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冲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著缘起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探析论文,简明论文,缘起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2)04－0045－0008
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改变了联共(布)党史教材“多如牛毛”的“混乱”状况①。雅罗斯拉夫斯基、布勃诺夫等苏联知名历史学家所编写的各类“联共(布)党史”，都因存有各种“问题”，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取而代之，并以一“统”之。自此，《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重点推介研习的对象，一度成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的“范本”，中国共产党也将其作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材料”加以广泛推介。学界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好评、批评众多，但对其因何编著，又何以一“统”党史，尚缺乏系统、客观论述，本文拟就此作一简要概括和分析。
一、“历史”冲突：斯大林对党史及其编撰的批判
1930年，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6期刊登了斯卢茨基的《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文。作者延续了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苏联史学界一直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关系，特别是同中派关系问题的探讨。文章在肯定列宁的同时，认为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考茨基中派主义的危险，“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估计不足”。
1931年11月，斯大林公开发表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即《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坚决抗议”对“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问题”和已成定论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公理问题”进行讨论，认为这是“半托洛茨基主义”和“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②。究其缘由，是某些“著作家”和“历史学家”在“偷运”和“贩卖”托洛茨基主义文字。斯大林认定斯卢茨基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读本》的作者沃洛谢维奇，都是历史学界“私贩的典型代表”，是偷运“反列宁主义的私货，来诽谤布尔什维克，来伪造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即使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四卷本《联共(布)党史概要》(1937年出版)，也“包含着许多原则性的和历史性的错误”③。
斯大林的公开信几乎被苏联所有史学刊物转发，产生强烈反应。其实，早在斯卢茨基的历史研究论文发表之前，施略普尼柯夫在1922年至1930年间撰写的四卷本回忆录《1917》就使斯大林大为光火。斯大林的公开信发表不久，《真理报》即发表社论重提“旧事”，指责施略普尼柯夫对十月革命的回忆录是“对列宁、对党的卑鄙的托洛茨基式的诽谤，对我国革命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的解释”④。公开信的发表，使一个党史领域的单纯学术问题，牵扯进来几乎所有版本联共(布)党史教程及其编写者，最后牵涉到整个历史学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被勒令停刊改组；苏联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史学著作，则被要求根据斯大林信件的精神进行“审查”；党史学界的“托洛茨基的私贩或纯粹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被四处批判⑤。就连负责历史教学的副教育人民委员波克罗夫斯基，也从“世界闻名的共产党员学者”、“理论战线上最出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被批判成“反马克思主义”的“伪历史学家”。
《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的发表，向苏联史学界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斯卢茨基“反党”“反列宁主义”的“私货”能够发表；二是为什么“托洛茨基主义”的“腐朽的自由主义”能够盛行；三是为什么“党的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会犯错误。显然，历史学家回答不了政治家的“历史诘问”，答案其实就在斯大林的公开信中。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学家们，不能“把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将我们党史的研究置于科学的、布尔什维克的轨道，并特别关注去反对托洛茨基和形形色色的我们党史的伪造者，系统地撕去他们的假面具”⑥。这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杂志“未尽”的责任，更是苏联历史学界“努力改进”的方向。
苏联国内联共(布)党史教程存在的问题还远不止上述“缺陷”。1934年5月16日，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共同签署《关于苏联学校讲授本国历史》等决议，认为苏联“历史教学和教科书方面主要缺点是抽象概括和公式化倾向”⑦。同年8月8日和9日，斯大林又与基洛夫、日丹诺夫联名签署并发表《关于〈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和《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前者批评了瓦格纳小组编撰的提纲“极其粗糙”；后者认为该提纲的主要缺点，是对法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之间的差别和对立性的整个深度强调得不够突出，而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对立这一思想，却没有成为近代史教科书的主要中心内容，更没有指明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革命的性质。1935年10月，成立以日丹诺夫为首的教科书筹备委员会，两年内编写的教科书数易其稿仍未得到苏共中央，尤其是未得到斯大林的认同。1936年1月27日，《真理报》重新发表了《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并在专论中指出，根据1934年有关教科书的决议编写的《苏联历史》教科书写得不好，根源是没有抛弃“波克罗夫斯基历史学派”观点，“书中仍旧坚持党不止一次指出的错误，说明在某些历史学家中特别是研究苏联历史的历史学家中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上是对历史科学的取消主义和反科学的观点”⑧。1937年4月，斯大林写信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的编者，总结性地指出历史教科书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即在叙述联共(布)历史时没有同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只简单地叙述各派别斗争的事实，而没有作必要的马克思主义说明；结构和分期方面缺乏条理性⑨。
