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极理论的困境与产业集群战略的重新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产业集群论文,重新审视论文,理论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增长极理论的演变与绩效
1.1 增长极概念的提出及嬗演
增长极概念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Francois Perroux,1950)，并解释为“在特定环境中的推动性单位”，推动性单位(propulsive unit)是指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单位，如一个工厂，或是同部门内的一组工厂，或是有共同合同关系的某些工厂的集合。当它增长或创新时，能诱导其它单位增长。佩鲁致力于推动性单位的特征及其对其它经济单位增长诱导机制的研究，显然，其增长极概念属于经济增长理论，而不是产业区位理论，后来，其学生布代维尔(Boudeville,1966)把增长极概念延伸为相关产业的空间集聚，使佩鲁的经济增长概念变为地理空间术语。增长极概念被移植转化后，增长极理论就产生了。增长极理论是一种合成理论(family of strategies)，是指那些通过解释地区的发展过程，说明增长的中心诱使周围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各种假说，包括缪尔达尔(G.Myrdal)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赫尔希曼(A.Hirschman)的核心—边缘区理论等等。尽管这些假说各不相同，但是“把推动性工业嵌入某地区后，将形成集聚经济，产生增长中心，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是增长极理论各种假说的共识[1]。
1.2 增长极理论的实践绩效回顾
在1960年代中期以来增长极战略是作为被狂热追逐的对象而出现的，并成为流行的思想。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由于大量的会议、期刊论文对该主题的迷恋，对增长极战略的理论兴趣迅速膨胀。首先是许多欧美国家，随后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把增长极理论作为制订区域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并用该理论来指导区域开发，增长极思想被用来解决各种不同的区域发展与规划问题。但大多数国家的实践，不是导致失败就是收效不明显[2-3]。以意大利为例，其南部与“第三意大利”(包括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的7个省)的不同道路非常有趣地呈现出集群策略(“新产业区”)与增长极战略在区域效应上的巨大反差。意大利为了解决南贫北富的地域二元结构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1957～1966年间，在南部选择了四个增长极典型地区，建立了钢铁、石油化工、机械、金属加工、电机等“推进型”产业，这些推进型产业同当地的产业没有发生紧密的联系，创造的就业机会也远低于预期，南贫北富的二元结构也没有多大改善。而在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面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西方发达的经济体普遍呈现出衰退景象时，“第三意大利”依托以中小企业网络为主的新产业区平稳发展、充满活力，成为成功战胜衰退的“经济之星”。
1970年代我国重点建设“三线”地区时，超越落后地区工业化的条件和可能，现代工业项目与地方传统社会经济不相融合，无法形成资源要素向外扩散的网络，这种区域发展方式与意大利南部以及许多国家在落后区域实施的增长极战略及其效应非常类似。增长极理论于1980年代传入我国后，虽然被广泛用以指导区域开发实践，但是理论界并没有从我国“三线”地区工业集聚的失败中认真吸取教训。增长极战略在我国并没有显现出理论所预期的效果。
增长极理论作为一种发展理论不具备可操作性，但许多国家应用于区域经济开发实践，主要与佩鲁的学生布代维尔对该理论赋予地理性，并把它改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有关。经过长期争论和实践认识，人们终于认识到，采用增长极战略必须要有一定区域条件，即必须以发达的城市经济作为依托，包括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较为成熟的技术力量、较为广阔的市场以及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所以，该理论所针对的区域不是贫困落后地区，是处于比较成熟阶段的区域。在落后地区，用增长极理论模式来指导区域开发是很不适合的[4]。
2 产业集群：一种思考区域问题的新视角
2.1 学术界对增长极理论的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背景下，区域发展问题重新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增长极等传统区域发展理论受到政策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反思。反思之一是，增长极理论过分强调区际流动的两个要素——劳动力和资金，而忽视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之二是，“自上而下”建立增长中心、单纯依赖外力(外来资本以及本地自然资源禀赋等)的策略可能造成脆弱的国民经济[1]。很多国家都在寻找和实践依靠内力发展地方经济的道路(endogenous regional development)，寻求以知识和技术为本的区域发展战略[5]。
