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韩同盟不断强化的深层动因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战后论文,同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的终结和苏联的解体一度使冷战体制下形成的美韩同盟遭受到巨大冲击，美韩之间“血盟”的基础受到削弱，出现了短暂的“同盟疲劳”与“同盟漂流”的症状。但是，美国显然并不愿意坐视其经营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美韩同盟就此终结而丧失这一冷战利器，它一再宣示美韩同盟的重大作用并努力推动美韩同盟的功能转型。美国国防部1998年公布的《东亚战略报告》更是明确指出，美国在韩国的军队将继续发挥遏制朝鲜半岛的侵略并起到促进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稳定的作用，美国与大韩民国之间的安全联盟是美国在朝鲜半岛的一切外交、防务和经济活动的基础。[1]
一、遏制朝鲜“威胁”：冷战的历史遗迹
冷战结束后，我们扫视全球，可以发现，尽管世界性的冷战结构已经瓦解，但在东亚，冷战并未结束，残余犹存，延续了冷战时期的政治力学结构(东西对抗的二元结构)，并且，美国这个域外超级大国继续以冷战思维来尺量东亚事务。因此，可以说冷战在东亚的“竹幕”并未垂落，冷战的幽灵仍徘徊在西太平洋的上空。冷战所制造的国家分裂与民族对抗——朝鲜半岛与台海两岸的长期分裂与武装对峙所埋下的地区冲突火种一直延续到冷战后便是明证。
处于冷战阴霾下的朝鲜由于苏联的解体而失去了其所提供的战略庇护和安全保障，面对美国来势汹汹的战略进逼，朝鲜迫于无奈诉诸安全自助，开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来武装自己，希冀通过打“核牌”和“导弹牌”以在与美国的战略博弈中提高身价并换取经济援助甚至换得美国的安全承诺，从而获得体制生存所必备的安全条件。但是，这在客观上却让美韩同盟倍感来自朝鲜日益凸显的“核威胁”，从而给美韩同盟的不断强化注入了新的动力，美韩同盟由此体现出新的价值和重要性，那就是“迫朝弃核”。并且，冷战结束以来，朝鲜大力扩充军备，军事力量日渐壮大，甚至正在发展能打到美国阿拉斯加地区的远程弹道导弹。加之朝鲜连年灾荒，经济严重困难以及停战地带的交火事件与海上冲突的不时发生使美国决策者的神经紧绷。美国认为，不排除朝鲜有可能冒险向韩国发动进攻并进而向美国发起“非对称进攻”的可能性。1998年8月，朝鲜发射的导弹从日本上空飞过，这使美国更加坚信，朝鲜对美国及其东亚盟国的安全已构成很大威胁。因此，遏制朝鲜的常规进攻和“核威胁”就成为冷战后美韩同盟不断强化的最为直接的目标。可见，共同敌人的存在是军事同盟形成的基础[2]4，安全因素仍是联盟战略产生的最初和最主要的动机[3]141。
针对朝鲜半岛的武装对峙局面和由朝核问题所引发的半岛紧张局势，美国继续重申对韩国承担的安全义务，积极实施110亿美元的“部队增强计划”，有目的地提升驻韩美军的作战能力和处理非对称威胁(如朝鲜的弹道导弹和WMD攻击)的能力，加强核延伸威慑①[4]，并以《美韩共同防御条约》、联合作战部队和年度安全磋商机制为基础，进一步加强与韩国的军事安全合作，着力提高在美韩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下的两军战斗力及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以对付朝鲜“威胁”所带来的可能“危险”。美韩同盟还定期举行针对朝鲜的联合军演，其规模不断扩大、实战性不断提升、高技术含量也不断增大，以收“一箭双雕”之效——既对朝鲜保持强大的联合防卫和军事威慑态势，同时又使朝韩关系保持适度紧张而又不达至燃点，尽力争取“将南北和解进程定格在‘和而不统’阶段，以防止朝韩关系发展过快危及美地区军事存在”[5]。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宣示美国对韩国的安全承诺可信，美国将大部分驻韩美军作为“绊网”部署在阻止朝鲜入侵韩国的路线上。这一“警戒线”式的战略部署态势明确无误地表示美国会立刻并毫无保留地介入到南北方的军事冲突中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慑止了朝鲜主动与韩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有助于防止朝鲜半岛冲突的爆发，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半岛和平与促进东亚稳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美国认识到，遏制朝鲜是美韩同盟利益一致的基础，而美韩同盟是确保朝鲜半岛稳定的基石。因此，它十分重视美韩同盟并不断强化之，以威慑朝鲜的“异动”进而遏制北方南进的欲望。同时，也使美国国内对共产主义的感觉相对安全。
