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明代诗歌研究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诗歌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也许明代诗歌研究的发展历程最为曲折，至20世纪结束竟然没有一部断代的明代诗歌史，这在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这其中包含着怎样复杂的学术因素，有什么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都需要认真清理与思考。
一、20世纪对明代诗歌价值的评估
关于对明诗的整体估价，其实自明清以来就存在颇大争议。抛开身处其中的明人不讲，清人的评价已颇有轩轾。其中影响最大者为沈德潜，其《明诗别裁集序》说：“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①尽管此处所言并非全是否定之意，但其为明诗所定的“复古”性质却影响深远。虽然清人吴仰贤曾对沈评予以质疑：“夫聚一代之才，一代之诗，体制何所不备，乃以一字之贬，尽地抹煞，讵为定评？”②但他并未能具体指出明诗究竟有何独特价值，因而其反驳也就绵软无力。其实，明人屠隆就曾说：“至我明之诗，则不患其不雅，而患其太袭；不患其无辞彩，而患其鲜自得也。夫鲜自得，则不至也。”③也许这是屠隆站在性灵派立场对复古派诗歌创作的反思，其本身并无不妥。但如果将所有明诗都归结为复占，并评价为“太袭”而“鲜自得”，那便会造成较为严重的误导。不幸的是这种误导随着沈德潜的说法流布而更加深广。现代学术史上对明诗的整体估价，从清人那里便已发生倾斜。
自现代文学史学科建立以来，便受到进化论观念的深刻影响，认为文学的发展有一个发生、繁荣、衰落与消亡的过程，一种文体的新生必然伴随其他文体的衰落，即王国维所言一代有一代文学。一般研究者都会将先秦诗骚、两汉词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格局。而就总的叙述框架与批评标准而言，以文体创造为基本线索，以作家作品为基本叙述单元，也成为文学史研究者的基本套路。在此种观念左右下，诗歌无论从文体创造还是从创作水平来看，都以唐诗、宋词和元曲作为典型的时代代表，其他则一律难以进入主流视野。鲁迅就曾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④与此相同的还有闻一多的看法：“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么多运动与争论，都是无谓的挣扎。每一度挣扎的失败，无非重新证实一遍那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本来从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二千年的工夫也够长了，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⑤当时与后来的许多文学史研究者均受到这些看法的深刻影响，从而作为估价明代诗歌的前提与标准。
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学术界，关于明诗价值的评估大致有三种主要观点。一种是完全否定明诗存在之价值。如吴烈《中国韵文演变史》、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都是叙述完唐诗之后只涉及宋词与元明散曲，正如《中国诗史》所说：“宋亡以后，在诗史上主要的作品是散曲，其次是小曲与歌谣等。”⑥这当然不是说宋元明清四朝主要的作家都已从事散曲、小曲与歌谣的创作，而是从价值判断上讲那些浩瀚的诗歌作家作品已没有价值，因而可以略去不讲。既然连苏轼、黄庭坚、元好问这样的大诗人都可以尽付阙如，则明诗当然也就毫无价值可言了。还有一种变通的做法，就是论明代诗文并不从创作成就着眼，而是在论述文学流派、理论批评和文学思想时，以当时诗文作为论证的材料。如刘大杰出版于1940年代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其第二十四章便以“明代的文学思想”为题，将明代诗文流派均列入此章论述。这便形成现代学术史上一种奇特的现象，即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介绍明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时有许多话可说，但却对其创作业绩或略而不讲，或语焉不详。从根本上讲他们还是对明代的诗文创作成就持否定的态度。
第二种是虽然对明诗部分承认其存在价值，但基本上将其置于中国诗史的最低位置。如赵景深说：“明代以小说、传奇为文学特点，诗文均逊。”⑦刘麟生也说：“明代的诗文，不是没有好的，也不是可以一笔抹煞。但是缺乏创作的风格，总不能居于最上乘，这是读史者引为遗憾的。”⑧这种判断，基本上未出沈德潜“明诗其复古也”的范围。最能代表此种观点的是李维，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出版的大陆第一部《中国诗史》中，共用45章论述中国诗歌的流变，而明诗则占有4章篇幅。有意思的是，这4章内容共用了“明诗再降与复古声中各派之起伏”一个题目，这其中包含了两项重要内容：一是明诗在价值上相对比较差，二是明诗的基本倾向是复古。较之李维走得更远的是龙榆生，他用最差的评价论定明诗说：“明诗专尚模拟，鲜能自立。一代文人之才力，趋新者争向散曲方面发展；守旧者则互相标榜，高谈复古以自鸣；转致汩没性灵，束缚才思；末流竞相剽窃，丧其自我。明诗喜言盛唐，仍不免化神奇为腐朽；又多立门户，以相攻击；作者虽多，要为诗歌史上之一大厄运而已！”⑨李维已用了“明诗再降”与“清诗极衰”来表达对明清二代诗歌之认识，而龙榆生则用“明诗之衰敝”与“清诗之复盛”来体现二者之差异。其实，二人虽在具体判断上略有出入，但总体认识都是建立在唐以后无诗的基本观念之上的。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唐以后无诗”本是明代复古派最为鲜明的口号之一，却被现代学者拿来用之以判断复古派，这是复古派有先见之明，还是现代学术尚未走出古人的阴影？
第三种是对明诗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在20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宋佩韦与钱基博所编写的两部明代文学断代史，对明代文学研究均有筚路蓝缕之功。宋佩韦依然未脱当时之流行观念，认为明代“至于韵文方面，只有一高启可当一代大家，其他也不过就一章一体以论其短长而已。”⑩这是自清人赵翼以来对明诗的基本判断。在当时有别于时论的是钱基博，他在《明代文学》的自序中说：
自来论文章者，多侈谈汉魏唐宋，而罕及明代！独会稽李慈铭极言明人诗文，超绝宋、元恒蹊，而未有勘发。自我观之，中国文学之有明，其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乎？明太祖开基江淮，以逐胡元，还我河山，用夏变夷，右文稽古，士大夫争自濯磨。而文则奥博排奡，力追秦汉，以矫欧苏曾王之平熟；而宋濂刘基骅骝开道，以著何李王李之先鞭。诗则雄迈高亮，出入汉魏盛唐，以救宋诗之粗硬，革元风之纤秾；而高启李东阳后先继轨，以为何李王李开山。……然则明文学者，实宋元文学之极王而厌，而汉魏盛唐之拔戟复振，弹古调以洗俗响，厌庸肤而求奥衍，体制尽别，归趣无殊。此则仆师心自得，而《明史》序《文苑传》者之所未及知也！(11)
无论是作者理直气壮的口气还是序文的实际内容，均表现出迥别于时流的独到眼界。尤其是他将明代文学的整体特点与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更是深深影响了后来学者对明代文学的认识。然而，尽管作者兴奋地表示，他的这种见解超越了《明史》作者的眼光，但如果仔细体味，其看法依然未脱以复古论明代文学的传统套路，只是他未将复古视为负面要素而已。这当然得力于其西学的知识以及较为深厚的国学素养。从明朝整体论，当其取蒙元而代之另立新朝之时，的确有恢复汉唐传统的文化诉求，因而言其有文艺复兴的性质确有道理。但将明代的复古均视为正面因素，甚至将八股文也说成是“返虚入浑，积健为雄”的“反本修古”，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偏颇之见。
此时期，由于受清人传统评价与流行观念的双重影响，因而对明诗的整体估价显然与历史事实还有相当距离。然而，此时学术环境相对宽松，学者们的见解或许存在一些偏差甚至稚嫩，但基本体现了当时学者各自的学术判断，而较少违心之论。
自20世纪初至80年代始，与学术界其他领域一样，对明诗的评价也受到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它将明代诗文基本定位在复古的形式主义层面，从而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即所谓：“而明清的文人诗文却是每况愈下，到了水浅塘涸的地步，基本上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潭，一般地远离了人民大众的生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战斗，所以没有什么价值。”(12)在此对复古有了新的解释，一是它属于形式主义的文学观念，二是它不能反映现实生活，这显然是当时文学社会学观念的集中体现。用此标准来衡量明代诗文，基本上全面否定，即使是面对具有明显反复古倾向的公安派，也会得出如下结论：“公安派的运动并没有真正跳出形式主义的范围。他们虽然提出了许多进步的文学主张，但是关于内容的革新上却提的很少，更没有明确规定出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民生活的任务来。”(13)这些表述尽管过于生硬简单，但却流行了大约30年的时间。20世纪60年代又出版了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两部文学史，其立论更为公允，表述更为周延，学术水准也大有提升，颇有后出转精之优长。