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泪象征永恒——论女诗人奈丽#183;萨克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萨克斯论文,象征论文,眼泪论文,女诗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萨克斯的诗作承袭了《旧约·耶利米哀歌》的传统和犹太流亡文学的母题，但是仅仅从这样的视角审视其诗歌的精神内涵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轻易地下如此的结论：萨克斯是“犹太命运的女诗人”。萨克斯本人也拒绝这样的桂冠。她应当被视为具有双重身份的边缘人，在偶然打开的契机中承接了犹太文明，同时让个人的苦难升华为全人类的苦难。本文反对对萨氏诗歌作简易的还原式的《圣经》图解，主张从人类精神的高度评价她的创作。萨克斯的诗歌集中地体现了这样的主题：在阵痛中建造新居，以温柔化解仇恨，以爱消融泪水，反对暴力式的循环复仇。这超出了诗歌本身的意义，体现了女诗人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怀，也正阐明了她的诗歌主张“力图使可怕的经历升华而进入美的王国”。
无论称奈丽·萨克斯〔1〕为“荷尔德林〔2〕的妹妹”，还是“卡夫卡灵魂上的姊妹”，这些冠冕只是装点她内心荣誉的有限的花朵。萨克斯“从来就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诗人”〔3〕， 诗歌对她而言，是呼吸，是挣脱时间的铁蒺藜的滴血翅膀，是与死去的亲人和爱人相会的“另一世界”，是黑夜逼迫她学会的语言，它帮助她在经历了逃亡以后，“坚持着直至终点”。她“在地狱边缘的生活”中写就的诗歌，同样安慰了六百万孤苦无告地躺下的灵魂，并且使那些死里逃生的人们埋葬了久久难以平息的恶梦。奈丽·萨克斯，这位普通的女性，赋予了诗歌新的意义。
约瑟夫·布罗斯基〔4〕曾经说：“诗歌是最民主的艺术——它永远从乱写开始。”〔5〕这句话在某种场合是适用的， 但是它对奈丽·萨克斯而言是不恰当的，如果认为其诗歌始于某种轻描淡写的歌唱，并且在阅读中信手翻过，视其为日常生活的花边点缀，无疑是极大地亵读了萨克斯诗歌的神圣与尊严。它的诗歌正视了苦难，并且迎着苦痛挺身而出，每一首诗都逼迫她重新面临一次血腥的箭矢的袭击，直至人类的苦难——奥斯威辛的苦难、迈登涅克〔6〕、 广岛的苦难融合成其血液本身。
奈丽·萨克斯诗歌血液的源头来自她的民族。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里那个遭人唾骂的犹太商人夏洛克，他曾经说：“受苦受难就是我们这整个民族的标记。”犹太民族似乎一开始就是劫后余生者，埃及法老梅尼普塔的一个碑刻曾经记载：“以色列〔7〕已化为废墟， 但它的种族并未灭绝。”我们无需考证犹太民族史实与传说如晨昏互相交融的遥远年代，但我们知道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太人一向以其为雅赫维（即耶和华）特殊钦定的选民而骄傲。雅赫维在亚伯拉罕以儿子以撒作为祭品时，阻止了流血，并且允诺他的子孙象天上的星辰、地上的沙粒如此众多。但是犹太民族事实上并没有得到格外的亲睐，相反却常常堕入苦难的深渊。摩西率众出埃及，回到了“上帝的应许之地”——迦南，这是犹太历史上上帝眷顾的特殊的一次。在经历了所罗门短暂的繁荣之梦以后，耶路撒冷这座和平之城的居民沦为了不幸的“巴比伦之囚”，他们在异乡唱着伤感的哀歌：“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8〕他们等待救世主弥赛亚的出现， 但是希望总是擦肩而过，波斯人、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罗马人给他们带来的不是牛奶与蜜糖，而是鞭子与绳索，他们建造在锡安山上的精神的圣殿早已在敌人的马蹄下沦为废墟。他们在被逐出耶路撒冷之际，实际上就已开始了漫漫无期的流浪，他们的祖国早已失去了时间和地理的意义。如同海涅所说，《旧约》、《塔木德》〔9〕成了犹太人手提的祖国。
