗伯特·考克斯认为，世界秩序由三种力量共同构成：权力的分配、制度的作用以及对规范行为界限的认同。上述力量的相互一致与匹配，可以推动塑造稳定且有力的秩序；而其在现实中经常表现出的不一致性，则引致了秩序的变革与调整。① Robert Cox， “State， Social Force and World Order”， in Robert O.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04-254.在这个层面上，国际战略是国家基于时代性的经济基础、针对国际社会的变化，而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的表现，这体现出国际战略改造世界秩序的一面。大国会通过确立一种使分工与交换保持稳定的秩序，来保证自身生产方式的内部绝对发展和外部相对优势。在某种程度上，世界出现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使然，即国家的战略选择使然。② 秦亚青：“国际体系、国际秩序与国家的战略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7期，第13-15页。 由此观之，国际战略的实质便是通过塑造国家实力与世界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使得国际生产方式更加适应于国内生产方式的基本要求，乃至使后者成为前者的时代引领和先进范式。
三、国家实力与世界秩序的互动
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认为，秩序是指导致某种特定结果的格局，是一种旨在实现特定目标或价值的社会生活安排。④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在这个层面上，作为跨国性安排的世界秩序可以“提供稳定的国际关系，这种稳定是各国追求其国家利益的必要基础。”⑤ Antonio Casses， International Law ，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5.更严格地说，应当是符合国家发展需求的世界秩序可以形成稳定的生产的国际关系，使得国内生产方式可以在世界舞台上创造更多的财富或者取得更多的附加值。故而，国家就需要确定本国具备哪些生产资料优势、在生产的国际关系中居于何种地位以及需要适应怎样的分配机制等内容，从而科学体察所处的秩序形态，从而为国内生产方式的国际拓展提供依据。本文认为，可以从体系和区域两个维度划分世界秩序的可能形式：
3.1 国家实力与世界秩序互动的历史关联是生产方式
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142页。 事实上，当前战略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就是一个生产关系调整与变革的历史过程。在封建主义的自然经济下，劳动生产力被限制在国内进行“产出-交换”的互动，伴随着工业产品需求的增加和机器生产的出现，国内资源和市场已经无法满足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因此，“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3页。 在国内层面，它表现为政治变革与制度革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在国际层面，它意味着国家对生产的外部拓展以及对分工和交换的制度化设计，而其在历史上的呈现就是逐步全球化的世界市场。更为关键的是，世界市场又超出了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内涵，代表着人类先进生产力水平的空间坐标图示，⑥ 张雄、速继明：“时间维度与资本逻辑的勾连”，《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第25-29页。 使得当今国际先进生产方式的塑造必须要顺应全球主义的基本要求，并将世界市场的共同繁荣作为重要指向。
（3）国家实力的衡量要兼顾物质性与社会性。在国内生产方式的范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良性匹配一方面可以促动社会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物质产品，从而为国家的硬实力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生产组织形式的高效，彰显国家软实力的优势。具体而言，国家的经济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等是具有物质性导向的资源，而资本资源、贸易资源、政府资源等则更具社会性。其中，国家的物质性资源是国家实力的主要内容，而国家的社会性资源也在财富创造方面愈加重要。与此同时，军事资源和技术资源又是其中较为特殊的角色。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各国进入竞争的关系，展开了商业斗争，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而在过去，各国只要彼此有了联系，就互相进行和平的交易。”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111页。 军事资源本身不参与产出、分工和交换活动，主要还是为了维护国内生产方式而采用的国家机器，实质上是生产方式的总体反映；传统意义上的技术资源侧重于对产出的支持，但随着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资源也开始应用于交互进程中，从而兼具物质性与社会性的特征。
可以说，国家实力与世界秩序的互动通常遵循着以下历史逻辑：先进的生产组织方式首先在国家内部产生，促动着其国家实力的整体提升，从而在国际社会生产关系的交互中引领世界的生产，并获得塑造世界秩序的物质性基础和社会性保障。换言之，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总合的生产方式在国内与国际层面的双向互动，构成了国家实力影响世界秩序的可能路径。相应的，稳定的世界秩序使得所有国家形态都处于权力、制度和规范的约束之内，异质国家或是通过自我调适与变革来顺应世界秩序以寻求可持续的发展，或是聚焦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国内互动转而保全最基本的安全。与此同时，伴随着民族独立运动和新兴大国崛起以及全球分工和世界市场的日益复杂化，国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昔日以“核心-边缘”为主要形式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开始逐步嬗变为意识形态层面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互动，以及发展水平层面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野。一方面，国家与世界的互动促成了新的国内生产方式出现（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原本先进的生产方式范本受到冲击；另一方面，全球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变革导致国际生产关系随之迁移，从而促使世界秩序所涉及的分工、交换与分配原则发生新的调整。
