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叶出土唐代碑铭及其相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碑铭论文,唐代论文,及其相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7)06-0076-09
一、发现与研究
碎叶(Suyab)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一译素叶城或素叶水城。①其名源自突厥粟特混合语，由突厥语su(水)和粟特语jab(小渠)两词构成。
据英国突厥学家克劳森(G.Clauson)和中国学者张广达先生考证，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国北部楚河流域上游托克玛克镇西南8公里的阿克·贝希姆(Ak-Be
im)村附近，苏联考古学家20世纪40、50年代在此发现唐代古城，今称“阿克·贝希姆古城”。②该城的地理坐标，大约在东经75°30′，北纬42°50′。上世纪80-90年代，吉尔吉斯斯坦碎叶古城相继发现两块镌刻有汉文的残碑石。其一是先后担任过唐安西都护、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的杜怀宝为其亡父母暝福造像碑的基座；其二是一块被疑为裴行俭碑的汉文残石。
第一块残石发现于1982年，当地一个水官(mirab)在碎叶外城伯恩施塔姆发掘的佛寺遗址偶然发现，并交给布拉纳博物馆。这块残碑后来移交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斯拉夫大学。这块残碑系红花岗岩制成，长约13厘米，宽约32.6厘米，厚约11厘米。残留汉字11行，每行4-6字，残碑中部磨损。吉尔吉斯考古学家葛尔雅切娃和皮列葛多娃最先报道了这个重要发现。③此后不久，俄罗斯汉学家苏普陆年科、鲁博—列斯尼乾克解读了碑文。④日本学者林俊雄、⑤加藤九祚、内藤ふとぅ，⑥我国学者周伟洲[1](P389-390)等人相继撰文参加讨论。这块残碑明确提到“杜怀宝”之名，所以中外研究者一致认为此人就是唐代“安西都护、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杜怀宝。
第二块汉文残碑发现于1997年春，是当地居民在阿克·贝希姆内城的城垣南侧耕地里发现的，地点在俄国考古学家兹亚布林发掘的碎叶城第2佛寺附近。这座佛寺位于俄国考古学家科兹拉索夫发掘的第1佛寺东大约250米处，距碎叶内城的南垣约100米。此残碑系砂岩质，长约30.5厘米，宽约16厘米，厚约4厘米。从形状看，大概是一个汉式碑石的左下角。
目前研究者对这块汉文碑铭研究尚未形成统一意见，有三种不同说法：其一，裴行俭纪功碑说：俄国汉学家鲁伯一列斯尼乾克首先研究并且解读了碑文。⑦据他推断，此残碑为唐朝将军裴行俭平息西突厥都支、遮匐之乱后，在碎叶城所立纪功碑之残石。尔后，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先生则利用与鲁伯—列斯尼乾克相同的资料，并参照碑文照片及摹本重新进行了研究，他也主张此碑为裴行俭纪功碑。[2](P307-313)其二，汉文墓志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苹芳先生对裴行俭纪功碑说表示怀疑。他从残碑类型判断，这个残碑大概是某个汉文墓志的残片。其三，室内雕刻品说：日本创价大学教授加藤九祚力主此说，认为此残碑可能是中国高官放在屋子里的某种雕刻品。⑧
就现有材料而言，第一种说法对史料完全信赖，丝毫不加辩证，其结论的可信度自然不高。第三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作者的想像，没有史料或考古依据。我们认为，在上述三说当中，徐苹芳先生的判断很可能是正确的，此残碑更可能是个汉文墓志的残片。这块残碑石个体很小，与石碑的形制相去甚远，更不可能用做纪功碑。
就厚度而言，碎叶出土地残碑规格与吐鲁番出土的墓志相同。如，1995年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出土的墓志，烧土质，呈青灰色，正方形，边长31厘米、厚4厘米。⑨[3](P635)1986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5方墓志厚度分别为4厘米、4.5厘米、4厘米、3.5厘米、3.8厘米。⑩[3](P588-589)由此推断，该残碑是墓志残片。
二、碑文残句讨论与碑文中的地名考
第二块残碑碑文篆刻阴文6行，每行约7-11字左右，现残存约54字，其中又有相当部分字迹漫漶。在此，为明确论旨，先将鲁伯-列斯尼乾克和周伟洲对此碑文的解读加以对比，以后的相关记述，均由此出。
鲁伯—列斯尼乾克
1.□
澂(11)滜无涯而
□□
2.□前庭与后庭伊菆尔之□
3.□物以成劳乃西顾而授钺
4.□逐别蹛林而巳远望阴山
5.
