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消失与回归：论企业家角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家论文,角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企业家角色是理解和解释经济活动的关键因素，但企业家却在近代主流经济学中消失了①。虽然主流经济理论放松了标准假设条件，但并不意味着必然将企业家角色纳入其理论模型；而在实践中，随着创业与创新等活动在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家早已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国内虽然有文献对企业家角色的消失作过回顾，但并没有对企业家角色的回归给予必要的理论关注。再者，受中国语言与文化因素影响，企业界和学术界对“企业家”概念的理解与英文的“entrepreneur”存在着极大的偏差[1]。其三，近年来随着各类企业家财富排行榜的推出，许多人针对当前财富的状况提出质疑，追问企业家原罪和社会责任等问题。基于上述情况，本文将重点讨论：企业家的本质是什么；企业家角色是如何变迁的；变迁的原因是什么；它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企业家研究有何启示。
一、企业家角色分类
讨论企业家角色的消失与回归必须先了解现有文献赋予企业家的职能角色定义。巴瑞托(Barreto)把企业家在经济思想史中扮演的角色分为4类：承担不确定性；协调；创新；套利[2]。这也是有关企业家角色研究的最经典分类，本文对企业家本质和角色变迁的讨论将在此基础上展开。
企业家承担不确定性的角色最早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家坎迪隆(R.Cantillon)，他将企业家看作是商人，即愿意以确定的价格买进，以不确定的价格卖出的人。举例来说，农场主为其生产要素支付了固定成本，把它们运到城市以尚不确定的价格卖给批发商；在批发商卖给零售商、零售商卖给消费者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不确定的价格。这一投机与风险承担(不是套利)的链条正是市场体系的关键所在。奈特(Knight)提炼了风险承担的观点，认为“风险”的客观概率可以计算出，而“不确定性”却无法测度，创业利润是企业家承担不确定性的一种回报[3]。从长期看，这种观点与完全竞争理论和均衡理论是完全一致的。
将资源协调看作是企业家职能的观点，最早可上溯到19世纪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萨伊(J.B.Say)。在他看来，企业家雇用生产要素并将其结合起来，充当了不同生产者阶层之间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纽带。因此，由于协调资源，企业家成为许多方位和关系的中心。沿着萨伊的思路，卡森(Casson)就企业家的资源协调职能作了大量的论述，他认为企业家是专长于对稀缺资源进行协调决策的人[4]。于是，理论界对企业家资源协调角色给予了极大关注。
熊彼特(J.Shumpeter)是创业研究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企业家运用创新活动打破现有均衡并创造机会，“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或者更一般地利用一种未经试验的技术可能性，来生产新商品或者用新方法生产老商品；通过开辟原料供应新来源或产品的新销路；和通过改组工业结构等手段来改良或彻底改革生产模式”，从而承担创新职能[5]。企业家的这些新组合是对旧秩序的“创造性破坏”，从而带来经济变革和增长。不过另一方面，他认为创业不是投入；利润也不是工资，而是创新租金[6]。这种观点表明，熊彼特笔下的企业家并不承担创新风险，风险总是由生产要素所有者或为企业家付钱的货币资本所有者承担，而永远不会落到企业家身上。
以科兹纳(Krzner)为代表的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则赋予了企业家套利者的角色。科兹纳继承并发展了米塞斯(von Mises)和哈耶克(Hayek)的非均衡观点，强调“经济活动个体决策相互作用的结果会产生市场力量，导致价格、产出、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等发生变化”[7]。根据他的观点，“真正的”的企业家总是能捕捉到低买高卖的机会，这样，通过辨别套利机会和开发机会，企业家将市场推向均衡。
上述阐述虽然赋予了企业家不同的角色，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即赋予企业家角色在经济理论中的中心地位。所有的这些理论都认为，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核心，“企业家的消失将导致市场体系的停顿”[2]。不过，从经济理论发展的整个过程看，企业家角色在所谓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中并不处于中心地位，很多时候其实都被忽视了，甚至被排除在经济理论模型之外。因此，回顾企业家角色的变迁将有助于理解企业家本质，也利于研究视角的转变。
二、企业家的消失
早在前古典时期和古典时期就有经济学家对企业家角色做了许多富有启迪意义的讨论。如坎迪隆将企业家看作是承担买进卖出风险的商人，萨伊认为企业家指业主，创业是将生产要素组合成有机体的过程。亚当·斯密(Adam Smith)则把资本家和企业家混同，倾向于将经济过程看作是一个自动装置。不过，德国的经济学家屠能(J.Thunen)却非常清晰地区分了资本利息、经理人工资和商业风险中的保险费用，他认为企业家利润是支付完上述三项之后剩余的部分，并认为该收入是对承担不可预期风险的回报。另一德国经济学家曼哥尔特(H.von Mangoldt)认为，可以将企业家利润称作能力租金。但令人遗憾的是，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这些探讨对经济理论和企业理论的贡献经常被人们忽视，创业现象和企业家角色从以后兴起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逐渐消失了。