但就其基本观念与批评标准而言，并未超出1955级《中国文学史》的范畴。比如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在论述明初诗文时说：“在明初诗文作家中，比较有成就的是一部分经历过元末社会大动乱的作家。在他们早期的作品里，有一些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并且他们还企图创造一种新的风格来挽回元代诗文创作上的纤弱的文风。”(14)此处用“社会意义”代替“反映人民生活”，而且还提出了“创造一种新的风格来挽回元代诗文创作上的纤弱的文风”这种更具有文学本体内涵的问题，显示了文学史编写的逐渐成熟，但无论如何，“社会意义”依然是强调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1950年代的观念具有学理上的一致性。尤其是对公安派的评价，更凸显了此种观念的延续性：“他们的作品大都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局限于描写自然景物与身边琐事，抒发‘文人雅士’的情怀，表现地主阶级文人的闲情逸致。”(15)此种单一的文学社会学观念，严重影响了对明诗价值的判断，并长期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被学者所接受，从而成为学者理解明诗的基本思路。当然，相对于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文学史编写，此时还是有了明显的改变，即已经基本没有人完全忽视明诗的价值。尽管此时依然将明清戏曲小说作为叙述的主体，但一般都要列出专章或专节介绍其诗文状况。可见，在总体评价尚未改变的情况下，对明诗的关注程度已较之以前有了明显的提升。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于明诗的评价渐次有了巨大的转变。该时期最早对明诗作出整体评价的是邓绍基，他在《略谈明代文学》中同意传统的说法，即明代是“俗文学”(小说、戏曲)昌盛而“正统文学”(散文、诗词)衰微的时代。但他同时又指出：“但这并不意味着明代诗文没有他们本身的特点。”(16)同时他具体指出了复古派研究中应关注的两个方面：“一、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和他们的创作实践是否有不一致或者在客观上表现了不一致之处。这样就可避免论说作品只是为了印证主张之弊。二、前后七子主张有差异，有的人(如王世贞)前后有变化。这种差异和变化是否都未能跳出‘拟古’大框架，还是有的实际上已不能用‘拟古’来解释。”此种论述可视为一种学术的过渡，即整体上未能突破传统框架，但在具体问题的理解上已有新的进展。比如复古的问题是明诗研究在1980年代之前论述的核心，指出复古研究中的这两个问题的确具有指导性意义。只是仅关注复古问题仍难以概括明诗的整体特征，因而在时隔10年之后邓绍基再次论述明诗时，依然未有大的突破，他在《元明清诗歌概述》中总结明诗的特点是流派众多与理论主张丰富，其缺点则是不能到现实生活中寻找诗情：“明代诗歌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既不如唐诗，又逊于宋诗。主要是诗人创作指导思想存在偏颇。前后七子的模拟成风，公安派的诗意浅露，竟陵派的诗境狭小，都是诗人不能深刻认识生活的重要性而结出的苦果。”(17)这样的看法带有1960年代文学社会学中反映论的明显痕迹，以致在整体上仍滞留于前一阶段的论说系统。
关于此一阶段对明诗的总体评价，则有王英志的《元明诗概说》，他认为：“元、明诗置于整个中国诗歌史中考察，处于低谷时期，以复古为主；至清代则呈现复兴格局，又耸起一个创作高峰。”具体到明诗本身，他指出：“明代诗歌虽然有严重的复古倾向，可与苏、黄并称的大诗人几乎难以列举；但其成就亦不可小视，至少可以超越辽金元诗。因此那种‘明无诗’或‘瞎盛唐诗’的观点显然是片面而不公正的。”(18)说明诗超越了元诗，这当然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否清诗又耸起一座高峰，则或还可商量。作为一位长期研究清诗的学者，具有这样的偏爱也是可以理解的。此时期出现了几种明诗的选本，如黄瑞云《明诗选注》(1988)、袁行云《明诗选》(1988)、羊春秋《明诗三百首》(1994)、金性尧《明诗三百首》(1995)、朱安群《明诗三百首详注》(1997)等，在这些选本的序言中，大都发表了与王英志相近的看法。黄瑞云说：“明诗的成就，固远不如唐，也不如宋，但超过了元人，同后来的清诗也差可媲美。”(19)袁行云说：“明诗实胜于元。”(20)金性尧说：“明人是看不起宋诗的，但明诗之不及宋诗，也是始终所公认的……不管怎么样，三百年天下中，毕竟还有大批诗人在努力着，当国家多故之际，又以士人的天职抒其忧患之情，而明代诗学论争之纷纭，也是前所未有的。”(21)这些选本本身便是对明诗的推介与认可，尽管由于整体研究尚缺乏深度而对明诗的评价依然流于泛泛而谈，但将明诗作为中国诗歌史的一个重要阶段来看待则已是学界共识。
在该时期对明诗做出最高评价的是羊春秋，他认为：“纵观有明来三百年的诗史，诗杰迭出，流派踵兴，各有其面貌，各有其精神，各有其艺术上的戛戛独造。特别是它那探索诗美的执着精神，贴近生活的现实题材，开拓有清一代诗风的光辉业绩，足以陵宋跞元而驾清，绝不是‘复古’、‘模拟’一类的贬语所能抹煞得了的。”(22)在此，“足以陵宋跞元而驾清”的评价是否能够被学界普遍接受暂可不论，但说明诗“诗杰迭出，流派踵兴，各有其面貌，各有其精神，各有其艺术上的戛戛独造”，除了流派踵兴是明人的独特之处外，其他评语都只具备热爱明诗的情感倾向，恐怕很难一一落到实处。就其所提出的三条根据看，也都还一定程度地存在模糊疑问之处。其一：“明诗探索诗美的执着精神，只有三唐可以与之先后相辉映。”明人对诗美的探索当然是执着并且有成就的，但在创作上却断难与唐人媲美，在此将诗学研究与诗歌创作混为一谈，显然不具备应有的学理性。其二：“明诗中贴近生活的现实题材，亦只有三唐的诗歌可与媲美。”20世纪60年代时批评明诗不能反映社会现实与人民生活，如今反过来说它具有“贴近生活的现实题材”，形似作翻案文章，其实是同一学术思路。其三：“开有清一代诗风的，是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代遗民诗人，而不是由明入清、领袖当时文坛的钱谦益和吴伟业，更不是‘范水模山，批风抹月’的王士祯。”这种说法就更莫名其妙。首先无论是遗民诗人顾炎武还是贰臣诗人钱谦益和吴伟业，都是明末的重要诗人，不会因为其政治立场而抬高或降低其诗学成就与地位；其次无论顾炎武对“开有清一代诗风”有多大贡献，都毕竟是诗学影响而不是诗歌创作本身，以此来论定明诗的成就也就颇显迂远。因此，作者的这些看法表达了其对明诗的喜爱从而起到明显的纠偏作用，却很难说是证据充分、思理缜密的学术结论。
就20世纪对明诗价值评估的整体进程看，显示了两种明显的趋势：一是从基本否定向基本肯定的评价转换，具有评价越来越高的趋势。但尚未真正对明诗的历史地位作出合乎历史事实的学术判断。二是从原来各种外在的社会政治评价向着诗学自身的评价转换，从“复古”到“反映现实”再到“探索诗美”，显示了评价标准的转变。但明诗到底在诗体创造与审美趣味上有何独到之处，尚需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才能最终对其做出公允的评价。
二、20世纪对明诗整体格局与历史进程的把握
在明诗研究中，对其整体格局的把握是一个重要方面。这其中有三种主要因素起着互为因果的作用。一是对明诗的主要特性的认识，二是对主要线索的梳理，三是对发展过程的阶段划分。最早对明代诗文进行概括的是《明史·文苑传》：
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源。宋濂、王祎、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永、宣以还，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迨嘉靖时，王慎中、唐顺之辈，文宗欧、曾，诗仿初唐。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王、李之持论，大率与梦阳、景明相倡和也。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钟惺之属，亦各争鸣一时，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启、祯时，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张溥、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又一变矣。有明一代，文士卓卓表见者，其源流大抵如此。(23)
此乃清人的看法，不一定完全合乎文坛实情，但其影响却相当深远。现代学术史上论明诗者，多据此立论。由于各自的立场不同，故对其论述便多有增减更易。在20世纪20至40年代，那些将明诗主流视为复古的学者，便以复古派为主线设计论述框架。篇幅较小的文学史著作便仅以复古派诗文作为代表而立章节，如刘麟生《中国文学史》论明代文学仅列“戏曲”、“小说”与“复古派之诗文”三章，其立论宗旨颇为鲜明。更有代表性的是李维《中国诗史》，他用四章篇幅论明诗，题目却全是“明诗再降与复古声中各派之起伏”，尽管在叙述过程中亦兼顾其他作家作品，但以复古为主线来概括明诗的意图甚明。
在以复古为主线的整体框架设计中，有两种因素是大多数学者都兼顾到的。一是对明初诗歌创作的重视。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写明代诗文共分三章：明初文学、弘正文学与嘉靖万历文学。其突出明初文学的倾向至为明显。二是大多学者在突出复古派诗歌时，均会提及其对立面的公安派与竟陵派。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论明代文学思想，便用“拟古主义的极盛”与“公安、竟陵的新文学运动”来概括明代诗文的总体状况。最能体现此种思路的是出版于1934年的宋佩韦《明文学史》，因为本书专讲明代诗文，除了第六章的八股文专章外，其余五章将明代诗文分为五个时期。第一章为“明开国至永乐初”，作者引述陈田《明诗纪事》的话：“明初各家，各抒心得，隽旨名篇，自在流出，无前后七子相矜相轧之习。”算是全书最高的评价了。第二章为“永乐初至成化、弘治间”，主要讲台阁体。第三章为“弘治、正德之际”，介绍茶陵派与前七子的复古主张。第四章为“嘉靖、万历之际”，主要论述后七子的再倡复古之说与公安、竟陵对复古派的反动，其间还穿插了唐宋派的叙述。第五章为“从天启初以迄明清之交”，叙述因社会动荡而导致的慷慨激昂、悲感凄婉的诗风。这样的叙述框架，既是《明史·文苑传序》的继承，又是当时学术观念的集中体现，同时也奠定了后来明诗史写作的基本套路，是当时最为成熟的一种断代诗文史，但它对公安派与竟陵派的评价还带有清人的浓厚痕迹，有待后来学者的补充纠正。