从《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的发表及其连锁效应可以看出，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对党史教材的关注，已非单纯的史实澄清、学术论辩和政策指导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史学和历史教科书，在受到政治家“青睐”的同时，也遭遇了历史与政治博弈的尴尬，仿佛没有一本合乎“时代需要”的党史教程，足以满足苏联共产党对历史、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书写要求。斯大林对苏联史学和党史学作了如下判断：第一，目前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存在诸多难以令人满意的地方；第二，历史学家们由于受到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而需要“重新改造”；第三，有关联共(布)的各种类型党史教程存在政治、理论和技术上的种种问题，有待审查。由此，编著一本符合斯大林或苏联共产党需要的党史教材，以消解这种“历史”的冲突，就成了“当务之急”。
二、编撰传统：“为政治而党史”的苏联教科书体系
教科书是对某学科现有知识和成果的综合归纳和系统阐述，强调规范性、标准性和统一性，经过系统地审定、试用、修订，作为某一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教科书是学校教育的文本依据，也在家庭和社会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苏联党史和哲学教科书的编撰历史悠久，主要源于其被过分凸显的政治功能。
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之前，联共(布)党史教科书经历了两个重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06年到1917年，以马·尼·利亚多夫和尼·尼·巴图林为代表。前者是布尔什维克活动家、列宁的战友，后者是职业革命家、政论家。他们编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史》(十月革命后改为《俄国共产党是怎样开始建立起来的》)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史略》两本著作，阐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分期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注重以布尔什维克历史经验的总结和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对俄国革命的方法论指导，“具有很高的科学水平、政治上的敏锐性以及阐述的通俗形式”⑩。第二阶段是从1917年到1937年，这是联共(布)党史编著的繁荣时期。20年代的重要著作包括：布勃诺夫的《俄国共产党发展中的主要因素》，涅夫斯基的《俄国共产党历史纲要》，巴图林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史略》(第11版)，涅夫斯基的《俄国共产党(布)历史纲要》(第2版)，波波夫的《俄国共产党(布)历史纲要》，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联共(布)党史概要》。30年代重要的著作主要有布勃诺夫的《苏联共产党(布)》、克诺林的《联共(布)党简史》。
上述著作多受苏共中央委托，或为贯彻苏共中央决议，或为党校提供教材，或为党员和非党群众施以思想政治教育而作，与联共(布)的政治生活联系密切。这两个时期的党史教材，具有政治家、革命家、理论家“治史”的特点，注重对联共(布)经验的总结、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运用、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还表现为普及、宣传“党史”而写作的倾向。
其实，在联共(布)历史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并不局限于历史教科书。哲学教科书及其体系的建构具有更悠久的历史，并对历史教科书造成特殊影响。哲学教科书与党史教科书的历史轨迹可谓“殊途同归”，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联共(布)经验总结、宣传的需要。在一定意义上，苏联哲学教科书是为“党史”而“哲学”的。自普列汉诺夫起，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肩负着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答复俄国革命所有问题、论证俄国革命合法性的任务，尤其是十月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工作的开展。1901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对唯物史观通俗易懂的解读，可称之为“普列汉诺夫版”哲学教科书的代表。列宁充分肯定其在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上发挥的作用，“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1)。布哈林是苏共党内以教科书形式，系统化、通俗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无论是作为党校必读教科书的《共产主义ABC》，抑或是“被用做对党员干部进行理论训练的一个基本教程”(12)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其意图都是给予广大党员青年以共产主义目标和任务的概念，对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作了极好的解释”，“极有价值”(13)。20世纪20年代，有关“德波林学派”的两次大论战，一方面阐述了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体系化。这一时期不仅有列宁的《哲学笔记》、《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出版，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萨拉比扬诺夫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教程》(拉祖莫夫斯基著)等也都出版。20世纪30年代初期，米丁、拉祖莫夫斯基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在批判德波林学派的基础上，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基本形成，创制一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理论基础已经奠定。
