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化嬗变的社会进程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进程论文,社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文化发生重大变革是在道咸年间。以往论者对这次文化的转向和嬗变大都从历史和文化以及思想的线索展开了寻根求源、由此及彼的推论，尚无就此期间发生的两大历史事件的联系和影响，从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角度去进行分析的。本文拟就太平天国和湘军这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斗争及其结果对晚清文化影响的社会进程作一探讨。
一、太平军用武器的批判创造出的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
晚清以来，太平军和满清政府在历史舞台上的斗争应该说是两个具有不同意义的历史悲剧的角色。满清中央政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作困兽斗，相对于具有朝气和质朴气质的农民政权，这个腐朽的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应当说是悲剧。太平军挥动农民起义的风雷，横扫江南诸省，把满清朝廷打得人仰马翻。历史是一个狡黠的“智者”，它常常借着这种刀光血影的画面去透射出新的前进的启示。在太平军活动的14年间，满清的统治历史在江南一带出现了巨大的断裂层，原有社会秩序和社会组织消灭了，所有的地方政府和基层政权被扫荡殆尽，一个新的并带有“基督”色彩的农民政权开始了自己生命的历程。这种反复循环的历史纠结，促使人们去反思过去和现实，而反思和选择正是晚清文化转向的契机。这种社会文化的转向和嬗变的共性是以偶然性表现出来的，来自不同阶级和带着不同利益特征的集团都在历史的答案上印下了不同的色调，曾国藩的湘军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登上了历史舞台。太平天国启动了晚清文化的转向，流风所及，给后来的康、梁和孙中山、章太炎，乃至给毛泽东，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太平天国对晚清文化的推动之力并不是在于它的观念和文件，而主要是它用武器的批判沉重打击了满清王朝，扫荡了旧的封建秩序和封建文化。正像恩格斯所说，一个历史上的行动要比一打宣言还要重要。
（一）满清王朝的没落。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摇动了满清王朝的统治竹幕，满清王朝再也不能保持与世界形势隔离的状态。正如近代史学家蒋延黻指出那样，满清王朝是不知有外交和法律，而是用传统的“输钱”和“割地”应付着这一危机，同时他们还可以利用“民族感情”去欺骗国内的士绅和农民。但是太平军运动却是从一群被他们视为贫贱的“子民”的贫苦农民所掀起的运动。这场起义无情撕开了这个满清王朝的腐朽的竹幕。从1851年起，太平军从广西开始北上讨伐，1852年太平军占领了广西的东北部和湖南的西南部，然后在1852年占领了南京。在这短短的两年内，大批官僚狼狈而逃，八旗和绿营兵望风披靡，贫苦农民闻风响应，历史的发展剥离了罩在满清王朝头上的坚如磐石的光环，一场农民起义的历史风雷预示着新世界的曙光。太平天国先后发布了《奉天讨胡檄》、《讨满清诏》，以神秘而又充满着现实体验的语言开启了人们的思路，檄文说：“……凡有英雄代天报仇，动辄诬以谋反大逆，灭其九族，是欲伐我中国英雄之谋，满州只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无所不用其极。”（注：郑振锋主编《晚清文选》，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54页。）这种英雄主义的呐喊是超迈前人和激奋人心的。正当满清入主中原之时，也有来自不同阶级的痛苦的呼声。前有王夫之的《黄书》之警钟，后有黄宗羲的《明类待访录》之呐喊，还有顾炎武的《日知录》的兴叹，但那只是茫茫长夜中的几颗流星，很快被掩没在满清文化专制的沉重黑幕之中。真正像太平军这样否定满清的武器的批判在近代还是首次。此后，太平天国又公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以及后来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后者更是带有近代资本主义色彩的施政纲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政治纲领没有来得及普遍施行，但它充分地揭示了近代以来要进行社会变革的历史前进方向和力量之所在，所有这些行动的背后和社会联系都对社会发展提出了一个社会期望：这个满清王朝的统治一定要推翻，维持现状不是出路。在这股强大的历史潮流面前，就连统治者也感到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这个无形的社会需求开始震荡着这个社会的每个阶级和阶层。每个阶级和阶层的代表人物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有的主张复古，有的主张改良，还有另外的一些人物在思考着另外的路，这些都应当看作是太平军搅动社会的影响和结果。