此时还有一种明诗现象曾引起诸多学者关注，即某些作家难以被纳入复古与反复古的叙述框架，因而不得不予以特殊处理。其中最突出的是王守仁。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在谈完复古派之后说：“然在其间，有众人皆醉我独醒，不为时弊所误，而超然拔俗者，于文则王阳明不言学谁，而兼有学术才藻，且天分既高，故自成一家之文。”(24)陈柱《中国散文史》采用同样的处理方式，将陈献章与王阳明单列为“明独立派之散文”一节。在此王守仁尚被视为在文章创作上有独立特性之地位，而沈雁冰《中国文学变迁史》则是诗文并举：“他的文章，实雅健有光彩，上承宋濂、方孝孺，下开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的先声。论他的诗格，尤典正不矜奇巧，并足为一代大宗，何、李诸人，不能同他并论了。”(25)在此，既言其诗文并佳，又言其前后继承发展关系，俨然将其列为另一演变线索，只是语焉不详而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得更清楚：“王阳明的学说，不仅在哲学上，即在明代文学上，也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李卓吾到公安派诸作家，间接直接殆皆和阳明的学说有密切的关系。……明中叶以后的文坛风尚，真想不到会导源于这位大思想家的！”(26)如果能够再往前追至陈献章，那就可以构成一条完整线索了。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说：“明代诗文：新派，一起于刘基等，二承于王、唐，三光大于归、茅；旧派。一起于前七子，二承于后七子，三光大于张溥——凡三起三伏，明代文学便随之波平浪静，文运以终。”(27)该书在尝试一种明代诗文叙述的新框架，即将明诗文分为新派与旧派两条线索，显示出其创新的思路。但其文字过于简略，未能涉及王守仁这样的独立特行之士。如果将沈雁冰、郑振铎与赵景深的看法结合起来，便可构成一种新的明代诗文格局。
自1950年代至1970年代，明诗史的叙述格局逐渐趋于一致。受当时文学观念影响，文学史写作强调的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全面深刻，因此对于明代诗文也就依据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之对立而设计叙述框架。当时流行的几部文学史大致按四大板块模式来处理明代诗文。明初诗文作为一个独立单元，重视其反映现实的深度与纠正元末纤弱文风的作用。明清之际作为一个叙述单元，突出其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精神。中间则是对复古与反复古的叙述。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的章节设计最为典型。其第一章“明初文学”，强调诗文作品的社会意义；第四章“成化至隆庆时期文学”第二节为“诗文”，下设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与唐宋派两小节，突出的是唐宋派对前七子的反拨。第六章“万历时期文学”第二节“诗文”，下设李贽、公安派与竟陵派三小节，意在突出反复古的业绩。第十章“明末文学”，其叙述中心是“社会动乱对文学发生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对诗歌发生的影响。游国恩等所编《中国文学史》则略有变通，仅设“明前期诗文”与“明中叶后的诗”两章，但又在两章各自专门设了“宋濂、刘基、高启”和“明末爱国文社和爱国作家”两节，其实还是四个板块。只有北大中文系1955级所编《中国文学史》更突出了所谓的战斗性，只用“前后七子复古主义的文学思潮”与“公安派领导的反复古主义改良运动”两节来概括整个明代诗文，但这只是特例，不足以代表该时期的一般状况。
这其中比较难以处理的是王守仁。在1940年代之前王阳明本来是一位被众多学者所关注的重要对象，并且认为其诗文成就相当突出。但到了1950年代之后，他却被逐渐淡化处理。刘大杰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也许是受到前期研究思路的影响，依然充分肯定了王守仁在明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作者列出了王阳明——王艮——罗汝芳——李贽——公安派的发展序列，这是晚明思想界演变的一条脉络，也是晚明文学思潮的哲学基础，刘大杰如此描述，是在整合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自有其学术深度。略显遗憾的是，他没有涉及王阳明的诗文创作，基本将其排除在了文学格局之外。与刘著前后出版的北大中文系1955级所编文学史，尽管在整体上颇显时代局限，但依然承认“王阳明提出的‘良知说’，对公安派有一定的影响”，“这是反复古主义的思想基础”。(28)而至游国恩等所编文学史中，却只承认李贽“受王学左派和佛学的影响”。(29)文学研究所编文学史在谈及李贽、公安派时，也仅提及“当时思想界的一股进步潮流——左派王学给了他们有力的影响”。(30)王守仁淡出文学史叙述框架，显然与当时思想界将其定性为唯心主义哲学家有直接联系。但如果绕开王守仁，不仅难以说清明诗发展的思想背景，更缺位了诗歌创作的一位重要作家和一个重要环节。从此种意义讲，该时期过于扁平单一的明代诗歌史叙述框架，乃是前一时期研究的严重倒退。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对明诗价值更为深入的体认，对明诗的整体格局与发展进程的描述也更加趋于多元而全面。较早为明诗分期的是两部明诗选本的序言(31)，均将明诗的发展过程分为6个段落。袁行云的划分是：1.元明之际，突出高启、刘基等大诗人的成就；2.从永乐到成化，主要叙述台阁体与茶陵派；3.弘治、正德之间，介绍前七子复古派的诗歌创作；4.嘉靖、隆庆之间，介绍后七子复古派的创作，并兼及唐宋派；5.万历时期，主要评介李贽与公安派的反复古理论主张与诗歌创作；6.天启、崇祯至明清易代，介绍竟陵派与明末爱国志士的诗歌创作。黄瑞云的划分略有出入，他将茶陵派单列一个单元，而将前后七子复古派合而论之，但依然是6阶段。后来邓绍基的划分也是6阶段，其与袁行云的区别在于将万历与天启的公安派与竟陵派合为一段，而将明清之际列为一个独立单元，意在集中介绍明末文社与陈子龙等爱国志士的诗歌创作。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朱安群、王英志将明诗分为五个阶段，(32)其变化主要是将前后七子合在一起加以介绍，从而减少了一个时间段落，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以上这种划分方法，既是对20世纪60年代的继承，同时也有发展。最大的不同是更加关注明诗发展的完整性，比如此前很少将台阁体作为独立单元，但此时一般都会将其列出，以展现近百年的诗坛状况。还有一点便是对复古派的理论做了更为详细的论述，所以多数学者都会将前后七子分为两个段落，这说明学界对复古派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与公允的评价。
该时期对于明诗整体格局的认识不仅体现在上述阶段划分上，更重要的是有了较为深入的学理性探讨，从而深入揭示了划分的依据与原则。乔力《明诗正变论——有关衍展进程的描述与文化特质之剖析》一文(33)，认为明诗的复古是“明三百年诗坛的主流主导，可谓‘正’。”可知他以复古为主线划分明诗创作的阶段。为了突出复古之正，作者不仅对求变的公安、竟陵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批评态度，而且在叙述过程中省略了陈献章、王阳明与李贽这些重要诗文作家，还淡化处理了李东阳、唐寅、杨慎与唐宋派。而从嘉靖八才子至唐宋派乃是明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被百年复古的大潮所覆盖。但正变是否能够作为明诗发展的唯一主线并拥有如此的正面价值，是一个需要继续讨论的重大问题。
沈检江《明诗拟古主潮：格调禁锢下才情的毁灭》(34)一文对复古派的诗歌理论与创作进行了检讨。尽管作者承认唐宋之后诗歌走向拟古思潮乃是必然的趋势，但其自身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两种矛盾：一是“拟古对象与标准的推衍显示了拟古诗论体系深刻的缺陷与矛盾”，二是“才情的萌动和格调的压抑构成了拟古诗潮的深刻矛盾与失败结局”。而正是这样的矛盾，“宣告了拟古诗派的失败”。如果明诗仅仅由复古诗派作为唯一主线，那么其取得的成就与诗学的价值也就相当有限了。于是就有学者撰文来重构明清诗学的格局与主线：“明清时期的诗歌理论大致可以用两种诗学的对立与互补来概括，即着眼于文学结构演化的自身规律，重法尊古，重因轻创的复古派诗学和立足于张扬个性及文学演化的时代特征的革新派诗学的对立与斗争。”(35)文章仅就诗歌理论立论，并兼及清代诗学，故而略显浮泛。但它所提出的两条主线的看法依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有了这两条线索，便会极大地扩张明诗的叙述空间，并彰显出新的诗学内涵。但该文未能就这两条线索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如果说复古派这条线索以前学界关注较多的话，革新派诗学只谈及公安派与竟陵派显然是不够的。
即便如此，这些对于明诗格局的理论探索也未能及时被学术界所吸纳，因而在诗歌史的写作实践中依然体现了观念滞后的现象。本时期曾出现过4部与明诗史相关的著作：郑孟彤《中国诗歌发展史略》(1981)、李庆、武蓉《中国诗史漫笔》(1988)、周伟民《明清诗歌史论》(1995)、莫林虎《中国诗歌源流史》(2001)(36)。这些诗歌史著作，既显示出对明代诗歌整体格局的多元探索，也透露出作者们的一些疑惑彷徨。
