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礼乐文学的文化传承价值——以宋代为范例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乐论文,宋代论文,范例论文,试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8）06-0001-06
礼乐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也是东方文明的象征。它融贯于传统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之中，对世界文化产生着深远影响。邹昌林指出：“在中国，判别文明的标志，不是文字，而是成熟的礼仪。由于这种成熟的礼仪，使古礼成了一个完整的表意系统。中国的文明，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表意系统上的。我们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因为中国有着这种举世无双的礼文化系统。”① “礼行乐奏”、“礼备乐举”、“乐备礼隆”、“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乐”是“礼”不可或缺的“配合”。《乐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② 引申来理解，就是说“礼”的功能在构建秩序，“乐”的目的在创造和谐。没有“序”的人群是野蛮的、混乱的，而丧失“和”的社会则是僵化的、非人性的，只有这两者的和谐发展，才能使人既在“礼”的前提下“相敬”，又在“乐”的引导下“相亲”。
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自《诗经》雅颂、楚辞《九歌》始，历朝历代的雅乐乐章以及与郊祀、朝会、祠祭、岁时节日等等仪式相关的各体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本文将凡是用于礼仪与以反映“礼乐”为主要内容的各类文学作品，统称作“礼乐文学”，并选取宋代礼乐文学为范例进行阐述。
一
礼乐文学是礼乐文化的直接产物。宋代文化的地位，陈寅恪曾作过充分肯定：“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③ 宋代文化的影响，严复则谓：“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④ 这些论断均为当世所认同。细思其“造极”成就与深远影响，核心即在于礼乐文化的重建与践行。
宋代制礼作乐的活动在历朝历代中显得尤为热烈。就“礼”的规范而言，不但朝廷有各种“礼”，而且学校有“学礼”，家庭有“家礼”。就撰修礼书看，不但官修，而且私家自制。黄侃《礼学略说》所举“卓跞殊特”者，宋代的即有多部：聂崇义《三礼图集注》、王安石《周礼新义》、陈祥道《礼书》、王与之《周礼订义》、陈友仁《周礼集说》、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李如圭《仪礼集释》、杨复《仪礼图》、卫湜《礼记集说》⑤。《宋史·艺文志一》著录礼类著作一百十三部，宋人的有一百○一部。专门规范仪制之书，尚有《开宝通礼》二百卷、《通礼义纂》一百卷、《礼阁新编》、《太常因革礼》等。“宦学事师，非礼不亲。”⑥ 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专立“学礼”⑦，规范了师生的修学、讲学以至日常起居、师生坐次安排、问答礼节等等，而祭奠先圣先师的“释奠”、“释菜”之礼，正如朱熹所言，起到了“正道脉而定所宗”的积极作用，有着深入人心的社会效果。家礼是自家之事，但也是顺和民俗，进行社会道德教育的基础。当时为“荐绅之家争相传写”者有司马光《温公书仪》，发挥着“崇化导民”现实指导作用的是朱熹的《家礼》。