可见，无论是哲学还是党史教科书都普遍具有如下鲜明特点：一是注重实践经验的揭示和总结，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诠释和运用，三是重视对列宁等领导人创新理论观点的反映，四是注重教程的政治功用。教科书既能叙述俄国革命发展的详细经过，以利于总结经验并加以推介，又能发掘俄国实际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历史事实，为革命寻求理论支持，也为革命提供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合法性论证。所以，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党史教科书的编写，对于苏共的发展都具有特殊意义。
三、政治观照：苏联共产党对历史经验教育的强调
从1883年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出现，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再到1936年《苏联宪法》的颁布，“布尔什维克的兴起”成为“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非凡大事”(14)。斯大林认为，十月革命所开创的历史道路，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上具有革命意义，也反映了“智力上”和“工人积极思想上的革命”(15)。因而，总结、研究和学习联共(布)的历史，可以丰富和武装自己，提高政治警惕性，并能通过对社会发展和政治斗争规律的、知识的把握和武装，增强共产主义的信心(16)。
1919年，党的八大通过《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纲》，规定在人民教育中，不仅要将1917年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而且要对其“展开最广泛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17)。1924年，党的十三大决议再次强调，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把对俄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提到应有的高度，其目的仍是立足于总结历史和宣传联共(布)经验。决议强调，党中央委员会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把俄国共产党历史的适当教科书的出版提到应有的高度，并且使党史成为一切党校、一切高等学校、一切小组等的必修课。因此，要充分认识“目前对党史、十月革命史研究工作的广大需要和这项工作的莫大教育意义”，必须加强党史研究室的工作，“应特别注意采取一切措施来”保证这项工作的成功(18)。
从1931年到1937年，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其他领导人还多次指出，“要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把我党历史研究工作放在科学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轨道上，叫大家集中注意力去反对那些托洛茨基主义的和其他一切伪造我党历史的人，有系统地揭破他们的假面具”(19)。在批判《世界历史》教科书纲要存在的问题时，斯大林等指出了“纲要”未曾反映而理应反映的历史问题。比如要区分俄罗斯的历史与苏联的历史，要区分反动和反革命、“一般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区分资产阶级陈腐的、完全非科学根据的定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有科学根据的定义，要区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和十月革命意义等一系列问题(20)。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论述联共(布)党史时，要给予诸如“在苏联党内以及在资本主义时期的工人阶级中有极多的派别和小组织”及其“残酷斗争的事实”等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使其“存在”不仅成为可以“理解的”，而且认识到它是“保卫列宁主义的原则性的斗争”(21)。
苏共倡导历史教育，一方面，是用“统一的”历史来推广普及历史经验，统一思想认识；再一方面，是用经过“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历史，实现联共(布)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用斯大林的话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各地革命运动概况的汇编，而是需要总结党在发展过程中各重大关键问题的经验的历史(22)。
因此，重新编撰联共(布)党史，可以使所有人认识和把握四个问题：1.联共(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2.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党的正确指南；3.为什么我们国家是列宁主义故乡？4.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规律。所以，编著一本经苏共中央审定的、统一的党史教材，不仅成为推广十月革命历史经验的重要文本依据，还“给党的积极分子对联共(布)党史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教会他们“应该怎样表达思想、说明观点、阐述党的方针”(23)。
四、理论诉求：规范党对“列宁主义”的统一解释
列宁逝世以后，苏联党内和理论界出现了暂时的领袖缺位现象。而行进中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内外严峻形势，给苏共提出许多复杂的问题，核心问题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该问题若不从理论上加以澄清，则必将带来实践上的“思维混乱”。
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始于对“列宁主义”的不同阐释。争论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由谁来阐释列宁的学说，二是怎样阐释列宁的学说。从1923年开始，托洛茨基首先以《新方针》总标题的文章和《十月的教训》、《论列宁》等文章，提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行历史分析和确定方向的方法”，“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应用”(24)，是这种历史特点和历史方法的结合。1924年4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将列宁主义界定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25)。季诺维也夫认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26)布哈林虽然没有正面介入这场争论，但他认为“革命破坏和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综合，这就是列宁主义”(27)。苏联理论家和政治精英们争先恐后评议列宁主义的内涵，暂且不去分辨哪种界定更为周详和科学，透过争论事件本身不难发现，争论之中隐含着另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论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也是在列宁逝世之后苏共必须回答的理论难题。