之旧物览
之仙图
6.
(12)边我指期于□□□□
周伟洲
1.布微滜无涯而□□
2.前庭与后庭伊菆尔之
3.物以成劳乃西顾而授钺
4.逐别蹛林而巳远望阴山
5.涂天之旧物览地之仙图
6.□边俄指期于皇
我们发现两者解读略有区别。因为前者亲临目睹该碑文，所以他提供的材料比较可靠。
1.□澂滜无涯而□□“布”接上句。其后残文，鲁伯—列斯尼乾克初释“布微滜无涯而”，据上下文，后释为“布澂滜无涯而□□”。澂：水静而清也；滜：古同“泽”；汪，深广也。这行是说有清澈、无波、无涯的湖，此湖深广而平静。
2.□前庭与后庭伊菆尔之□
前庭。据《新唐书·地理志·地理四》记载，“前庭，下。本高昌，宝应元年更名。”(13)高昌古城唐代以前叫作“高昌”，贞观十四年八月(公元640年)，唐平定高昌之后，在高昌设立西州。据《旧唐书·地理志》，西州领县五：高昌、柳中、蒲昌、天山、交河。然伯二○○九号《西州图经残卷》却先后记载了蒲昌、柳中、高昌、交河、天山、前庭等6县名。[4](P54-55)《新唐书·地理志》则有前庭无高昌，而于前庭注曰本高昌，宝应元年更名。1984年，高昌故城东约3公里处发现了唐北庭副都护高耀墓。墓志文谓“建中三年十一月廿八日葬于前庭东原，礼也。”[5](P544-549)高耀墓位于高昌城东偏北，与志文相符。由此我们可以断言，前庭即高昌，在吐鲁番东约50公里，胜金口南二堡和三堡的中间，维吾尔族叫作“亦都护城壕”(Idiqutahri)。据考古调查，高昌城可分为外城、内城和最北面的宫城三部分。城垣基址厚约12米左右，城垣残存最高达11.5米，外筑马面和瓮城，宫城内遗址的夯土层较厚，堡垒内高筑的建筑物与寺院遗址，都用土坯砌起，这一切都是唐或唐以后天山以南各地建筑的特征。唐代西州已经有了子城，因而可以说是，这个古城是唐设西州。高昌古城的平面布局，与唐代长安的平面布局是相当接近的。[6](P136-141)
后庭。唐平定高昌之后，在突厥可汗浮图城设庭州。据《新唐书·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本庭州，庭州领县三：金满、轮台、蒲类。此三县，贞观十四年与庭州同置，宝应元年增设西海县。长安二年(702)改为北庭都护府，其遗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约12公里的护堡子，俗称“破城子”。开元二十一年(733)改设北庭节度使，辖瀚海、天山、伊吾三军。然而，关于后庭县的位置，我们注意到有两个与之相反的记录，据《新唐书·地理志·地理四》记载，“后庭，下。本蒲类，隶西州，后来属，宝应元年更名。”而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六云：后庭县“即车师后王庭之地，唐贞观十四年置为金满县，贞元中改为后庭县。”我们认为，碑文中出现的后庭即金满，金满即庭州。关于后庭县的设置及作用，后庭即庭州，日本学者松田寿男在《古代天山の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作了详细的辨伪和论证，兹不赘述。(14)据考古调查，北庭故城有内外两重，平面均呈不规则的南北长方形。内外墙都有敌台、角楼和较密集的马面，外城还有曲折的瓮城，其北有羊马城，城墙之外均绕以宽阔的护城濠。[7](P550-561)早在清代中叶徐松在北庭古城发现过唐金满县残碑及唐、元两代的造像碣。[8](P173)
《字汇·艹部》：“菆，蕞也，又小貌。”《正字通·艹部》“菆，俗蕞字。”蕞尔，据《广韵》蕞，小貌。嵇康《养生论》载：“夫以蕞尔之驱，攻之者非一涂。”“蕞尔之”复原为“蕞尔之小邦”，形容地域极小的国家。
3.□物以成劳乃西顾而授钺
“物以”接上句，“成劳”即成功。《资治通鉴·唐德宗建中元年》：“先是，连关东榖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授钺”：古代大将出征，君主授以斧钺，表示授以兵权。唐武元衡《西亭题壁寄中书李相公》诗：“授钺三顾，持衡旷万机。”杜甫《寄赠王十将军承俊》云：“将军胆气雄，臂悬两角弓。缠结青骢马，出入锦城中。时危未授钺，势屈难为功。宾客满堂上，何人高义同。”
4.□逐别蹛林而巳，远望阴山
蹛林。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回纥州三，府一。蹛林州以思结别部置。”《旧唐书·回纥传》云：“以多览为燕然府，仆骨为金徽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浑都为皋兰州，斛萨为高阙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为榆溪州，跌结为鸡鹿州，阿布思(15)为歸林州，白霫为寘颜州。又以回纥西北结骨为坚昆府，其北骨利干为玄阙州，东北俱罗勃为烛龙州。于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统之，以导宾贡。”据岑仲勉考证，“歸林”当为“蹛林”之讹。[9](上册，P251)《新唐书·回鹘传》云：“思结别部为蹛林州。”《辽史·本纪》记载：“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庚子，拜日于蹛林。”由此可见，蹛林一名传至于辽代。