同制礼相联系，雅乐建设在宋代也开展得轰轰烈烈。从宋太祖开国到宋徽宗大晟乐府设置，一百五十多年，仅乐律理论问题，不仅皇帝、朝臣、宫廷乐律家反复争论，而且在野文士也是积极参与。先后试用了“王朴律”、“和岘律”、“李照律”、“阮逸胡瑗律”、“杨杰刘几律”、“范镇律”、“魏汉津律”，音高标准就改变了六次。议乐活动频繁，文士有关礼乐的言论丰富多彩，如张方平《礼乐论》、《乐者天地之命论》，范镇《论乐疏》、《与司马温公论乐书》（共十四书），苏洵《乐论》，曾公亮《议李照所定乐奏》，宋祁《议乐疏》，周敦颐《通书》有《礼乐》一章，《乐》上、中、下三章，陈襄《论乐札子》，司马光《与范景仁论乐书》（共十书），张载《乐器篇》，沈括《与蔡内翰论乐书》、《与张舍人论乐书》、《与孙侍讲论乐书》，直到南宋姜夔《大乐议》，实难一一列举。“言乐”的热潮，范镇的感叹是一个缩影：“仁宗皇帝好雅乐，又严天地宗庙祭祀之事及崇奉神御，故中外言乐者不可胜计，置局而修制亦屡焉，其费不赀。……好雅乐祭祀之事，人争以雅乐祭祀之事奉之，未必皆得其当，然好之终身不衰不害也。”⑧ 余英时指出：“宋代的‘士’不但以文化主体自居，而且也发展了高度的政治主体意识，‘以天下为己任’便是其最显著的标帜。”⑨ 在宋代文士看来，参预制礼作乐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他们不可或缺的活动，若“生其时，为儒冠，而不能薄颂仁圣之业，亦负笑于樵夫尔”⑩。描绘大典场景，表达治世愿望，歌颂礼乐文明，弘扬古代诗乐传统，更是他们神圣的“职责”(11)。
宋代礼乐文学作品数量浩繁，众体兼备，兹择举数例，以见一斑。（一）《宋史·乐志》共十七卷，乐章有十卷，共计1689首。《宋会要辑稿》与《宋会要辑稿补编》乐部录乐章805首(12)。除去重复，宋代乐章今见者即有1700首之多，约为《旧唐书·音乐志》所录唐代乐章的四倍(13)。（二）南宋绍熙年间魏齐贤、叶棻编著《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录贺表、贺牋约249篇，贺启约778篇，乐语100多篇。（三）《全宋诗》中反映各类典礼的诗作，仅郊庙祭典一类，即佳篇叠出，如王禹偁《南郊大礼诗》十首、欧阳修《明堂庆成》、韩琦《袷享庆成五言二十韵》、苏颂《南郊大礼庆成诗五首》、刘攽《郊祀庆成诗》、苏辙《郊祀庆成》、秦观《进南郊庆成诗》、周紫芝《郊祀纪事十首》、张纲《郊祀庆成用坚韵》、史浩《进明堂庆成诗》、周麟之《郊祀庆成》、杨万里《明堂庆成二十韵》、杨冠卿《祀明堂》、王炎《郊祀庆成诗》、杨简《明堂礼成诗》、姜夔《郊祀后景灵宫恭谢纪事》、徐鹿卿《明堂庆成颂》、白玉蟾《明堂礼成》、程元凤《明堂大礼庆成诗》、武衍《岁在丁亥郊礼成皇帝登门肆赦獾睹盛典恭成口号》、王义山《郊坛奏告礼成口号》、陈杰《元日南郊庆成》、马廷鸾《恭进明堂大礼庆成诗》、周密《南郊庆成口号二十首》、文天祥《明堂庆成诗》等等。（四）《全宋词》、《全宋词补辑》中与礼仪相关的词，约3600多首，仅祝寿一项即有2300多首(14)。（五）宋人别集中，有关朝廷礼仪盛典的大赋，如王禹偁《藉田赋》、丁谓《大酺赋》、刘筠《大蒐赋》、杨亿《天禧观礼赋》、范仲淹《明堂赋》、范镇《大报天赋》、刘弇《元符南郊大礼赋》、李处权《拟进南郊大礼庆成赋》等等，均为名作，至如祈雨、祷晴、祈雪、谢雪、祷湫一类谒庙、祠祭、祈请、告谢之文，更是不胜枚举，令人眼花缭乱。
二
礼乐文学具有“仪式”与文学的双重内涵，也担负着“仪式”与文学的双重功能。就宋代礼乐文学作品来看，涉及的礼乐仪式极其丰富。约1700首乐章，所运用的仪式，《宋史·乐志》录有四十多种：南郊、北郊、祈谷、雩祀、五方帝、感生帝、明堂大享、皇地祗、神州地祗、朝日夕月、高禖、九宫贵神、太庙常享、禘袷、加上徽号、郊前朝享、皇后别庙、朝谒玉清昭应宫、太清官、朝享景灵宫、封禅、祀汾阴、奉天书、祭九鼎、祀岳镇海渎、祀大火、祀大辰、祭太社太稷、祭风雨雷师、祭先农先蚕、亲耕藉田、蜡祭、释奠文宣王武成王、祭祚德庙、祭司中司命、朝会、御楼肆赦、恭上皇帝皇太后尊号、册立皇后、册皇太子、皇子冠、乡饮酒、闻喜宴、鹿鸣宴(15)。