1925年，苏联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作为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始将视线从国外转向国内，从巩固革命转到发展经济生产，于是一个国家单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被提出来。十月革命之后，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而无法在一国内“建成”，尤其是在像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成似乎正在成为一种共识。为批判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斯大林首先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托洛茨基从“不断革命论”出发，衍生出了“世界分工”论，认为世界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是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进建立社会主义的阶段”(28)。但斯大林却认为，在其他国家于相当长的时期内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在我们这个技术上和经济上落后的国家里，在资本主义包围而且是目前还稳定的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不仅可以用自身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而且可以保证免除武装干涉的危险和旧制度复辟的危险(29)。季诺维也夫认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国际援助条件和国内与农民达成妥协等条件的缺失，使得“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最终取得胜利，列宁一分钟都没有忘记”(30)。1926年，斯大林又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对此问题作了系统论述，分别对“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能否在一个国家里获得最终胜利”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前一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用国家内部力量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并获得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持，而后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至少几个国家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保证武装干涉和旧制度复辟的免除，也就无所谓社会主义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完全的最终胜利问题(31)。布哈林分析“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视角比较独特，他强调“一国”是指“我国”，即苏联，而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所以，“如果我们从我国内部的各种力量的配合出发，那么，尽管我国落后，尽管存在由这种落后所决定的巨大困难，我们有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而且是足够的一切，我们能够建设而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32)。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存在较大的分歧，究其缘由，还是在于对社会主义含义的不同理解。
如果说诠释“列宁主义”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更为现实和紧迫的问题，即在苏联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依靠自身的力量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根据什么样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仍等待着苏共领导人和理论家们回答。对于这个问题，从整体思路看，托洛茨基的回答比较直白——“等待”世界革命，促成世界革命。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托洛茨基派的观点。布哈林以其“落后型社会主义理论”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观点，企图通过“乌龟速度”和一个长时期的有机的过程，“真正长入社会主义”。斯大林沿着“落后就要挨打”的思维强调，要么灭亡要么改变新经济政策的思路，加速工业化发展，所以“直接进攻”和“短促突击”就成为斯大林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从具体策略上看，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农业与农民、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农业集体化与高速工业化等理论和现实问题都存有较大分歧。
苏共党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既是现实的，也是理论的。争论无法达成理论的澄清和统一时，一种经过官方审定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党史教程，就成为一种迫切的要求。重新编写联共(布)党的历史教程就成为一种现实之选。
五、实践期待：对社会主义矛盾冲突的澄清与消弭
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相比理论上的争论不休，如何应对日益紧张的国内局势，对实践中的冲突乃至错误进行解释，并从理论上赋予实践以合法性，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因为现实中的混乱比理论上的迷惑所带来的影响更加直观和深刻。
