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艺超 云南艺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 昆明 650500
前言
由于民间工艺的课程，笔者有幸跟随C老师一起探寻了花腰之乡。在还没有去到这个村子之前，早因《花腰新娘》对此就略有耳闻。车子穿梭在崇山峻岭中近两个小时，忽闻C老师说：“看窗外你们的右手边就是目前保存比较完善的土掌房建筑群。”远远望过去几百间土掌房沿坡而建即有“布达拉宫”之感。过一小桥忽见早已在等候的接待人以及盛装的村民，崭新的慕善村门楼与村外斑驳的墙体颇有几分违和。在孙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踏上了这片古老的土地。
一、村落文化生态语境
（一）整体性空间
慕善村位于红河州石屏县的北部山区——哨冲镇，距镇中心大约4公里，平均气温15C-18C，降雨量为900-1200毫米，温暖潮湿的气候为这里营造了一个植物王国，同时也是花腰彝创造自身文化的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全村共347户村民，人口大约达到1000人左右，其中彝族（花腰）人是主要世居民族，自称“尼苏”，因为这里的妇女在腰上饰以花腰带所以人们也称其为“花腰”。
村子80%依然保留着原有的黄土夯制而成的土掌房多正方形或长方形，陈老师说这里的建筑具有冬暖夏凉之效用是当地村民几千年的智慧结晶，以前可以通过木梯走到村里的任何一户人家去串门，从侧面上讲其具有保持亲族关系拉近邻里感情的效用，无形中增加了村民认同感。 走在羊肠小道中，似乎又好像穿越了千年的时光隧道之感，忘记都市的种种繁杂，只为在岁月中静守老祖宗留下的根。
第二，各个权力视野下的慕善村文化适变
慕善村从原来的一个普通山村，到今日接见各级文化学者、外籍旅游游客的旅游名村，其中发展不仅仅是靠本村村民的共同的努力更是各个权力的文化推力的结果，一方面这样的文化推力改变了原有慕善村的文化系统，一方面又促进慕善村文化的传承，增加村民的文化自信最后实现村民对于本民族的“文化自觉”。
(一)民间精英的坚持
在和文化站长的卢老师交流时，卢老师说：“孙老师一直在做他们的村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也是村子里的各项活动的组织者。这个村子是这片地区保存传统文化最为完善、完整的村子。像村子里的传习班也是孙老师组织的，他请传承人授课组织人学习。这个村子目前你们看到的这样的活动室都是孙老师把自己的传承人的补助拿过来再加上一些他的养老金，这些年主要就是孙老师在坚持。”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孙老先生的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是否还能看到如今的旅游名村，听工作站的工作人员说，慕善村也在去年被评选为“中国十大名村”。
孙老师当了很多届的村支书、村长。今年73岁了，去过澳门，还去过美国、香港等众多地区，孙老师开玩笑说：“出门都怕坐飞机，头晕。”他很骄傲可以在世界的很多其他国家地区面前展示自己民族的文化。很多时候笔者会听到孙老师现在对于文化的滥用，他十分生气的讲：“今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表演的花腰彝歌舞是假的，根本不正宗，我不是反对商业化，如果商业展演可以把民族的东西妥善的保存，然后好好的利用传统文化这样是好的。”但是孙老先生更多是无可奈何，他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先生要与之对抗的是工业化的大潮下的文化变异，我们需要的不是像孙老先生这样的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像孙老先生这样对于传统文化热爱并去坚守这份文化的勇气和恒心。
（二）学者的协助
刚进村门口村子宣传栏旁边就有一幅醒目的巨大的宣传画，上面记载以一种绘画的语言生动形象的为我们直观的展示了彝族的传统形式如祭大奄——德培好、凤舞龙歌舞、刺绣等。这幅宣传画的角落上是由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制，可见早在几年前就与慕善村有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随后在C老师与文化站卢老师的交流中我听到，C老师也在帮助他们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的一些相关情况提出自己的建议，以他者的立场帮助村民在评委面前展现出更好的慕善村文化，以更专业的眼光帮助慕善村的传承立项。同时慕善村的一些传承人可以通过“非遗进校园”活动展现自身文化，获得新的文化发展空间，增加自身文化的观者和受众，这样的双向互动可以增加高校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草根文化的交流进而激发出新的火花从而促进文化的合理适变。
(三)政府的权利在场
自1996年云南省把“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作为重要的工作重点，面对外国意识形态的无孔不入的渗透，面对文化入侵带来的文化危机，全国都陷入了一场寻求本土文化资源的的运动中。过去由于高山的阻隔也没有道路通道这里，人们大多数还是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近些年由于政府的投入资金对于公路的建设，在双龙公路建成之后使这片古老的土地连接上了外界的桥梁，村村通公路也极大的方便了过去当地人们靠双腿走亲访友的历史。一方面外面世界的商品源源不断的运输到各个村子，另一方面本地区的文化也在走向全国乃至在外国他乡大放异彩。