二、约束韩国“离心”：同盟内的新课题
众所周知，基于冷战对立而造就的美韩同盟关系从创建之初就处于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是一种完全不平等的、带有等级色彩的依附关系：美国对韩国一直扮演着军事保护者、领导者和施惠者的角色，而韩国则推行“唯美外交”，唯美国马首是瞻，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40多年，只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才有了得以更改的可能性。[6]冷战结束以来，韩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自身主体性增强，对美依赖性减弱，并在外交、国防与情感上主动与美国拉开了距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韩国自主外交的倾向加重。随着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韩国认识到，固守韩美同盟不利于韩国的自主发展。为突破从前“唯美外交”的束缚，它正积极寻求外交方面的独立自主性，努力追求自身的国际化。韩国极力施行“自主外交”与“平衡外交”，以半中立姿态博弈于东亚大国政治之中，力争做东北亚格局中的“均衡者”和枢纽国家。它不仅要在中、日、俄等周边大国与美国这个域外霸权国之间搞平衡，而且对发展美韩同盟和推进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并重，以实现双边同盟和多边合作间的平衡[7]，从而减少对美国的过分倚重，为民族和解和半岛统一创造和平气氛。由此，韩国外交开始体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美韩关系变得若即若离起来。这突出表现在美韩对朝战略的不协调上。冷战后，韩国在对朝问题上的认知与美国差距拉大。韩国国内新一代主张与朝鲜和解的选民影响在壮大，韩国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界，转而从民族利益和兄弟关系出发，希望加快与朝鲜的自主和解，实现朝鲜民族的自主统一。金泳三的接触政策、金大中的“阳光政策”以及卢武铉的和解政策即是例证。在朝核问题上，韩国坚持通过对话来和平解决，努力促进六方会谈，反对诉诸武力。韩国担心，美国对朝鲜的强硬态度和惩罚性措施会给朝鲜半岛带来灾难，破坏半岛的稳定并危及半岛和平统一的前景，甚至会把韩国卷入一场不想要的战争，因此，韩国主张对朝鲜实行安抚政策，但美国却认为这是对恶行的鼓励。美韩在对朝战略上的分歧将可能导致韩国在半岛事务中进一步“疏离”美国。
其次是韩国大力推进“自主国防”。冷战后，韩国开始立足于依靠自身实力来保障本国安全。它对于完全由美国支配的不对称的军事关系越来越不满，希望减少对美军的依赖，获得更大的自主权，有更多独立行动的能力，力求把美韩军事同盟变为韩美互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而韩国在美军驻韩基地配置、韩军武器装备更新以及美国在韩国部署TMD等问题上同美国的龃龉一度使两国军事安全合作处于困难境地，双方军事合作方面的矛盾开始日益表面化和激烈化。这不免会加剧韩国对美国的“离心”倾向，造成韩美同盟凝聚力的下降。
再次是韩国国内反美情绪上升。这主要反映在韩国对驻韩美军地位的不满上。韩国认为，比照美日同盟相关协定，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的修订力度尚显不够。韩国认为这其中所涉及的司法问题即驻韩美军享有治外法权，其犯罪后或轻判或免责，导致驻韩美军的犯罪行为一直到肆无忌惮，从而激化了韩国公众对美国驻军于韩国的反对情绪。韩国民众要求美军撤出的呼声日益强烈，一些社会团体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强烈要求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以维护韩国的主权与尊严，特别是年青一代对美韩同盟之间的不平等现状深感不满。韩国政府对此也颇有微词，要求改变“美主韩从”的局面。而两国之间经贸摩擦接连不断，更是加深了韩国对美国的恶感。因此，韩国国内反美主义运动此起彼伏，这不免会引起美韩两国情感上的疏离。
鉴于韩国不断上升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自主倾向以及反美情绪的日益高涨，美国通过与韩国积极协调对朝战略、有限撤军、部分让权和分摊费用以及修订《驻韩美军地位协定》来修正不对称的美韩同盟关系，约束韩国对美国的离心倾向。