20年代后期，斯大林与布哈林对于工业化问题、农业集体化问题、粮食收购危机问题和如何对待富农问题一直争论不休。1927年至1928年初，粮食收购危机和“沙赫特事件”分别在农村和城市中被揭露出来。在清除“布哈林右倾投降主义集团”的同时，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暴力”消灭，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飓风也以革命运动的方式席卷了整个苏联。同时，新时期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所引起的新的“阶级变动”，在有些领导人看来必然会引起“垂死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反抗”(33)。所以，面对“阶级敌人破坏”，抑或“有组织的反革命破坏”，只有“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展开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消灭资本主义阶级残余的手段”才能解决(34)。而由“基洛夫被害案”所直接点燃的“大清洗”导火索，更成为30年代苏联国内波及党政军群各领域的一次重大社会运动。此次运动，可以追溯到斯大林在推进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的“大转折”胜利之后，面对苏联国内各界的紧张和不满，领导人习惯性地从政治上去追究“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的责任。在此之前，苏联国内关于“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劳动农民党”案、“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案、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马克思主义联盟”案等案件层出不穷。1934年12月，“基洛夫被害案”很快就被纳入指控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行动中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逮捕。接着各种各样的审判接连不断，1935年5月，在斯大林倡议下，全党开始了为期大半年的检查党证运动，被开除党籍并被逮捕的有15218人，揭发了上百个“敌对组织和集团”，没收党证25万张(35)。1936年7月29日，随着《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密信的下达，“大清洗”运动大幕拉开，并一直延续到1938年。在此期间，受到牵连的人有500多万，仅1937年和1938年两年间就有150万人遭到逮捕，681692人被判刑。1934年12月至1938年12月，估计有140多万人被处决(36)。
何以在苏联和平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甚至在苏共党内，会出现涉及范围如此之广、牵涉人数如此之众的“特务”、“暗害分子”、“间谍”等“人民的敌人”，而且需要通过逮捕、判刑、监禁、处决的极端方式加以处理，广大苏联人民群众无法理解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实践和现实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斯大林和苏共必须从理论上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因为这场运动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大批干部被牵连并受到迫害，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干部群众的建设积极性和创造性，甚至在共产国际内部也产生了不信任。重新编写联共(布)党史，对实践进行重新解释也是另一种现实的需要。
六、主体需要：民族心理与斯大林领袖权威的树立
历史学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改写或重写历史对于政党、政权、政治人物巩固自身、树立权威意义重大。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崇尚权威的民族，因而重写联共(布)党史，对于斯大林领导下的联共(布)党具有更为直接的意义。
从历史上看，俄国是一个具有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大国，没有经历欧洲文艺复兴，民族文化特性中“缺少理性精神，注重情感，驯服于权威，缺少自主性”(37)。究其缘由，一方面，俄罗斯拥有浓厚的东正教传统，教权与皇权联盟，前者帮助统治者麻痹人民，后者帮助前者维护宗教正统地位。东正教严格的宗教教条，“在教育水平极低的条件下，导致人们对历史上相对的和暂时的礼仪形式奉若神明”(38)，产生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对俄国沙皇的崇拜和神化，使其权威充满神性，个人则被奉为神明，一切人都希望得到被上帝派往人间的“好皇帝”和“父亲”的帮助。再一方面，俄国国内80％的居民是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1920年俄国文盲率为68.1％，1923年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受过中等教育的只占6.3％，受过高等教育的只占0.6％，文化的落后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民主体意识的淡漠，权威崇拜心理严重(39)。悠久的封建历史和民族传统，使得俄罗斯人民文化心理上有一种对权威的神圣期待。此外，俄罗斯历史传统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崇尚暴力和集权。从16世纪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崛起，俄罗斯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经过300年的扩张，掠夺了174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暴力和集权，或者说用暴力铲除一切反对派、用高压野蛮手段反对“野蛮势力”，就成为维系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传统，也构成了俄罗斯政治传统和领导体制的重要内容。
政治专制、皇权崇拜、宗教渗透，三者共同构筑了一个崇尚权威、神化权威的国度，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时代也被打下历史传统的烙印。作为布尔什维克卓越的理论家、革命家，列宁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内获得了极高威望。列宁所获得的崇高理论权威、政治权威和领袖权威，在革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难以避免被“神化”的尴尬命运。从1918年至列宁去世，尽管列宁一再制止，但其所称之为“胡闹”的歌颂、吹捧、造神活动就没有停止过。列宁去世时，此种行为就衍生为另一种情状。托洛茨基在纪念列宁的文章中写道：“伊里奇不在了。党成了孤儿。工人阶级成了孤儿。导师和领袖去世的噩耗首先引起的正是这样的感情。……我们如何前进？我们找得到路吗？不会迷失方向吗？同志们，因为列宁再也不和我们在一起了！”(40)这里不仅关乎的是对列宁个人的崇拜，也反映了联共(布)党内乃至普通苏联人民的传统“感情”——他们失去了一个领袖、一个权威，甚至一个好“父亲”。但俄国历史不会出现这种“缺失”状态，权威和领袖的空缺很快就会被填充。
斯大林以列宁的战友、学生、继承人的身份走向了前台。在对往昔的美好追忆和对现实的激烈论争中，深谙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的斯大林，既用简明、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列宁主义的基本内涵，也用强力推行着高速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这一“唯一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辅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作为学理合法性论证。但这一切还不够，权威的确立不能仅仅依赖反对派的失败和局部的成功实践，还必须经过理论化，甚至神圣化的过程。所以如何培养和确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似乎成了一种“历史传统”的选择和政党政治的“客观要求”，而改写历史就成为书写“神话”的最有效方式，更何况“文化水平不高的俄罗斯人也需要有个权威”(41)。