他们以宗教作为良好的粘合剂，修补伤痕，一次次地期待奇迹的出现，但是耶稣，上帝的儿子，这位允诺给人们带来奇迹的上帝派遣的拯救者，却被钉上了十字架，他最后的呼喊是：“我的神，我的神为甚么离弃我！”人们只能在一再的失望中捱过漫漫长夜，并且在苦难中学会屈辱地生活，如何绵延和保存他们“精神和智慧的溶液”。〔10〕
如果说一次次的放逐，一次次的杀戳只是苦难的预先演习，那么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犹太人遭受的这场空前的民族性劫难，将这种演习推到了人类罪恶的巅峰。《旧约》中讲述的“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城的毁灭”成了真正的人间悲剧。六百多万犹太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为什么事业而殉难的，他们的生命在那些疯子们导演的灾难中象轻烟般地消失。奈丽·萨克斯，这位出身于德国一位犹太工厂主家庭的女孩，在纳粹下令严禁犹太人出境的最后时刻，逃亡到了斯德哥尔摩，在这之前她从没有真正理解过颠沛流离的内涵，她血液中奔腾着的犹太人的声音也一直处于一种休眠的状态。但是，命运改变了一切，并且唤醒了蛰居在她身上的隐秘的源泉——“我是一个犹太人，我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这久已消失的节拍重新在耳旁奏响。“更加伟大的精神创造是在以色列人失去了继续从事物质创造的可能性之后”，萨克斯如同她不幸的祖先一样作出了“所罗门的抉择”〔11〕，这种抉择完全是义无反顾的，这正如她自己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这是我们在尘世的使命，让尘世痛彻亮透，将我们在黑暗中的行为记入不可见的宇宙，而不论真善恶。”
于是，她选择了诗歌，作为活下去的理由，夜就象伤口一样在她面前裂开，“我像是在那火焰中写作，画面和隐喻就是我的伤口，死亡是我的老师。”〔12〕诗歌成了她重新站立起来的扶手。萨克斯的诗歌，被爱森伯格称为“唯一可与记实报道之无言恐怖相媲美的诗的证言”，但是倘若我们仅仅从逃亡文学的角度或者更为狭窄的视野审视萨诗的精神实质，那么这样的想法无疑与萨克斯本人的初衷相左。她的诗歌表现了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反对哲学家特奥尔多·阿多尔诺〔13〕的说法，“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不再可能”。目睹奥斯威辛、迈登涅克、特雷布林卡、达豪等集中营给人类造成的痛苦难当的苦难，阿多尔诺作了如此的断言：“在‘奥斯威辛’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特别是那种偶然地幸免于难的人，那种依法应被处死的人能否继续生活：他的继续存在需要冷漠，需要这种资产阶级主观性的基本原则，没有这一基本原则就不会有奥斯威辛。”〔14〕应当说，阿多尔诺的陈述给艺术和审美敲响了警钟，即艺术不能沉溺于通常意义上的审美愉悦之道，它不能回避“苦难”与“绝望”的逼问，但是阿多尔诺的断言同时也终结了“诗”的命运——作为审美样式存在的诗再也无法继续存在，在人类沟壑难填的苦难与邪恶面前，它无法轻易地涉过但丁所说的“忘川”之水而进入纯洁神圣的境地。诗歌晶莹透明的翅膀似乎难以负载人生的沉重与惨痛，因而它将消失在审美的路途上。诗歌果真如阿多尔诺如是之言走向消亡与终结？这样的结论事实上是产生于对“诗”唯美主义的偏颇认识。