无论是朝廷举行的郊祭、朝会、封禅、登基等重大典礼，还是地方州县尊老养老的乡饮酒，尊师重学的释奠、释菜等各类礼仪，其仪式的生动“展演”过程，总能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全面再现。比如《宋大诏令集》(16) 卷一百三十四《有事东郊藉田诏》，卷一百四十四《雍熙五年耕藉改端拱元年赦天下制》均说明端拱元年曾举行了藉田礼，《宋史·礼志五》亦载：“藉田之礼，岁不常讲。雍熙四年，始诏以来年正月择日有事于东郊，行藉田礼。”(17) 完整细致地描绘了这次典礼过程的是王禹偁的《藉田赋》：
筑坛墠之二阶，关阡陌之百廛。文物声明，合礼经而有度；旌旗衣服，应方色而不衍。既而届孟春，择元日，太史先奏，天子将出。……皇帝于是即斋宫，辞帝室，戒锡鸾，严警跸，乘青辂以有威，俨朱纮而无逸。佩乎玉也，悬黎之色苍苍；载其旂焉，干吕之云郁郁。属车负播殖之器，后宫献穜稑之实。红縻黛耜，服葱犗以陆离；缥轭绀辕，驾苍龙而飘歘。……尔乃配少皞，祠先农，尸祝无愧，豆笾以供。太牢之牲，荐之而肥腯；太簇之乐，奏之而舂容。于是修帝藉，劳圣躬……有以见万乘之尊，三推而舍。或五或九，隆杀之义有伦；尔公尔侯，贵贱之班相亚。啬夫洒种以斯毕，庶人修亩而告罢。千耦其耕，焕乎礼成。……将见乎馀粮栖亩，腐粟如京，神仓令纳乎黍稷，以备粢盛。……然后下青坛，归绛阙，百姓知劝，群后咸谒。在镐之宴启，歌虞之音发。献万寿兮欢呼，奏《九韶》兮铿越。开三面以行惠，宥五刑而慎罚。恩流于孝弟力田，德被于雕题辨发。……务农桑兮为政本，兴礼节兮崇教资。(18)
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引此赋论宋代藉田礼仪，赞叹：“王元之所描述的藉田之礼，实在包括了前文引述的《宋志》、《宋大诏令集》记录的赵炅藉田礼的全部内容。”(19)
宋自立国，对文宣王孔仲尼倍加礼谒。《宋大诏令集》录有多篇礼谒文宣王庙的诏命，《宋史》礼志、纪传中也多处记载兴学尊师的礼仪行为，但在宋人的诗歌中，人们才能领略到释奠、释菜的“仪式情境”(20)。
释奠、释菜是设置酒食、果蔬、芹藻之属，表演歌舞以奠祭先圣先师的仪式。《礼记·文王世子》云：“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如立学者，既衅器用币，然后释菜。”《礼记正义》孔颖达疏：“释菜有三：春入学释菜合舞一也；此衅器释菜二也；《学记》皮弁祭菜三也。”(21) 举行典礼，缅怀先圣先师，对参加者来说无疑是一次精神洗礼。高宗绍兴二年（1113）进士吴芾《释奠礼毕偶得数语呈广文兼简诸生》诗即云：
黉舍修方毕，还欣祭服成。
豆笾罗庶品，环佩有新声。
已见威仪肃，更须经术明。
愿言俱努力，看即奋鹏程。(22)
学舍新成，祭服做就，大家已经沉醉在欣喜中。怀着愉快的心情参加释奠典礼，“仪式”的威严肃穆，更让人们从中体悟到学经明道的重要，自然对课业会增加一份深刻的认识而倍加努力。吴芾正是因亲临典礼，深受感发，对诸生寄予了“俱努力”、“奋鹏程”的厚望。短短五言八句，概括了一个完整的“仪式情境”。在这个“情境”中，典礼的意义得到了真切揭示。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者以为仪式是一种“超常态的行为”，“人类将自己这种超常态的行为赋予了意义，将它变成了交流的手段或表演的形式，使它的实用性功能退居到次要地位”，而上升到一种“表达某种精神价值（如信仰、社交）的行为”(23)。释奠典礼的举行，是一种获取精神价值的“超常态的行为”。这种行为在诗歌中的再现，使这一精神价值更加传之久远。
孝宗乾道七年（1171），为建宁府（治今福建建瓯）学官的喻良能作《释奠礼成上安抚大观文十四韵》，描写建宁府举行释奠礼的情景：
上丁将蒇事，仲月乃修虔。铏鼎参罍洗，牺尊间豆笾。低昂衮绣服，拜起冕旒前。庭燎明如昼，炉薰滃似烟。曏风人引领，观礼士填咽。阖郡欢声沸，熙朝盛事传。(24)
宁宗庆元三年（1198），袁说友为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曾举行了隆重盛大的成都府学释菜礼：
西风淅淅露溥溥，释菜雍容礼可观。
冠带三千严鹄立，风云九万欲鹏抟。
锦江曾吐胸中凤，泮水新回笔下澜。
拭目诸君快秋捷，胪传高压万人看。(25)
三千冠带的释菜典礼，“万人看”的社会效应，发挥的岂不是袁甫所说的唤起遗风、弘扬圣道的作用：“圣道洋洋沧海如，不流天下只流洙。上丁释菜今非古，唤起遗风属我徒。”(26)