郑孟彤对于明诗格局的认识尚停留于20世纪60年代的层面，尤其是对复古派相当轻视，所以他对明初与明末的诗坛给予了较大的篇幅，中间则对于谦与公安派做了重点论述，而作为明诗重要线索之一的茶陵派与前后七子，却仅用不足千字而草草交待。该书名为《中国诗歌发展史略》，可于谦一人便占去2000余字，整个复古派不足千字，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正常的做法。与此相近的是李庆等人的《中国诗史漫笔》，本书共用8000余字介绍明诗，其中用了多数篇幅介绍明初诗歌、于谦、唐寅、公安派、陈子龙等内容，而对声势浩大的复古诗派仅用600余字，甚至未能涉及一首诗作。莫林虎《中国诗歌源流史》更可注目，作者共用“明初及前后七子诗歌”与“中晚明江南才子诗”两节文字论述明诗，这显然难以完整把握明诗三百年的格局，比如他略去竟陵派与明清之际的诗歌创作，便无法衔接起明清两代诗歌的发展线索，则其所谓源流史也就难以名实相符。但该书又自有其特色，比如作者提出了明诗中诗人兼批评家的现象，并认为“他们的理论成就远远重要于他们的创作成绩。”(37)这的确是明诗史的重要特点之一。而在“中晚明江南才子诗”中作者重点论述了唐寅、徐渭和袁宏道三位所谓的江南才子型诗人，似乎要寻找出明诗发展的另一线索来，但由于种种原因却又语焉不详。这些诗歌史的写作，仅就明代部分看，都不能算是成功的文字。这说明在此时的明诗研究中，还较少长期专门从事本领域研究的学者，在文献积累、文本阅读与整体把握上都显得学养不足，甚至不能及时吸收学界的新成果，因此尽管个别人有某些新思路，终难在整体上获得新的突破。
周伟民《明清诗歌史论》是张松如主编的中国诗歌史论丛书中的一卷，尽管该书将明清合而论之，其实是分上、下二编，明清二部又是基本独立的，因而可以视为明诗专论。全书共分六章，除了引言与第六章“明代民歌与散曲”外，中间五章就是作者眼中明诗的五阶段。即明初期“吴越文化的讴歌”，转型期“盛明诗坛的回响”，鼎盛期“发酵的诗坛在涌动——中明复古与反复古的对立与互补”，夕照期“晚明诗歌的漫唱与创新”，结束期“末代悲歌”。这种叙述框架与上边的几种似乎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其中也有一些超出前人的创新之处。一是本书首次将朱元璋诗歌创作列为专节，分析其诗风以及对明代诗坛的复杂影响，这说明作者已从二元对立的思维回归到诗学本位立场，这有利于其叙述贴近历史真实；二是专列了“中明的‘心学’之歌”一节，论述王守仁的诗作，这也是前此没人做过的。作者不仅从正面肯定了王守仁的学说，而且将其与诗歌创作结合起来，由此再做提炼，有可能构成一种新的叙述框架。当然，本书在结构设计上也有一些明显不足。一是明初的诗歌仅仅论述吴越两地作家，显然是有缺陷的。因为明初五大诗派并立的局面早已是诗学史的常识，更何况闽诗派之于复古派，江右诗派之于台阁体，均有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不是想省略便可省略的。二是提到丘浚的诗歌创作却不提陈献章，也颇令人费解。无论从心学影响、诗学观念还是创作水准，陈献章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不提此人，说明作者对明诗的另一发展线索尚未能处于自觉把握状态。三是第三章叙述复古与反复古容量过大，容易给人线索不清的印象。其中将唐宋派置于第三节而将王守仁置于第六节，更是严重错乱了先后次序。
经过20世纪众多学者的探索，对于明诗整体特征的认识尚有以下问题需要思考：在主要线索上，是坚持传统的以复古与反复古的消长为主线，还是可以发掘出足以与复古派相并列的双重发展线索？在阶段划分上，前后七子的跨度过大，而且其理论主张与创作特色也有明显差异，到底是分开好还是合二为一好？公安派与竟陵派到底是视为一个阶段的创作流派还是分属两个不同阶段？在大的格局上，是紧紧抓住主线叙述以突出中心好，还是兼顾地域诗派的空间格局好？
三、20世纪明代诗歌研究的三个阶段
20世纪的明诗研究按照时代变化与学术进展的双重尺度，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自有其学术理念与研究特性。
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至40年代。该时期是明诗研究开创期。此时期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热衷于写作文学史、韵文史与诗歌史的学者较多，而做专题研究者较少。据笔者统计，这30年的明诗研究论文共约60余篇，其中还包括了一些研究明词、散曲、民歌、文学批评以及人物生平考证、随笔杂谈类的文章，真正像夏宗璞《明代复古派与唐宋文派之潮流》(38)、任维焜《袁中郎评传》(39)、郭源新《元明之际的文坛状况》(40)、彭天龙《明代之闽派诗》(41)这样的专题文章，不过10余篇而已。由于受五四白话文学观念的影响，学术界对前后七子复古派的评价都比较低，因此专题研究论文也极少。论文大致集中在明初诗文、于谦、唐寅、明代民歌以及明末遗民爱国诗人等几个领域，大多与当时的政治及文坛风气相关，真正做文学本体研究者较少。这其中李贽与公安派受到过特别关注，其原因主要是当时学界认为公安派与五四新文学有渊源关系，而李贽则与当时的反封建礼教密切相关。据统计，此间研究李贽的文章有10篇左右，研究公安派的则有20余篇，几乎占了研究成果的一半。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说：“那一次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也都很相似。”(42)从立意上讲，周作人主要是为新文学寻找源头，他本人并没有打算真正去研究公安派的诗作，在全书中甚至没引用分析过一首公安、竟陵的诗歌，所以无论是其所概括的公安派作品特点，还是那一次文学运动的性质，都很难经得起学理检讨，而后来围绕小品文的论战已属当代文坛话题，与明诗研究关系不大。
不过此次对公安派文学革新运动的讨论也并非毫无学术结果。首先是1934年由林语堂和刘大杰主持重印了《袁中郎全集》，并有许多名家为之捧场作序，扩大了袁宏道的影响，引起了学界的浓厚兴趣，所以才会产生那么多的研究文章。其次是也有一些学者始终不受时风影响而坚持对公安派进行学术性研究，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比如任维煜(即任访秋)先后写下《袁中郎诗友考》(1931)、《袁中郎评传》(1933)、《李卓吾与袁中郎》(1936)等研究论文，并于1983年出版《袁中郎研究》，其中包括了“论述”与“年谱”两部分，是当时研究公安派最有分量的成果。尽管作者未能对其著作形成过程有所交待，但人们有理由相信，那是他几十年研究成果的积累。因为他在30年代中期跟随周作人学习时，论文便做的是袁宏道。但仅有公安派的讨论对于明诗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该时期从专题研究来看成果相当有限。
由于对明诗的专题研究不够深入，而做文学史、诗歌史者又没有时间与耐心去对明诗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因而当他们触及作家作品时，便缺乏独立的判断力而只能引述明清诗论家的现成结论，尤其是钱谦益、朱彝尊、沈德潜、四库馆臣这些权威性的评价。王礼培的《论明代诗派》(43)是此时唯一一篇全面论述明诗的文章，但其见解几乎全部来自明清诗评家，基本看不出当代文坛对公安派热的新评价，反倒与朱彝尊、沈德潜如出一辙。就当时研究明诗最有影响的李维《中国诗史》、宋佩韦《明文学史》与钱基博《明代文学》三部著作看，都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李维作《中国诗史》，不但在各派各家叙述评价中袭用前人评语，即令是对于明诗的整体把握，也只引用赵翼之语：“高青丘后，竟无诗人，李西涯虽雅驯清澈，而才力尚小，前后七子，风行海内，迄今优孟衣冠，笑齿已冷。”(44)难怪他会将明诗置于中国诗歌史最低位置，全是受了赵翼等人的影响。宋佩韦《明文学史》是专门叙述明代诗文的唯一一部著作，就其整体设置而言，已为明诗的论述奠定了基本框架，其开创之功毋庸置疑。他叙明初诗歌及前后七子创作，皆能参酌前人论述予以分析评价，尚不至距史实过远。但一涉及公安、竟陵，便被清人偏见所覆盖。如评公安派：“公安派承七子之弊，居然也风靡一时，然七子犹根于学问，三袁则全靠聪明，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学七子者不过赝古，学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名为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45)此一段话，无论是引号内外，全是四库馆臣的话，没有作者的丝毫见解，也就可知其学术价值如何了。
钱基博《明代文学》是对明诗评价最高的一部著作，尤其是没有追随四库馆臣而痛斥公安、竟陵，他从中国诗歌历史事实与诗歌审美特征出发，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价。他说袁宏道之诗“清新轻隽，时有合作”。尤其是评钟惺说：“其手近隘，其心独狠，要是著意读书人，可谓之偏枯，不得目为肤浅。其于师友骨肉存亡之间，深情苦语，令人鼻酸；则又未可以一冷字抹杀。大抵惺之诗，如橘皮橄榄汤，在醉饱后，洗涤肠胃最善；饥时却用不得。然当其时，天下文章，酒池肉林矣！那得不推为俊物也！”(46)这大约是该时期对竟陵派最为中肯的评价了。可见结论中肯的关键在于具有良好的诗学修养并细读文本，方可真正感受诗之真谛。
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是中国诗歌史编撰较为活跃的时期，先后出版了大量的诗歌通史、诗歌断代史以及乐府诗史、词史、散曲史等，只有元明清诗歌断代史属于空白。究其原因，当然有文献过于浩大繁复，一时难以措手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文学史观的问题，即在诗体已不再有明显创新且又面对成就辉煌的唐宋诗歌高峰时，元明清诗歌尤其是复古色彩浓厚的明代诗歌到底如何定位与把握，尚需认真思考。