蹛林一名始见于《史记》。《史记》卷一一○《匈奴传》云：“秋，马肥，大会蹛林。”服虔云：“音带。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郑氏云：“地名也。”《汉书》九四上颜师古注云：“蹛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也。”据岑仲勉考证，以蹛林为地名的这一说法，西晋以前成为流行的说法。因为颜师古训蹛林为绕林，其为望文生义，情事显然，以致造成了史料混乱，“汉人当日译匈奴地名，间有取地理字汇之字以表音者-例如瀚海，文人不察，遂代其立意”。岑仲勉认为，蹛林，《切韵》t
iliam，源自突厥语t
ngirim。[10](P72-73)Tngirim直译为“我的苍天”、“我的上苍”。
这里，首先从与现代地名关系方面确认一下蹛林的地域所在。
蹛林以思结别部置，属陇右道，初隶燕然都督府，后改隶凉州都督府。《唐会要》卷七十二载，“匐利羽马，碛南突厥马也，刚摩利施山北，今蹛林州。”刚摩利施山，今地不详。但一点可以确定，凉州都督府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县。[11](P177)所以可以推断，蹛林在今甘肃秦安县东北。由此可知，刚摩利施山应是现在的六盘山。然而，汉代的蹛林和唐代的蹛林是否为同一地尚难断定，可北方游牧民族有一个传统即援引远方某地为其邻近地方命名。如，据巴托尔德考证，“巴尔干”(Balkhan)原来指里海东南岸的山脉，后来突厥人把这个地名带到欧洲，将欧洲古代赫穆斯山(Hemus)用它来命名，从而欧洲出现了巴尔干半岛和巴尔干山等地名。(16)因而，将汉唐两代的蹛林看作是同一地名也不应该有问题。
接着就是唐蹛林州的设置年代。贞观二十一年(647)以思结别部置。然而，回纥诸部于687年被突厥击败后，酋长独解支率领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南下归唐，居住在河西甘、凉一带。唐取其骁壮以充赤水军骑士。我们怀疑蹛林州设置于687年后。岑仲勉先生也认为，“以回纥州冠名，殊不合当年事实(指647年)，校勘记反执是以疑，非也。”[9](下册，P647)
阴山。《史记》卷一一○《匈奴传》云：阴山。索隐徐广云：“五原西安阳县北有阴山。阴山在河南，阳山北。并音傍，白浪反。”正义括地志云：“阴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史记·秦始皇本纪》：“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
阴山，在古突厥语中作
uγaj quzy或uγaj jy，见于《阙特勤碑》和《暾欲谷碑》。(17)Quz意为山的未被阳光照亮的部分，或山的阴面。(18)俄国突厥学家马洛夫将uγaj quzy和uγaj jy视为同一山名，并定位于杭爱山南边。(19)阴山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及河北省最北部，其蒙古语名字为“达兰喀喇”，意思为“七十个黑山头”，介于东经106°～116°。
汉文史书记载，还有西域阴山。唐代有阴山都督府，《新唐书·地理志下》记载：“阴山州都督府，显庆三年分葛逻禄三部置三府，以谋落部置；大漠州都督府，以葛逻禄炽俟部置……玄池州都督府，以葛逻禄踏实力部置。”
俄国学者马里亚甫金(20)和英国学者布列资须奈德(21)认为阴山即博罗霍罗山(Borohoro，即婆罗科努山)。据北京大学教授林梅村先生考证，阴山当在今新疆博尔塔拉自治州的婆罗科努山。[12](P278)
元代仍称这一带的山脉为“阴山”。据《长春真人西游记》，元代的阴山，即现在的新疆天山山脉中部，从博格达山至婆罗科努山的部分。元朝人常常称新疆的天山为阴山，而称内蒙的阴山为天山。刘郁《西使记》、耶律楚材《西游录》都是如此。
我们认为，碑文中出现的“逐别蹛林而巳远望阴山”之阴山，无疑是婆罗科努山。