真正意义上的“诗”如同国内有学者在谈及该问题时指出的是“本真之诗”，它“将自身的本质展示为：真之显示（不是无智而是导入真知）和生存关怀（不是冷漠而是忧心）。”〔15〕此种诗才体现诗歌真正的本质，即将最沉重的东西当成精神的内核，唯其如此，文字才不会失重，语言才不会轻飘。里尔克曾经说：“人生重重地压在我们的身上，它的重量越重，我们就越深入人生之中。”〔16〕深层内涵上的诗歌肩负的正是这样的使命，它应是对痛楚的安慰，同时也是对苦难的揭示。但是，这并不表明诗是与“美的王国”对抗的，诗歌在终极意义上并不是反审美的。国内有学者曾经谈到：“悲剧在其本质上是反审美的，悲剧只存在于痛苦之中。”〔17〕倘若诗歌作为苦难的目睹者与代言人，只是对可怖现实的暴露与见证，那么每个人的悲剧仍然只是个人的内在的悲剧，而没有上升到全人类精神流浪漂泊的情境高度。悲剧之所以最终将他人的苦难转化成我的苦难，融合成我的血，就在于它将苦难内敛、浓缩，藉着语言的力量传递给他人，在这过程中，痛楚被提炼成宁静的神圣的痛楚，而不再是原来狰狞血腥的面目，于是苦难被引领进“美的王国”，在那儿它矗立成坚硬的纪念碑，超越了时空的意义而走向广阔与永恒。
能够写出这样诗歌的人是不多的。其中一位便是奈丽·萨克斯。正如德国当代诗人汉斯·马格努斯·恩岑贝尔格指出：“她的语言含有救助，当她开口时，她一句话一句话地还给我们正在失去的东西——语言。”语言的救助正是对苦难的关怀与洞察，同时更是引领与上升，唯其如此，苦难才得以被埋葬，才得以化为每个人共同的血液。萨克斯的诗歌也正因为此而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诗，她的诗比现实更痛楚也更激烈，但因为语言的神圣之光，苦难在沉思中积淀成“支撑祭坛的岩石”（里尔克）。一位犹太女诗人杜明在战后看了有关集中营的可怕图片，图片中展示出来的扭曲的骨骸与尸体，在十五年中一直纠缠着她的身心，当她开始阅读萨克斯的诗歌以后，恶梦才最终得以平息。萨克斯的诗作突破了“大屠杀文学”的藩篱，她的语言象圣洁的泉水，涤解了读者心中淤积不散的恐怖与紧张。她的创作表明诗歌的神圣、真实与诗之美是无法完全剥离的，诗歌不会象阿多尔诺的强硬性断言那样在奥斯威辛之后终结，它的存在相反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显得迫切，同时它也不能脱离“美”的眷顾与提升，从而实现对苦难的拯救与超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奈丽·萨克斯，她在创作诗歌时截然没有考虑究竟什么是诗歌的标准，她只相信自己的语言，这是她的民族在历经苦难后教会她的语言，这语言使她区别于任何的西方传统熏陶下的诗人，她的歌唱体现了旧约精神：“诗歌本身不是一种目的，而是透过语言去实现和国家历史同等悠久的生命的梦想。”〔18〕在她的诗歌里痛苦内敛成冷静的透明的水晶，而不是令人惊惧的赤裸裸的恐怖，她从《光辉之书》〔19〕（Zohar， 又译为《索哈尔》）等犹太神秘主义著作中汲取的形而上的养分，促使她的诗在陈述“牺牲者的脸”的时候体现出“谜一般的纯净”。萨克斯的诗作与中世纪犹太神学、喀巴拉主义以及虔诚派神秘主义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尤其在她的晚年这种倾向几乎无处不在。“神秘”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文，意为紧闭双唇，因为在神秘主义者看来，人与上帝的交流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灵魂直接进行的。萨克斯在重要作品《炽热的谜语》中形象地描绘了这种特殊的交流方式：
“把一根指头放在你的唇上
寂静寂静寂静”——