七、结语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编著是民族与国家、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政党与领袖等各种因素共同交织作用的结果，而非基于单一目的和需求。正是由于创作缘起的复杂性，才造成了人们对该编著内容、风格、作用等理解的多义性。鉴于苏共和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的特殊地位，重写联共(布)党史，必然会对共产国际各支部产生重大影响，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规范”意义非同寻常。
一方面，从上述的编著缘起可以发现，俄国革命和建设中所遇到的冲突和问题，及其对党史教科书的“内在诉求”，既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它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现实冲突和需要相契合，这也是其得以广泛推介和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基础和文本前提。另一方面，我们还应从其编著缘起中看到，它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苏联党史学中非科学的一面，比如过度的史学政治化，泛滥成灾的个人崇拜，以领袖为核心的路线斗争史观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封闭等问题。
上述问题，必须在厘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著缘起的基础上加以规避、消解和祛除，此举不仅有利于澄清历史和解释冲突，更有利于观照现实和折射未来。
注释：
①［苏］斯大林：《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宣传员会议上的讲话的速记记录》，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1期。
②《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6～77页。
③同上，第89～90页。
④《向机会主义和腐朽自由主义更猛烈地开火》，载［苏］《真理报》1931年12月25日。
⑤转引自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
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0页。
⑦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1页。
⑧同上，第469～470页。
⑨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第489页。
⑩王大文、米镇波：《苏共党史教材和教科书的历史与现状》，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8年第2期。
(11)［苏］米·约夫楚克等：《普列汉诺夫传》，宋洪训等译，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62页。
(12)苏绍智：《布哈林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1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
(14)［美］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郭圣铭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15)［苏］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1年版，第180页。
(16)《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页。
(17)《联共(布)关于宣传鼓动的决议和文件》，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6、18页。
(18)同上，第156～157页。
(19)同上，第312页。
(20)同上，第358～360页。
(21)同上，第388～389页。
(22)［苏］斯大林：《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宣传员会议上的讲话的速记记录》。
(23)转引自刘显忠：《近年来俄罗斯学者有关斯大林问题的一些新研究》，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2期。
(24)《托洛茨基言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53页。
(25)《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3页。
(26)Зиновъев，Болъшевизм или ленинизм，Загрузитъ Правда 30 ноября 1924.
(27)《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
(28)《托洛茨基言论》上册，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302页。
(29)《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91页。
(30)［苏］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郑异凡、郑桥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页。
(31)《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4～65页。
(32)《布哈林文选》中册，第166页。
(33)《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07页。
(34)《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0页。
(35)转引自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36)转引自《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赵永穆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04页。
(37)姜长斌、左凤荣：《读懂斯大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
(38)［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页。
(39)姜长斌、左风荣：《读懂斯大林》，第166页。
(40)［苏］托洛茨基：《论列宁》，王家华、张海滨译，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49页。
(41)姜长斌、左凤荣：《读懂斯大林》，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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