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数量范畴研究中的几个问题_副词论文

汉语数量范畴研究中的几个问题_副词论文

汉语量范畴研究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若干问题论文,范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打算对20世纪以来汉语语法学界关于量范畴的研究作一个相对全面的综述,参考的文献较多,既包括已在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也包括近期才完成的博士论文;涉及的面较宽,除了词汇上表现出的量以外,还关涉到语音、句法等方面表现出的量;所谓“量”的内涵也较广,不只局限于数量词,所有能表达量的形式都包括在内。

为了使讨论显得更集中一些,本文采取这样的做法:一是围绕语言各要素的表量情况来展开叙述;二是把重叠表量的情况独立出来。

一 总体印象

纵观量范畴研究的整个历史,大体可以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下文称为前期和后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研究范围看,前期集中在词汇层面上,尤其是数量词、副词和形容词;后期不仅扩展了词汇层面的量,讨论了名词的量、动词的量,还将量范畴扩展到其他层面,即语音层面和句式层面也能表达量。从研究分类看,前期以研究客观量为主,后期则转移到了主观量上。虽然物质世界只有一种量,即客观量,但语言在反映物质世界的过程中参入了人的主观因素,因此,客观世界的量投射到语言上就表现为客观量和主观量两种形式。从研究取向看,前期以描写为主,发掘语言事实;后期则倾向于在描写的基础上进行解释,并上升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从队伍规模看,前期只在少数学者的论著中偶有零星散论;后期讨论得非常热烈,不仅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还出版了两部专著,近几年还写出了几篇博士论文。

总的说来,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量范畴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取得的成果越来越多,研究得越来越深入。

二 量范畴研究诸方面

语言研究的方法无外乎是这样:或是站在宏观的角度构建理论框架,或是从微观出发对语言事实作细致考察。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对量范畴研究进行综述。

(一)事实挖掘

语言单位都要表达一定的意义:音义本来就是一体的,词汇是负载意义的物质材料,句子是人们交流思想的最小单位。所以,物质世界中无处不在的量现象在语言单位的三个层面上都有所反映。

1.词汇层面

语法学界最早描绘的量是词汇层面的量,其中首先又是数量词所表达的量,这里我们大致按照先后顺序来说明。

(1)数量。数量词直接体现出了量的观念,语法学界对它的研究自然较早,但多集中在客观量的表达上,即对数量词的用法进行描写:或讨论其归属,或分析其语义特征,或研究数量词的辖域,或探讨数量词对语法结构的制约作用。以上相关讨论详见杨素英等人的论述[1]。李宇明[2]发现数量词还具有主观量的表达作用。他考察了数量词语的复迭、一些特殊的数量结构和受一些词语直接修饰的数量结构三种形式所表达的主观量的情况,并分析了其形成主观量的成因。这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数量词语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如果说以上学者讨论的数量词是一个“classifier”的话,那么曹秀玲[3]的数量词则相当于一个“quantifier”,不仅包括一般所说的个体量词,还包括通常归入副词的“全、都”等和归入不定代词的“有些、几”等以及在某些语境中具有全称数量含义的“谁、什么”等词。文章不仅详细描写了汉语量限表达系统,还具体讨论了全称、存在、相对三种量限的表达的句法分布。这对深化汉语数量范畴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2)程度量。程度量指副词表达的量。早在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的时候就把副词分出了表估量、表比较、表极点、表过甚四项。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率先将程度副词分为绝对程度副词和相对程度副词两种,这对后来深入研究副词和形容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高名凯在《汉语语法论》中干脆把副词直接说成量词,并分出了率词、比词、渐词三类。真正对副词表量意义的阐述始于马真[4],她对修饰数量词的副词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根据副词的表义特点把副词分成言够、言少、言多、等量、估量、实量、总计等七类。自此,副词的量性意义有了一个大致的全貌。董为光[5]对副词的数量主观评价作用作了进一步探索,认为副词的这些评价类别是依靠主观程度划分出来的,同时还常常得依赖一定的语境因素和认知者的心理因素。从逻辑语义来看,副词“最”处于极度层次,其所涵盖的对象具有唯一性。但邢福义[6]通过详尽而深入的探讨副词“最”的语义级层,发现其涵容的事物既可以是单个体的,也可以是多个体的,多个体性表现为数量标示式、并列标示式和隐性概括式三种形式,从而说明自然语言的表述系统并不同于逻辑推理系统,“最X”除了是客观性表述外,还经常表现为主观性表述,多个体涵量是其核心语义之一。可见,语法语用的分析观念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发现语言事实,主观性的观念又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解释语言现象。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很有借鉴意义。

