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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是十月革命80周年。苏联解体后曾围绕十月革命的一番争论又在此时成了热门话题。学术讨论，纪念文章，议论纷纷，歧见颇多，莫衷一是。看来，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论争还会继续。笔者约在10年前写过一篇文章研究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问题。今次，拟就几个有争论的问题略抒己见。
一、十月革命是一场革命还是一次政变
苏联解体后，学术界有些人持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不是俄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少数职业革命家搞的一次政变；认为二月革命的成果还未巩固，二月革命开辟的社会发展道路还没有展开，没有必要紧接着进行又一次革命。
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同自然界发展不同，它是人们自己创造历史，是以人为中心的活动史。纵观人类历史发展，任何革命事件，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不是纯粹客观的、自发的、自然而然的进程，而是主客观条件相结合的产物。当客观条件发展到一定时候，总有一批能洞察时势，把握时机，提出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先锋人物、组织成政党，他们率领人民群众采取革命行动来变革社会，推动历史前进。而政变，通常是指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政权而采取的军事的或政治的突然袭击。当然，政变也有不同情况，有统治集团内部的夺权篡权行动；有外国势力干涉别国内政采取的阴谋活动；有反动势力复辟而发动的；也有进步势力在不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为革新政治、经济而进行的夺权活动。至于十月革命究竟是革命还是政变，也不能依某些政治家、理论家的观点来作出判断，而要看当时俄国社会发展是否有革命的客观要求，革命是否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而给俄国社会带来了进步。
诚然，二月革命是俄国社会内部自19世纪后期即开始酝酿已久的一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经历了1905年革命的失败终于在1917年2月获得成功，建立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 为俄国走向现代文明社会创造了条件。然而，由于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很晚的国家，当它19世纪下半叶废除农奴制，开始资本主义萌动时，老牌资本主义已发展了几百年。俄国的资产阶级同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样，有与生俱来的软弱性，反封建不彻底，惧怕无产阶级而往往与封建统治者妥协甚至勾结起来对付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二月革命后，支持革命的工人、士兵、农民并没有得到革命的果实，土地、面包、结束战争、赢得和平这些革命的基本要求一个也没有得到满足。地主占有制这一农奴主沙皇的物质基础丝毫不被融动；金融垄断组织、大银行、辛迪加、卡特尔的活动不被监督；祸国殃民的、肮脏的帝国主义战争还在进行。新政府有决定意义的部长位置（内务部、陆军部）仍由公开的君主派大地主占有制的拥护者所占据，共和派的立宪民主党人只得到一些次要位置，劳动派的代表则不起任何作用。当时，俄国这个居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承受不了战争重负，陷入了严重危机，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土崩瓦解，面临全国性灾难：铁路运输混乱不堪正日益解体，工厂原料和燃料供应即将停止，粮食运送要中断，规模空前的灾荒和饥荒，消费不足、营养不良日甚一日。战争又葬送了几十万士兵的生命，而临时政府的机关却不起任何作用。群众集会、游行示威、各党派和苏维埃的代表大会、各种决议、呼吁、抗议不绝于耳。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当时既没有决心也没有能力担当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重任。在严重危机的形势下，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毅然发动和领导了工人和士兵的武装起义，推翻了不起任何作用的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新政权领导下，迅速结束了战争，赢得了和平；进行了土地革命；开展了医治战争创伤的种种恢复工作；完成了本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完成的任务。
可见，十月革命不是少数人的密谋，更不是个别人的主观臆断，一意孤行，而是俄国社会深刻矛盾和危机爆发的结果。十月革命挽救了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俄国，为它走向现代社会开辟了道路。十月革命又是世界上第一个由无产阶级政党执掌全国政权的国家，为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点燃了获得解放的希望之光，它也极大地震惊了世界资产阶级。十月革命理所当然地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伟大的革命。这是早已镌刻在世界史册上的不朽事实，是不能用70多年后苏联的解体来加以否定的。
二、关于十月革命的条件、性质和是否具有“超前性”问题
早在十月革命进行之前就有过当时俄国尚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的论点，列宁已经做过回答。现在，又有不少人认为，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进行革命确实是“超前”了，由此而带来了新政权建立后一系列“左”的错误。
我认为，研究这个问题应当把应该不应该进行革命和革命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这两者区分开来。单就进行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而言，上面已经作了分析，这一革命的主客观条件都是成熟的。正如列宁曾经指出过的那样，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当客观形势已经具备了夺取政权的条件而不去夺取政权，那只能是一个笨蛋，没有资格称为革命党。无产阶级政党取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而代之，并无不妥，而且是明智之举。
至于对十月革命性质和与之联系的革命任务的制定，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列宁一直认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他在著名的“四月提纲”里就指出，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并就此得出结论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革命应当转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尽管在“四月提纲”里列宁也提到“我们的直接任务不是实行社会主义”，但他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即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造的社会革命。我认为，列宁的失误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把革命转变问题中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等同看待了。实际上，两者的规律有很大不同。