释奠、释菜礼的举行与否和学校教育的发展、地方人文建设有密切关系，陈淳《叙赵守备学释菜会馂》诗，堪称显例：
嘉定四年日在房，赵侯来守南清漳。下车百事所未遑，先务化原修泮宫。发帑市材鸠众工，改偏易陋规模洪。大门复旧正当阳，直挹名第真仙峰。泮渠下疏清波溶，时与潮汐相流通。两廊轩轩如翚飞，朱栏翼之森卫防。讲堂岩岩峙中央，高明洞豁无暧曚。东西两舍夹其旁，扉楹新厂标祠堂。诸祠畴昔乱无章，从今一正峣相望。东祀无极濂溪翁，浑沦再辟如羲皇。二程从而大发扬，千载绝学始有光。文公继之撷精刚，发挥大学明中庸。善集诸儒粲朝纲，金声玉振真玲珑。此邦况又旧游乡，流风遗泽尤洋洋。……释菜之礼久已亡，在泮饮酒仪亦荒。今其举之始自邛，不宜草略宜周详。时惟月琯中林锺，旬有三日方瞳昽。阖郡文武诸曹郎，下及生员隶学供。庙廷叙立严班行，银青错间绯紫裳。主人升自阼阶东，束茅灌献文宣王。韭芹蔬笋罗芬芗，配食兖邹二国封。跪伏拜起仪从容，精神昭格孚冥茫。恭惟道德万世隆，参天配地相始终。再诣东祠诸儒宗，荐以时器陈时饔。粢盛醴齐烹羔羊，尊师一意照无穷。三诣西祠诸贤踪，馈荐一视东祠丰。岂应故事诚有将，示人友善何日忘。祀事既毕登堂堭，峨冠列坐咸肃恭。广文巍榻歌鲁颂，讲扬经义发童蒙。卷经群趋跻而跄，旧堂序列环而重。老少团拜敬而雍，申明孝悌消强梁。更衣紫袖巾缩缝，旋复故坐举馂觞。羞桃华瓜仍蕉黄，左殽右胾羹及粱。五行大白益静庄，威仪秩秩无忀徉。三劝和乐恩意浓，酬酢指逊交更相。……文班进请输肺肠，泮仪民则诗言扬。风教基本今既崇，礼逊兴行道义充。观听感德还降衷，自达闾巷无奸凶。异时刺史入三公，又推此道柔万邦。移风易俗归醇酿，均令天下跻虞唐。……(27)
宋代礼仪，如郊天、祭地、祈谷、祷雨、社稷、宗庙、藉田、享蚕、乞子、立学的吉礼；上尊号、册宝、受封、圣节、岁时节庆、宴享、游观、赐酺、巡幸、视学、鹿鸣宴、闻喜宴、曲宴等嘉礼；大朝会、常朝、入觐、肆赦、外国来使、百官相见的宾礼；阅武、凯旋、田猎、打毬等所行军礼，以及山陵、谥祔、葬仪等凶礼，在宋人诗中均有生动的铺写。在这些诗中，读者仿佛观看仪式行为者的“动作”、“姿势”、“舞蹈”、吟唱、演奏等表演，似在“身临”“仪式”，从中重温和体验着“典礼”带来的心灵慰藉和精神安抚。这正是礼乐文学所具有的“仪式”与文学的双重功能。“在仪式的整个过程中，表演活动和场景、实物都是表达或表现意义的手段。一个仪式，就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用感性手段作为意义符号的象征体系。”(28) 而这些充满意义的象征符号通过“文学”得以重现时，文学又给了后代“重演”、“重温”这些礼仪的“机会”，实现了礼乐文学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传承价值。这一价值的实现，是以文学接受者的审美心理为中介的，礼乐仪式在文学作品中的展现，通过接受者的心灵感悟，产生净化心灵、丰富思想、培养情趣、提高精神境界的作用，这与以物质形式表现的文化传承相比，是“真正”意义上的礼乐文化传承。
三
“文学创作的结果是文本即文学作品的产生。文本是文学价值的载体。文学价值是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的，也就是说，在文学作品中，文学价值的存在是一种‘势能’性质的存在。所谓‘势能’，就是客观存在而又不直接呈现的一种价值潜能。所以，只有进入阅读接受的过程，只有当文学作品与阅读接受者之间建立起具体的联系关系时，隐含在文学文本结构中的那种潜在的文学价值才能显现出来，成为一种现实的文学价值。”(29) 长期以来，囿于对封建帝王的评价，凡关乎郊庙祭祀、纪祖颂功、朝会宴享的文学作品，总被看成“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侈丽文辞”之作，往往被排斥在接受主体的阅读之外，不再进行全面深入的阅读与阐释，也未能做出客观评价，其所具有的独特文化传承价值自然未得到弘扬。