神秘主义在宗教中的正式出现，被有的学者认为是在人和上帝——有限和无限——之间的鸿沟产生以后。〔20〕神秘主义者所做的一切就是试图在他的精神旅行中跨越这条鸿沟。神秘主义存在的前提基础是犹太教的一神教崇拜，即确信耶和华的唯一性和以色列人对唯一者的相应的职责，两者之间契约约束的核心是责无旁贷的爱。神秘主义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发展演变，但其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上帝是无限的最终的一”和“灵魂”的概念（包含“不朽”的思想）。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斐洛（Philo）最早奠定了这两大核心内容的思想雏形。 他认为上帝即存在本身，他具有无限的创造力并亲临万物，他的力量有时平静，有时活跃。“逻各斯”——集中了上帝所有力量的“理念中的理念”，是上帝和世间的中介，它表现在《摩西五经》等犹太教律法上，人们在世间须依此而行。人的灵魂也被塑造成神圣逻各斯的形象，它促使人不断冥思生活，警醒自己的行为。灵魂是异地的“旅居者”和“流浪者”，最终是要返回原籍的，即它从之而来的天界，灵魂摆脱“身体之囚”的过程即是人类通向救赎的时刻。不朽的概念确保了灵魂与上帝的相遇。
斐洛的思想在中世纪犹太人屡遭尘世的抛弃与迫害的过程中发展为“见神论”（theosophy），一种关于隐蔽的神圣本质的理论， 喀巴拉主义即是其中一种形式。它的基本观念体现在12世纪末的《光明之书》（Bahir）这本著作里，但真正集中它的理论内核的是13 世纪末的《光辉之书》，该书描绘了对上帝的精神想象，譬如上帝头戴光轮穿过宇宙，具有“无限”和“数”的意义。同时该书也指出灵魂能够跨越人与上帝的鸿沟，恢复两者的亲和，这为历经磨难的犹太人提供了矢志不渝的信仰，即“他们在俗世是被仇视和迫害的牺牲者，但在天国，他们是上帝的伴侣”。
奈丽·萨克斯的诗作保持了对犹太传统思想的极大的敬意，她诗歌中描绘的诸多意象几乎都无法脱离神秘主义思想的痕迹。“石块”是牺牲者的灵魂的附着体，“抚摸我们/ 就等于抚摸了哭墙”（《石块的合唱》）；“尘土”中的脚印会发出哭泣般的请求：“收集吧， 收集吧/过去的时光/并且‘保存好——/保存好——’”（诗剧《以利》）；鸽子停在坟墓上，一粒种子从其嘴中掉落，长成蓝色的小花，它被命名为“路边期待者”（见短篇小说《魔法师得救记》）。将无生命的存在物指托为灵魂的附属品，是由于萨克斯相信神秘主义宣称的上帝会亲自降临每一具体的事物，并对一切作出审判。灵魂会在与上帝的相逢中得到宽慰与关怀。萨克斯在诗剧《以利》中借木匠米切尔的目光象征上帝的目光无所不在，他能洞穿一切：“米切尔的目光能洞穿一切，/ 不像我们的目光只能瞧见碎片——/他有圣人巴尔舍姆〔21〕的目光，/可以从世界的一端望到另一端——”。尘世的罪恶会因为上帝之光而被照亮，宇宙会记下发生过的一切。
萨克斯曾经在致朋友的信中说：“我相信彻底的痛苦，相信尘土充满了灵魂，我们为此而踏上征途。”在这个艰难的征途上，或许有许多次萨克斯都面临了上帝的缺席和非我的在场，目睹了梦想的一次次破碎，但是宗教得以使她生存下去，并且成为：“日常的生存瞬间流出的泉源”。
基于如此的多重因素，她的诗从来不是孤立地诉说苦难，她也从来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走入诗歌，犹太民族的声音超越了她个人的声音，尽管出于女性诗人的敏感、孤独，她也常常在诗歌中涌出自己的眼泪。
