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经贸发展:改革开放30年的优势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外经贸论文,优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步伐逐步加快,不断拓展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多层次、全方位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多种优势,已经并将逐步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中国外经贸经过改革开放30年发展已经从过去单一的比较优势发展到今天具备多层次、多种形式优势并存的新局面,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规模和结构新优势凸现
经过改革开放30年发展,我国改变了初期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主要以货物低价竞销为特征的数量取胜方式,参与形式日渐多样化,对外经贸规模迅速扩大,结构逐步升级优化,日益凸现出规模、结构等新优势,逐步形成以质量优先为特征的多层次参与的、互利共赢的开放新格局。
(一)对外贸易及劳务合作的优势变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及劳务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由起初单一的货物贸易比较优势为主,发展到如今货物、服务、技术贸易及劳务合作在规模、结构等方面多种新优势并存的新局面。
1.货物贸易优势的变迁
货物贸易优势的变迁主要体现在规模成长速度、结构变化、贸易主体以及贸易方式变化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量快速增长,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贸易额排名稳步提升,由第22位提升至第3位,成为真正的贸易大国。我国外贸部门从过去单一的成本比较优势过渡到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并存,而且正在不断得到充分发挥。我国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9689.4亿美元,28年间增长了近100倍,年均增长率达17.9%。进口总额相应从108.9亿美元增长到7914.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6.5%。我国对外货物出口贸易规模的增长速度显著地超过同期GDP的增长速度,是全球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国内产品大步迈入国际市场,加快了我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我国外贸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展现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提升。
改革开放30年来,货物贸易的结构优势变化巨大。这些变化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不断上升,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不断下降,制成品出口额在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不断提高。工业制成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49.7%增长到2006年的94.5%。初级产品由1980年的50.3%下降到2006年的5.5%。我国外贸产品的比较优势由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转移。
根据WTO的统计,我国制成品出口额在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由1980年的0.8%上升到1990年的1.9%、2000年的4.7%、2006年的10.8%。除欧盟25国外,我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制成品出口额最大的国家。同时,我国也是世界制成品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2000年以来,制成品出口年均增长率达26%。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规模和竞争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第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以机械及运输设备、化学品及有关产品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80年的21.8%增长到2006年的54.7%。以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比重由1980年的44.4%下降到2006年的19.1%。我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资本、技术生产要素不断发育成长,由弱转强。我国逐渐摆脱对廉价资源及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依赖。
第三,以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代表的成熟制成品进出口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1997年及以前我国机电产品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1998年我国在机电产品领域首次实现顺差,随后顺差逐年扩大;2006年机电产品出口额实现5494.2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56.7%。在高新技术领域,2003年以前一直处于逆差状态,直到2004年才开始实现顺差;2006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达到2814.86亿美元,占外贸出口总额的29%。我国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领域出口竞争力得到提升,科技实力、自主创新方面竞争优势已经逐步显现。
第四,初级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有下降趋势,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力指数不断提升。我国初级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基本上处于连年下降的趋势,由1985年的0.45下降到2006年的-0.56。同期工业制成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由-0.46增长到0.21。我国实施出口产品升级、结构优化战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国的资本、技术要素的水平虽然有所提升,但仍然不及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劳动力因素仍然是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比较优势。
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处于国际前列,贸易竞争力指数不断提升,2006年达到0.34。我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虽然远远低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指数,2006年分别为0.12和-0.32。可是与20年前1985年的相应贸易竞争力指数-0.91和-0.53相比,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基本保持了逐年上升的势头。我国资金、技术生产要素竞争力,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有了较大的提升。
第五,进口规模迅速扩大,进口初级产品比重增加,工业制成品比重下降。初级产品进口在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85年的12.5%,上升到2006年的23.6%。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从87.5%下降到76.4%。我国自主研制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替代能力在逐步增强,工业制成品领域竞争力提升。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寻求利用其他国家的自然资源、工业原料,明显提升了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经济地位。同时,进口规模扩大提升了国际竞争关系中话语权、谈判能力和参与国际事务的主动性。