5.之旧物览之仙图祭天：祭祀天神，祭祀上天。《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赞》：“本以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故赐姓金氏云。”“旧物”指古代的遗物，特指典章制度，也指原有的国土；唐柳宗元《贞符》：“其后有贤帝曰光武，可绥天下，复承旧物。”瑶池是神话中昆仑山上的池名，西王母所住的地方，美池，多指宫苑中的池。根据碑文中的“览瑶池之仙图”，似乎不是具体地名，其文学色彩浓厚。瑶池，古代神话中神仙所居。如《穆天子》传三：“乙丑天子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
然而，唐代史书中记载有瑶池一名。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四月)，西突厥分裂，阿史那贺鲁率众内附，处之庭州莫贺城。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三年二月)唐朝设置了瑶池都督府，任命阿史那贺鲁为都督，受安西都护府管辖。这是唐朝在天山以北设置的第一个羁縻都护府。《新唐书·突厥下》云：
有执舍地、处木昆、婆鼻三种者，以贺鲁无罪，往请可汗，可汗怒，欲诛执舍地等，三种乃举所部数千帐，与贺鲁皆内属，帝优抚之。会讨龟兹，请先驰为向导，诏授昆道行军总管，宴嘉寿殿，厚赐予，解衣衣之。擢累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处其部于庭州莫贺城，密招携散，庐幕益众。
《新唐书·沙陀传》云：
永徽初，贺鲁反，而硃邪孤注亦杀招慰使连和，引兵据牢山。于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从，高宗以贺鲁所领授之。明年，弓月道总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斩孤注，俘九千人。又明年，废瑶池都督府，即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皆领都督。贺鲁亡，安抚大使阿史那弥射次伊丽水，而处月来归。乃置昆陵都护府，统咄陆部，以弥射为都护。
由此可见，瑶池都督府存在时间短短三年，即自649年至651年。
《新唐书·地理七下》载：“濛池都护府(贞观二十三年，以阿史那贺鲁部落置瑶池都督府，永徽四年废。显庆二年禽贺鲁，分其地，置都护府二、都督府八，其役属诸胡皆为州。)崑陵都护府匐陵都督府(以处木昆部置。)”崑陵亦作崑崚、崑丘、崑邱、崐丘，皆指昆仑山。昆仑山亦作崐崘丘、崑崘丘、崑崙。《海内十洲·记聚窟洲》：“崑崙号曰崑崚，在西海之戎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万里。”崑陵都护府辖境约今新疆准噶尔盆地南部及伊犁河流域一带，隶北庭都护府。
唐代以崑陵、瑶池来命名都护府，并非偶然。唐朝建置“崑丘道行军”，显然与地名“昆仑”有关。按《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龟兹王伐叠卒，弟诃黎布失毕立，浸失臣礼，侵渔邻国。上怒，戍寅，诏使持节、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将兵击之，仍命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浑连兵进讨。”胡三省注“自古相传，西域有昆仑山，河糠所出，又(尔雅，曰‘三成胡三省注’自古相传，西域有昆仑山，河糠所出，又(尔雅，曰‘三成为昆仑丘’)，古曰昆丘道”。可见昆丘道本乃以昆仑山命名，以由西州进军出发点、以于龟兹为进军终点。西州西北就是博格达山。由此我们推知，唐代的崑陵、昆丘就是博格达山。据《史记·大宛列传论》：“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阴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而且这两个地名在同一个地区，崑陵自然包括瑶池。唐杜甫《同诸公登兹恩寺塔》诗：“惜堂哉瑶池饮，日晏崑崙丘。”
据沙畹，莫贺城在今新疆阜康县东一百九十里。[13](P62)值得注意的是，近日吉姆萨尔县庆阳湖乡双河村北两公里处发现一座古城遗址，城墙残迹尚存，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100米，呈长方形。城内外散见唐代灰陶片，当地人叫做“破城子。”
位于博格达山下的瑶池都督府治所沙钵守捉城遗址，距有“瑶池”之称的阜康天池约90多公里，其相距里程正与清代徐松《西域水道记》称：“至博克达山之阴，为阜康县。又东，并山行一百九十里，为唐沙钵镇，在今双岔河堡西。即阿史那贺鲁所处之莫贺城”[8](P172)相符。