倘若就此，我们就轻易地下结论称萨克斯为“犹太命运的女诗人”，那么这样的称呼未免失之偏颇。萨克斯本人在生命的晚年一直拒绝接受这样的桂冠。原因也许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恐怕她不想以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去面对她的诗歌，面对人间的善恶。她清醒地认识到她只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边缘人，她并不是纯粹的在犹太教教诲下成长的后代，她只是一个接受了德国式现代文明的对世界有敏锐感受的女性，由于乖张的命运，瑞典，这个陌生的国度成了生命的第二故乡。也正是在这样由逃亡打开的契机中，奈丽·萨克斯承接了她血统中遥远的祖先传递给她的正逐渐走向殒落的文明，这样的文明由于它的民族的四处溃散而蜕变到仅仅靠宗教维系它微弱的脉搏。而现在，奈丽·萨克斯走上前去，用语言而不是用宗教，重新赋予这种文明说话的机会。虽然萨克斯用德语写作，但是实际上希伯来文化复苏了，这种奇妙的内在逻辑，萨克斯在她的诗歌《逃亡》中作了暗示：
这一块琥珀
刻着苍蝇的痕迹
又交到我的手中——
我以世界的变迁
作我的故乡
萨克斯是如此重视这首诗，在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作为唯一的一首诗，她朗诵了它，她的声音如清泉缓缓地流入人们的心里，也流入了那片一度曾经荒芜的被无数泪水浸透的不毛之地。她的诗歌使人们相信，“边缘地区并非世界结束的地方——而正是世界阐明自己的地方。”这样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萨尔·辛格〔22〕和德里克·沃尔科特〔23〕，前者坚持用犹太民族的意第绪语写作，后者对自己诞生地的克里奥尔方言充满了尊敬，他们使同样不是处于中心地位的文明“免于崩溃”。
另外的一个原因使得萨克斯拒绝人们对她的诗歌作轻易地界定，并且给予桂冠式的命名，是她觉得“当一个人经历如此多的恐惧之后，他就不可能视自己为某一特定国家的人了。”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萨克斯的这番自我表白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萨克斯本人及其诗歌作还原趋势的评价，只是那些目光短浅或者有意将读者误导的评论家们出自于如布罗斯基所说的“对无限性的恐怖”，无论他们对萨克斯的个人生平如何地刨根究底，还是对她的诗歌作简易的《圣经》图解和扭曲，都仅仅说明一点：他们回避了犹太人遭受的这场巨大的悲剧是人类共同的悲剧。犹太人的不幸，是每一个人的不幸。它让我们看清了人类的邪恶到了怎样一个极致的地步，一群丧心病狂的人是如何象对待一群臭虫那样无耻地杀害了另一群人。萨克斯在诗歌中发出难以抑制的质问：
为什么他们用黑色的仇恨
答覆你的生存，以色列？
你：来自一颗比其他都
遥远的星球的
异乡人。
你被卖到这个地球
为了让寂寞继续传留下去。〔24〕
萨克斯，在这里，用“他们”和“以色列”这两类敌对的人，描绘出人类水火不相容的抗衡状态，并且在《被迫害者不会成为迫害者》一诗中揭示出“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猎人与猎物”这是刽子手和受难者之间古老的循环游戏，这种游戏的实质性后果，便是：
许多死亡轮班歌唱
到处是对位的死亡〔25〕
“以色列”这个具有特殊涵义的名称成了人类永恒创伤的象征，它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一次次被哭泣的泪水浸湿。萨克斯作为这隐秘伤口的见证人和亲历者，苦难教会她将这一切藉着诗歌的名义说出，并且让她的声音传遍大地：
那儿时间
自广岛与迈登涅克的骨骸滴下〔26〕