在出口市场结构方面,通过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我国对美国、日本、欧盟三大贸易伙伴和香港的市场依赖有所下降,出口的市场集中度略有下降。但这四个地区目前仍是我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我国对俄罗斯、东盟、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的出口比重逐步增长。我国逐步实现市场的多元化,增强了承受国际风险的能力。
在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方式在我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经历了连年上升到稳中略有下降的发展路径,1995年加工贸易出口总额达到737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9.5%,加工贸易首次超过一般贸易,并一直上升至1999年的56.9%开始下降为2006年的52.7%,成为外贸出口的主导方式。一般贸易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则先是下降,然后稳中略有上升。进口贸易方面也呈现同样的发展路径,不过进口贸易中一般贸易是主导方式。加工贸易出口比重高表明我国倚重外资推动的加工贸易方式,其降低反映出我国逐步从事其他较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逐步升级出口贸易方式,提高了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力。
随着我国外贸经营权的放开和外资的进入,我国外贸主体结构逐渐多元化,呈现出国有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比重快速下降,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出口比重迅速上升的局面。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正日益成为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经济主体。我国贸易主体多元化提高了外贸的活力,增强了市场营销能力和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
2.服务贸易优势的变迁
我国服务贸易从整体上落后于货物贸易,起步较晚,一直处于逆差状态。总体上只有部分比较优势,缺乏竞争优势,国际竞争力相对薄弱。我国服务出口总额从1982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914亿美元,进口总额相应从19亿美元增长到1003亿美元。近年来,服务贸易总量的增长呈现不断加快之势,由1991年的0.6%增长到2006年的3.6%,在全球服务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中国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之间服务贸易有很大差距,整体上不具有优势,尤其是在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产业部门。
我国服务贸易整体上处于比较劣势,竞争力指数一直以来在绝大部分行业为负数。2004年以来,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略有升高,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由2003年的-0.08增长到2006年的-0.05,并基本保持了连年增长势头,反映了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状况有所好转的趋势(见表1)。1997年以来,中国只有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一直保持在正数状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通讯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在大多年份内呈现出正数状态,其优势的获得主要是靠国家政策性垄断和服务外包的发展。建筑和广告宣传服务在最近几年贸易竞争力指数转为正数。在保险、金融、电影、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和咨询等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领域,贸易竞争力指数基本上一直为负数,且绝对值较大,接近-1。这些行业是我国服务贸易领域竞争里最弱的行业。特别是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10年间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平均值是-0.88,该行业对进口的依赖性很大。我国资本、技术和文化密集型服务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低。
中国服务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一直小于0.8,并且趋于下降,显示国际竞争力较弱,比较优势下降(见表2)。服务贸易显示性竞争比较优势(CA)指数总体上基本呈上升趋势,由1997年的-0.26上升到2006年-0.17,但是数值一直为负数,表明总体上不具有竞争优势。服务贸易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NRCA)指数在-0.04和-0.02之间波动,处于比较劣势,在国际市场上只具有较弱的竞争力。
3.技术贸易优势变化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进口主要以机电产品、机器设备、生产工具等硬件为主。近年来,我国技术引进的力度不断加大,每年技术引进的合同数额与合同金额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而且由主要引进实体设备向侧重引进软技术的方向转变,出现了软、硬技术进出口齐头并进的新局面。我国技术引进的合同数由2003年的7130项增长到2006年的10538项,合同金额由134.51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220.2亿美元(见表3)。其中,2006年专有技术许可合同成交额72.8亿美元,同比增长42.8%,占合同总金额的33.0%。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含有技术引进内容的合资和合作生产合同金额分别为51.8亿和42.9亿美元,占技术引进金额的23.5%和19.5%,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
中国技术进出口贸易一直缺乏任何优势,长期受制于人,国内产业发展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欧盟、日本和美国依次是我国技术引进的最大来源地。现在引进民用高端技术已经打开美国市场,基本实现引进技术市场多元化。随着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在消化吸收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再创新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带动一批重大技术装备行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一些关键技术和工程项目的输出。
4.其他国际经济合作方式的发展变化
我国在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设计咨询领域,同样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并且合作项目呈现大型化趋势。对外工程承包的完成营业额由1989年的16.86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356.95亿美元,平均每个项目营业额也由54,3万美元,增长到274.6万美元。对外劳务合作的年营业额由1989年的2.02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53.73亿美元,17年间增长了26倍。在对外设计咨询方面,发展速度较慢,而且一直份额较小。对外设计咨询的完成营业额在1995年仅1.33亿美元,2006年仅3.29亿美元,年均增长仅8%左右,远落后于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发展速度。我国在设计咨询等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还没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二)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优势变化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以引进外资为主。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从时间上晚于利用外资,从规模上看远小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现在还处于对外投资发展的起步阶段。目前,我国发展到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重的新时期,已经具备规模、结构升级等多种新优势。
