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与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教训论文,政策论文,李自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09)04-0057-05
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杰出领袖李自成，首次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并率大顺农民军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攻占北京，推翻明王朝的腐朽统治，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然而仅仅过了一个多月，他就在山海关为满汉联军所击溃，返京称帝后便撤出北京，迅速地走向败亡。李自成何以会迅速溃败？学术界的解释见仁见智，本文认为李自成对知识分子政策的重大失误，是导致其败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从拒斥到吸收下层知识分子入伍
李自成出生于陕西米脂一个农民家庭，家境十分贫寒。幼年曾被舍入寺庙为僧，后为地主放羊。成年后至本县訚川驿充当驿卒，饱受官府和豪绅的欺凌，“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1]206。崇祯二年(1629)，明廷下令裁减驿站经费，李自成被迫离开驿站。第二年，连续多年的灾荒更加严重，米脂饥民纷纷逃亡他乡，投奔起义队伍，“从贼者十之七，邑几空”①。李自成也带领本村的一批饥民，参加了不沾泥的起义军，开始踏上农民起义的征程。后来，逐渐成长为一位杰出的起义领袖。
李自成作战“猛勇有胆略”，加上他“御众严，号令一，领一军不敢仰视，以故制胜，雄于诸寇”②。但是他毕竟没有文化，缺乏历史知识，并不熟知秦末的刘邦依靠萧何、叔孙通、张良等人的辅助，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依靠刘基、宋濂等人的辅佐，利用起义农民的力量，夺取天下的事情，不懂得知识分子的价值所在。起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对知识分子采取拒斥的态度。在攻入河南之前，史籍之中根本不见李自成起义军中有一名儒士的记载。崇祯十三年秋，李自成出商洛山，攻入河南淅川、内乡一带，十二月迭克宜阳、永宁、偃师、灵宝、新安、宝丰等地，才有少数几个下层的失意知识分子如牛金星、宋献策等投奔起义队伍。即便如此，李自成仍然没有认识到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于发展自己势力，壮大起义队伍的重大意义，没有就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制定出一个专门的政策，在崇祯十五年二月甚至发生了劓刖襄城诸生的事件。当年春天，李自成联合罗汝才围明将左良玉于郾城，明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急率陕西官军出潼关救援，于二月间进驻襄城。李自成闻讯，撤郾城之围，西向迎击汪乔年。汪乔年“率将佐城守，择邑诸生刘汉臣、耿应张、何谦、张琇、张和声、井良田等六人，署为军门赞画官，而以其余诸生，分汛监视”③。李自成攻破襄城后，除磔杀汪乔年，还“深恨诸生，遂劓刖百九十人”[2]297。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粗暴做法，固然可解一时的心头之恨，但却把知识分子推向敌对营垒，产生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后，李自成三围开封，开封的知识分子就都站到了官军一边，同起义军对抗到底。在二围开封期间，明开封府推官黄澍在曹门树起白旗，上书“汴梁豪杰，愿从吾游者，立此旗下”。开封城里的“郡王、乡绅、士民、商贾无不愿入社”④，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崇祯十五年九月明朝官军决黄河之堤、水淹开封，特别是闰十一月汝宁战役之后，由于李自成起义军已基本扫清河南境内的官军，开始从流动作战转入守土不流的阶段，需要大批文化人充当地方行政官员，建设地方政权，李自成开始开科取士，招募士人。据《明季北略》的记载：“贼无他伎俩，到处先用贼党扮作往来客商，四处传布，说贼‘……颇重斯文秀才，迎者先赏银币，嗣即考校，一等作府，二等作县’。时复见选来府县伪官，多系山、陕秀才，益信为真。”[2]490不过，初始阶段的开科取士，却带有强迫的性质，士子没有拒绝参加科举考试的自由。据曾参加李自成科举的河南郏县人李模的回忆：“自水渰汴梁，(明朝)援兵覆于朱仙镇，(李自成)乃蓄大志，假仁义愚天下，禁杀撩，谕民归业，选士用人……先期榜示曰：‘有不预试者，屠其家。’不得已皆出。试之日，有愤激为文大骂者，有感伤为文痛哭者，有畏祸勉应故不成章者。自成怒曰：‘我剪尔辈如刈草，但我方施仁义，且杀之不武，只杀其骂与哭者，其故不成章者皆裁去耳鼻，俟一统开科禁锢终身。’”李模自己大概属于“故不成章者”，“鼻耳皆裁去”⑤。