纳粹集中营焚尸炉中飘出的黑烟与广岛上空的蘑菇云，这便是人类的邪魔们精心构筑而成的牺牲者的升天景象，纳粹党卫队头目希姆莱甚至不无骄傲地说：“这是我们历史上从未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再有的光辉的一页……。”对于这样的“光荣”，人类除了沉痛与缄默还能说出什么，我们谁又能担保这样巨大的耻辱不再发生，倘若我们仅仅将困苦归咎于命运，而不是更多地归咎于自身？康德早在1885年就曾经这样不安地说过：“我们自身也许是这一切灾难的唯一原因，——使我们能着眼于自己本身，而不放过自我改进以求克服它们。”〔27〕托尔斯泰也曾经说：改变灵魂，才能改变世界。但是，纳粹德国却加入了魔鬼撒旦的队伍，邪恶助长了他们的愚昧与疯狂，也促使他们将同类当作异类赶走，他们选择了惯于忍受苦难的犹太人作为首当其冲的施虐对象，并将其异化成小说家泽西·科辛斯基笔下描绘的那种“被涂污的鸟”，〔28〕荒诞地制造了“不解决犹太人问题就不能拯救人类”的藉口。萨克斯曾经在诗剧《以利》中借一个幽灵之口道出了纳粹屠犹的荒谬：“他们找上我，/因为我颧骨突出，/因为我的骨头。”这就是犹太人被选中“肩负背信弃义的重负”的理由。德国人就是如此癫狂地编造谎言，残忍地、蓄意地制造了人间悲剧，但是他们却忘了有朝一日他们也将走向这样的命运：
那把死亡鞋中之沙倒空的手指啊。
明天你们即将成为尘土
在未来者的鞋中！〔29〕
二十世纪的这场空前的大屠杀造成的后遗症不仅是许多人烈士般地惨死，更深重的后果是犹太人对上帝的信仰遭到史无前例的打击，他们再一次被遗弃在“一个冷漠、寂静、没有感情的宇宙中，无法得到一种超越自身才智的有目的的力量的帮助”。活着的人并不比死去的人幸福，死者“他们珍藏着我们的爱，直至我们化为黄土”（梅特林克），而死里逃生的人却要长久地生活在梦魇里，“把回忆当着干草留着过冬。”（见诗剧《以利》）“上帝的隐遁”更是许多劫后余生者纠缠心头的疑问，或许我们可以象正统派思想家伊利泽·贝克维茨那样把“上帝的隐藏”解释为只是“表面上的引退”，就象《圣经》中的《诗篇》第四十四章所提到的，上帝会在以色列人历经磨难后重新出现，但是相信上帝只是暂时的不在场，这需要付出比面临死亡同等巨大的勇气。萨克斯在诗剧《以利》中通过两个人的对话传达出逃亡者内心普遍的困惑，谈话是在集市上进行的：祈祷者三：
是啊。圣人巴尔舍姆，
你是以色列力量最后的传人，
你的人民越来越弱，越来越弱，
游在水里，
只能由死亡带上岸。
达扬：
但我对你们说：
你们还有人保持着信仰；
在夜的幕后
将最后的安慰，生与死
逼倒在地！
对话最终保持了上帝存在的信仰。肯定上帝的存在，在本质上其实就是肯定爱的存在，上帝是以爱与人订立神圣的契约的，对上帝在场的怀疑，实质上是对神圣逻各斯的怀疑，也是对“一个人历经恐怖而依然能继续爱”〔30〕的怀疑。萨克斯的诗作否定了“不爱”的怀疑，她同时提倡“把复仇的武器置于田野/让它们变得温柔——/因为在大地的子宫里/即使铁器和谷物也属同类”（《圣地的声音》），她反对复仇， 认为只有爱才是修复创伤的最好的疗救品。至于对不义者的惩罚，她相信神秘的宇宙明知一切，邪恶必将付出代价。诗剧《以利》便描绘了一种奇特的复仇方式，杀害了吹牧笛的犹太儿童的凶手，在森林中终于被正义的化身鞋匠米切尔找到，此时奇异的光投射到米切尔的额头，被害的儿童突然从地上长出乳牙，咬住了凶手的脚，脚变成了尘土，随即手也碎了，最后在光喷出的无形火焰中，凶手化为了不可见的灰烬。这原始的神秘的光指托为上帝发出的光，代表了一种希望，一种对苦难的慰藉。它体现逻各斯精神，表明上帝最终会现身为神奇的力量，救助尘世，重建人间秩序。
萨克斯并不提倡永远沉浸在死亡的阴影里，对于她以及所有饱经患难的逃亡者来说，虽然“慰藉的花朵过于微小，不足以补偿孩童一滴泪的苦楚”，〔31〕但是她们必须面对未来：
年轻人已将其憧憬的旗帜抖开，
因为原野渴望被他们爱，
沙漠渴望被滋润。〔32〕
“在阵痛中建造新居”，正是萨克斯诗歌同时要承担的使命，虽然它已承担如此沉重的苦难。她要为自己寻找到爱存在的地方，也要为未降生者们赐与祝福，即便这祝福的份量显得有些单薄，依然挤得出泪水的成份，萨克斯她要凭借着语词的力量，在剧痛的赤道上种上百合。“我们已经累坏了，但我们要试试看。”〔33〕这是一位犹太裔作家在他的作品中说的，也正是千千万万的人的心声。尽管萨克斯也曾在诗歌中一再流露出怀疑与厌世的态度，这种情绪是由于苦难过于坚硬造成的，但必须怀着希望。她在其重要作品《获救者的合唱》中发出这样的请求：
我们，获救者
请求你：
展现你的太阳，但是请逐渐地。