祭祀起源的基本原因与目的，各类仪式的举行，均在于“报”。即报上天生成之恩，始祖繁育之恩，宗祖创业之恩。后代帝王举行祭祀天神、地祗、人鬼典礼的用意，亦不出报恩、祈福、禳祸。用于这些典礼的乐章、祷文以及真实描绘诸种仪式的作品，就艺术感染力来说，或因典礼的制度化、程式化而显得呆板枯燥，但其所承载的和谐社会的教化作用不可忽视，尤其是它所起到的感化人情、净化心灵的文化传承意义更不容忽视。另外，如曲宴一类嘉礼，虽然是皇帝率领臣僚到苑囿池园游览射猎、赏花钓鱼、赋诗欢娱的宴乐活动，但它的旨意并非一味游乐，也不应一概斥之为奢侈享乐、遗忘国事之举。这从宋代文士的“曲宴”歌吟中看得出来，如寇准《应制赏花钓鱼》、曾怀《恭和御制玉津园宴射》、韩元吉《依韵和御制秋晚曲宴诗》、姚铉《赏花钓鱼侍宴应制》、钱易《上巳至玉津园赐宴》、刘敞《上巳日玉津园赐宴》等等。其实，正如杜甫所说：“圣主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这些活动，何尝没有包含皇帝治国的良苦用心。宋孝宗即宣谕：“‘祖宗时，数召近臣为赏花钓鱼宴。朕亦欲暇日命卿等射弓，饮一、二杯。’虞允文等奏：‘朕下昭示恩意，得瞻近威颜，从容献纳，亦臣等幸也。’上曰：‘君臣不相亲，则情不通。早朝奏事止顷刻间，岂暇详论治道，故思欲卿等从容耳。’”(30) 加强君臣联络，沟通君臣情感，“详论治道”，这才是“赏花钓鱼宴”的最终目的。
礼乐为治国化民之本。雅乐乐章的创作者，总是“属于知识分子的高层”，“接近于朝政核心的一部分”，“虽以文采名世而实为政治型的知识阶层”(31)。宋代的祭祀乐章，还常常由皇帝亲制。《宋史·乐志一》：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圣制荐献圣祖文舞曰《发祥流庆之舞》，武舞曰《降真观德之舞》。”“上又取太宗所撰《万国朝天曲》曰《同和之舞》，《平晋曲》曰《定功之舞》，亲作乐辞，奏于郊庙。”(32) 又仁宗“祀南郊、享太庙、奉慈庙、大享明堂、袷享，帝皆亲制降神、送神、奠币、瓒祼、酌献乐章”，“至于常祀、郊庙、社稷诸祠，亦多亲制。”(33) 并且严格贯彻了乐与政通的礼乐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八载皇祐二年“六月己未，内出御撰明堂乐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五音，凡二十声为一曲；用宫变、徵变者，天地人四时为七音，凡三十声为一曲；以母子相生，凡二十八声为一曲。……及御撰鼓吹警严曲、合宫歌，并肄于太常”(34)。不仅如此，就连乐章的名称也要赋予“行远垂久之效”(35)。
用于郊祀等仪式的乐章，寄寓着统治者的政治理想，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礼乐文化的重要体现，它所具有的特质应该说是这一时期文化特质最典型的表现。宋代的文化建设，力图超越汉唐，复归“三代”，并且俨然成为“家法”。朱熹曾论“自国初至熙宁人物”，云：“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36) 史浩谓孝宗之治“独与三代同风，此则祖宗之家法也”(37)。而描绘铺写礼仪的各类作品，不仅记录了各种礼仪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作家的情感体验与仪式渲染，揭示了各类仪式的深层意蕴。比如同为大礼庆成诗，王禹偁的《南郊大礼诗》十首，作于他由知制诰谪迁商州团练副使时，诗人将南郊的隆盛场面与自己的凄凉处境相对比，歌颂皇朝举行南郊大祀：“郊祀一千年运祚，赦书三万里封疆。人间草木滋皇泽，天上咸韶送寿觞。”南郊大祀，不仅是皇朝举行的祭天仪式，它的举行还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为百姓造福的决心，是一个国家走向昌明的象征。魏野一生不仕，远避政坛，但他对郊天仪式的举行也是充满热情地大加赞颂：“万物尽熙熙，郊天礼毕时。安边文教远，过海赦书迟。南牧虽无也，东封合有之。茅堂自歌咏，何必向丹墀。”(38)