对增长极理论的反思顺应了当前区域发展所依赖的经济、技术、组织、社会等一系列结构的深刻变化：政府对国土治理的自治权的分散和下放；国家支持主导产业的政策的结束；大规模工业化与泰勒主义的结束，网络生产组织的产生；全球竞争和提高国家竞争力对地方化合作的需求；发展知识经济和创新、提高生产力的需求；城乡社区提高就业率的需求；区域竞争对新的区域治理结构的需求；提高生活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追求，等等[1]。上述变化意味着增长极应用的时代背景与环境条件已经时移境迁，产业集群理论为代表的“新区域主义”则应运而生。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大量实践表明，一国欲在全球经济中获得竞争优势，不能仅靠本国的全球性大企业，更需要扎根于国土上的中小企业集群。由于全球化使国家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减小，地方在制定发展计划、与跨国公司谈判、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吸引财富和创新方面的反应能力增大，以地方产业群为特点的地方发展(local development)正在变成有别于传统区域发展(regional development)的新模式[6]。
2.2 产业集群概念及理论视角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用来定义在某一特定领域中，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7]。集群具有专业化和地理接近的特征，是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中间性组织，在现代经济中代表着区域核心竞争力。与传统的产业分类相比，产业群的概念更宽，能够涵括企业在技术、技能、信息、营销等方面的重要联系、互补性，以及技术溢出，还能涵括跨企业和跨产业的顾客需求。
一般认为，产业集群更是一种适合于发展中状态的战略方式，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提升产业竞争优势、推动地方经济增长、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治理“大企业病”、构建国家与区域创新系统等的重要实现方式[8]。当今世界版图由于大量的产业集群的存在，形成了色彩斑斓、块状明显的“经济马赛克”，世界财富大都是在这些块状区域内创造的[1]。所有进步的经济体中，都可明显地看到存在着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形成，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可以说，产业集群理论为审视区域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表1)。
表1 增长极理论与产业集群理论对比
Tab.1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Cluster and of Growth-pole
增长极理论
产业集群理论
企业结构以大型企业为核心(推动性单位)，中小企业为之配套，呈中小企业为主的网络，或大中小企业共生的网络，水平关
投入——产出的垂直关系，单纯的物质联系为主系与垂直关系交织，企业间呈平等的交易关系；企业间贸
易与非贸易相互依赖性同样重要
机构组成机构稀少：政府及其扶持企业机构稠密：包括供应商、制造商、销售商、客户、规制管理
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五大行动主体
动力机制自上而下的外力推动(以国家投资为主)；强调政府的规 自下而上的、源于创新和集体学习的内生动力；强调市场
划力量的力量
生产方式标准化大批量的刚性生产为主弹性专精的柔性生产为主
根植性 核心——边缘关系，与地方社会文化制度隔离 企业网络深深根植于当地地方社会文化制度中传统产业
产业类型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 与高新技术产业，产业群超越产业界限
创新模式忽视创新，只有孤立分散的突破性创新；创新与生产相 渐进性创新；创新与生产相结合；频繁的过程创新；满足客
分离；较少过程创新；忽视客户需求；高成本，长周期 户的需求；低成本，短周期
竞合关系抑制竞争和合作；强调产业间的关联与协作，忽视同业 促进竞争和合作；合作战略与竞争战略同等重要；企业整
间的竞争；以核心企业体现主导产业竞争力；以价格竞 合集群“本垒”的整体资源和实力参与外部竞争；以灵活的
争为主的方式 适应能力和低交易成本为竞争方式
劳动就业就业容量因核心企业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性而较小，就 中小企业为主和机构稠密性利于扩大地方社会就业。就业
业增加的刚性较强；劳动市场均质化；忽视在职培训不受单个企业兴衰的影响；通过长期的“干中学”而减少成本；
劳动市场多样化；强调在职培训
3 增长极理论的困境
3.1 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动力陷阱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冲击，“区域的重新发现”唤起人们对城市和区域政策的重新思索，并在理论上形成了广受关注的“新区域主义”[9-10]。“新区域主义”的倡导者强调自下而上的，针对区域的、长期的和基于多元行动主体的，能够动员内生发展潜力的政策行动[11]。增长极理论强调区域发展中的“极化作用”，主张对增长极进行国家重点投资，依靠外来企业的牵引和外部技术的投入，实际上是强调外力的作用，忽视来自地方的内生性增长力量。在当前生产方式已由增长极理论盛行时的“福特制”转向“后福特制”，“柔性生产”、“即时生产”日益被强调的今天，区域发展过分依赖外力的作用，必然对市场变化的驾御能力、产业结构表现出较大的刚性，经济发展容易出现僵化和脆弱。
3.2 推动性企业的衰退
增长极战略中，把“推动性单位”锁定为政府重点支持的对象，扶持的方式一般包括补贴、保护国内相关产品市场、遏制内部竞争、限制外国投资等。各国的大量实践证明，产业政策的偏好反而窒息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其衰退成了必然的命运。这也是增长极战略在培植“推动性单位”时屡屡难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产业集群中各行动主体是平等的竞合关系，企业通过内部共生机制，而不是依靠政策的扶持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3.3 脱离地方社会文化制度的“飞地”