一步一步地引导我们在群星之间前进。
在教我们再次生活时，请务必温柔。
尽管经历了太多难以想象的可怕经历，这经历是全人类共同的回忆——它不允许我们遗忘，也要求人类必须在改变自身方面进行努力，但是苦难的价值在于让这世界变得光明起来。辛格说：“我觉得，尽管我们受了这么多苦，尽管生活永远不会带来我们要它带来的天堂，但仍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生活。”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里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没有必要飞到太阳中心去，然而我们要在地球上爬着找到一块清洁的地方，有时，阳光会照耀到那块地方，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丝温暖。”
奈丽·萨克斯，她的诗歌，是黑夜，从坟墓的创口递给你的紫罗兰，是春天来临前即将复苏的蝴蝶蛹；它既是人类悲恸的见证，又是至爱之光的所在；它记录了一个时代残缺不全的苦难命运，同时又发出了最为真诚的对未来的祝福。她的诗歌的卓绝之处，不仅仅在于颁奖词中所说的“达到了构成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遗嘱基础的人道主义目标”，更重要的是再现了诗歌的本质精神：“尽管力量单薄，却力图使可怕的经历升华而进入美的王国，这正是一切诗作的任务，从希腊氏族传说到今天，过去如此，将来仍将如此。”〔34〕
这些话应当被视作对萨克斯诗歌及一切诗作具有“世界”意义的评价。
注释：
〔1〕奈丽·萨克斯（Nelly Sachs,1891—1970）：瑞典著名女诗人。出生于德国柏林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1940年和母亲逃亡至斯德哥尔摩，在那儿生活直至逝世。其文学创作包括诗、神秘剧、诗剧等，1960年与以色列小说家萨姆埃尔·约瑟夫·阿格农同获“诺贝尔文学奖”。
〔2〕荷尔德林（Holderlin,1770—1843）：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代表作是1800年以后创作的挽歌体诗和自由节奏诗。其作品生前不为人重视，本世纪初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评论家的关注。
〔3〕见萨克斯的《致玛吉特·阿伯纽斯》一信（1958年8月17日），引自萨克斯的诗集《逃亡》，孟蔚彦译，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 第368页。
〔4〕约瑟夫·布罗斯基：美国诗人，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5〕见约瑟夫·布罗斯基的诗论《涛声——论德里克·沃尔科特》。
〔6〕迈登涅克（Maidanek）：波兰东部原纳粹集中营所在地。
〔7〕以色列（Yisrael）：此概念最早被用来称呼犹太人，对应于英语中的“犹太人”（Jew）一词（它来源于希伯来语Yehudi）。 在圣经时代，也指两个以色列王国。这一词汇后来逐渐衍变为犹太宗教、哲学、文化、历史等诸概念的代称，萨克斯诗歌中的“以色列”即是在此涵义上使用的，并非指当代的以色列国这个政治实体。
〔8〕见《耶利米哀歌》137∶1—6，转引自《犹太的思想》，罗伯特·M·塞尔茨著，赵立行、冯玮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版， 第125页。
〔9〕《塔木德》：犹太教的口传律法集，仅次于《旧约》的宗教经典，成书于公元五世纪。