首先，在朝鲜半岛问题与东亚地区事务上，美国逐渐重视与韩国协调立场，尽可能地以同一个声音表态。它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与韩国的相互磋商机制，以通过同盟内部的“美韩协调”来调整和巩固与韩国的同盟关系，美国在与韩国举行首轮战略对话后将美韩同盟由“固守于半岛的同盟”升级为“地区同盟”。[8]另一方面，美国主持重订后的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将周边事态纳入防范体系，也开始了迈向“地区同盟”的实际步骤。在此基础上美国从中穿针引线，加强了美韩同盟与美日同盟之间的协调机制，使美韩同盟与美日同盟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从而借“美日韩三国共助体制”迫韩与其协调立场，从而消弭因利益取向不同而引发的双边摩擦。此外，美国还不惜夸大来自朝鲜的“核威胁”以保持韩国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从而在外交上迫使韩国追随美国的对朝战略和东亚战略。
其次，在韩国寻求“自主国防”的问题上，美国通过有限撤军、部分让权和分摊费用的方式来适当满足韩国对“自主国防”的要求从而安抚韩国。在有限撤军方面，美国借在1991年海湾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先后抽调部分驻韩美军之机，对驻韩美军进行了部分缩减和南迁部署，使之在美韩军事同盟中的支配性作用降低并归还了部分驻韩美军基地，以缓解由美军基地所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扰民问题、城市中心基地导致的交通和城市开发压力等问题，从而平抑韩国社会凸起弥漫的反美情绪。在部分让权方面，美国分别于1994年和2006年向韩国移交了韩军的平时作战指挥权和海上战时作战指挥权，但仍保留了对韩军的陆上战时作战指挥权。虽然韩国未能从驻韩美军手中争取到战时完整的作战指挥权，但这仍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开端，表明了美国开始让韩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在分摊费用方面，美国通过鼓励韩国分担更多防务费用的方式，为共同防御的需要作出充分的财政贡献，以此来提升韩国在美韩同盟中的地位与发言权，从而修正美韩同盟的不平等性。
再次，在驻韩美军享有治外法权的问题上，美国深知民心难违，如果韩国政府迫于民意压力要求美国撤出驻韩美军，美国在东亚的其他盟国也将跟风而起，要求美国撤军，届时，美国在东亚的防御体系将倾覆。美国深为忧惧的“多米诺骨牌”的可怕效应也就会一夕之间成现实，那将从根本上改变东亚区域的政治力学结构，彻底动摇美国东亚战略的基础。因此，美国从“如果失去美韩同盟会产生何种损害”的反向思维出发认识到，韩国是美国东亚联盟战略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半岛阵地的丢失会引致整个美国东亚战略的失败，强化美韩同盟已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为缓和韩国民众对驻韩美军的敌意并得到韩国方面对其继续驻军于韩国的认同与支持，美国在2000年与韩国就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对包括刑事裁判权、环境、劳务以及检疫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修改。特别指出的是，自协议生效后，对驻韩美军的犯罪，韩国拥有调查权、取证权以及传唤权。这一修订虽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但已是一大进步。
综上所述，美国鉴于同盟内部的分歧与摩擦，逐渐改变冷战期间和韩国的“主从关系”，积极发展同韩国的“平等伙伴关系”，美军也逐渐从发挥“主导作用”向发挥“支援作用”转变，让韩国军队承担更多的责任从而提高韩国在美韩同盟中的地位。由此，美韩同盟关系开始了由美国单向援助到美韩双边互助、由美国单一领导到双方对等合作的关系转型，美国不再是凌驾于韩国之上的主宰者，韩国也不再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从属者。不过，美国大力实施的这些修补两国裂痕的措施实际上是想通过推动美韩同盟对等化的逐步发展，给韩国的独立自主留置出一个合适的发展空间，诱使韩国继续留在美韩同盟的大框架里，从而套牢韩国，促成美韩同盟关系的进一步“紧密化”，这样美国就可操控韩国的发展动向并可继续坐拥同盟主导者的位子。目前，在美韩同盟内部，韩国的地位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其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也逐渐减弱并显现出“疏远”美国的动向，但由于朝鲜半岛尚未统一，日本右翼势力猖獗，韩国仍然需要美国的军事支持，它无法彻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因此，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仍将占据美韩同盟主导者的地位。
