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调水”中的几个字:高涛、博艺、后记_皋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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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中有三个重要历史人物:皋陶(Yáo)、伯益和后稷。这三个人在小说中并非主 要角色,尤其是后两位,只在禹的谈话中似乎是顺口提到,一笔带过而已——顺便指出一点 ,这两人在目前注释详尽的16卷本《鲁迅全集》里也没有加注说明——如果不留意,可能有 的 读者根本不会留下什么印象。但是在历史上,在大禹治水的时代,这几个人都可算开天辟 地的英雄。关于他们的故事,小说是根据的《史记·夏本纪》,而《史记》则根据的是《 尚书 》。小说的末节描写大禹治水成功回京后,虞舜在宫庭诏群臣合朝欢庆。那时君臣交谈似乎 比较随便,礼制没有后来那么严格,虽然那时已修订了五礼五服,朝拜君主时要磕头下跪, 但是君臣交儆,显得十分的和谐,无拘无束。史籍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欢聚时君臣的谈话,只 是所记录的都是有关国家治理的大计方针方面的内容,这对于爱看皇家艳事轶闻的读者则比 较乏味,对于并不太拒绝历史资料的读者却可以帮助他们了解上古社会流传下来的若干信息 ,同时这对于读鲁迅及别的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是不无益处的。

《尚书》中的《皋陶谟》是记皋陶陈述其谋略的篇章,实际上它还包括了“大禹谟”。《 理水》并没有详细描写皋陶如何献计献策,而只着力的反映大禹的治国思想。

皋陶、伯益、后稷均是部落首领,大约在唐尧时他们就均调中央在朝做官了,所以舜继尧 位之后任命禹做司空为百官之长时,禹尚谦让于皋陶和后稷。但虞舜仍赞同四岳即四方部族 领袖的推举,命禹辅政,而令皋陶作士,即任命他为大法官。小说《理水》中有一段叙鸟头 先生与乡下人争执的插曲,鸟头先生竟气愤得耳轮发紫,对乡下人说:“你竟这样的侮辱我 !说我不是人!我要和你到皋陶大人那里去法律解决!”这就是借皋陶作士的典顺笔讽刺顾颉 刚 曾要与鲁迅打官司一事的。《理水》中没有涉及皋陶执法的故事,但在历史上皋陶的形象是 严明公正的。起码民间传说对他没有非议;史学家对于他的执法也没提出质疑,尤其是对他 所贯彻执行的“五刑五用”没有任何责难。(所谓五刑,即:墨刑、劓刑、剕刑、宫 刑、大辟。五用,即: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 )传说皋陶治狱得力于神助,他养有一只叫觟的独角羊,此羊能识别案犯,见有罪者即 触之,无罪者则不触。因此皋陶十分爱护他的这只神羊。这固然是神话,但也可说明皋陶历 史上应是位青天大人,因民间传奇大抵都能反映史实。

如果细读《尚书》,我们可以发现皋陶的功业不止是治狱。《舜典》云:“帝曰:‘皋陶 ,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从舜的谕旨看,皋陶的刑 狱之权限极广泛,首先是防止边患,加强国防力量,以抵抗蛮族的侵略(蛮夷猾夏);同时还 要防范寇贼作乱(寇贼奸宄),维护社会治安。而从史籍记载皋陶所陈述的谋略看,他还负有 整顿朝纲和吏治的重任。《史记》云:“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 。舜德大明。”如果联系前后文,君臣交谈,由任贤言及赏罚,言及黜陟以及诘奸除暴之法 ,最后皋陶总结说,如果群臣百官都能记住君主的教导,遵守君主制定的法规,那么国家就 会繁荣昌盛了,这就很清楚皋陶的“令民皆则禹”决非是对黎民百姓所说,而是针对当时的 吏治朝纲而言的。

由于皋陶忠诚的辅佐大禹治理国家,禹到晚年即有禅位于他之意。后来只因皋陶死在禹之 前,禹才又推举了当时与皋陶齐名的另一位功臣做他的接班人,这就是伯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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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舜典》:“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 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益,即伯 益,又名大费。这一节的关键词是“汝作朕虞”。虞,是掌管山林河泽之大臣,权限包括交 通、林业、畜牧等等。帝舜为益还派了两名助手:朱虎、熊罴。也有说朱虎熊罴其实是四人 ,为四只野兽的名字:豹(朱)、虎、熊、罴。既然益是掌山泽之大臣,因此随禹参加开山疏 河工程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由于益还是统率草木鸟兽之长官,所以他同时还肩负供给灾民 们最起码的生活物质,主要是肉食的重任。禹后来在向舜汇报工作时还特别提到益这方面的 成绩:“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所谓“奏庶鲜食”就是供给黎民百姓鸟兽 肉食。当时因大水泛滥,灾区谷物收获极少,必须补充大量鲜肉食物给饥民。