随之“花腰彝”作为石屏县重点打造的旅游形象，成立了多种民间文化团体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文化发展公司。央视“魅力12栏目”栏目组拍摄的“魅力花腰彝”以及云南电视台播出的《走进花腰彝》等节目在公映后使石屏县哨冲镇的“歌舞之乡”的美名传遍全国。同时把“德培好”“火把节”等乡村旅游与当地具有特色的刺绣、剪纸以及农产品一起进行打造，从而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使花腰彝的文化使世人所知晓，这样的宣传力度和影响力是其他权力视野所不能比拟的。
第三，慕善村村民从文化自信---文化自觉
费孝通先生一身志在富国，其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学习民族学人的思考。其本意指在认同自身文化、欣赏和尊重他们的文化中正确认识自身文化，取其精髓从而得到长足发展，达到“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那么其先决条件需要我们树立“文化自觉”。在慕善村中笔者对于当地最为深切的感受即是村民自身对于民族的极大认同感，这种认同除了上述讲到一些外界的客观各种权力的推动，增强了村民了文化自信，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村民本身对于民族文化一种血脉相连的情怀。
(一)村民的文化自信
笔者也有幸在2015年参加了羊街乡的“十月年”活动，相比较羊街乡在这里笔者感触最深的就是村民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羊街乡很多参加十月年演出的村民是不懂得其舞蹈后面的意义的，但是对于慕善村的村民来讲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她们共同的财富。在采访时，孙老师曾无比骄傲的介绍，花腰彝族的服装的独特性，都是绣娘根据自己的想象和当下的情景有感而发直接原创。问到一个剪纸能手的大姐，她说她从来都不用打草稿都是直接剪，很多东西已经在自己脑子里了。以前她剪好了，亲戚朋友觉的好看都来找她要，她就送给她们自己很开心。
48岁的刺绣传承人龙秀英，问及：“您是怎样知道有传承人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她说：“是她妈妈说的，我妈妈是镇级传承人，她说妈妈说她老了秀不动了，如果在没有人去接她这个班这个东西就断了，以后我的小孩也就见不到了。”再比如这次接待我们的有大约8位左右村民，年龄大约在40-50岁之间，偶然得知他们参加这些接待都是自愿的，没有任何经济报酬，大家都是自发自愿的参加，甚至包括村子里举行的传习班，请来为村民讲课的这些传承人也是没有报酬的。在羊街村每人参加表演还有一天100的补助，但是在这里是没有任何报酬的。
在这样的情景下，村民们还是如此的不计任何回报去参加这些活动，这并非政府的蓄意安排、学者的精心设计或者孙老师的煽动所能达到的效果，这样一种自发自觉的去保护去宣传自身文化，笔者认为这种行为的深层描述源于村民对于自身文化的高度自信，其生活的物质或文化环境是历经千年岁月积而成的文化场景，其中包含的文化内涵、世界观以及思考方式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刻在每一个村民的内心深处，这种对于传统文化的集体认同将升至为一种集体意愿激励着每一个慕善村村民去自觉手守护精神家园。
(二)村民的文化自觉----民俗博物馆的建立
在慕善村我在参观民俗博物馆时并没有感觉其商业性，也与台湾学者许功明谈及中国目前流行的种种生态博物馆、文化园、民俗村、遗址村等等种类名多的“类博物馆”的机构大相径庭。慕善村的民俗博物馆更多的就像是一场村民的针绣大赛，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每一个绣片上面用简易的纸片标记作者以及参展时间，这些简单的细节中反映了村民对于自己文化的重视以及尊重，村民们已经在建立自身的民族基因库。
第四，慕善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中国的现代化并非齐头并进，各个地区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各个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但是现代化大众传媒科技却将“整个世界”塞进了慕善村，人们开始在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文化现象中交织寻觅生活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就在这样的交织中割裂重构。在这样的语境下，慕善村非物质文化需要寻求一种怎样道路值得我们去思考，笔者在此次田野中有一下几点思考：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适度原则