据哈萨克斯坦历史学家、汉学家祖耶夫的考证，中古突厥语“莫贺”一名源于阿维斯塔的baγa，意为“神”。(22)以上我们提到，汉文史书上记载的瑶池是神话中诸神所住的地方。那么瑶池附近的古城就是神城一莫贺城。
6.边我指期于□□□□
开头一个残存之字，疑为“三”字。三边即边疆，汉代称幽、并、凉三州为三边，其地都在边疆。后泛指边疆。李白《古风》云：“谁怜李飞将，白首没三边。”“指期”，即限期。《资治通鉴·唐纪四》卷一百八十八唐高祖武德二年载：“李世勣复遣人说窦建德曰：‘曹、戴二州，户口完实，孟海公窃有其地，与郑人外合内离；若以大军临之，指期可取。既得海公，以临徐、兗，河南可不战而定也。’”《隋书》志第十九食货载：“长城御河，不计于人力，运驴武马，指期于百姓，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
三、碑文年代及相关问题
第二块残碑释读尚有许多不解及存疑之处，从以上相关记述来考虑，高昌县更名前庭县，金满县更名后庭县的时间都在宝应元年(762)，贞元年间(785-805)。碑铭上写的都似乎是更名后的地名，宝应元年也好，贞元年间也好，它们指的时间都是公元8世纪后半叶。也就是说，此碑铭立于公元762年以后的某个时间。然而，吐鲁番出土的墓志表明，在此之前，已存在前庭一名。唐永昌元年(689)汜延墓志、张雄夫人麴氏墓志铭和武周长寿二年(693)张富琳墓志中出现“前庭”。[14](P583，585，592)由此可见，墓志使用的是地名旧称。西汉时前庭和后庭分别属车师前、后王庭。前庭、后庭二名由此而来。而且碑文中出现所有地名均是古老的地名，也就是说这些地名出现于唐代以前，继续使用于唐代及唐代以后，传至于元代。所以我们不能以地名来判断碑文的具体年代。但是可以肯定，此碑文不是裴行俭碑之残石。
裴行俭“立碑于碎叶”的时间在调露元年6-7月间，也即公元679年。唐代在碎叶仅有过一次立碑记录，两唐书《裴行俭传》和张说撰《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等皆有明确记载。《旧唐书·裴行俭传》曰：“于是，将吏已下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其功，擒都支、遮匐而还。“《旧唐书·高宗纪》载：“九月壬午，吏部侍郎裴行俭讨西突厥，擒其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别帅李遮匐以归。”关于裴行俭碎叶立碑问题，中外学者讨论甚详，兹不赘述。
若要搞清裴行俭碑的来龙去脉，首先要搞清唐代墓志和石碑的典章制度。早在唐高宗时期，唐代礼仪制度基本上定型。根据官品等级，大致可以划分出四大基本等级范围，计有：三品以上、五品以上、九品以上和庶人。
据《通典》卷一○八和《唐会要》卷三十八记载，唐时朝廷对不同等级的人使用墓碑的规格做了详细规定，不同社会等级的人在碑碣的题字，碑各部的尺寸、形式、花纹图案等方面，都有严格的区别，并将之纳入了法律条文。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的墓碑“龟趺螭首”，高不得过九尺；七品以上的官员的墓碑“方趺圭首”，高为四尺。(23)据此，唐代社会生活各个阶层刻石和立碑制度也不例外，都要按照等级来立碑。
裴行俭官职时任吏部侍郎，唐高宗为了征讨西突厥阿史那都支、李遮匐等人的反乱，以册送在京为质波斯王子泥涅斯归国为名，任命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乘机平定西突厥阿史那都支、李遮匐之乱。身为高官的裴行俭有资格立碑于碎叶。那么唐代碎叶镇究属何等级别呢？唐朝在碎叶设置的职官是“碎叶镇守使”。碎叶镇属高级军镇，镇守使官阶三品，与都护平级(一般的军镇长官称镇将，官阶仅七八品)。初期碎叶镇守使皆由安西副都护或金山都护兼领，如王方翼、杜怀宝等皆可为证，后始设为专职官员。所以，作为高级军镇的碎叶具备立碑的条件，裴行俭在碎叶立的纪功碑应为“龟趺螭首”。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碎叶还发现了一块造像碑的碑额，现存吉尔吉斯斯坦布拉那博物馆。这个碑额系红色花岗岩质雕琢而成，宽约82厘米、高约60厘米、厚约15厘米。碑额作二龙蟠交样式。
唐代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随着碑文化的繁荣兴盛，刻石立碑当时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民族交往和中外交流的领域自然也不例外，许多记载汉族和各兄弟民族密切交往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重大事件的巍巍丰碑应运而生(见表)。