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该时期最为重要的特色在于诗歌批评标准与研究方法的单一化，即用阶级分析与文学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作家作品，用现实主义与人民性来衡量诗歌价值。如此学术环境对整个中国诗歌史研究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而在这30年里，没有再出现一部诗歌史著作，各类研究明代文学思想与诗歌创作的论文不足50篇，而李贽一人便占了7篇，公安派为4篇，复古派为4篇。其中真正研究诗歌创作的仅有洪涛《郑成功的诗》(47)、缪钺《读谈迁的诗——读书札记》(48)、林青《读“明遗民诗”偶记》(49)夏静岩《关于沈周的诗》(50)、张宗洽《黄道周夫人的诗》(51)、赵德芳《唐伯虎及其作品简介》(52)等少数几篇，而且均发表于60年代初与70年代末的非专业报刊上，所论内容除唐伯虎外全是非主流诗人，由此可见当时明诗研究的惨淡局面。尤其在“文革”期间，涉及李贽的各类文章有百余篇，却仅有4篇属于文艺思想研究，而且极少学术内涵。当然，此时由于各种需求也进行了明代诗文典籍的整理及基础文献的研究，如李贽、汤显祖别集的出版，刘基、宋濂、高启等生平的考证与辨析等，均为后来的相关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此种学术环境中，前一时期学界对以复古为主流的明代诗坛已颇多非议，此时明诗则更遭贬斥。比如对明代文人喜爱结社的流派特征，郭绍虞已于20世纪40年代作过系统考察(53)，尽管多有批评，态度尚较客观，而游国恩等人所著《中国文学史》则将明代中后期的诗文流派归之于拟古与反拟古斗争，并为其定性说：“这种现象，是明中叶以后，在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统治阶级内部思想、政治上的分化和斗争在文学上的反映。”(54)如此概括复古与反复古的流派之争，已全无学术性可言，更不要说诗学的审美与诗歌的创作了。这种研究套路不仅反映在集体编写的文学史中，同时也自觉地表现在个人研究习惯中。郑孟彤所著《中国诗歌发展史略》的明代部分，是此种情况的集中体现。这部书虽出版于1981年，写作却是在1960年代，是该时期批评标准与研究方法的体现。该书的明代部分自始至终贯穿着现实主义与人民性的标准，刘基的诗受到好评是因其“反映生活比较深广”，“基本上是属于现实主义的”；高启的诗“描写了农村生活，揭露了阶级矛盾”，“这就大大提高了诗的人民性与现实性了”；于谦之所以给予较多篇幅与较高评价，是由于“一是反映人民疾苦，揭露残酷剥削”，“二是反对侵略，关怀国家命运”，从而“使诗歌沿着真实反映现实这条道路发展”。上述种种评价，给人以单一的非文学化印象，但问题似乎还不是很大。但以此标准去评价公安派，便顿时令人啼笑皆非。书中说：“公安派以清新轻隽，力矫摹拟的陋习，虽然使当时诗风为之一变，但他们只是从抽象的概念上去反对拟古，强调个人的性灵。结果走上了脱离生活的道路。没有去反映社会现实斗争，只是表现封建士大夫的生活情调及兴趣。”(55)公安派最主要的优势便是“不拘格套，独抒性灵”，也就是真实表达自我个性与生活趣味，如果在此一层面再提出“反映现实斗争”的要求，无异于取消了此一诗派。然而，这在那一时代不仅是司空见惯的，甚至还是相对温和的。
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至90年代。该时期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学术观念更新，方法日趋多元，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就总体情况看，前10年是过渡阶段，尽管在文学理论领域已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但在明诗研究方面则稍显滞后，不少学者依然继续在现实主义与爱国主义的观念下选取研究对象并进行学术操作，因而元明之际与明清之际以及于谦仍是学界关注的重点。20世纪90年代则出现了较大进展，许多重要成果均产生于这一时期。从成果数量看，经过认真统计与严格筛选，从1979至1989年共发表有关明代诗歌的研究论文140余篇，而从1990至2000年共发表340余篇，后十年比前十年整整多出了200余篇。在学术著作方面，前十年共出版相关成果12部，后十年则为28部，后者也是前者的两倍多。在博士学位论文方面，前十年的诗文研究成果仅有3篇，后十年则为28篇。当然，这后十年的成果大多是前十年研究的积累，所以总体上仍应将这20年视为一个整体比较合适。归纳起来讲，本时期明诗的研究业绩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明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一是原始文献的整理。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四库明人文集丛刊”，共包含重要明人别集300余种。尽管文渊阁四库全书的本子存在着种种不足与缺陷，但一次性的推出如此多的明人别集，还是大大方便了学者的使用。而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影印出版的包括数十种明人别集的“明代论著丛刊”，则拥有了较为重要的版本价值。同时，上海古籍、中华书局等也先后整理出版了高启、刘基、宋濂、方孝孺、李东阳、何景明、徐渭、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钟惺、谭元春、陈子龙等重要明代诗文作家的别集，从而使一般研究人员能够方便使用。二是作家年谱的编制。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编明人年谱丛刊”，已出版有杨士奇、李东阳、祝允明、康海、王世贞、钟惺等数种。徐朔方的《晚明曲家年谱》中，其实也包含了徐渭、屠隆、汪道昆、汤显祖等诗人兼曲家的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也包含了数十种明代诗文作家年谱。这些年谱的出版，使明诗研究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明诗文献的整理也存在一定的困难，比如由复旦大学古籍所主持的《全明诗》的编撰，早在1986年即已被古委会批准资助立项，但至今只出版了三册，由于种种原因而处于停滞状态，可知大型古籍整理工作的艰难。
其次是研究格局的不断扩展。在这20年的明诗研究中，明初的高启、刘基，前后七子复古诗派，晚明公安派与竟陵派始终是关注的重点，发表成果也最多。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明诗研究界又开拓出不少新的领域。一是学科的交叉。诗歌史与思想史的交叉，就有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1989)、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1997)、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1997)、周群《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2000)等。这些著作都以思想史与文学观念的关联性研究为中心，探讨明代文学思潮发展演变的线索与复杂内涵。由于这些著作所使用的大都是诗文别集中的文献，所以往往同时进行诗文方面的研究，而其研究成果又使读者加深了对明诗的理解与认识。明诗的创作与理论批评结合紧密本来就是其一大特色，这种思想史与诗歌史相结合的研究恰恰突出了此种特色，从而扩大了研究视野，推进了明诗的研究。这种学科交叉还体现在诗文创作与社会政治、经济、风俗的交叉研究。如夏咸淳《晚明士风与文学》(1994)、郑利华《明代中期文学演进与城市形态》(1995)、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与文学个案》(1997)等。陈书录的《明代诗文的演变》(1996)值得关注，全书立足于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综合考察，注重各流派、各阶段的关联性研究，注重各种社会原因对诗文创作之促动，其核心是把握诗文作家和批评家文化心态、审美心态演变的内在理路。此种研究应该说对于明代诗文发展轨迹与复杂内涵的认识是有明显提升的。
研究领域扩展的另一方面是对地域文学的研究。较早对此问题展开综合研究的是王学泰的《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56)，全文依据明人胡应麟对明初诗歌五大地域流派的划分展开论述，分别考察了各流派的存在状况与特征。稍后廖可斌《地域文人集团的兴替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57)已不再停留于地域诗派的平面研究，而是通过元末吴中、浙东与江西派的兴替，结合当时流派特色与社会政治的复杂关系，探讨文学思潮兴替的过程与原因。可以说地域诗派的研究是这20年明诗研究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地域诗歌的研究包括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对少数民族诗人的研究，如回族诗人金大车、金大舆，纳西族诗人木公、木增，白族诗人高桂枝、赵炳龙，彝族诗人禄洪，土家族诗人田九龄、天宗文，苗族诗人满朝荐等的研究，均是介绍或论述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二是对地方诗歌流派与诗人的研究。如陆草《略谈明末清初的商丘市人群落》(58)、黄文宽《南明广东诗说》(59)、余嘉华《明代滇南地区诗歌发展概观》(60)、陶应昌《略论晚明云南作家》(61)等。这些都是用汉语写作的有关地域文学与诗人的文章，如果再加上用各种民族语言写作的成果，其数量将更为巨大。但一般说来这些成果显得比较零碎，构不成互有关联的学术体系。而且研究少数民族诗人的成果比较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研究的深入，明诗研究界越来越关注重要地域流派的诗歌创作状况。以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为例，这20年中先后有陈建华《明代江浙文学论稿》、陈广宏《明代福建地区城市生活与文学》、韩结根《明代新安地区的文学》、魏崇新《明代江西文学的演进》等，全是研究对明代诗歌有重要影响的地域文学，而没有一篇是研究明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就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来看，也与此情况大体一致。其中原因值得深究。