对这种事物变化的辩证法，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2页。）这就说明一切社会变化最有力的冲击来自内部，太平军就是从内部推倒了萧墙，暴露了满清王朝的腐朽和衰败，这比海外入侵对统治者来说更可怕。墙推倒了以后怎么办？太平军尽管在后来被镇压下去了，但是留下那一段社会断层和满清权力的空白怎么补？这正是晚清文化转向的开始，来自任何不同阶级的“精英分子”都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再想把“康乾盛世”的考据之学重新独占思想和学术的舞台是根本不可能的了，于是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开始了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与生产方式为手段的“自强”、“自救”的洋务运动。
（二）传统文化中心价值的转移。太平军不仅造成满清政统在江南诸省的断裂，而且使风行延绵近百年的江南学术重镇——江浙考据学风扫地荡尽，为以后其他学术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新的机遇。洋务运动、今文学派和经世学派的兴盛并不是偶然的。太平军所占据的中心地区正是绵延百年“朴学”的发源地——江南诸省，其中包括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在此之前，从17世纪末期开始，许多知识分子对困扰明末的党争极为反感，指责晚明儒士的党派之斗招致了明朝的灭亡，因此对政治的参预极为厌恶，很多人选择了学术生涯。另外，满清王朝以异族入主中原对汉民族怀有特别深刻的戒心，为阻止士大夫非议朝政与汉族人民的反抗意识，对学术思想进行大规模干预，精心策划的文字狱像一把利剑悬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头上。与此同时，清王朝又以编纂《四库全书》为手段笼络集中了一大批江南地区的学者，为连续与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相当贡献。这是满清王朝文化政策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使江南地区的知识分子对以经术论政视为畏途，在集中投入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又把江南的考据学风移植于全国，知识分子这一倾向又得到了朝廷的支持，这就为考据扑学成为支配性的学术传统主导了中国的文化舞台。不容忽视的是，江南地区凭借着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的经济实力，图书出版业形成规模，书院讲学蔚为大观，在学术的实力上也压倒了其他学派。江南地区的学术之风是由朝廷、官僚和士绅三方共同促进形成的。这股朴学笼罩有清一代近200年， 造成了“朝无良史、国无世家、士无实学”的崇尚空谈的局面。近人梁启超曾斥为：魏晋以玄学为清谈，近人以经学为清谈，而清谈是没有不亡国的。当太平军的武器横扫以后，这个依附在满清王朝身上的江南学术共同体也衰落了。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学者们死了，著作佚散了，学校解散了，藏书楼毁掉了，江南学术……消失了。”（注：艾尔曼著《从理学到朴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考据学的衰落，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文化的损失。但是历史的进步是以某种历史的摧毁作代价的，没有考据朴学的衰落，就没有新的学术中心和价值的转移，从此以后，西学、今文经学和湖湘学派经世实学开始走上了历史和社会的文化空间。
（三）社会主体力量的新资源。太平天国留给近世的一笔珍贵的政治遗产，这就是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以后的历史说明，任何社会力量要想解决中国的问题，决定的问题是对农民的态度问题，它一直贯穿到现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不乏有关民本思想的词句，如孔子的“天听自我民听”，孟子的“民贵君轻”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思想，但这都是从社会功能的立场出发，把“民”视为提供赋税和养活官绅特定的阶级出发，并没有从政治主体和提倡民主的高度来看待农民。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每当困难来临之际统治者也曾想到农民，例如龚自珍的“山民之声”，林则徐禁烟时想到的“民力可用”。他们总是把农民视作工具而没有当作目的。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大抵上是起义之初总是高扬农民的利益，而取代旧政权以后立刻进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循环中，农民又悄然打入了底层。