伯益一生的功绩有两个方面:一,开山通河;二,调驯鸟兽。《孟子·滕文公上》:“舜 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 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这是把益的工作与禹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事实也应该是 这样:益佐禹治水赈灾。《淮南子·本经训》高诱注云:“伯益佐舜初作井,凿地而求水, 龙知将决川谷,漉陂池,恐见害,故登云而去,栖其神于昆仑之山。”这表明益曾参加抗旱 排涝工作,并且功名赫赫。与《淮南子》差不多同时的史书《史记》说得更加明白并充分肯 定了益治水的功劳:“(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 为辅。’”(《秦本纪》)“大费”即指伯益。

正因为益佐禹治水功绩很大,而且得到禹的褒奖和充分信任,皋陶死后,禹即举其摄政, 有意禅位于他。过了若干年,大禹东巡,至于会稽而驾崩。但三年之丧毕,益却出人意料的 将帝位让给了夏禹之子启,自己避居到嵩山(一作箕山)做隐士去了,从此便退出了政治舞台 。

关于益让位于启之史事,在历史上至今仍是未解开之谜。《楚辞·天问》就发出疑问:“ 启代益作后,卒然离,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 革而禹播降?”屈原根据古史指出了益让位于启之事,但他并未揭示“启代益作后,卒然离”这个千古之谜。有说,禹并未举益,“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淮南子·齐俗训》 高诱注)“益干启位,启杀之。”这见于《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这一说法很异于一般 流行的说法。《竹书纪年》成书于战国时代,虽然早于司马迁的书,但离上古时代同样很遥 远,所以不能让人断然作出结论,仍然需要辨析。《战国策·燕策一》则说:“禹授益而以 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这与舜对禹谈 到尧的儿子丹朱不争气而未能继父位的话意思是一样的。只是舜继位后,丹朱没有发动政变 ,也无力量取代舜,这与夏启不相同;或者说益缺乏舜和禹的统治才能,才让启取而代之。 《史记》虽然并未指出“启干益位”,而是说“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 ,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其实这样写就已违背尧所创的举贤禅让 之法,同时又与司马迁其他篇章颂益文字相抵触。《史记》这样记载也已透露出“启干益位 ”,即“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的消息,如“吾君帝禹之子也”这一句作为号召天下诸 侯的口号,就已说明夏启已经毫不掩饰的向天下诸侯宣布他已废除了禅让举贤的政治交接模 式,而以父传子位的君主世袭制取而代之了。这种由比较民主的君主体制向极端专制的君主 制突然转轨,并非偶然现象,因为禅让制本来就是完全依靠明君把握,它并未成为中国晚期 氏族社会的政治基础。所谓禅让,体现的仍然是君主意志,因此尧舜禹三代所进行的政治改 革是肯定无法深入下去和稳固下来的。

然而启干益位,终结禅让制,也并非一蹴而就的,它仍然造成了社会动荡。夏启之庶兄有 扈氏就因为不服启篡位而起义。夏启出兵征讨,与有扈氏大战于有扈(其封地名)之郊野甘亭 (今陕西户县南郊),灭有扈氏。大战前,夏启在甘亭召开誓师大会,声讨有扈氏“威侮五行 、怠弃三正”。启在誓词中反而谴责有扈氏违背天理伦常,不奉正朔,倒行逆施,反抗朝廷 ;所以启即“恭行天之罚”,“剿绝其命”。启作“甘誓”,无非证明自己是奉行天命的正 义之师,向天下诸侯宣扬自己继承天子之位的合法性,同时,这也就使父传子位的世袭制天 经地义化了。应该说启干益位,在历史上的影响,是不亚于后来的秦灭六国的。

在这次内战中,益不论是隐匿或是遇害,都没有影响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人们总记住他的 英名,一直纪念颂扬他。由于他是调训鸟兽之大臣,民间有“百虫将军”之誉(虫,古代为 鸟兽之总称),并在他隐居处嵩山建立有百虫将军庙。在禹驾崩之地会稽人们不但建立禹王 庙,还建有伯益庙(又名稽山庙),只是庙之规格小于禹庙,没有那么雄伟,地处也要幽僻, 前往瞻仰的游客要少一些罢了。