根据巴瑞托的研究，在新古典的早期阶段(1870～1914年)，所有以上4种企业家角色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仍被融入了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之中，并没有完全被排斥在一般均衡模型之外[2]。例如，被巴瑞托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之父”的瓦尔拉斯把协调和套利职能加入了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个创始人马歇尔(A.Marshall)将创业看作是商业管理的同义词，和曼哥尔特的观点一样，他认为可以将企业家从事商业管理的所得看作是能力租金。不过，他是折中地看待企业家角色，认为依据手边工作的不同，企业家可以是协调者、套利者、创新者和风险承担者。费雪(I.Fisher)分析了企业家承担不确定性的角色。而克拉克(J.B.Clark)则认为，作为套利者的企业家是进步的、充满活力的，他们是经济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到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成熟阶段(1914～20世纪30年代早期)，新古典理论开始成为主流经济理论，在解释市场制度时把企业家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动因保留下来。但从20世纪30年代起，企业家角色便从作为主流理论的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彻底消失了。巴瑞托发现，“在主流理论对市场制度的解释中，企业家不再扮演基础性的角色……人们贬低或者完全忽视了关于创新、承担不确定性、协调和套利的硕果累累的理论”[2]。根据他的研究，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导致了标准的完全竞争模型，这个模型精确地定义了产出来自于一整套投入的生产函数、完全信息和理性选择——这些核心假设没有给协调、套利、创新和承担不确定性等古典企业家角色留下一席之地。换一个角度看，我们也可以说，创业现象之所以成为“困扰经济学模型的幽灵”[8]，是因为很难用经济学模型中的术语来表达创业现象的必要假设条件[9]，如创业机会的存在、创业个体差异、风险承担、创业组织活动和创新等。很明显，在主流理论的精确模型和企业家角色之间不存在边际调整的可能，也没有令人愉快的中间道路，从而导致企业家从主流理论体系中消失了。
进入20世纪下半期，主流经济理论中发展出一个以交易成本理论、团队生产理论和产权理论为基础的现代企业理论。现代企业理论，尤其是其中的团队生产理论和产权理论，以企业家承担风险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分析了不完全或非对称信息、有限理性的决策者以及寡头垄断的产业结构造成的种种后果。不过，按巴瑞托的观点，修改后的假设并不必然带来企业家活动，因为许多理论虽然作了些调整，但仍然使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均衡导向；少部分理论虽然集中研究新技术、新需求的有目的性的发展，但与分析过企业家心智与动机的熊彼特和奈特相比，这些理论在分析从事创新的个人和企业时显得更为生硬[2]。
综上所述，企业家角色在主流经济学中彻底消失了，无论在理论框架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没有真正给企业家角色留下应有的位置。现代企业理论虽然修改了部分假设，但仍然沿用均衡分析方法；在探讨企业家角色时，虽然也考虑到企业家心智和动机，但却是预先给定一个风险偏好假设。由此看来，这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放松假设前提条件的静态均衡分析。
三、企业家的回归
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在日趋成熟的过程中逐渐将企业家角色排除在其理论模型之外，但这个时期来自非主流经济理论的熊彼特和奈特的研究却获得了广泛的认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被认为是经济学界为补充瓦尔拉斯静态均衡理论以建构一个整体性新经济理论所作的重要努力；而奈特的不确定性承担者观点则是试图整合新古典思想和创业理论结合的另一个尝试。
在主流理论主导20世纪30年代后经济学发展的同时，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持非均衡观点，其不完全信息和非理性决策的假设前提与主流理论完全相左，给创业理论和经济理论带来一次融和的契机。在米塞斯看来，企业家一心逐利，他们越能发现消费者需求，获利就越多。他将企业家看作是持续变化(即非均衡)的市场中发现和实现机会的媒介。哈耶克认为，创业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有关本地事件的详细而具体的“实用性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实用性知识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新的和未知的实用性知识是在创业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因此，成为企业家的过程是一个“发现过程”[10]。科兹纳在承袭前者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地剖析了创业与市场活动的关系，认为企业家通过辨别套利机会和开发机会，将市场推向均衡[7]。科兹纳是继熊彼特之后研究创业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卡森则是继熊彼特之后研究创业的另一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的创业观点多少带些折中色彩，他将企业家定义为专门从事稀缺资源协调的决策者。卡森认为，企业家之所以擅长于对稀缺资源的协调的判断，是因为他们取得信息的渠道和能力优于别人[4]。这就意味着，企业家如果在市场上运用这些信息，成本则非常高昂，所以选择自己建办企业，即将信息的开发内部化，从而发挥自己优越的判断力。