但是历史走入近代以来，由于西方侵略和西方文化、经济的进入，旧中国被迫进入转变时期，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利益就成为关系成败的问题。对此，黄自宇在其《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指出：“从今日的眼光看，太平天国的积极性已不容忽视。……天国人物似乎提出，中国农民被传统政治视作笼统的一团生产者，无发言之技能，似应改变，借非如此，中国不能产生新秩序去适应世界潮流。”（注：黄自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50页。）可惜，太平军提出了这个问题，它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可以说从洪秀全到孙中山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才正确地解决了这个关系中国之命运的重大问题。正是以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农民革命战争，才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太平天国作为中国近代一次伟大的农民战争，无疑曾给毛泽东以深刻启示。
由上述可见，太平天国的出现是一个充满着丰富而深刻历史内涵的伟大事件。她推翻了满清王朝的腐朽的萧墙，把排满思想留给了后人，启示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她扫荡了江南考据学风酸寒彻骨的空谈之气，提供了新学术、新学派兴起的机遇，她提出社会主体力量新资源——农民的社会结构问题。所有这些，太平天国只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发问者，无论是同情、仇视、继承或反对它的人都要承载着文化历史的包袱继续前进，都要作为一个不情愿的文化历史的挑夫去用自己的个性试图解开这个文化历史的方程式。从这个意义讲，晚清文化的社会转向和嬗变就是在这种腥风血雨中迈出了前进的步伐。
二、湘军以批判的武器在旧中求新
湘军是以镇压者的姿态出现在太平军的对立面，敌对双方从1852年开始，辗转两湖、两江和闽浙等六个省区，历经12年，死伤2000多万人，终于攻克南京，风云一时的太平军惨遭失败。四时运行，天道不言，太平军所启示历史的社会问题却以战后江南危机的形式出现在湘军和满清中央政府的手边。当历史事变开创出一个新的时期，必然要寻找一种新的变化的支持，把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解决提上当政者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晚清文化必然发生变化的关键所在。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分析，只有湘军集团担负着恢复所谓江南秩序的任务，在他们应变和解决实际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政策和策略中，就显示了这种转变了的文化内核。同时也必然带有其阶段的局限。
（一）为了恢复江南的统治秩序，采取了养民和致贤等务实的方针，这实际上在客观上回应了太平军推倒萧墙暴露腐败的历史批判。历史假借了太平军的武器批判了满清王朝的统治，揭示了需要解决的社会课题，但是当时还没有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阶级力量出现，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湘军集团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也不可能成为历史的自觉者。但是，他们可以在与满清朝廷保持基本一致的前提下作出了一些适当的调整和改良，这也应当看作是一种进步。湘军一系的头面人物首先对绵延百年的乡愿和作伪之风深感厌恶，对皓首穷经、脱离现实的考据之风弃之如敝屣。他们认为导致自海通以来所谓变乱迭起，国势日衰的原因就在于国无良将，世无贤人，士无实学，而造成这种空乏局面就在于这种“汉学”、考据之风和习贴制艺之学，他们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开始改造江南地区。曾国藩等人从精神上提倡经世之学，以书生领军，经文纬武，提拔一批书生到督抚郡县的位置上，并要求他们以君道兼师事，精神和事业并重，并开始提倡实学，凡关地理、军事、算学、技术等学问都视作有用之功，在文化的结构上出现多元化。萧一山道说：“中国是农业社会，重农厚生……在南京攻克以后，他……减租招垦，使人民疏通商务，甚至把秦淮河的画船都让它繁荣起来。”马克思说，任何社会的文化都是统治者的文化，湘军集团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提倡治世养民，贬斥空疏之学，晚清文化的转向就是其中应有之数了。