通过表格分析我们发现，碎叶碑额的规格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规格(从宽度和厚度而言)基本相同。从宽度、厚度看，这个碑额是一个3米多高的石碑(碑身加龟趺)的碑额，有可能是裴行俭所立纪功碑的碑额。而被疑为裴行俭碑残石规格远远不如其他碑铭规格。规范的、完整的唐碑均由碑额，碑身和碑座三部分组成，其各部分的造型具有大体一致的规范模式，且一般来讲，碑石的雕刻都相当精美，只是所雕花纹、图案各有所不同。虽然裴行俭碑的具体规格尚难以断定，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一定采用“龟趺螭首”。客观地说，我们应当认同的是，出土的碑额要比被认为裴行俭碑残石更接近唐代石碑的规格，而目前被当作裴行俭纪功碑的残石出现的地名，清楚地表明此碑绝非裴行俭所立纪功碑之残石。
790年(贞元六年)，葛逻禄和吐蕃联军攻陷北庭，维持西域唐朝守军与内地之间微弱联系的回鹘道被彻底阻断，此后唐朝由于战乱频仍，一直没能恢复对西域的统治，790年是唐朝势力最终退出西域的一个明显的标志。[15](P190)可这不意味着汉人和汉文化从西域彻底退出。原先粟特一突厥地区和汉人的关系很深。《大唐西域记》(卷一)记有：由碎叶西约350公里的呾逻私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市)再“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词仪范，犹存本国。”《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五年(631)四月条：“隋末，中国人多没于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币赎之”，接着该年五月条：“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万口”。前者所说“昔为突厥所掠”中的“昔”也就是“隋末”的意思。由此可见，早在隋末汉人出现在中亚七河地区。我国著名诗人李白出生于碎叶。史学大师陈寅恪认为，李白先世是汉化胡人，北京大学林梅村先生支持此说。[16](P375)李白的子女名字也证明这一点，如，亲自接触过李白的魏颢曾经写《李翰林集序》，据此序：“白始娶于许，生一男一女，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有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颇黎，中古音phua-liei，显然是来自突厥语b
ri，意为“狼”。众所周知，狼是突厥人的图腾，以狼命名的突厥可汗、贤人史不绝书。而且古突厥语中bri的转义是“男孩”。(27)《通典》卷一百九十七载：“有时置附邻可汗，邻狼名也。取其贪杀为称亦。”这儿的附邻即bri的更古老的形式brin。(28)林梅村教授认为，汉族人口大规模迁入中亚在7世纪中叶唐太宗于碎叶设镇之后。当时大批唐军及其家眷来碎叶戍边，当地汉族人口大增。[16](P374)李白出生差不多就在这一时期，他后来能成为一位大诗人，当与其童年在碎叶所受的教育息息相关。为颁布则天武后伪经《大云经》而建的大云寺也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碎叶出土的碑额和墓志是那个遥远西域时代社会背景下汉人遗留下来的物质文明的见证。
注释：
①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参见：陈寅恪：《李太白氏族问题之疑问》，《清华学报》10卷1期，1935年；林梅村：《从突骑施钱看唐代汉文化的西传》，《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380页；〔日〕松浦友久：《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9-55页。
②G.Clauson,"Ak Beshim-Suyab,",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I,London,1961,pp.1-13；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后收入作者论文集《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③V.D.Gorja
va,S.Ja.Peregudova,"Buddijskie pamjatniki Kirgizii," Vestnik Drevnej Istorii,1996,No2,ss.185-186.