禹授天下于益,而益终未践位成为一代君主,但是前朝君主虞舜却曾预言益之后嗣将大出 ,子孙繁盛,并赐姓嬴氏(见《史记·秦本纪》)。这么说,这位不是那样广为人知的治水英 雄,原来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秦帝国——的祖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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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名弃,意为被遗弃之婴孩,这个名字表示他的出生有些坎坷,但是这出自神话故 事,可以不去过多关注。稷是弃的官职名,系农官;称为后稷,是指职掌百谷之长官,用现 代的意义理解就是农业大臣。上古氏族社会鼎盛时代已有较完善的政权机构,下面以虞舜朝 为例:伯禹为司空即水利及土地大臣,是政府的首席长官;契作司徒(教育大臣);皋陶作士 (司法大臣);垂任共工(轻工业大臣,主要为手工业);伯益主虞(掌山泽及调训鸟兽之长官 ,也可谓土地大臣,但在司空之下);伯夷作秩宗(宗教祭祀、礼仪大臣);夔命典乐(宫庭乐 官,或谓文艺大臣);龙作纳言(传旨官,或说宣传大臣)。在群臣百官中,稷的位置是极为 显要的。农业在上古时代是科技文明的尖端,是氏族社会的高科技,农业长官当然是朝廷的 重臣,在民间更被崇敬为谷神。由于稷的地位重要,而且在前代君主尧时他已为农官(也可 视为总农业技师),所以舜宣布任命百官之长禹之后,随即传旨:“弃,黎民阻饥,汝后稷 ,播时百谷。”并命他与伯益一同随禹治水。

舜派稷参加抗洪斗争是非常英明的措施。当时伯益分管水利及调训鸟兽,后稷则从事恢复 灾区农业生产,组织人民重建家园的工作。稷同益一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禹向舜奏功时也 没有埋没稷的功绩。禹说:“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 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禹这一段话说明当时的治水工作是包 括恢复生产建设的:疏通田间沟洫,排水垦地撒谷播种,为黎民百姓提供粮食及肉食,并且 他还注意交通运输,开展贸易,使各地互通有无,以调有余济不足(“懋迁有无化居”)。民 以食为天,治水工作取得胜利,人民的生存环境得到改善,物质生活得到了保证,于是国家 就得到了治理,这就是所谓“烝民乃粒,万邦作乂”。

关于益和稷,小说《理水》完全照历史记载:“和益俩给大家有饭吃,有肉吃。”“和稷 俩给大家有难得的东西吃。”这两句实为《史记》的白话译文。对照《尚书·皋陶谟》,意 思稍有差别。《皋陶谟》:“暨益奏庶鲜食。”这是说益为百姓只供应“鲜食”即肉食,《 史记》则作“稻鲜食”,也就是《理水》中说的有饭吃有肉吃。《皋陶谟》:“暨稷播,奏 庶艰食鲜食。”这是说稷为百姓不仅供应粮食还兼营肉食。但《史记》却释为“难得之食” ,所以《理水》也译为“难得的东西吃”。这里应注意《尚书》所记是“艰食”和“鲜食” 并列,而不单写“艰食”,显然是两种食物。“艰”也作“根”,即根生农作物,指的是百 谷。稷主管农业,首先供给的是粮食,然后是供给鲜肉副食,以补灾区粮食欠收造成的匮乏 。太史公此处理解有误,鲁翁也有所失察,读《理水》时若能留意到这一点,对于了解原始 农业社会的情况想不是没有益处的。

大禹治水成功后,经济得到复苏,政局也很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终于创造出了一个百兽 率舞、凤凰来仪的太平盛世。然而正当氏族社会发达到鼎盛之期,由尧开创的禅让制却突然 崩溃,世袭制迅速恢复,这却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因为这意味社会物质文明尽管继续朝前 发展,社会政治却未必能取得相应的成果。禅让举贤制这一带有民主政治因素的传统,并没 有随着社会的安定、繁荣延续发展下去,而仅仅在权力交替之际就被极端专制的君主世袭制 取代。其原因,简单的分析,就是:禅让制一开始就没有成为部落联盟的政治基础,它只是 强大部落首领之间的一种寡头政治协商体制,实际上它所表现的仍是强权政治。因此大禹平 定山川的同时还为他的儿子启平息了各部族之间的纷争,为启继位铺平了道路,这就是所谓 “天下归心”了。

2001年4月于南三环华芳园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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