(3)形量。吕叔湘[7]较早注意到形容词有表量特征,把数量概念扩展到了形容词上。朱德熙[8]指出,复杂形式的形容词包含量的观念非常明显。赵元任[9]对形容词的比较等级作了具体分析,提出形容词可分为同等、较胜、较差、最高、反最高五个等级。陆俭明[10]则对含有[+量度]语义特征的形容词作了探讨,认为它们不但区别于其他形容词,就是其内部也较复杂,可以通过六种不同的句法格式来区分。

前辈们的精到发现为后学者的进一步挖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张国宪[11]对形容词的量考察得比较全面。他首先根据能否受客观量程度词修饰把形容词分为定量形容词和非定量形容词两类;再根据是否只受客观量程度词修饰把非定量形容词分为客观量形容词和主观量形容词两类,其中每个小类又都可以分出微量、中量、高量和极量四个量级;然后根据能否受主观量程度词修饰或能否用重叠方式记量把定量形容词分为绝对定量形容词和相对定量形容词两类,其中绝对定量形容词可分出非谓语词和可谓语词两类。应该说,这样的分析层次清楚,覆盖面又大,而且列举详尽,所有形容词的表量情况可以尽收眼底。

李宇明[12]则用级次来观照之。他认为形容词有的表示绝对级次,有的表示相对级次。在表绝对级次的词中,性质形容词可分为极级、非常级、相当级、参照级、比较级和有点级等六个级次;表相对级次的性质形容词可分为超最级、最高级、较高级、原级、较低级和略微级等六级。可以看出,这种分析其实和张文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对级次词对应于客观量词,相对级次词对应于主观量词。不同之处在于对状态形容词的处理上:李文认为是表绝对级次量,张文则认为是表示主观中量。

(4)名量。目前,语法学界一般是通过“很+有+NP”这一句法手段来考察名词所表达的量。贺阳[13]考察后发现,进入结构中的名词都是抽象名词。李宇明[14]把它分为“很+有+几+量词+ NP”、“很+有+(一+)+NP”、“很+有+NP”三种格式,认为进入不同格式的名词有不同的量性特征。张谊生[15]直截了当地指出,一部分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名词带有量度意义。姚占龙[16]则对这一结构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解释,认为进入这一结构的名词使用的是概念义而不是性质义,“有”的存在义和抽象名词自身“量”的不确定性的共同作用是结构式能表达程度量的重要原因。

(5)动量。吕叔湘[17]把数量概念也扩展到了动词上。朱德熙[18]将动作的量分为时量和动量两类。李宇明[19]的范围更广,认为动作量是计量行为动作等的力度、涉及的范围、活动的幅度、反复的次数和持续的时长等的量范畴,它包括时间量、反复量和强度三小类,并特别强调动作的强度也可以从动作量的角度去探讨。

(6)情态量。我们把由各种语气或语气词表现出的量叫做情态量。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开始,成果不太多,但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李善熙[20]初步涉及了句子的语气类型和主观量之间所存在的关系,认为不同的句类表示的主观量是有程度差异的,一般而言,陈述句最低,感叹句最高,祈使句和疑问句介于两者之间。陈光[21]指出由语气词“啊”形成的“-啊-啊…”结构表达的是一种展延量意义,“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发挥着列举、语气等标示作用,但主要承担的是荷载量的延展这一特定的语法意义。

2.语音层面

不仅词汇可以赋量,语音也可以赋量。语音的四要素是音高、音强、音长和音色,它们在发生变化的时候都能够表达不同的量。

(1)轻重音。用轻重音来表达量的做法目前还只限于对方言语法的研究。陈小荷[22]指出,江西丰城话里用数量结构表达主观大量时要重读量词,表达主观小量时则重读数词并加小称语缀。乔全生[23]认为洪洞话里后成分重读表主观大量,后成分轻读则一定表主观小量。

(2)长短音。用长短音表量变的做法也多限于方言研究。黄伯荣[24]分析说,陕西临汾话的指示代词有近指、中指、远指的分别,但如果中指的元音拉长,则表示远指。刘俐李[25]对新疆焉耆方言中的形容词重叠式儿和带迭音后缀的所表示的程度进行了考察,结果是如果要强调程度重,那么就拖长最末一个音节的声调。显然,这两种情况说明的是长音表大量,短音表小量这一现象。