1.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结构的变化
近30年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利用外资的最主要形式,规模大、增长速度快,连续16年居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数量的第一位。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由1985年的19.56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694.68亿美元,年均增长约18.5%。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有59万多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918.98亿美元。
2000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保持了较平稳的增长态势,利用外资的政策更加注重外资的质量和行业引导。同时,中国正成为全球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首选地,许多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与初期的外商投资不同,现在外商投资不仅仅只看到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环境成本等,而是把我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优良的基础设施、较高的配套生产能力、大量高素质熟练型人才、逐步改善的政府服务等作为决定对我国投资的首先考虑因素。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经历了结构快速升级的过程:从早期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加工装配活动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的制造活动升级;从制造环节向研发机构和地区运营总部升级。外商投资逐渐向产业链的中高端发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已经成为我国对外经贸领域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到2005年,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已经超过750家。据调查发现,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中,有近一半的企业倾向于建立独立的研发中心,有1/3的企业倾向将更多的先进技术引进到我国进行研发,同时有1/4的企业计划扩大在我国已有的研发人员数量,近1/4的企业选择合作研发(商务部研究院,2004)。外商在华研发投入的加大表明以前外商在华投资主要从事附加值较低的加工装配生产环节的状况开始有所转变,外商逐渐注重利用我国高层次人才从事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环节。外商直接投资从过去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逐步向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第三产业发展。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逐步升级,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有所提高。
资料来源:商务部《2006年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图1 1990-200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表
2.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结构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迈出坚实步伐、国内企业跨国经营能力的提高、外汇储备的增加和人民币升值的带动作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不断加快,对外直接投资额快速增长。200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仅10亿美元,到2006年达到年投资额211.6亿美元,6年时间增长了21倍多(见图1)。到2006年年末,我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906.3亿美元,共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我国国有能源资源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赴境外投资具有很大动力和优势。这些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推动了我国更加全面深入地融入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之中,增强参与国际竞争能力,提升企业跨国经营能力。
我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这四个行业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70%以上。我国采矿业一些资源寻求型企业对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如中东地区、南美、非洲国家,体现出我国采矿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技术竞争优势。很多商业服务和批发零售企业,是市场和低成本寻求型企业。它们对发达国家周边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将工业制成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市场,实行“迂回式”的间接出口,投资领域还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近几年,金融领域特别是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显示出我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81%,私营企业占1%。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中央企业占82%,地方企业占18%。这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主要依赖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作为我国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市场主体,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能力还很弱,还不具备成熟的国际竞争力。
二、我国国际分工所处地位和环节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规模上逐步扩大,增长迅速;参与国际分工的形式上逐渐多样化,伴随着我国经济成长,在不同时期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也有所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以货物进出口贸易为主。到20世纪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出现快速增长,带动了加工贸易的发展,加工贸易逐渐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主要形式。21世纪以来,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总量中的比重不断提高。2004年以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丰裕和人民币升值,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不断加快之势。随着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等产业指导政策的调整,加工贸易以及“两高一资”的行业的出口将逐渐放缓,从注重外贸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对外贸易利益的提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贸活动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所处地位及环节得到很大改善,显示出所处贸易经济地位和环节优势的新变化。
(一)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所处地位及环节有了明显的提升