三、防范中国“越界”：冷战后的新挑战
由于苏联这个全球战略对手的消失，冷战后美国在陷入短暂的徘徊迷茫期之后，逐渐把战略矛头对准了国力迅速提升、影响日渐扩大的中国，小布什执政初期更是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主导下的东亚同盟体系便随之将防范中国“越界”纳入了其同盟事务之中，作为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组成部分的美韩同盟关系的重新定位也必然受到影响。
中韩邦交的日益紧密在客观上加强了美国调整美韩同盟的紧迫感。冷战后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蓬勃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对朝鲜半岛事务的传统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特别是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经贸关系日益密切②，相互依赖逐渐加深。在韩国关切的朝核问题上，中韩立场十分接近，都主张和平解决朝核危机。因此，对韩国来说，与美国相比，中国已成长为更为重要的经济和外交伙伴。由此，韩国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把对华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主要重点之一。并且，对于中国所创设的朝核六方会谈机制，韩国积极给予支持。可见，中国在韩国对朝战略与地区选择中的影响有了较大提高，这不免会对美国形成战略牵制。对此，美国不无战略警惕之心。美国认为“韩国与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关系的价值开始超过与美国关系的价值，从而给韩国提供一个重要的可供选择的利益中心，这可能降低美国在韩国战略考量中的影响和重要性。”[9]7并且，美国断定中国存在着争夺半岛事务控制权的潜在动机，中韩关系的战略接近正是中国图谋半岛控制权的现实举措。而麻烦不断的美韩关系，更使美国的这种危机感得到强化。因此，防范中国“越界”开始成为美国重新定位和调整美韩同盟关系的重要战略考量。
韩国显要的地缘位置刺激了美国独享韩国优越战略地位的野心。韩国地处东北亚中心，在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可以发挥关键的“平衡器”作用。并且，韩国是位于亚洲大陆东端的一个“阵地凸角”，连接着东亚大陆边缘海的连串岛屿，其东南部的朝鲜海峡则控制了连接中国沿海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海上航道，是美国进入朝鲜半岛及东亚大陆的跳板和闭锁中国太平洋战略空间的锁钥。冷战后，美国认为韩国的军事前沿地位没有改变，其战略意义由于朝核问题的一再凸显、大国力量的消长变化反而得到加强。韩国不仅是抵抗共产主义的前沿国家，还成为抵制反扩散的“桥头堡”。无怪乎布热津斯基将韩国视为对美国首要地位和战略利益至关重要的5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之一。[10]63-64韩国的这种战略重要性不是来自其力量和动机，而是因为其所处的敏感区位与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的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对美国这个地缘战略棋手而言，它一旦丢掉这个拱卫日本的“要害国家”[11]47，那么被美国视为亚洲“核心国家”的日本的命运就岌岌可危了。在布热津斯基看来，“韩国地位的任何重大变化——不管起因是统一，还是转而落入扩大中的中国势力范围，或两者兼而有之——都必然极大地改变美国在远东的作用，并因此也改变日本的作用”，“因此而造成的美国远东军事活动范围的任何收缩，都将使维持稳定的欧亚大陆力量均势更加困难”。[10]63-64、248由此可见，韩国的地缘战略地位就如同一把“双刃剑”，操之于己手就是把可以一剑封喉的宝剑，操之于敌手便是把可以重伤自己的凶器。