(3)变调。汉语里有一种这样的现象,即往往用高调来表达亲密义,朱晓农[26]对此作了详尽的考察和有力的证明。他发现某些词特别是表示称呼语的词(如“宝宝”)在发生音变时并不符合普通话的变调规律,常常将后字变成高平调;甚至有些原本后字为轻声的词也被儿童在撒娇时将轻声改为高平调了(如“爸爸”)。小称义与爱称或亲密义总是交织在一起,小称意味着量小,小称义用高调便是量在音高上的主观表现。

(4)变韵。变韵属于音色的变化,在汉语中主要表现为元音的变化,具体说来就是开口度的增大或减小。石毓智[27]考察了象声词、联绵词和广泛存在于各方言中的分音词的音节结构,发现其共同之处是遵循大音节结构的语音规则:前面音节的音核一般是前高元音,后面音节的音核一般是后低元音,或者说是音响度低的居前,音响度高的居后。象声词的这种音节结构就是对自然界声音的直接模拟。

郭小武[28]考察了“了、呢、的”在实际口语中的发音情况,发现它们具有相互对立的e、a两套发音系统:e套发音为弱式,表达相对较弱、较软的语气; a套发音为强式,表达相对较强、较硬的语气。就是说,这些词发音的开口度有大有小,且开口度的大小由语气的强弱决定。从量上看,就是当表小量时,用开口度小的e套发音,表大量时则用开口度大的a套发音。象声词和变韵词一样也反映了量在语音层面上的表现,只不过象声词反映的是客观量,而变韵词则反映了主观量。

3.句子层面

句子是表达完整意义的最小交际单位,人们在传递思想的时候可以通过不同的句型或句式来表达主观意志,这其中就包括了量的主观表述。

“还”和“更”一样也是表示数量程度增加的“增量副词”,但沈家煊[29]通过考察与“还”相关的两种句式发现,“还”有着“更”所不具有的表义功能,即除了表达一般增量外,还表达元语增量(主观增量),说话人用它来表明自己对一个已知命题的态度。这样就解释了“还”字句能用于比拟句而“更”字句不能的原因。重动句与量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项开喜[30]指出,汉语的重动句式作为一种独特的句法手段就是突出强调动作行为表现出来的超常量。孙红玲[31]从实际的语料统计和分析入手考察了致使性重动结构,认为致使性重动句表现的不仅仅是一种超常量的语义内容,还表现为一个以量变引起质变的全过程,即“常量—小量/大量—超常量—质变”为典型过程的量变图式。

连字句的研究已取得了众多引人注目的成果,但最近人们把视角转向了量的表达上。李宇明[32]指出连字句表达了量,出现在“连”字后面的名词都为表量名词,且多表主观小量。张旺熹[33]从隐性量入手,认为连字句表达的是一个以量级为基础的语义范畴系统。人们在量级概念的基础上根据情理值的大小来对外部事物进行序位化,这种序位化的操作是通过有序名词的序位激活和无序名词的序位建构来实现的。

汉语众多句法语义系统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制约因素,“量”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种透视句式所表达的量的做法虽然刚刚开始,但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4.重叠

汉语里还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就是重叠,汉语大多数实词可以重叠,一般认为重叠不是构词手段而是构形手段,我们姑且把重叠看做一种形态。重叠的重要作用就是调量,对此语法学界讨论得非常热烈。

(1)动词重叠。在所有的重叠形式中,学者们最关注的就是动词重叠及其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大体说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观点,即动词重叠表达短时量或小量,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有代表性的看法:

尝试轻松说。赵元任[34]认为动词重叠表示常常发生的动作,有轻松悠闲的意味。刘月华[35]也指出,有些动词重叠,表示经常性的反复进行的动作,表达功能包含轻松随便的意味。

短时说。戴耀晶[36]赞同吕叔湘把重叠式看做表示“短时性”的做法,同时指出所谓的“尝试轻松”义是由短时性质在具体的语境中引申得来的。

小量说。朱德熙[37]、李宇明[38]都认为,动词重叠式表示动作的量,即表示时量短、动量小。邵敬敏、吴吟[39]也把动词重叠式的核心意义归结为“少量”,而“短时”、“尝试轻松”等都是由其引申出来的伴生意义。

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从量的观念出发,上述三种意见都说明了小量义。就是说,动词重叠表示的核心量性意义是“小量”。

最近,陈立民[40]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意见,认为过去把动词重叠表示持续时间短的看法只是看到了事情的一面,其实,事情还有一面,即动词重叠也可以表示持续时间较长,时间量的长短并不取决于动词重叠本身,而是取决于句子所在的语境,并解释说,动词重叠如果是相对于有自然终点的事件,就表示时量短,但若相对于反复进行的事件时,表示的时量就长了。