除了开科取士，从诸生这些下层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担任农民政权的府县官职外，李自成还依靠牛金星等人，陆续招募一些进士等高层次的知识分子，担任中央机构等较为重要的官职。如崇祯十六年春在襄阳建立政权，任命石首喻上猷为吏政府侍郎、江陵萧应坤为户政府侍郎、江陵王家柱为兵政府侍郎、洛阳陈荩为扬武州防御使，崇祯十七年在西安建大顺国，任命乾州宋企郊为吏政府尚书、平湖陆之祺为户政府尚书、真宁巩焴为礼政府尚书、米脂李振声为工政府尚书，这些人都是明朝的进士。此外，在大顺政权任职、随大顺军入京的明朝进士，尚有苏京、傅景星、黎志陞、王则尧、王孙蕙、孙以敬、顾芬、周寿明等[2]642-646。不过，这些归顺李自成的明朝进士，无一例外的都担任具体的行政和军事职务，没有一个留置李自成左右充当谋士顾问，为之出谋划策的。据《明史·李自成传》记载，即使是在崇祯十七年三月攻占北京后，李自成也只录用四品以下的明朝降官，“三品以上独用故侍郎侯恂”[3]7966，那是因为侯恂被崇祯帝关进了监狱。不仅如此，李自成还规定，所有大顺政权的文官一概受武将即农民军将领的节制。就是这些被任用的明朝降官，李自成也没有认真征询过他们对天下大势及治国治军的意见。其实，在北京投降过大顺政权的3000名明朝降官，不乏对全国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和治国治军的干才，有的后来投降清王朝，就被清廷擢任为六部尚书甚至大学士，为清廷剿灭农民军和南明抗清武装，确立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下层知识分子在起义军中的作用及其局限
李自成在崇祯十三年十二月，吸纳牛金星、宋献策等少数知识分子入伍，充当自己的谋士顾问，为农民军的领导集团注入了新的血液。他们对农民军军纪的整顿、人才的招聘、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政权的建设等，都提供了一些积极的建议，特别是帮助李自成制定“均田免粮”[4]2709的口号和“三年不征”[2]423、“平买平卖”[2]409的政策，对农民军的发展壮大产生了重大的作用。李自成在河南的凯歌行进，其原因固然很多，但牛金星等知识分子的加入及其贡献计策所产生的作用，无疑是一个主要因素。《怀陵流寇始终录》的作者即曾指出：“闯贼在陕西时为饥民，在山西时为碌碌贼，出车厢峡后为大贼，至是(指牛金星等参加李自成队伍后)群策群力，居然以英雄自命”⑥。《豫变纪略》的作者也认为：“彼(指李自成)其在商、洛坐困时，几颠踣不振，死在呼吸间，无复有海阔天空之望。由宁南一线而纵之壑，出于柙矣。及得牛金星而用之，则鱼冲骇浪，鸦闪残阳，两凶相济，搏其翼而拚以飞，其势遂不可复禁。”[5]847
不过，李自成所倚重的首先是跟随自己左右的出身于起义农民的将领，其次才是较早投奔的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层次都较低。如流传很广的所谓李自成“谋主”李岩，据顾诚考证是个“乌有先生”[6]，退一万步说，就算实有其人，也不过是个举人⑦。再如宝丰人牛金星，天启丁卯(七年)科举人⑧，“通天官风角诸书，亦颇讲孙吴兵法”⑨，曾做过塾师，因儿媳之死，与姻翁王士俊反目兴讼，被官绅合谋诬陷，逮入牢狱，革去功名。投奔起义后，受到李自成的器重，用为谋主。起义军在襄阳建立政权，他受命出任左辅，西安建大顺国，更定官制，改大学士平章国事，他出任天佑殿大学士，做的都是丞相的工作。河南永城人宋献策，“善河、洛数”，“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2]294，以占卜算命为业。他经牛金星引荐加入起义队伍后，向李自成献上“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自成大喜，称为宋军师而不名”[2]653，西安建国时任为开国大军师。
这些下层知识分子的加入，对李自成力量的发展乃至推翻明朝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下层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乡野或江湖之间，不仅缺乏带兵打仗、从政治国的实践经验，而且视野也较为狭窄，不能准确地把握全国形势及其走向，他们为李自成贡献的计策，就不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与失误，而埋下日后失败的祸根。