其三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与研究深度的不断拓展。在该时期，明诗研究在两个学术领域取得的成就最大：公安派与复古派的文学思想与诗歌创作。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后的明诗研究是从公安派研究起步的。1983年出版任访秋的《袁中郎研究》，1987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国光、黄清泉主编的《晚明文学革新派公安派三袁研究》，1996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王恺的《公安与竟陵》，2000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孟祥荣的《真趣与性灵》。对公安派的研究从反复古到文学革新，从“快”、“了”、“达”的风格研究到“真”、“趣”、“韵”的审美范畴探索，一步步将其推向高潮。对于复古派的研究则是从为其正名开始，到对其进行多方面探讨而全面展开。1986年，章培恒发表《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62)，从追求抒发真情的角度，论述了李梦阳的文学观与晚明文学新思潮的学理联系，可谓颇有创意。1989年，陈国球发表《明代复古诗论的文学史意识》(63)，是对复古派如何认识中国诗歌传统所作的综合考察。前面曾提及邓绍基主张将复古派的理论主张与其创作实践区别对待，可惜语焉不详。该文则是对复古派诗论中具有文学史价值内涵的发掘。应该说将复古派研究中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加以区分并进行深入探讨，是学理性的突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由于上述文章揭示了复古派研究的巨大空间与丰富价值，因而复古派研究在该时期遂呈现繁荣的局面，先后出版了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1994)、陈书录《明代前后七子研究》、陈文新《明代诗学》(2000)，另外该时期完成的相关博士学位论文有：章伟《明七子文学思想论稿》(1990)、史小军《明七子派及其文学复古运动研究》(1996)、孙学堂《王世贞与十六世纪文学复古思想》(2000)等。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该书可谓是对明代复古派的全面研究，既有对其历史渊源的全面梳理，更有对明代复古完整过程的把握，特别是它不仅认真发掘其理论观念，更细致分析其创作特点；不仅对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这些领袖人物进行论述，还旁及郑善夫、汪道昆、徐孚远、张煌言这些边缘人物。最后又中肯地对复古派进行评价与定位，从而将该领域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层面。孙学堂《王世贞与十六世纪文学复古思想》则显示了另一特点，即对复古派重要作家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将其理论批评与诗歌创作密切结合起来研究其文学思想，既扎实深入而又全面系统，显示了文学思想史研究方面的长处。此外，该时期的明诗研究还呈现出两个鲜明趋向，一是对诗歌创作特征与审美形态的专题论文大大增加，已从前代学者重理论探讨中摆脱出来；二是对诗歌创作中的具体问题，诸如创作年代考证、语言技巧分析、风格体貌把握等，研究趋于细化。
本时期明诗研究的另一重要进展是明代哲学思想与诗学关系的深入探讨。在20世纪上半期，还能偶尔见到对心学家尤其是王阳明文学成就的论述，但在建国后由于种种时代原因，文学研究界很少再提到心学家的诗学贡献。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现象正在改变。像陈献章、王阳明、王畿、王艮、焦竑等人的文学思想与诗歌创作，均已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现选取对明代文学界影响最大的二家研究状况予以评述。
陈献章的诗学研究：陈献章至今为止还很少被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著作所提及，一些诗歌史与诗歌理论史提到他时也是将其“性理”诗的“陈庄体”作为反面对象来论述的。(64)但如果从明代学术史和诗学史的角度来看，陈献章又是非常重要的，黄宗羲曾说过：“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65)可知陈献章是心学的发端，而其哲学上追求的重自我适意、重主观情感、重自然真实的倾向，都与中晚明士人的取径相一致。更何况他还有丰富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诗学观念逐渐被人重视，并出版发表了一些著作与论文，如陈少明《白沙的心学与诗学》(66)，认为其学宗自然与归于自得的理论是一种诗意的境界，并在诗作中表达了旷达洒落的风韵情怀。张晶《陈献章：诗与哲学的融通》(67)，认为陈献章“以自然为宗”的落脚点在于“自得”，而延伸到其诗学思想则是“率情而发”、“发于本真”，并认为“这种观念由作为理学家的陈献章提出，更说明了理学内部裂变的必然性与文学解放思潮的密切联系”。章继先《陈白沙诗学论稿》一书是对陈献章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的综合研究，诸如陈献章“学宗自然要归于自得”的学术思想与诗歌理论、诗歌创作的关系及白沙诗学在明代文化史上的地位等，均在其论述之列。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一书则从士人心态演变的角度论述白沙心学，认为“它为明代前期士人的心理疲惫提供了有效的缓解途径，它使那些被理学弄僵硬了心灵的士人寻到了恢复活力的方法，它为那些在官场被磨平了个性的士人提供了重新伸张自我的空间”。(68)对陈献章研究的困难在于如何评价由邵雍开创的性理诗问题，同时还有他与阳明心学的关系也需认真考虑。可以肯定的是，陈献章是明代诗歌史上很重要的人物，这不仅体现在其本人的诗歌创作上，更重要的是还牵涉到明诗发展线索问题。
王阳明文学思想研究：明清两代的文人尽管对王阳明的学术褒贬不一，但对其事功与诗文创作大都持肯定态度，连持论甚严的四库馆臣亦赞赏有加。受此影响，在20世纪上半期，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均会提及王阳明的诗文创作。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一般均将王阳明思想作为明代文学的哲学背景加以论述，而较少涉及其诗学观念与诗歌创作。自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有学者对王阳明本人的诗歌创作与审美意识进行探讨。刘再华《王阳明文学论略》(69)便概括出“王阳明的诗歌主要是抒发性情”，并指出其前后期创作状况的差异：“前期的他溺于辞章之学，写诗作文讲究技巧和文采。后期讲学论道，一切以表达心意为目的，信口信腕，任性而发，不太注意意象的选择、字句锤炼和篇章的结构，因此遭到一些人的诟病。”但作者认为阳明后期的一些诗能够“立象尽意，自然圆润，理学情怀与诗人性情融为一体”，是难得的佳作。在此，其实已隐含着一个阳明心学与其诗学关系的命题，可惜作者未能就此深入开掘。左东岭则更进一步，结合王阳明的诗文创作及其心学理论，探讨了王阳明的审美情趣与文学思想，认为其心学理论的“求乐”与“自得”是通向超越审美境界的关键。在《论王阳明的审美情趣与文学思想》(70)一文中，左东岭从其创作中归纳出王阳明审美情趣的三种内涵：丰富饱满的情感、对自然山水的特殊爱好与瞬间感受美并将其表现出来的能力。此外，文章通过对王阳明心物关系理论的考察与对其诗歌作品的分析，指出主观心性与情感已在其理论与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在中国古代文学发生论的感物说向性灵说的转化中起到重要作用，并深刻影响了明代中后期的本色说、童心说、性灵说、言情说等各种性灵文学理论。但由于牵涉到该书的体例，未能在诗学观念与明诗发展的关系上展开全面的论述。
在此之所以提出陈献章与王阳明的研究状况进行介绍，是由于该命题涉及了明代诗歌史发展的另一重要线索的问题。本时期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到此一命题，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由于各家的研究还比较分散，尚未提出系统的学术结论，有待后人的继续探讨。
四、余论：20世纪明代诗歌研究的经验总结与学术检讨
20世纪的明诗研究在文献资料整理、观念方法更新、研究空间拓展与学术成果呈现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业绩。当然，其中也存在着种种问题，笔者认为，新世纪的明诗研究应在以下四方面展开思考：资料整理上亟须加强、诗学观念上有待更新、主线尚需重新梳理，研究格局亦可调整。
1.资料整理的重点工作