单音节动词一般重叠为VV,有时也可以是V一V,学者们发现,这两种重叠形式在量上也有差别。从山添秀子[41]、徐连祥[42]等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归纳出两者的语义差异:前者是淡化动作、轻微、近距离低程度祈使,后者表示强调动作、庄重、远距离高程度祈使。显然,前者表小量,后者表大量。

(2)形容词重叠。对形容词重叠式量性意义的经典论述是朱德熙[43],他认为重叠式都包含一种量的观念在内,具体说来,完全重叠式在状语和补语位置上往往带有加重、强调的意味(即增量),在定语和谓语位置上则表示轻微的程度(即减量)。这一观点引起了后来诸多饶有趣味的讨论。

马清华[44]对单音形容词重叠式的这种量的变化作了解释,指出除语法位置外,词法构造、相关重叠形态甚至后附助词都会对重叠式的程度意义产生影响。李劲荣[45]认为具体的语用环境(包括参照物、词的次类义、句子的感情色彩等)对重叠式的量级影响是很明显的。张敏[46]则提出了一种多层语义模式来解释汉语里这种重叠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认为形容词重叠在揭示数量关系时具有二重性:表多量是无标记的,表少量则是有标记的。王国栓[47]认为确定单音形容词重叠式的量关键是看跟谁比,因为根本不存在一个稳定的比较对象和一致的标准,参照量和变量都是模糊量,所以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比较对象,并得出了单音重叠式总是表示量的增加这一结论。

朱景松[48]从形容词重叠的语义条件、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功能和表达功能入手进行观察,认为重叠式都表示量的加重,但并非没有节制,它有一定的上限,而且经常与表示状态交织在一起,因此重叠式表达的是适度的、足够的量。

(3)量词重叠。对量词重叠的意义的认识,大概可归为三种意见。一是周遍义。朱德熙[49]认为重叠式量词包含“每”的意思。石毓智[50]指出,“个”只是一个单纯的量词,而“个个”则是对某一特定范围内全体成员的遍指。二是逐量义。王继同[51]认为“一A一A”表示超过一次的若干次动作行为,是复指,笼统地说表示“逐一”的意思。三是多重量义。郭继懋[52]认为量词重叠并没有统一的语法意义,它们或表示“周遍”义,或表示“多”义,或表示“连续”义等。总之,从量的观念看,三种意见都认为量词重叠表示增量或多量。

(4)对上述各类重叠表示的量性意义,李宇明[53]作了一个总结,认为词语重叠最基本的语法意义是“调量”,不同词语的重叠、词语的不同重叠方式、重叠式出现的不同句法位置,都会带来表量的各种差异,结果是:名词重叠使物量减少;量词重叠使数量加大;动词重叠使动量或加大,或减小;形容词重叠使度量加深或减弱。

陆镜光[54]从类型学角度进一步指出,汉语各词类的重叠式既能指大,又能指小,这种表义特点同时遵循着两条语义编码原则:“形式越多,意义越多”的原则和“形式越多,语气越弱”的原则,但也认为不能把这种说法绝对化。

马庆株[55]则从隐喻的角度来解释重叠的量性,认为重叠有轻重音的变化,而这与隐喻有关,并表现为汉语的量范畴。重叠部分的音量平行于客观事物、属性、动作的程度:当重叠部分轻读时,语言片段时长的缩短表示较小的客观量、程度轻或者表示随便的语气;而重读时则表示大量。

(5)句法现象的重复。不仅词语可以重叠,有些句法结构也包含重叠现象,但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李宇明[56]。该书讨论的重复格式主要是“N就是N”和“P就是P”两种。第一种格式带有强调意味,强调某事物或某事件与其他的事物或事件不同,将其特点或属性的程度往深里、高里说,是一种主观大量。第二种格式相反,对某种反期待的事物或事情表示容忍、无奈或不以为然等态度,有把事情往小里说的意味,是一种主观小量。彭兰玉、谢晓明[57]讨论了“X,X”型、“XX”型、“XX的”型三种话语的连续复现现象,指出它们在语用上的总体功能就是对主观量进行强化。

(二)理论提升

从理论上对量范畴进行探讨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前期事实挖掘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

1.量的定性

应该说,石毓智[58]是较早对量范畴作理论提升的学者。他首先探讨了形容词的量性,指出性质形容词可以有各种程度上的差别,代表一个不定的“量幅”,状态形容词没有程度上的差别,只能代表这个量幅上的某一段(“量段”)或某一点(“量点”)。后来又用定量和非定量这组概念来对三大类实词的次范畴进行区分,鉴别哪些词可以自由地用于肯定结构和否定结构,哪些词只能用于肯定结构而不能用于否定结构;再通过“不”和“没”在否定非定量词时的具体情况来判定离散量和连续量,由此得出名词和动词表示离散量,形容词表示连续量。