3.2 国家实力与世界秩序互动的理念关联是时代主题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既适用于分析国家内部的发展进程，也同样可以借鉴到对国际关系和全球领域的诠释当中。此间，国内生产方式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又成为了“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而世界秩序则是具备先进生产方式的国家对国际生产关系所做出的相关分配安排。换言之，世界秩序并非国际生产关系本身，而是基于全球先进生产力要素而形成的国际生产方式。在这个层面上，以“生产方式”为理论切入点来分析国家实力，既是为了解释国家实力的基本内涵和主要构成，更是为了探寻国家实力和世界秩序之间的内在联系。
应当说，时代主题是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主要国家实力与整体世界秩序的互动关系，它同时包含着对历史性的科技水平、结构性的世界体系、进程性的国际关系以及观念性的人类认同这四者的宏观与全球把握。在这个层面上，时代主题通过对国内和国际生产方式的互动反映，契合于各国公民乃至全人类的整体诉求。列宁曾经指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④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可以说，对时代主题的判断首先是国内情势与国际形势的辩证统一，它基于对国家实力的评估、国际力量的分布、全球资源的分配等多个内容，形成对国家与世界互动关系的全面理解。因此，对时代主题的把握实际上是一种系统性的战略评估，它可以归纳为“战争与革命”或“和平与发展”等简单意蕴，但同时也包含着形态各异的具体表现。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为适应新时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学生全面提高素质能力，对学生增加了学业的压力，每个学校都以成绩制定门槛，只有取得好成绩，学生才能走进理想的大学，在严肃的教育下，无形地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压力。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家长及教师，对自己的孩子以及学生有着更高的期盼，从而对青少年苛刻要求，使学生在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负担，使其不能灵活面对问题，长此以往，抑制了青少年发挥自身的个性特点，产生了影响学生成长的心理问题，例如抑郁、过度紧张等。
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的谋划与设计必须要基于对历史的认识，特别是对于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关系为基础的时代背景的把握。马克思曾就此指出，生产方式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01页。 可以说，历史与时代映射出时间的变化，而国家与世界则呈现出空间的流动，这些相对静止却又相对运动的时代趋势、全球态势和地区形势，都深刻影响着国际战略制定者对战略资源和战略环境的把握，都深刻影响着战略决策者对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的选择。在这个层面上，世界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不时出现的间断导致国家间关系的调整。② ［美］约翰·伊肯伯里著，门洪华译：《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国家实力与世界秩序在横向上的互动，为国际战略提供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国内与国际互动的客观环境与时代背景，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分析的必要前提。
3.3 国家实力与世界秩序互动的实践关联是国际战略
国际战略是国家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表现，也正是其主观能动的意涵使得国家实力与世界秩序的互动能够形成实践层面的关联。在以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为代表的当代战略家眼中，“战略的目的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便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即国家政策所确定的目标”③ ［英］利德尔·哈特著，钮先钟译：《战略论》，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9页。 应当说，战略依然是基于经济基础的国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机器，包含国际战略在内的国家战略体系是战略观念能动性的反映，它既要反映上层建筑的客观要求，同时又包含着精英阶层的主观思维。在这个层面上，国内和国际生产方式的调整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生性联系，不过在何种时间点、以何种形式实现这种调整则倚赖于战略的动能和效能。可以说，必须要有世界历史发展的眼光，才能了解国际事件的时代性质及其发展趋势，才能把握历史发展也是国际政治发展的规律和方向④ 刘海霞：“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与国际秩序的重构——再议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路径”，《欧洲研究》，2016年第2期，第92-105页。 ——这既是国家认识与改造世界以充分发挥生产动能的起点，也是国际战略谋划与设计以充分发挥主动能动性的重要指针。
如前所述，国家实力侧重于反映一国国内的生产方式，而世界秩序则侧重于反映世界的主导性生产方式，而这两者内部既包含着各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也影响着国家生产方式对世界生产方式的互动性影响。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所言：“秩序演变的特征是，控制体系的强大国家相继崛起决定了国际互动关系和建立体系规则的模式。”⑤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42-43.可以说，在国家与世界不断紧密联系的当今时代，认识国家实力本身就是认识世界秩序，认识世界秩序本身也就是认识国家实力。这意味着，国家需要通过全球视野强化对于国家实力的时代判断，并通过本土范式贡献对于世界秩序的认识与改造。因此，对国际战略的分析就要将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进行探讨，从而深刻把握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是什么，世界分工的基本体系是什么，劳动生产及其财富的分配原则是什么等等，从而以权力、制度和规范为思考纬度，深刻把握作为个体的国家在整个世界秩序当中处于何种地位，担当何种角色，具备何种机遇与优势，尚存何种挑战与不足。