美国深切认识到韩国这种“支轴国”的战略地位和作为自己盟友的战略价值，它是不会心甘情愿撤离在韩国的军事存在而将韩国拱手让与他人的。这是由于韩国操之于己手还有这样一个战略好处，即美国可以借助韩国这个大陆盟国提供基地以部署军队，从而使其成为一个桥头堡，这样就会迫使东亚大陆上的大国也部署陆上部队而无暇海上的发展[12]10，从而达致“反力量投送”③[13]的战略效果。但美国一直忧心于这种前景：“由于朝鲜半岛爆发冲突和动荡的可能性减小，中国的利益将可能发生改变……朝鲜的统一意味着北京将试图取代美国在半岛事务上发挥最重要的外部影响……北京可能对美国与统一后的朝鲜之间的任何联盟持怀疑态度，并试图削弱它。”[14]269-270为使韩国继续操之于美国之手而不落入中国的战略疆域，美国继续巩固和发展美韩同盟并在中国周边投棋布子，从而对中国形成一种潜在的战略压力，以防止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超过美国。并且，美韩同盟的不断强化和驻韩美军的继续保留还可作为东亚的战略平衡力量而成为牵制中国在台湾海峡或南中国海“兵戎相向”的有效工具。从更大的层面上讲，甚至有可能延缓中国成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可能变成现实，从而护持住美国的东亚霸权。此外，美国的上述种种战略举措无非是想昭告天下，特别是警示中国——韩国是它的“领地”，不许别国“进犯”。即便有朝一日韩朝统一，它也不会将拥有突出战略地位的朝鲜半岛这块“到嘴肥肉”吐出来。
总体说来，冷战后美韩同盟不断强化的深层动因有三：一是共同遏制和威慑朝鲜，借朝鲜“威胁”之由继续介入半岛事务，主导半岛局势，维护半岛均势，为维持其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寻找依据。二是美国欲借美韩同盟这一体制来约束日益独立自主的韩国，使其在美韩同盟框架的控制下发展。三是制衡中国崛起，防范中国“越界”，维护美国的东亚霸主地位。由此可见，遏制朝鲜“威胁”、约束韩国“离心”与防范中国“越界”是冷战后美韩同盟不断强化的三大动因，也是其未来发展的三个最主要的战略指向。在这三大动因当中，如果说前者更多的是对历史的延续和继承，那么后两者则实现了现实的发展与超越。当然，这三大动因在实际的战略运作过程中的表现会各有不同，与遏制朝鲜“威胁”这一更为“显性”的目标相比，约束韩国“离心”与防范中国“越界”只能作为一种“隐性”目标而存在。换言之，美国主导下的美韩同盟功能转化的直接矛头对准了朝鲜，而间接矛头却指向了韩国和中国。
展望未来，美国仍将美韩同盟视作其“介入半岛事务的主要支柱”和“东亚安全体系的重要一环”，并将与韩国在利益一致(遏制朝鲜“威胁”、保持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和区域稳定)的基础上继续保持战略协调，通过提升韩国地位、修正同盟关系，来消弭分歧、缓释矛盾、弱化竞争，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与韩国持久而紧密的同盟关系，力图将韩国军事基地打造成未来美军向东亚地区投送力量的海空枢纽，从而促使美韩同盟成为捍卫美国在东亚地区战略利益的一大支柱。这将是今后美国处理美韩同盟关系的战略基调。
注释：
①所谓“核延伸威慑”，是指美国虽不在韩国重新部署核武器，不向韩国提供战术核武器，但将向韩国提供针对朝鲜核打击的遏制力量。见：陈向阳、种昕：《“韩美同盟”研讨会纪要》，《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12期。
②1992年中韩建交之时，中国还只是韩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国，中韩建交后第二年即1993年上升到第三位。2003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韩国第二大贸易国。2004年，中国首度超越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韩国则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③根据小布什第二任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司司长维克多·查的解释，“反力量投送”是指利用美国的前沿部署，阻止其他国家的力量投送超越东亚沿岸。See Victor D.Cha.Forward Presense,Anti-Americanism,and the U.S.-Korea Alliance's Future.Korea Observer,Vol.33,No.4,Winter 2002,pp.507-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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