在20世纪明诗研究中，已在文献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相对于其他朝代的诗歌文献整理，明代可能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比如目前已出版了《全唐诗》《全宋诗》，杨镰主编的《全元诗》也马上要出版，甚至《全清诗》的工作也已有较大进展，起码已经有了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和《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两部书，大致把握了清代诗文文献的家底。可是，至今为止不仅没有《全明诗》的出版，也没有明代诗文别集的目录出版，甚至不知明代究竟有多少诗文作家与诗文别集，学界目前能够使用的还是钱谦益《列朝诗集》与朱彝尊《明诗宗》所记载的诗人数量。本来这种工作已有人来做，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停滞下来。曾有人介绍《全明诗》的整理情况说：
这方面工作的初步成果是通过调查编出了两套目录，即《明诗总集草目》和《明诗总集分馆目录》。进一步的成果，则是穷十余人数年之力，编成了两套大型索引：《明诗总集人名索引》和《明诗总集诗名索引》。前一种索引不仅著录各有关总集所收明人及所在卷次页码，而且节录其中有诗人小传的文字，因此同时也是一部辑录总集中所载诗人生平的资料集；后一种索引则不但注明总集所收每一首明诗的篇名、作者、诗体、卷次、页码，还抄录了各诗的首两句，对于辑佚及分辨同名诗人颇见功效。此外还编了一套学术性相对较强。适用性更为广泛的《收有明诗的明清总集一套目录》。(71)
然而这些已基本完成的目录索引成果至今未见出版，也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目前明诗文献整理最迫切的工作，首先是将已接近完成的成果抓紧完善结项，编制出一套《明代诗文别集总目提要》，让学界能够了解明诗文献的存佚及收藏状况。其次是先将搜集到的明人别集影印出版，使学界能够方便看到较好的明诗文别集本子，以保证研究的质量。其三是重新组织队伍及筹集经费编辑《全明诗》，并及时出版。其四是继续有计划的点校整理著名的明代诗文作家的别集出版，使一般研究人员能方便使用。五是继续作明代诗文作家的年谱编制工作，并通过这种学术训练培养明诗研究人才。只有这些文献整理的工作做好了，明诗研究才会真正具有扎实的基础和良好的学风。
2.诗学观念的再思考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明诗研究中，更多的是研究诗学理论与诗学观念，而往往忽视对诗歌文本的具体解读与分析，因而也就不能真正认识明诗的真面目。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明诗的文本研究逐渐为学界所重视，大量明诗选本的出现与诸多研究创作风貌与艺术技巧的论文不断发表，正体现了此种趋势。其实，传统的唐宋诗词研究正是这样的研究套路，即以文本的分析评价为基本的诗歌史内容。文本的概念包含了两个基本层面：一是文本属于何种文体，作家在写作这种文体时有无创新；二是这种文本的写作是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内涵既可以是对现实的深广反应，也可以是很高的审美境界)。如果这两方面都具备了，自然会在文学史上占据较重要的地位；如果二者皆无则可予以忽略。但如果认真斟酌，这种以文本为核心的诗学观念还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在面对明代这样复杂的诗歌创作与批评现实时就更是如此。因为研究诗歌史的目的是对过去诗歌创作经验乃至诗学活动经验的总结。文本的创造毫无疑问是重要的诗歌史内容，选出那些有创造性与高水平的诗歌文本，既是对那些优秀作家的表彰与尊重，也使今天读者能够分享其文学审美创造的成果。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本仅仅是诗歌史描述的一个环节，尽管它是一个至关紧要的环节，却并非诗学经验的全部。今天的研究者不仅要阅读历史留下来的诗歌文本以品评其高低，还需要弄清楚当时的文本是如何产生的。自宋代以后，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从以个体创作为主扩展为个体创作与集体创作相结合的方式，而且往往结成诗社以群体的面貌出现。所有的联句、集句、和韵、分题等诗体都与文人的集体创作密不可分，这种创作方式已经从文本的写作转向了文学的活动。像公安派这样的京城文学流派，他们不但以“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创作主张与活泼自由的诗歌风格在诗坛上独树一帜，而且他们与李贽、焦竑的人生交往、哲学讨论，他们在京城中的聚会谈禅论诗，他们在漫游山水时的品评景致，都与其诗歌创作具有密切复杂的关联，从而形成一种带有鲜明的自我价值追求的审美人生境界，为后人留下了永远值得记忆的文学经验。由此看来，以前关注诗歌文本与诗学批评的研究观念实在是过于狭窄了，遗漏了多少有价值的研究对象？最近这种情况已有明显改观，有人已专门研究明代诗文发展中的文人论争(72)，有人则关注文人结社与文学发展的关系(73)。这些都为明诗研究开辟了新的学术空间。但这还远远不够，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观念，将会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3.性灵诗学线索的提出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王阳明还基本上是明诗史研究的背景人物，学者仅仅关注其心学理论对于明诗作家思想观念与人格心态的影响。80年代之后已有人将其诗歌创作与心学理念结合起来进行讨论，并进一步关注到陈献章的诗学思想。其实，笔者认为明诗史实际上存在着与复古诗派平行的另一条线索，笔者将其称为性灵诗歌观念。这种线索的划分有别于明清诗论家与现代学术史上对明诗的整体判断，前人论明诗一向对性灵诗派评价不高，往往集中论述复古诗派。这主要是受到以唐诗为典范的古典诗歌审美理想的影响，重视诗体的形式要素与正宗的格调兴象。笔者认为，研究明诗应将性灵诗派作为重要的新兴诗派进行论述，集中讨论自陈献章到王阳明再到公安派所建立的新诗歌审美理想。王阳明从其心学理论出发，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诗学观念：在心与物的关系中，主体性灵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诗人的人格性情、思想境界成为决定诗歌优劣的重要因素；在诗歌功能上，更强调愉悦性情、快适自我的作用。由此，便可以将此种诗学概括为性灵诗学观。明代性灵诗学思想由中期的陈献章和王阳明所提出，经过徐渭、李贽和汤显祖的演变过渡，到公安派与竟陵派完全成熟。其明显标志便是提出了真与趣的审美理念，袁宏道的《叙陈正甫会心集》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74)公安派所言之趣具有明确的理论内涵：首先，趣是超越了世俗功利的纯审美意识，这被袁宏道称之为摆脱了物欲与功名的“无心”状态，它与童子及醉人的天真接近，与满心功名利禄的官僚贵族无缘；其次，趣是作家灵心慧性所表现出的机智与幽默感，能够充分展现作者的才气、智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再次，是自然流畅的表达与意态天然的艺术效果，表现在创作方法上则是冲口信手和不假雕饰。因此，性灵诗学思想便可概括为：以主观心灵作为诗歌的第一发生要素，以抒写诗人的主体性灵、人生境界与人生情趣为主要内涵，以自然表现、自由流畅为审美特色，以情趣盎然、幽默生动为艺术效果，从而构成与复古诗歌流派相平行的另一条诗歌发展线索。研究明代诗歌，在不忽视复古诗歌流派研究的同时，理应加强对性灵诗歌流派的研究，这既是对明代诗歌真实历史状况的还原，也是对于传统研究格局的突破。笔者用了近10年的时间，依照此种新的明代诗学线索，撰写了一部明代诗歌断代史，便是这方面的新尝试。(75)
4.主流诗坛与地域流派关系的思考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诗的地域流派研究成为一个明显的学术增长点。但在实际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各地方流派(包括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往往会形成两种情况：一是与主流诗坛没有关联，仅仅是地方特色的描述；一种是与主流诗坛曾发生关联，并构成一种互动的关系。应该说这二者在明诗研究中的学术分量是有重要区别的，与主流诗坛具有互动关系的地域诗派显然会对明诗的发展产生更大的作用。研究地域诗歌创作当然也有价值，因为由此可以考察不同地区的文化特点与文学创作水平。笔者认为研究地域诗歌创作与诗学活动，应该坚持两个原则：在搜集文献时力求其全，应该竭泽而渔而不使其遗漏；在分析评价其创作水平时应坚持与主流诗坛相同的标准，从而作出实事求是的评论。凡是有志于明诗整体研究的学者，更应关注创作水平较高、地方特色鲜明，并曾经与主流诗坛发生关联的那些诗派与诗人。更重要的是，在研究中亦应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在突出其地域特色的同时，考察其与主流诗坛的互动关系，从而判定其在明诗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与所占据的地位；二是重点考察各地域流派之间的交互影响，以展现明代诗歌史的复杂多彩的局面。之所以要坚持上述二点，是认识明诗整体性与多层次性的需要。在浩如烟海的明诗作家与作品中，突出主线与把握整体依然是目前所应坚持的原则，那么何人能够进入诗歌史的标准就应建立在上述原则上。如果随意抓取一些边缘诗人与诗坛琐事，便会使研究流于平庸化与碎片化，也就严重影响了研究的水平与价值。在明清诗歌的研究领域，由于诗人众多与文献浩繁，选择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就成为保证研究质量的必要环节。
以上是笔者在总结20世纪明诗史研究时的一些感想与自己研究明诗的一些体会，提出来以供学界参考。但从根本上说，要提高明诗的研究层次而使其成为显学，需要更多的高水平学者积极参与和艰苦探索。
收稿日期 2012-09-23
注释：
①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页。