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除了客观形势外，在很大程度上受敌对双方力量的对比、受政治意志的交互作用的影响，即人的主观作用很大；而社会革命即对社会的改造则必须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共产党掌握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情况下，在政治革命领域可以实行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转变，象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1850 年欧洲发生革命时曾经期待过的一样； 象列宁在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曾经从理论上论证过，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继续进行的十月革命把政权转移到无产阶级手里一样。这两个革命实现了直接转变，其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然而就社会改造的任务即社会革命而言，却不能实行“直接转变”，即刚刚破除封建经济制度之后立即动手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私有经济，进行经济社会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两者之间必须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但当时列宁未能把这两者区别开来，他仅从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便判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当十月革命胜利、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便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作：剥夺剥夺者，改造小私有者，消灭商品交换，实行国民经济的计划与监督。直至造成对经济的重大破坏，农民暴动，社会不稳，列宁才认识到“直接过渡”是犯了错误，提出以新经济政策来代替战时共产主义，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允许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使经济迅速出现了恢复和发展的势头。
所以，笼统地说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未必妥当。就十月革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这一点而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就十月革命后面临的社会改造任务而言，则仍然是民主主义的而非社会主义的。列宁晚年的文章中也说到“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打倒中世纪制度的残余，彻底肃清这些残余，扫除俄国的这种野蛮现象、这种耻辱、这种极端妨碍俄国一切文化发展和进步的障碍。”“我们比谁都更彻底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完全是自觉地、坚定地和一往直前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迈进。”（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65页）从这段话来看，列宁认为十月革命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向着”社会主义革命“迈进”，并没有直接地称为社会主义革命。我认为，与其说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如说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既可以与资产阶级革命相区别，又可以避免在社会改造上犯超阶段的错误。
这样，就回答了十月革命是否“超前”的问题。就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夺取政权而言，时机、条件是成熟的：社会危机的积累、统治者的无能、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熟，不存在“超前”问题。就十月革命后进行的社会改造措施而言，则是“超前”的，这勿庸今天来探讨，列宁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并迅速而果断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用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用“迂回过渡”代替“直接过渡”；并用革命在“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的颠倒”来批驳了关于俄国经济文化条件不成熟不该进行十月革命的指责。他说：“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
三、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唯一的，还是可选择的
关于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历来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早在 19 世纪70—80年代，俄国民主革命派的代表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提出过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发展到未来新社会的观点。民粹派不少人也持这种看法。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也进行过研究，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中和1881年3月8日马克思答查苏利奇的信中曾表达过如下观点：如果俄国在全国范围内保留下来的农村公社不被破坏；如果俄国发生推翻沙皇的革命并与西方国家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相互补充的话，俄国公社可能成为新社会的起点。马克思在复信的几番改写的草稿中，还更明确提出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在设定的条件下）的论点。另外，马克思在致“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也论及俄国发展道路。在这封信里，马克思一面明确指出他在《资本论》中研究的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仅限于西欧各国而不具有普遍规律，不能上升为关于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同时又指出俄国如果继续走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所开始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不得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极端不幸的灾难。应当说，马克思是倾向于俄国避免踏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但他为此提出的若干前提条件（农村公社不被破坏，俄国和西欧国家的革命）都没有出现。