虽然早期这些来自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企业家现象有过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分析，但却不能从根本上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均衡分析框架，也就无法确立企业家在经济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而在管理理论中，从以泰勒(F.Taylor)、法约尔(H.Fayol)和韦伯(M.Weber)为代表的古典管理时期到以人际关系学说和行为科学为代表的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时期，企业家角色也几乎没有进入过管理学的研究视野——他们侧重研究现代企业中承担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等管理职能的经理人②。但其后却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技术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竞争加剧，以及消费者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例如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每年大约有130多万家新企业诞生[11]。而在中国，根据《中国经济年鉴》(2003年)披露，截至2002年底，以私营和个体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数量已经占全国注册企业总数的99％以上，达2600多万家。这使得创业和企业家现象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因此杨其静指出，目前我们所处的经济时期既不同于古典资本主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也不同于现代商业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理型资本主义”或“管理型经济”，而是一个崭新的“企业家经济”[12]。可以说，新创企业的蓬勃发展在实践上为创业家的回归开创了时机。
随着创业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创业管理开始独立成一门新兴学科，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框架和相应的研究方法。许多管理研究者开始从新的角度解释企业家和创业现象，如德鲁克(P.Drucker)的经验主义学派、艾娃瑞孜(Alvarez)的资源观点和谢恩(S.Shane)等的机会观点等。德鲁克认为，企业家是视变化为常规，并视其为机会而加以利用的人[13]，艾娃瑞孜等认为企业家具有更易于发现机会和有效使用资源的独特能力[14]。不过，以谢恩为代表的机会观点得到了学术界更广泛的认同，他们在吸纳新奥地利学派与德鲁克经验主义学派思想及心理学领域有关创业家特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创业机会是理解企业家角色和企业家活动的关键，并构建了以企业家与机会联结为核心的创业理论框架，从而迎接了企业家回归。机会观点将企业家重新界定为“识别机会、评价机会和开发机会的人”[15，16]，将创业看作是企业家个体、创业环境和创业机会交互的过程[16]。一方面，这样界定企业家角色和创业研究的好处在于，可以采用非均衡的分析方法去描述特定的人对于一定环境下的商业机会表现出的创业倾向，而不是找出有别于他人的稳定的特征；另一方面，这样的界定可以将公司型创业包括进来。正如卡桑等人的观点，创业同样可以发生在已有的组织内。
创业热潮的兴起同样对主流经济理论产生很大的冲击，创业中企业家现象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卢卡斯(Lucas)和罗默(Romer)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因素纳入到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中，由此创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对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按这种内生增长理论，企业的技术进步是企业家创新的结果，整个经济增长则是企业家创业活动的总效应。企业家所拥有的知识和才能作为最具异质性和专用性的人力资本的观点开始为主流经济学家所重视，这种垄断竞争条件下的模型为引入创业家角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行为经济学的产生为引入企业家角色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如显示性偏好理论、时间偏好、跨时期选择理论和风险条件下的选择理论等；现代企业理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的新进展也为讨论企业家活动提供了可能。
可见，企业家角色的回归是应运而生，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创业浪潮已经把企业家角色问题推到了学者的面前。一方面，以实用知识为导向的创业管理在吸纳新奥地利经济理论和经验主义学派思想及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建立自己独立的理论框架，确立了企业家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当创业型经济逐渐成为当今的主旋律时，主流经济学各流派也纷纷放松假设前提条件和拓展研究模型，它们虽然还不能像机会观点那样正式引入企业家角色，但却为企业家在主流经济学中的王者归来作好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四、企业家角色变迁分析