这里我们需要对于资源来进行重新定位，文化是人民创造，人们对此具有绝对的拥有，解释以及重新创造的主导权，每一个地区人民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是融入现居住地的人们的生活的知识背景中，某一种以程度上它是人们的生活指南。它消融在人们的生活中，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当其不再具有使用价值时，就不再具有生命力成为一种文化资源，世代积淀在居民的脑海里，形成一种共识。在这里做一个并不恰当的举例，文化资源和物质资源一样如果不恰当的开发和滥用，其结果就是文化失去活力与生命力，最终我们会在工业化的浪潮中迷失，没有来时的路，我们将不可能找到更加光明的未来。
近些年，很多民俗家在寻找一种传统文化的出路或是民俗旅游村，或是度假区或是文化产业化种种形式的摸索，但是很多东西在不适合其生长的环境下，无元生态的土壤环境的发展终究是缺少灵性的，正如陈老师所说：“无论是设计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应注意度的把握，凡事过犹不及，很多东西让其按照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实现其应有之义或许更能彰显其活力与生命力。
二、增强对于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不能简单的人文关怀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并非绝对的割裂，相反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人类所有的文明都是建立在物质基础达到一定的量的积累的时候，才会有思想的爆发。任何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都是与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甚至我们在归类文明时也习惯称希望为海洋文明，我们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都是建立在物质载体之上， 笔者在参观村子时发现村里的没有厕所、停车场以及公共卫生间等基础设施，所以建立慕善村文化示范村时需要我们首先健全基础公共设施。
其次在采访时在村民自建的民俗博物馆中，笔者看到这样一份文件是关于“慕善村建设刺绣传承示范基地的创建经费预算”，这份文件是落脚日期是镇妇联在2014年11月6日写成的。但是在采访时卢站长说这些年所有的经费都是卢站长的个人投资，这样的前后矛盾的说法令人费解。从保护本民族文化来看传承本民族是当地村民应尽的义务，但是对于长远的发展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发展文化来看没有经济支撑或者单单靠村民自身的文化保护意识，村子的文化是很难发展的。
俗话说“温饱足，才可礼乐兴”，据孙老师说每年传承班的费用除了出门外出演出时一点务工费，而且由于村子的经济原因，设备也不像城里的那样先进，很多年轻的小伙子都出门打工，这样传承成为一种表面，如果长期没有一定的经济效益的话，没有人去传承慕善村的传统文化，那么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终将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
三、改变人民的思维，重视对于民族文化的教育
文化遗产的发掘以及经营文化遗产的现象，其实就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资产化了，这样的做法我并不是绝对的反对，因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其不可能单一的模式，慕善村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但是人民始终是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非物质遗产的保护说到底还是对传承人的保护，旅游产业以及很多文化产业的出现造成很多刺绣艺人的职业化但是如果深问却不知其文化的真正意图，这样的表面的繁荣长久下去必然是文化的衰落。
虽然学校里有开设彝族文化的课程，但是笔者在观看村民表演时看到很多小孩在旁边玩但是却丝毫没有对自己文化传统产生共鸣，在应试教育下家长逐渐关心的是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很多人甚至一旦出去就不在想回到这个古老的家乡。文化传承终究不是政府的事情，就像鲁迅先生说，国富其首要是开启民智，启迪民心。学校、家庭与社区在民族传承方面的合作将为传承民族文化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学校教育与传承文化功能相结合，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承方面也不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论文作者:闫艺超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8/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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