4.8 自查自纠。应实行食品安全企业主要负责人、校长、院长负责制，定期组织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并督促整改到位。应将自查结果及整改情况及时向社会和用餐对象、学校师生及家长公示。
马克思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页。 可以说，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解，客观评估反映国内生产方式的国家实力，理性把握反映国际生产方式的世界秩序，科学研判反映生产方式互动的时代主题，是国际战略得以进行设计和谋划的基本前提，而这种科学评估所包含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联系，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得以运行的一条长期稳定而始终变化的横轴。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合理把握国家实力和世界秩序的互动关系，需要在生产方式的深层理解中考察国家与世界的互动影响，需要在国际实践活动中重视国际战略的能动性效应，从而促使国家更主动和更有效地参与世界分工，推动国家在与世界的良性互动过程中激发生产方式的活力，并为人类的整体发展提供可供选择的先进生产方式。
高中阶段正值青少年向成年的过渡阶段，在学生的成长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高中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文化知识、道德水平，更要引导学生从自然人向社会人发展，而社会交往则是高中生向社会人发展的关键。对此，拓展训练有很好的作用。拓展训练多以团队的形式开展，任何一个团队成员的表现都可能影响到团队的整体表现，比如在齐眉棍中，需要团队的集体参与和共同协作，在学生团队协作能力的发展中效果显著。
An Analysis of the Era Background of Marxist International Strategy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ional Strength and World Order
LIU Xiaoyang1
（1.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article tak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orces as the dimension，and takes the core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reference.Therefore，the author seeks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ional strength and the world order which are separately reflecting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mode.That exploration will provide the era background analysis of Marxist international strategy with discourse features.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national strength and the world order jointly influence the era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y，and the essence of Marxist international strategy is to recognize and transfor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world， especially national strength， world order and the theme of the times they constitute.With that，Marxist international strategy will make the overall global landscape much more suitable for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s of the domestic production mode.
Key words： Marxism；international strategy；era background；historical materialism；strategic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9）06-0032-10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9.06.003
刘笑阳：“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的时代背景分析——基于国家实力和世界秩序的互动”，《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6期，第32-41页。
LIU Xiaoyang， “An Analysis of the Era Background of Marxist International Strategy—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ional Strength and World Order”， Pacific Journal ， Vol.27， No.6， 2019， pp.32-41.
收稿日期： 2019-02-25；
修订日期： 2019-06-01。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中国与世界互动中的上海国际化战略研究”（2018EGJ003）中期成果，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资助；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安全战略研究”（18JZD05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笑阳（1987—），男，河北秦皇岛人，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国际战略、海洋战略。
∗作者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编辑 邓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