回顾企业家角色研究文献不难发现，企业家从主流经济学中消失是因为他们为了建立标准的经济数学模型、追求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得不牺牲经济学的现实性复杂性。他们采用理性经济人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前提与最优理论，要么尽量看低企业家功能，如瓦尔拉斯的静态均衡模型和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静态模型；要么将企业家角色作为一个给定的变量，如克尔斯特姆-拉方(Kihlstrom-Laffont)的风险规避竞争均衡模型；要么干脆剔除具有人格因素的企业家角色，如阿罗-德布罗(Arrow-Debreu)模型。我们认为，企业家从主流经济学中消失也有基于现实的原因。企业家在农耕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大型现代企业经济初期一直都没有发挥主导作用，所以，即使在前古典经济时期就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企业家与创业现象，甚至后来的科兹纳与卡桑等还作过精辟而富有影响的论述，但这仍然不足以引起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兴趣，企业家角色自然在主流经济理论中也就没有一席之地。
企业家的回归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创业热潮背景下，这种回归首先是实践上的回归，其次才是理论上的回归。实践上，企业家能开始确立在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是有社会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原因的。到20世纪中后期，曾经促进过美国经济发展的凯恩斯经济政策越来越尽现弊端，到70年代时竟然产生了严重的经济滞胀现象，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大型现代企业渐失优势。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以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为代表的，倡导激进市场经济的产业政策调整推动了创业浪潮的兴起，催生了大量的中小企业。同时，就业问题日益突出，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创办新企业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趋势下，变革和创新开始成为产业界的常规性活动。这些因素都为企业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开启了大门。
应当说，当前企业家角色主要是在管理观点上的回归——这根源于当前创业型经济的发展，而主流经济理论还没有为其回归做好充足的准备。以机会观点为代表的创业理论从创业实践出发，吸纳心理学领域有关企业家个体特征的研究结果、新奥地利学派的非均衡分析方法和经验主义学派的管理思想，以创业机会为切入点，确立了企业家在创业型经济中的核心地位。非主流经济学虽然将企业家本质看作是不确定性承担者、创新者、套利者和资源协调者，但据此所作的研究结果却并不相互支持；心理学的特质理论研究也表明，企业家和非企业家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个性特征差异[17]。实践同样表明，企业家并不必然承担这些角色。德鲁克通过多年观察创业现象发现，创业不一定具有高风险，“事实上，许多创业组织的平均成功率很高，这使普遍存在的创业与创新充满高风险的观点不攻自破”[13]。他通过案例研究发现，无论在高科技领域还是最传统的零售产业，创业的风险都很低，所以他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尽管企业家要承担风险，但风险承担却不是判别企业家的标准。特质研究不是个好的研究问题[17]，传统企业家理论认为企业家的本质是承担某种职能的经济行为者，所以无法对企业家和创业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15]。机会观舍弃均衡分析，认为价格既不能完全传递所有必需的信息，在资源配置中很多重要的决策也都不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作出的最优决策。因为价格机制暂时失灵会导致人们采取不同交易方式的事实，他们或者因为对新组合的潜在利润看法不一，或者因为对别人判断失误的推测不同。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既然市场经济不能充分地达到均衡[7]，或者说，逐利的个体行为经常打破市场均衡，那么，稍纵即逝的创业行为，亦即识别和利用有利可图的机会，就应该成为创业研究的核心。因此，机会观点认为一个人是不是企业家并不在于他是“谁”，而在于他在干什么，所以应该基于“干什么”来将企业家定义为捕捉机会的人。这种侧重“干什么”的定义抓住了企业家的偶发性行为特征，突出了企业家行为是机会与企业家个体的联结。