“张废礼，修坠乐，驱信驰惠，浸仁沐义，宗庙、社稷、郊祀、耕藉之事，岁无虚焉。”(39) 祭礼活动本身传达的即是国家治乱的现实。礼乐仪式的隆盛举行，是国家大治的象征。“斯文既盛，颂声甚闻。”(40) 治则颂，乱则刺，可谓中国文学的传统。礼乐健全的时代风貌反映到文学作品中便是“颂”声大作，这也符合历史和文学演变的真实情况。仪式是文化最直接、最具表现力的载体，一直被人类学家当作观察人类情绪、情感以及经验意义的工具，被看成“阅读”和“诠释”社会的一种不可多得的“文本”。用于仪式的乐章歌辞、祭文祷语，是仪式的象征性“符号”。它们所担任的“仪式”功能自不待言，而以反映“仪式”为内容的各类文学作品，既是对“仪式”过程的记录，又渗透了作家“观礼”的热情，其间对“仪式”场面的铺写、对“仪式”意义的阐发，映射着国家的政治形势及人民的精神面貌。礼乐文学不仅记录、保存、传播了礼仪程式，而且还通过文学形式，使礼乐文化的道德价值、伦理教化意义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当人们阅读礼乐文学作品时，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多重价值，即渗透浸润着读者的心灵。与单纯的“仪式”相比，仪式是场景性的，而文学是延续的。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在与社会价值系统的互渗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文学价值的实现，即意味着社会价值系统中诸多因素的实现。深刻而准确地揭示礼乐文学的内涵和底蕴，即是在领略文学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审美价值的同时，对其礼乐文化传承价值的弘扬。文化传承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并不断发展、呈现顽强生命力的重要保证。礼仪本来是文化的外现，对它的描述记录，自然是对文化的保存。整理阐释礼乐文学，发掘其传承文化的价值十分必要。
［收稿日期］2008-01-05
注释：
① 《中国礼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页61。
② 《礼记·乐记》，十三经注疏本。
③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三联书店，2001，页277。
④ 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栚辑《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页668。
⑤ 黄延祖重辑《黄侃国学文集·礼学略说》，中华书局，2006，页383—384。
⑥ 《礼记·曲礼》，十三经注疏本。
⑦ 江永《礼书纲目》序：“朱子之书，以《仪礼》为经，以《周官》、《戴记》及诸经史杂书补之，其所自编者曰家礼，曰乡礼，曰学礼，曰邦国礼，曰王朝礼。”（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东斋记事》卷一，汝沛点校，中华书局，1980，页10。
⑨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总序，三联书店2004年版。
⑩ 赵湘《宋颂》序，《全宋诗》第2册卷75页863。
(11) 宋代文士维护诗乐传统，可参拙稿《郭茂倩的声诗观与〈乐府诗集〉的编纂》，《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
(12) 此处所举数据参考李方元《〈宋史〉乐志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页291。
(13) 《旧唐书》录乐章约417首。
(14) 参黄杰《宋词与民俗》，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5) 参杨杰《无为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鸡肋编》卷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宋史·礼志》，中华书局点校1977年版。
(16) 《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