④E.I.Lubo- Lesninko,"Svedenija Kitajskih Pismennyh Istonikov o Sujabe(Gorodie Ak- Beim)",素叶-Sujab-Ak-Beim,Sankt - Peterburg,2002,ss.123-126.
⑤林俊雄，《天山北麓の仏教遗迹》，創価大学ツルク口一ド研究セン一，1996年，页176。
⑥内藤みとり，《ァクべ氵厶發現の杜懷實碑について》，《中央アシァ北部の佛教遺跡の研究》，《シルク口一ド學研究》vol.4，奈良，氵ルク口一ド學研究セソタ一编辑發行，1997年，页151-158。
⑦E.I.Lubo-Lesnienko,"Svedenija Kitajskih Pismennyh Istonikov o Sujabe(Gorodie Ak - Beim) ," 素叶 - Sujab - Ak - Beim,Sankt-Peterburg,2002,ss.119 - 123.
⑧关于墓志说和雕刻品说的讨论，参见E.I.Lubo-Lesnienko,"Svedenija Kitajskih Pismennyh Istonikov o Sujabe( Gorodie Ak-Beim ),”素叶- Sujab-Ak-Beim ,Sankt- Peterburg,2002,s.123.
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1995年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635页。
⑩同上引文献，第588-589页。
(11)鲁伯-列斯尼乾克起初释为“徵”。
(12)鲁伯-列斯尼乾克又释为“二”。
(13)《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作上，天宝元年(742年)更名。考高昌县一名见于《唐天宝十三载(754年)杨堰租田契》(《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十册，281页)和《唐天宝十四载高昌县上郡长行坊牒》(同上，第十册,124页)等出土文书中，表明天宝元年改名一说为误。
(14)关于后庭即庭州的论述，参见：〔日〕松田寿男：《唐の庭州の领县をそ论す》，《古代天山の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昭和45年，第292-323页；〔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16页；黄文弼：《北庭五城释名》，《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6-287页。
(15)刘美菘认为：“阿布思部当即是思结别部也。不然，上文思结部已为卢山府亦。”刘美菘：《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56页。
(16)V.V.Bart old,Raboty Po Istorieskoj geogfafii,Moskva,2002,ss.358-359.
(17)S.E.Malov,Pamjatniki Drevnetjurkskoj pismennosti,Moskva-Leningrad,1951,ss.20,56.
(18) 《Drevnetjurkskij Slovar》,Leningrad,1969,s.475.
(19)S.E.Malov,前揭书 ,s.376.
(20)A.G.Maljavkin,Istorieskaja geografija Centralnoj Azii,Novosibirsk,1981,s.186.
(21)E.V.Bretschneider,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vol.1,London,1888,pp.17,29,99.
(22)Ju.A.Zuev,Rannie Tjurki：Oerki Istorii I Ideologii,Almaty,2002，s.144.
(23)关于唐代陵寝制度，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4)参见王大方：《突厥〈阙特勤碑〉与〈毗伽可汗碑〉踏察记》，《碑林季刊》，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页。
(25)参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26)S.G.Kljatornyj,"Istorija Centralnoj Azii I Pamjatniki Runieskogo Pisma,"Sankt-Peterburg,2003,s.52.
(27)《Drevnetjurkskij Slovar》,Leningrad,1969,s.118.
(28)Ju.A.Zuev,Rannie Tjurki:Oerki Istorii I Ideologii,Almaty ,2002,s.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