首先，“均田免粮”口号和“不当差，不纳粮”“三年不征”政策的问题。在封建社会，平均主义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它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利益，是农民群众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因此，这些口号和政策的发布，赢得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据《明史·李自成传》记载，“从自成者日众”[3]7957。不过短短的一年时间，李自成的队伍便由东出河南的50骑，迅速发展成为号称百万的大军，迎来了明末农民战争的新高潮。但是，绝对平均主义又只是农民小生产者的一种幻想，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赋税是国家机器存在的基础。在农业社会里，不征赋，不派役，百万农民军的军饷就无所从出，大顺政权的机器就无法运转。李自成农民军虽然没收明朝官府的库存和明宗室的大量财产，但这只能救一时之急，而无法解长期之需。农民军虽曾实行屯田，但只限于南阳、襄阳等地，并未广泛推行于所有占领地区。崇祯十六年十月攻占西安后，还曾宣布：“明年粮每石征一两三钱，今冬每石折草六千斤，输长安。各县遣骡三百，征粟千石，大其斗”[7]5998，但是这种征收赋税的办法既未普遍推行于所有占领区，也没有长期坚持下去。而且，收入也很有限，不足以支付庞大的军需和大顺政府的支出。因此，在攻占西安以后，大顺农民军主要就采取追赃助饷的办法，用刑拷迫使明朝官绅交出他们的财产，以抵充军费。在关中的渭南，乡绅南氏曾被责“饷百六十万”[3]6819。在河南，“诸伪官皆前日士人也。下车即追比助饷。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初犹谓贾令(指大顺政权商丘县令贾士俊)之虐则然，既而闻各州县皆然”⑩。攻占山西，也拘捕明朝官绅追赃助饷，如在长治地区，“系郡王宗室及乡士大夫，非刑酷拷，大索金银，动以千万计，名为捐助。下至乘田委吏，无一得免者。或已经物故，复收其子孙一体拷掠，是名故宦例亦如之”(11)。不仅造成社会的混乱，人心的动荡，更严重的是将明朝的官绅乃至士大夫推向绝路，使之“人人饮恨”(12)，坚决站到明王朝一边，与大顺军顽抗到底。攻占北京后，大顺政权不仅没有进行政策调整，反而将追赃助饷推向高潮，“派饷于在京各官，不论用与不用。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一言不辨即夹。……其输饷之数，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矣。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13)。南下山东的部队，也是大搞追赃助饷，“追掠缙绅，桁杨接摺，相望于道”(14)。此举更使大批明朝的官绅士大夫倒向清王朝或南明的弘光朝廷。明辽东总兵吴三桂之所以在投降大顺政权后又叛降清朝，引清兵入关，就是因为其父吴襄在北京被逮捕，“索饷二十万”(15)，加上闻其爱妾陈圆圆“为自成将宗敏掠去”[8]12836之故。
其次，对当时全国形势及其走向的认识和把握问题。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以后，关内存在着农民阶级和以明王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这是中国主要的社会矛盾；关外则存在着以清王朝为代表的满洲贵族和以明王朝为代表的广大汉族的民族矛盾，这是东北地区主要的社会矛盾。这样，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就存在着农民军及其建立的政权(包括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明王朝和清王朝三股势力的角逐。不论是明王朝镇压了农民起义军还是农民起义军推翻明王朝的统治，获胜的一方最终还得与清王朝展开一场生死决战。由于农民起义军与清王朝之间隔着一个明王朝，李自成眼里的敌人只有地主阶级及其代表明王朝，而没有满洲贵族及其代表清王朝，对全国的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缺乏一个准确的判断，未能预见到在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之后还将面临着对清王朝的搏斗。而李自成身边那些顾问谋士，也缺乏统揽全局的眼光，未能为李自成剖析天下大势及其走向，帮他制定恰当的战略方针及相应的政策措施。因此，从西安建国及至攻占北京，都犯下一系列的错误。除了上述追赃助饷的失误外，更严重的是麻痹轻敌，对即将到来的对清王朝的斗争缺乏军事上的应对措施。进京之前，李自成拥有百万军队，然而他却将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河南、山西、畿辅等地，只带了大约8万部队进京(16)。攻占北京之后，对畿辅周围战略要地的防守、部署也欠妥当。在大同，他留下大将张天琳镇守，在真定委任大将马重僖为节度使镇守，但在京东山海关一带却未派嫡系大将去镇守，而寄希望于招降撤入关内的明辽东总兵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和关门总兵高第。在辽东和关门的明朝官军接受投降后，李自成又只派几天前刚在居庸关归顺的明总兵唐通率领原部8000人接管山海关防务，命吴三桂率部进京，同黎玉田及原驻畿辅的明朝投降总兵马科一道远征四川，根本没有做清军入关、问鼎中原的准备。结果，吴三桂降而复叛，引清军入关，李自成被满汉联军打个措手不及。败退北京，匆忙称帝后，即撤军西向，终致败亡。