19世纪末，农村公社已经解体，俄国已经象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失去了历史提供的最好机会而踏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了现代工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俄国工业生产水平居世界第5位， 列法国之后，增长率高于美国。俄国已是中等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按照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的分析，俄国在沙皇专制制度统治下，其经济基础已经是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十月革命打断这条道路，俄国的资本主义是会继续发展下去的。至于它的政治形式是议会制共和国还是带有俄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集权式国家，笔者认为，由于长久的封建传统，由于村社精神（集体主义和保守倾向）的影响，由于俄国资产阶级软弱，由于俄国的多民族特点，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可能不大，俄国资产阶级有可能同旧统治阶级妥协，在政治上建立一个有强烈专制色彩的政权，象过去的德国、日本以及某些东亚国家那样。
这样看来，俄国在十月革命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这个客观历史事实已经说明，十月革命道路并不是唯一的道路，它是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后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识形态标准作出的一种选择，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的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实行的社会制度转型，又回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上去，同样说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是可选择的。即使按照布尔什维克党所作出的选择，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唯一的道路。既另有列宁已经开通的新经济政策和尔后由布哈林坚持的利用资本主义逐渐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模式：又有毛泽东提出的通过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模式；还有改革开放后大放异彩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些模式均不同于并优于斯大林的加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和为此而建立的自上而下集权于党、集权于中央的高度集权模式。
事实说明，社会的发展虽然归根到底受到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但人类社会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事实，而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包括政治、思想、文化、道德、宗教、法律等等在内的复杂而完整的体系，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政治上层建筑、居于领导地位的政党所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所发生的作用是很大的，甚至在同样条件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在商品经济基础上有多种制度、多种模式的缘故。
四、关于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
十月革命震撼了整个世界，这是毫无疑义的。十月革命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给予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以及追求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和平的进步人士以极大的鼓舞和希望；十月革命直接影响和带动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出现，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十月革命对资本主义世界造成沉重的打击，在两种制度并存和竞争的条件下促使资本主义进行自身的调整和改革；十月革命也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十月革命无疑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即使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联现在已经解体，即使历史证明了斯大林模式没有久远的生命力，即使社会主义在发展中犯了许多严重错误，也不能抹煞十月革命已经在人类历史上打下的烙印。至于西方国家有些人把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批国家的相继建立看成人类的灾难，那不过是他们站在敌视社会主义立场上的偏见罢了，并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
当然，如何恰当估价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则是可以研究的。笔者仍然坚持已经多次公开阐述过的这样一个观点：十月革命后建立的一批现实社会主义制度，都不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不是资本主义之后的更高一个层次的社会形态。现实社会主义的旧基础多数是落后的农业国，大量的生产关系属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使个别国家资本主义已有一定发展，也还很不充分，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只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作用，人为打断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改弦易辙，把社会发展纳入另一条道路。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决定性的制约，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有别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它并没有“超越”“跳过”“取代”资本主义，而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道路，是用不同的方法，即人们称之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的途径去完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的商品化、社会化、工业化、现代化。共产主义社会（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第一阶段）乃是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未来目标而不是现实。因此，十月革命所开辟的是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与之并行的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道路，无论从各社会主义国家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还是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都是如此。然而，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仍是不容否定的，它所开辟的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另一条新路揭示了在同样生产力基础之上社会制度的可选择性、多元性这个真理。既然如此，同资本主义产生和存在的不可避免性一样，现实的社会主义也是合理的，合乎历史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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