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不仅仅只是垂直分工,已经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总体上处于水平分工状况,并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局部已开始向垂直分工方向发展。在某些工业制成品领域,已经拉开了距离,显示出我国较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总体上说,我国产业竞争力虽然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但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较改革开放之前,目前我国产业国际分工的地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和改善。
我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参与国际分工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优势变迁特征主要包括:
第一,我国承接国际产业的转移主要体现在以成本为主要优势的生产环节。
长期以来,我国劳工成本比较优势十分明显。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比较低廉的。未来10年内,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供给仍将比较充足。我国工业用地、矿产资源、自然资源的价格扭曲等,共同造成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我国长期忽视环保和生态保护。许多跨国公司相继将其生产基地设在中国,使我国在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了成本优势,承担的产业环节以生产制造环节为主。
第二,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处于较高位置的技术环节向我国转移的进程正在加快。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跨国公司逐步改变过去单纯把中国作为其生产基地的做法。最初,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部门只是为生产服务,没有真正的核心技术。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为了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中国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增强其产品对中国消费者的亲和力,跨国公司开始全面实施本土化战略。在这种战略安排下,产品本土化研发也就成为跨国公司必然的选择。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向中国转移的步伐开始加快。开始在华大量设立研发总部,大规模雇用中国高科技人才。据商务部统计,到2004年6月,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研发投资额累计达到40亿美元。
第三,我国国际分工由单纯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向多层次、多种形式优势并存转变。
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一直保持着较强的比较优势。当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且需求的收入弹性不大。这类产品出口市场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有限。我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则表现得日趋活跃。近年来,我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乃至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优势不断显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不断提升。随着我国科教兴国、高校扩招等政策的实施,以及大量海外留学人员的归国创业和工作,为我国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意识到我国人力资源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成本低廉一个方面,而且具有很强的人力资本优势,开始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乃至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到中国。
(二)我国追赶全球分工发展的步伐加快,与高级分工的差距缩小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依据所拥有的劳动力、自然资源丰富而资本、技术要素稀缺禀赋条件,从低端切入全球价值链。可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同质化较严重,很多OEM企业处于产业内国际分工的低端,处于高度的竞争状态,面临较大风险。中国有一批企业并非一味被动接受现有的国际分工结构,而是积极追赶全球分工发展的步伐,承接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深化带来的国际产业转移。跨国公司的大规模投资进入,对我国产业成长、技术进步以及结构调整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微观效应层面,促进了行业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加剧了市场竞争,对国内企业产生了积极的竞争示范效应。国内企业从跨国公司的产业和技术转移过程中获得了学习机会,增强了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在宏观效应层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各产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了我国技术进步的速度,提高了我国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并由此促进了我国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和出口结构的升级优化。
目前,我国在国际分工中整体上还处于较低层次。我国内资企业出口普遍存在着“企业弱、创新弱、营销弱”的“三弱”问题。外资超越内资企业成为中国出口总额贡献最多的一类企业。跨国公司在向中国转移技术或产业时,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梯度”,并掌握着主动权。发达国家在高技术领域的技术控制,试图拉大我国与其技术差距。跨国公司控制着产业价值链的关键环节,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削弱我国产业成长与结构调整的自主性。但是,中国一批有实力企业已经不再被动地接受跨国公司的分工,而是主动走出去建立自己国际研发机构、营销渠道和供应链网络,缩小与跨国巨头之间的分工差距。
三、中国分享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利益的变迁
中国企业开始逐步从低端价值链向中高端价值链迈进,谋求更多利益。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不断下降,但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不断优化,贸易条件正值逐步改善之际。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获得的动态利益逐步增加。
(一)中国企业开始逐步向中高端价值链迈进谋求更多利益
我国已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仍然称不上是贸易强国。我国外贸企业总体上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分享利益较少,对外贸易效益一直不高。加工贸易仍是我国外贸出口的主要形式。外贸企业处于“利润少、工资少、品牌少”的“三少”局面。“我国能在国际市场叫得响的品牌稀少,2005年世界品牌500强中,美国拥有249个,法国拥有46个,日本拥有45个,而我国只有4个,同时出口加工企业工人的工资少,还不到发达国家的5%”(于广洲,2007)。我国处于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低端,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在其中获得的仅是少量的加工费用,能获得的附加值比较低,贸易利益的份额较少,无法分享链条的整个利益和科技发展带来的收益或创新收益。