〔10〕维特根斯坦之语，引自朱子仪的《流亡者的神话——犹太人的文化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11〕所罗门：《圣经·列王记上》中记载的一位理想的技能完备的以色列国王，知识渊博而且智慧过人，他最大的成就是在耶路撒冷建立了耶和华圣殿。
〔12〕萨克斯：《逃亡》，前言部分第5页。
〔13〕特奥尔多·阿多尔诺（1903—1969）：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启蒙的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音乐社会学导论》等。
〔14〕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 第363页。
〔15〕〔17〕见余虹《奥斯维辛之后：审美与入诗——中西审美诗学批判》一文，载《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第109页， 第112页。
〔16〕见里尔克的《给年轻人的书信》。
〔18〕引自史班德（Stephen Spender）所作的《沙克丝， 犹太精神与旧约传统》一文，见陈映真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全集”丛书中的《阿格农、沙克丝1966》一书，第152页。 此处的沙克丝即本文所指的萨克斯。
〔19〕《光辉之书》：犹太教神秘主义哲学的伟大著作，传为十三世纪西班牙的摩西·李昂所著。Zohar，原为希伯来文“光明”、 “光辉”之意。
〔20〕20世纪伟大的犹太神秘主义学者格朔姆·肖洛姆曾经如此提出，见其著作《犹太神秘主义的主要思潮》（Major Trends in Jewish Mysticism），纽约肖肯书店，1954年版第8页。
〔21〕巴尔舍姆（1699—1760）：犹太教虔诚派的创始人，犹太传说中的英雄。
〔22〕艾萨尔·辛格（Isaac Singer,1904 年——）：美国犹太作家，作品大多描写波兰犹太人往昔的遭遇和美国犹太人现今的生活，1 97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该作家在创作中坚持使用濒临死亡的意第绪语，从而保存了古老的犹太文化。
〔23〕德里克·沃尔科特：美国黑人作家、诗人，199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4〕选自萨克斯诗歌《为什么他们用黑色的仇恨》。
〔25〕选自萨克斯诗歌《炽热的迷语》。
〔26〕选自萨克斯诗歌《呐喊的风景》。
〔27〕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5页。
〔28〕《被涂污的鸟》（The Painted Bird）是波兰裔美国犹太作家泽西·科辛斯基创作的长篇小说，以一个犹太儿童的目光再现了暴力与死亡的背景下肉体与灵魂遭受的双重苦难。该书在西方引起轰动。书名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指被捕鸟人施虐而涂上彩色颜料、最后遭致同类驱赶啄咬的鸟儿，它的色彩是被强加上去的；另一方面也喻指作品的主人公，一个纯洁清白的犹太儿童被诬陷为魔鬼的使徒，他同样是被异化者和受害者。
〔29〕选自萨克斯诗歌《但，是谁把你们鞋中的沙倒空》。
〔30〕[法]S·薇依：《在期待之中》，杜小真、顾嘉琛译， 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8页。
〔31〕选自萨克斯诗歌《安慰者的合唱》。
〔32〕选自萨克斯诗歌《如今亚伯拉罕已经抓住风的根》。
〔33〕见伊利·维厄瑟尔《一个犹太人在今天》，英文版《父与子的对话》部分。
〔34〕见萨克斯的《致马克斯·里希纳》一信（1946年7月2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