当代主流经济学中的行为经济学、现代企业理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理论都采用了不完全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假设，新经济增长理论特别强调了人力资本因素，这些都给了企业家一个应许之地。但企业家角色要真正进入经济理论模型仍尚需时日，因为至少要解决三个问题：(1)将企业家视作经济系统内生资源；(2)采用非均衡分析方法；(3)企业家行为过程存在可测度的风险和不可测度的不确定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分析了企业家角色变迁的实践需要和理论发展。从实践看，企业家的消失和回归与其在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关——20世纪80年代以前，企业家活动没有主导经济生活，对主流经济学构建一般均衡模型没有太大影响，企业家角色在主流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就逐渐消失了；而在其后的创业型经济蓬勃发展之际，企业家角色终于又逐渐回到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从理论发展看，经济理论中的企业家角色变迁是与解释特定的经济现象而构建的相应理论体系有关——为构建解释相对稳定的经济活动的一般均衡模型，主流经济学家不得不剔除具有人格因素的企业家现象；而要用已有理论解释创业型经济活动时，则不得不考虑企业家角色。当代主流经济理论已经放松了原有假设前提，但真正引入企业家角色还为时尚早。以机会观点为代表的创业理论以研究创业过程为导向，吸纳了心理学领域就企业家个体特征的研究和新奥地利学派与经验主义学派的思想，视企业家为机会捕捉者，构建了以企业家与机会联结为核心的创业理论框架，从管理理论上迎接了企业家的回归。
本文对企业家角色变迁的回顾与分析具有重要的实践与理论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企业家本质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也有助于消除当前学术界和业界对企业家/创业者角色理解上的偏差和不足：
第一，当前国内学术界和业界对企业家角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传统企业家角色概念层面，忽视了企业家的天性是捕捉商机。这种观念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常规性经济活动，也阻碍了创新等创业活动。例如，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过分强调激励所谓的不确定性承担者，以为管理层收购(MBO)是国企改革的根本出路；强调监管企业家的套利行为，追问企业家的“原罪”，使得许多本来就在夹缝中生存的民营企业更加举步维艰；倡导自主创新，却忽视了熊彼特式创新并不常见，而对中小企业来说，科兹纳式创新才更符合现实。
第二，国内学术界和业界对“企业家”概念的理解与英文的“entrepreneur”存在着极大的偏差。在中国语言与文化背景下，企业家其实是一种身份，带有积极、肯定和尊敬的色彩；但在英文背景下，entrepreneur是一个中性词，甚至一度带有贬义色彩，准确的理解应该是“创业者”[1]。把entrepreneur理解为中国式“企业家”最大的不足是赋予其良好的商业形象，掩盖了其捕捉商机的本质，假想其为一个具有高度思想觉悟的经济行为个体，放松了对其谋利行为的法治与舆论监督③。而一旦出现个别企业家因不法行为谋取私利被曝光，那么原先笼罩在企业家头上的光环就会彻底消失，不仅媒体对其口诛笔伐，就连普通老百姓也产生了强烈的“仇富”心理。究其原因，就在于对企业家这一职业的误解，使其承担了太多本不应该承担的道义和伦理责任。从学术上看，将entrepreneur误解为中国式“企业家”，也会产生许多研究上的混乱，如entrepreneurship原意是创业，指一种经济行为和过程，但如果理解并翻译成“企业家精神”，不仅逻辑上容易产生混乱④，而且研究的侧重点就转变为“精神”，由此又会回到了研究成为一个合格企业家应具备的品质和人格特点的基于“谁”来定义企业家的传统老路上，就不能对企业家的创业行为和过程给予更多的关注。其实，英文entrepreneurial spirit即表示企业家精神，或更准确地说是创业精神。因此，国内有学者呼吁还企业家以其本来的面目，从机会观的视角重新思考企业家行为[18]。
第三，当前国内学术界和业界对企业家、业主和经理人等概念混淆不清，例如研究家族企业的学者往往将业主作为企业家来看待，而研究国有企业的学者则往往将经理等同于企业家。还有一些学者虽然提出了区分企业家和资本家、经理的标准，如张维迎认为企业家首先应该是资本家、必须拥有个人财富[19]，毛蕴诗提出识别企业家与职业经理的特征变量中出资与否是一个重要的判定因素[20] 等，但如前所述，这些区分都忽视了企业家的根本职能——捕捉商机。按照德鲁克的观点，虽然企业家/创业者需要资本从事经济活动，但他们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投资家。企业家/创业者不会是雇主，但他可以是也往往是雇员，或者是自我雇用的单干者——这和机会观点完全一致，企业家是捕捉商机的人，职业经理人可以承担企业家/创业者角色，但不从事经营的雇主却不可以。
注释：
①本文中的“企业家”对应英文的entrepreneur，理解为“创业者”。林强等在《经济研究》2001年第9期的《创业理论及其架构分析》中有过讨论。在易引起误解的地方，我们以“企业家/创业者”特别标注。沿用该术语的目的不仅在于遵循现有的语言习惯，更在于纠正国内对英文entrepreneur理解上的偏差。
②根据德鲁克的观点，承担管理职能的企业经理人虽然有时也承担企业家部分职能，但经理人并不等同于企业家。
③国内许多学者开始把entrepreneur理解并翻译为“创业者”，如张玉利译著《创业管理：基于过程的观点》；南开大学近年创业管理会议主题也由开始的“企业家精神”改为“创业”。
④如，彭志华译文“企业家精神是种行为，而不是个性特征”(《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杜拉克著，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0页)，在中文语境下实在无法理解；而将“企业家”改译作“创业”，则十分明了。
标签：创业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创业风险论文; 经济风险论文; 不确定性分析论文; 创业机会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回归模型论文; 创新创业论文; 创业资源论文; 创新管理论文; 企业家论文; 风险模型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