经济生活离不开其集体制度和社会基础。地方成功的经济活动是经济主体间相互依赖、地方经营支持系统、区域特定的交流、信任和互惠传统以及合作文化等相互作用的产物[9]。总括而论，增长极理论强调企业间的物质联系，更关心企业及其集聚体——增长极的生产成本，然而这忽视了与物质成本同样重要的交易成本，忽视文化、规范、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在产业集聚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因此，作为战略产物的增长极往往难以根植于地方社会文化制度背景，嵌入性的经济活动往往与地方社会经济隔离。从对运输成本、企业间的物质投入产出关系的关注转向对经济活动所处的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关注，是区域研究视角的重要转变。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及随后的发展以可贸易性相互依赖和不可贸易性相互依赖这两组力量为基础。
3.4 加剧城乡隔离的鸿沟
增长极理论强调区域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对于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区域要集中资源，首先发展增长极区域，然后逐步发展非核心区。许多国家从城市和外围地区相互联系的角度出发，把增长极看成是加快落后地区发展的地域组织模式。但是，大批量生产的核心地区通过不平等贸易，损害边缘地区，从而得到发展，由于存在极化效应，造成了核心(城市)和边缘(周围农村)的不平等，而消除核心和边缘差距的涓滴效应却十分微弱，增长战略非但没能缩小城乡发展与福利水平上的差距，反而加剧了城乡隔离。产业集群理论不是简单地争论区域发展的平衡与否，而是强调发挥区域各种资源要素的整合能力，追求适合于区域具体特征的发展道路。许多产业集群不是依托城市良好的基础设施而形成，反而根植于城市边缘区，或者产业环境独特的中小城镇，依托地方独特的社会文化和产业氛围得以形成并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
3.5 经济社会角色的混乱与“扎堆”
产业集群概念也是一种思考国家和城镇经济体的新方式，指出了政府、企业以及相关机构致力于提升国家、区域、产业竞争力上的新角色[12]。政府不再是增长极概念中推动性产业的庇护者，而是担当鼓励而非扭曲竞争的角色，政府投资的重心，则放在改善产业环境上。企业扮演了产业集聚体中吸引生产供应商、服务供应商、互补性产品制造商，以及协助改善生产要素条件其他方面的重要角色。同业公会发挥着加强产业网络节点的作用，特别是在产业集群的外部因素和公共物品领域，同业公会扮演的角色更是无可替代。更为重要的是，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及企业与其他机构之间的联系以及互补性，形成了集群内部的共生机制，这种机制既有利于获得规模经济，同时又有利于互动式学习和技术扩散，而且比增长极中垂直一体化的大型企业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增长极中产业集聚体各主体间以垂直性关系为主，政府与企业间更像一种等级关系而不是服务关系，企业间除了必要的物质投入——产出联系外，缺乏技术、知识、信息上的关系，几乎不存在非贸易性相互依赖。
4 集群策略应吸取的教训
(1)任何理论对实践的解释性总有不足，或者解释了时间片段的客观实际，或者只能解释横断面的部分本质。成熟的理论应该注意到事物发展的两面性，不应忽视理论缺陷及其可能的负面性。佩鲁增长极理论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增长极的正面效应，而对负面效应预见性不强。集群理论体系尚在建构当中，对产业集聚现象的解释性尚不完善。波特的集群理论并不能解释、发现潜在的产业集群和集群发展障碍和瓶颈，这显然不利于集群的发展和政府制定相应的集群政策[13]。还应该注意到，对于集群的区域效应应持审慎态度，对其发展中的风险和负面性特别要投入研究[14]。
(2)实现由理论到策略的跨越，应是理论界和实践领域共同携手合作的复杂过程和产物，需要科学的态度和程序。政府盲目的集群策略可能重入增长极战略实践失败的覆辙，如对大型企业的过分偏好，这和增长极战略把嵌入或者培育推动性工业作为实施核心如出一辙，其最终的效应可能也是比较近似的。
(3)对地方资源的过分垄断可能出现类似“吸水泵”的效果，加剧了区域发展差距，并挑战国土资源开发的宏观战略。集群策略强调根植于地方社会文化制度背景的竞争优势的培育，对于中心——边缘间的关系是否存在负面影响还没有很充分的解释，对于均衡发展取向的区域宏观战略的影响也存在质疑[15]。
(4)一种区域发展理论在延伸为区域实践的策略时，要考虑适用的区域条件和限制因素，不能从功利主义出发。增长极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视了其战略实施的约束条件和适用范围，特别是作为普遍性的策略加以应用，必然导致经济资源的不适当集中与低效化。集群策略适用于市场经济体系完备、公共物品利用高效、政府职能适当、地方产业文化与创新氛围浓厚的区域，在落后地区实施集群策略受到的障碍和约束更多，对于落后地区实施集群策略要致力于优化公共服务和产业环境的长期工作。区域政策的重点应从以前强调的广泛使用的政策工具，如对技术创新和培训的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投资的吸引、运输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升级等，转向能够增强“合作网络”和集体的认识、行动与反应能力的地方环境，转向导致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与制度条件，转向超越国家和市场的多种自主性组织的作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