(17) 《宋史》卷一百二，中华书局，1977，页2489。
(18) 《小畜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19)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页241。
(20) 薛艺兵《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上）：“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在特定时空环境中综合展现出来的仪式的情形称作‘仪式情境’。”见《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并参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下），见《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彭兆荣《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21) 《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
(22) 《全宋诗》第35册卷1960页21878。
(23) 薛艺兵《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上），《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24) 《香山集》卷一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 《成都府学释奠》，《全宋诗》第48册卷2578页29959。
(26) 袁甫《再和时习五章章取礼记一句·月令上丁习舞释菜》，《全宋诗》第57册卷3011页35862。
(27) 《全宋诗》第52册卷2746页32340。
(28) 薛艺兵《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下，《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29) 敏泽、党圣元《文学价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版，页367。
(30) 《宋史全文》卷二五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 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傅璇琮序，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32) 《宋史·乐志一》，中华书局，1977，页2947。
(33) 《宋史·乐志一》，中华书局，1977，页2948。
(3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六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1546。
(35) 《宋史·乐志二》，中华书局，1977，页2967。
(36) 《朱子语类》卷一二九“自国初至熙宁人物”，黎靖德编，中华书局，1994，页3085。
(37) 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孝宗论用人择相”，徐规点校，中华书局，2000，页545。
(38) 《乙己岁郊天后作》，《全宋诗》第2册卷87页892。
(39) 赵湘《宋颂》序，《全宋诗》第2册卷75页863。
(40) 赵湘《宋颂》序，《全宋诗》第2册卷75页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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