三、深刻的历史教训
显然，如果李自成能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站稳脚跟之后，能像刘邦、朱元璋那样，礼贤下士，广泛网罗知识分子，特别是汲纳那些对全国形势具有真知灼见、能够统筹全局的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在决定重大战略方针时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是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使大顺政权的统治稳定下来，进而阻遏甚至击败清王朝的进攻的。
人们或许会问：李自成如果那样做，岂不要由农民领袖转化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使他所建立的农民政权转化为封建政权，从而背叛广大农民要求摆脱封建压迫剥削的愿望了吗？但是，我们切莫忘记，由于农民的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性，他们不能独立地设计未来。农民起义虽然可以给予封建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却不可能带来高于封建制度的新的社会制度，最后无不以失败告终，要么是被地主阶级残酷镇压下去，要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李自成能更广泛地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选择一些具有卓识远见的高层次知识分子辅佐自己，在西安建国后，以轻徭薄赋政策取代追赃助饷政策，而只将没收财产的范围局限在明朝的内帑和宗室、勋戚、太监以及持敌对态度的明朝官绅，使大顺政权获得更广泛的阶层包括地主阶级的支持；在渡河东征时，能预见到清王朝将是自己争取天下的主要对手，抽调更多的兵力攻占北京，并将精兵强将集中部署在山海关、北京、宣化一线，严密监视吴三桂和关外清军的动向，使吴三桂不敢轻举妄动，清廷即使空国而来也不易得手，大顺政权的统治就可能逐渐稳定下来。这样，在中国的大地上，就将出现一个实行开明政策的以汉族为主体的新兴的封建王朝，能够阻止并击败由发展水平较低的满洲贵族组成的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清王朝的进攻，实现全国的统一。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无疑是更为有利的。
当然，假设不能代替历史。当年农民军、明王朝、清王朝角逐的历史，也早已随风而逝。现今天，我们重温历史，既应铭记李自成伟大的历史功勋，同时也不应遗忘他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所留下的深刻教训：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没有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任何革命运动包括农民革命在内，最终都将走向失败！
注释：
①吴伟业：《绥寇纪略》卷9，学津讨原本。
②贾汉复修、李楷纂：(康熙)《陕西通志》卷31，《杂记·盗贼附》，清康熙六年刻本。
③吴伟业：《绥寇纪略》卷5，文津讨原本。
④李光壂：《守汴日志》，昭代丛书壬集本。
⑤沈国干修、张星法纂：(康熙)《武强县新志》卷6，《列传·李令尹》，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
⑥戴笠撰、吴殳删定：《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3，玄览堂丛书本。
⑦《豫变纪略》卷4。
⑧马格修、李宏志纂：(乾隆)《重修宝丰县志》卷3，《选举志》，清乾隆八年刻本。
⑨《豫变纪略》卷3。
⑩《豫变纪略》卷7。
(11)吴九龄修、蔡履豫纂：(乾隆)《长治县志》卷27，《事迹》，清乾隆二十八年荣辉堂刻本。
(12)王度：《伪官据城记》，荆驼逸史本。
(13)杨士聪：《甲申核真录》，明季史料丛书本。
(14)王道亨修、韩奕续修：(乾隆)《德州志》卷12，《艺文》，程先贞《何振先传》，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15)张怡：《謏闻续笔》卷1，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16)另有学者估计是大约10万人，见顾诚《南明史》第13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