（二）由汉返宋，以旧承新，这是对太平天国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中心以后必然的变通之术。湘军集团占领南京以后，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为什么有200 年的“子曰诗云”文化的江南士子抵不住起自山乡寒素的农民起义军呢？显然，依仍旧章是不可能的了。湘军集团采取了一方面守旧，一方面以旧承新的策略接受西洋的“炮”和“船”。所谓守旧，就是恢复所谓春秋“礼”学，并以理学持身，提倡修行；所谓以旧承新，就是在保持春秋“礼”学大义之下，引进西方的器艺。承新和守旧同时并行，这就是继承与发扬湖湘文化的经世之学。湘军集团如徒然恢复旧礼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那就不能打破当时的难关。如果只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复旧礼教，则将不容于满清中央政府。这种新旧同时化合的新动向，使江南的传统文化中心在结构和内容上发生了变化，这就初步转移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引来长达20年的洋务运动。
（三）以农民为编练湘军的基础，用太平军之道而治之。曾国藩等人编练湘军，正是从太平军的农民力量得到启示。湘军编练时招募兵员明确表示三不要，一不要游卒散勇，二不要差役滑胥，三不要流民无赖，就只收乡间有室有家的乡民。因为乡民勤劳朴实，比较容易训练。这些乡民容易团结，能抵抗那些不务正业的游民。在训练中，乡民耐久吃苦，可以收训练之实。在战斗中，这些乡民可以齐心相顾，不像八旗和绿营战不相助，败不相救。实践证明，湘军编练的方针是有效的。但是，他们欺骗和利用了这些纯朴的乡民去充当镇压农民起义的工具，这是湘军首领的罪恶。
历史的发展总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太平军和湘军在战场上代表着两个不同阶级的利益相互对立。但是在两个敌对力量之间，也在互相的残杀和竞争中受到互相影响，这种影响无论是此是彼，可能都不是自觉的。太平军被湘军镇压以后，湘军同样要在解决社会现实的问题上做出自己的选择，正是这种选择使得社会文化的转向和嬗变才在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推向前进。
面对晚清以来这场严重的社会危机，湘军虽然作出了一定的选择，要解决这场危机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能打败太平军，但不能打败洋人。他们能支配地方官绅，但是不能支配满清朝廷。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夹缝中，他们无可奈何地走了所谓“洋务运动”这条路。这就形成晚清文化嬗变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经世和新旧交汇后的平均
晚清的统治者，清醒地看到扑面而来的两大“患害”，一是以太平军为代表的心腹之患，即国内的阶级矛盾，一是以外国侵略者形成肘腋之患，实即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质言之，就是国内的社会政治问题和国际关系的民族生存问题，如果再放开一点眼界，还有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和利害之间的矛盾，这各种矛盾交汇以后，使得统治者和湘军集团进退维谷。继续守旧，依然是“子曰诗云”，只能加重矛盾的发展；或者是开辟新路，这只能丧失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在这两害相权以后，还是选择了兴办洋务以应付危机。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是无数合力组成的平行四边形，历史的选择是各种合力作用的平均数，晚清统治者这种自变自强的洋务运动就可以说明这个理论。但是，它在晚清文化转变中的意义是值得分析的。
从社会文化的意义上分析，这一转变一是体现传统的儒家经世治民的主旨，一扫乾嘉以来考据空疏、不问世事的饾订之风。二是在传统文化的内容结构上开始突出了“实学”，为以后的近代化初步尊定了思想基础，三是形成了西学中用的思维框架，这就为张之洞后来提出“中体西用”的理论开了先声。
从1842年至洋务运动，其间大约有24年的时间。历史的惰性在满清王朝方面表演得非常充分，如果仅有两次鸦片战争，而没有太平天国的运动，满清中央和湘军集团也决不会选择洋务运动的，由此可见，太平天国运动在近代史上的推动作用。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的影响和作用不仅体现在对满清王朝的打击上，而且在满清王朝和湘军集团的变化上也可以找到其影响。最明显的历史变化，就是晚清文化脱离了传统的文化中心价值，开始在近代化的进程中去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以适应历史的发展，但是历史注定这种努力也是一种悲剧，这可以从以后的历史变化中得到说明。本文所论，就是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这一历史社会过程中的文化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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