我国企业的产业技术水平整体上偏低,产品技术含量低。参与全球化获得的贸易利益主要是低廉的加工费。由于前期获得的仅仅是少量的加工费用,或者主要是劳动投入的回报,所以,我国进行自主技术创新,尤其是核心技术的研发活动缺乏资金实力,很难进行大规模高精尖的技术研发投入。在销售方面,总体上缺乏国际知名品牌的竞争优势。结果造成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利益分配地位,增值低,获得的利润低。在华外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润,中国资本只能拿30%的利润。对于OEM方式的“贴牌生产”,外商拿走了92%的利润,中国最多拿到8%(王义伟,2005)。正因为如此,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用“丰收的贫困”来描述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的现状。可以说,我国出口贸易额和贸易顺差快速增长,规模很大,但实际贸易利益与贸易总额和贸易顺差相比是不相称的。我国出口产品只有一小部分占据着能够提供较高附加价值的生产环节,大部分占据的都是较低价值量的生产环节。这与发达国家占据具有垄断地位的战略环节,获得价值链上最多价值增值的贸易利益相比,有相当大的距离。
目前,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我国企业正在经历从以中低附加价值环节为主,逐渐向上游高附加价值环节提升的阶段。加工贸易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增速,加工贸易出口与进口总额的比值出现了逐步扩大的趋势。1994年加工贸易出口与进口之比为1.198:1;2006年二者之比为1.588:1。我国正在从加工贸易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国内加工环节增值率提高,国内产业的中间配套能力增强,中间投入品的直接供应比重扩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低价竞销作为开辟和占领世界市场的做法正在被逐渐淘汰。我国目前正处于转轨时期,已经开始转向提高对外经贸效益,外贸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转变,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产出效能,使外资的投向更偏向于中西部和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行业,逐步由“引资”向“选资”过渡。从中低端切入全球产业价值链,走逐步升级之路,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比较优势。
我国大量出口型组装活动对上游产业形成巨大的需求,逐步形成部分渠道控制力。我国企业开始在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国际化中吸收外国跨国公司技术、管理“溢出效应”和分享研发全球化的利益。我国已经有一批企业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研发资源;或者并购海外的研发机构或技术型公司,获取知识产权与研发能力;引进海外专才,解决技术难题;利用海外风险投资基金与资本市场,实现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等。这些企业逐步形成中国跨国公司的雏形,利用全球资源和外国比较优势,逐步依靠资金、技术和管理获得中高端价值链的利益。
(二)中国贸易条件正处于逐步改善进程之中
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不断恶化,指数呈现下降趋势。以1981年为基期,指数为100计算,1990年下降为96.72,2000年降到69.75,2004年再降到62.82(胡飞,2007)。宋国青(2004)和商务部(2003)的研究也表明我国价格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在90年代主要是由于企业过度竞争、低价竞销、货币汇率扭曲等因素造成的。21世纪以来,更多地归因于我国出口产品的国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快于进口的其他国家产品的劳动生产率。
与价格贸易条件相反,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指数呈现连年增长的态势。考虑贸易利益的得失还要综合考虑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不应只看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根据商务部数据,我国收入贸易条件指数若以1995年为基期,指数为100计算,在2000年和2004年分别增长到156.4和225.51(见表4)。
我国制成品的单要素贸易条件总体上来说都是呈上升趋势,我国与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双要素贸易条件在1987年以来也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若以2000年为基期,要素贸易条件指数为100计算,由全员劳动生产率衡量的制成品单要素贸易条件在1981年仅为63.4,2000年之后的上升趋势更是明显,2001年上升到110.3,2003年为127.8,2004年为135.8(黄满盈,2006)。
我国价格贸易指数的下降与制成品单、双要素贸易条件指数的不断提升,表明我国出口产品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快于进口的国外产品。我国贸易条件正值逐步改善之际。人民币升值对改善我国贸易条件和增加贸易利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不利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有利于改善我国进出口产品结构。
(三)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动态经济利益逐步显现
从静态利益角度看,我国只获得了比较少的贸易利益;但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增加了就业,获得了一定的技术溢出和市场经验的好处,提高了我国市场化和国际化水平,动态经济利益显著。这种利益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是依靠对外贸易发展市场经济、充分利用我国极大丰裕的劳动力资源过程中的问题。
我国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大约在15%-20%之间,拉动经济增长平均在1.5-2.0个百分点左右;我国进出口贸易对GDP增长的贡献在1/5左右;加入WTO以来,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1/3左右(杨正位,2006)。自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利用外资的贡献(赵晋平,2001)。外贸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果日益提高。
外贸、外资快速增长同时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平均每1亿美元出口可创造14860个就业岗位,平均每吸收1亿美元外资可创造2900个就业岗位(金柏松等,2005)。《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外资企业吸收国内劳动力数量逐年增加,由1993年的288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1340万人。如果将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外资企业有关的配套加工、服务以及参与利用国外贷款和援助项目劳务人员计算在内,则外资对就业的积极贡献会更大。
开放型经济带来的动态利益还表现在促进技术进步、培育国内市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等方面的贡献。这些动态利益尽管难以用具体数据来描述,但它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四、结束语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经过改革开放30年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外经贸在规模与结构、产业分工地位与环节以及所分享到的利益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从过去单一的比较优势发展到具备多层次、多样化的新优势,全方位开放型经济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诚然,我国仍然是一个经济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继续加深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大规模引进外资、优化贸易结构和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取长补短,优化资源配置;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中提高经济水平,缩小与发达经济的距离。再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将跻身创新型国家之列,外贸将从大国转变为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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