②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卷8，光绪八年(1882)序刊本，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③屠隆：《论诗文》，万历刻本《鸿苞集》卷17。
④鲁迅：《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2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612页。
⑤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闻一多全集》，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第203页。
⑥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584页。
⑦(27)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上海：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第178页，第181页。
⑧刘麟生：《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第364页。
⑨龙榆生：《中国韵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9页。
⑩(45)宋佩韦：《明文学史》“引言”，《中国大文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670页，第761页。
(11)(46)钱基博：《明代文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页，第103页。
(12)(13)(28)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中国文学史》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13页，第527页，第522页。
(14)(15)(30)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830页，第934页，第926页。
(16)邓绍基：《略谈明代文学》，《文史知识》1984年第3期。
(17)邓绍基、尹恭弘：《元明清诗歌概述》，《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18)王英志：《元明诗概说》，《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19)黄瑞云：《明诗简论——〈明诗选注〉前言》，《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
(20)袁行云、高尚贤：《明诗选》，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4页。
(21)金性尧：《明诗三百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9页。
(22)羊春秋：《明诗三百首》，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1页。
(23)张廷玉：《明史》第2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307页。
(24)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282页。
(25)沈雁冰、刘贞晦：《中国文学变迁史》，上海：上海新文化书社，1923年，第57页。
(26)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全集》第9册，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53页。
(29)(54)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4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59页，第150页。
(31)即袁行云《明诗选》与黄瑞云《明诗选注》，二书均出版于1988年。
(32)如王英志《元明诗概说》：“明诗发展大致可分五个时期：一、明初洪武、建文(1368—1402)是兴盛期；二、永乐至景泰衰歇期(1403—1456)；三、天顺至隆庆复苏渐至鼎盛期(1457—1572)；四、万历至天启(1573—1627)变革期；五、崇祯、南明(1628—1661)结束期。”(《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33)乔力：《明诗正变论——有关衍展进程的描述与文化特质之剖析》，《天府新论》1994年第3期。
(34)沈检江：《明诗拟古主潮：格调禁锢下才情的毁灭》，《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1期。
(35)殷满堂、韩玺吾：《试论明清时期两种诗学的对立与互补》，《荆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36)莫林虎《中国诗歌源流史》写作时间显然早于出版年，故将其列入20世纪90年代时间段内的学术成果。
(37)莫林虎：《中国诗歌源流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06页。
(38)夏宗璞：《明代复古派与唐宋文派之潮流》，《学衡》第9期，1922年。
(39)任维焜：《袁中郎评传》，《师大国学学刊》1卷3期，1933年。
(40)郭源新：《元明之际的文坛状况》，《文学》(上海)2卷6期，1934年。
(41)彭天龙：《明代之闽派诗》，《国专学刊》3卷5期，1936年。
(42)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第52页。
(43)王礼培：《论明代诗派》，《船山学报》，第10期，1935年。
(44)李维：《中国诗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页。
(47)洪涛：《郑成功的诗》，《福建日报》1961年4月18日。
(48)缪钺：《读谈迁的诗——读书札记》，《光明日报》1961年7月16日。
(49)林青：《读“明遗民诗”偶记》，《新华日报》1961年11月29日。
(50)夏静岩：《关于沈周的诗》，《人民日报》1962年1月17日。
(51)张宗洽：《黄道周夫人的诗》，《福建日报》1962年10月11日。
(52)赵德芳：《唐伯虎及其作品简介》，《绿野》1979年第1期。
(53)参见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上)》，1948年，后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55)郑孟彤：《中国诗歌发展史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5页。
(56)王学泰：《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
(57)廖可斌：《地域文人集团的兴替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
(58)陆草：《略谈明末清初的商丘市人群落》，《中州今古》1986年3月38日。
(59)黄文宽：《南明广东诗说》，《岭南文史》1986年第1期。
(60)余嘉华：《明代滇南地区诗歌发展概观》，《云南文史丛刊》1997年第2期。
(61)陶应昌：《略论晚明云南作家》，《学术探索》1999年第1期。
(62)章培恒：《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63)陈国球：《明代复古诗论的文学史意识》，《文艺理论研究》1989年第2期。
(64)如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第四章及周伟民《明清诗歌史论》第三章均作如是处理。
(65)黄宗羲：《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8页。
(66)宗志罡编：《明代思想与中国文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9-71页。
(67)张晶：《审美之思——理的审美化存在》，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418-429页。
(68)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21页。
(69)刘再华：《王阳明文学论略》，《求索》1997年第6期。
(70)见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第二章第三节。
(71)戴衍：《跨世纪的古籍整理工程——〈全明诗〉》，《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1期。
(72)冯小禄：《明代诗文论争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
(73)何宗美：《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74)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10，钱伯城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63页。
(75)左东岭主编：《中国诗歌通史·明代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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