沈家煊[59]通过探究数量词对语法结构起制约作用的原因,论述了人在认知上形成的“有界”和“无界”的对立在语法结构中的具体反映,即事物在空间上、动作在时间上、性状在程度上都存在“有界”和“无界”的对立。这种对立其实也是人们把握量范畴的一种最基本的认知方式。

张国宪[60]认为形式上用能否受程度副词修饰作为判定汉语形容词的一个标准就是以形容词的量性特征为理据的,量性是形容词最典型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形容词的量性特点是:典型的性质形容词表示弥散量、隐性量、静态量,而典型的状态形容词表示固化量、显性量、动态量。

2.重叠的量性

重叠是汉语普通话及方言里一种分布广泛、使用频繁的重要语法手段,所以我们将它单列开来。石毓智[61]认为重叠是汉语的一种典型形态,它作为表示数量范畴的语法手段,使基式的概念义定量化。张敏[62]从类型学视野出发,论证了汉语的重叠形式与世界其他语言的重叠形式一样,经常负载的最为显著的意义是“量的增加”,并从认知语法的角度对此作了解释,即语言重叠式中形式—意义对应的普遍性可以看做“形式越多,内容越多”的数量象似原则的一种特殊反映。张旺熹[63]尝试从“有界”和“无界”的角度对汉语重叠的量性特征进行新的理论解说,认为汉语三种主要的句法重叠形式反映了人们用“无界”的观念看待外部世界的三种认知方式,即动词重叠以惯常性为基础表现“无界小量”,形容词重叠以非比较性为基础表现“无界大量”,量词重叠以时间一维性为基础表现“无界逐量”。应该说,这是一种与目前的主流观点相左的看法,或者说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看法,将引起我们对重叠量性的重新认识。

3.主观量的思考

语言表达主观量这一思想最早来源于朱德熙[64],但正式提出并作具体探讨的是陈小荷[65],他认为,语言除表达客观量外,还表达主观量。主观量是说话人对量的大小的主观评价,在语言表现上有句重音、副词和语气助词三种形式标志。文章对主观量的探讨虽然还只是初步的,但却引起了日后的诸多讨论,其在量范畴研究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4.量范畴理论框架的建构

李宇明是目前国内研究量范畴取得成果最多的一位学者,他深入挖掘汉语量特征的各种表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形成了一部研究量范畴的带有纲要性的著作《汉语量范畴研究》。该书对纷繁复杂的量现象作了梳理,从纵、横两个维度构拟量范畴框架,纵向讨论量的表达内容,包括物量、空间量、时间量、动作量、级次量和语势等六类次范畴,横向讨论量的表达方式,分为四组对立的次范畴:明量/暗量、实量/虚量、确量/约量、客观量/主观量。这既是对以往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又为今后的量范畴研究提供了相对明确的目标导向。

曹秀玲《现代汉语量限研究》则对量限表达作了专题研究,并构建了汉语量限的表达系统:包括全称量限、存在量限和相对量限三个部分;全称量限分为全称限定词和全称量限结构两部分,前者含统指、分指和整指三类,后者含任指、极指和除指三类;存在量限表现为“一”量名结构和“有”字结构;相对量限分为五个量级。这三种量限形式是一个连续统,全称量限和存在量限居于量幅的两端,相对量限则在其间游动,并将整个量幅分割成总和等于全量的两个部分。可以说,该书开创了量范畴研究的专题化途径。

三 几点看法

自从“拿来”西方的语法学说开始,汉语语法学界就一直关注着语言现象中所存在的量,量范畴研究伴随着中国的语法学走过了百年历程,这足以证明“量”这一语义范畴在汉语语法领域中的重要性。如上所述,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语法学界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是非常令人瞩目的。但回顾历史是为了正视现在,并展望未来。对于无处不在的量现象,我们还需要花大力气去发现,去研究,去总结。现阶段要做的工作,我们认为要做好三“入”。

1.专题性切入

可以说,目前的量范畴研究所涉及的面已经相当广泛了,不仅涉及了语言的各个要素,还涉及了语言各要素的各个层面。这是一种很显著的进步,但同时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似乎给人一种“广而不专”的感觉:各要素中,重叠研究的专题化较强,也较深入,其他要素则较浮泛;在各要素的各个层面上,除了形容词的量以外,其他都还只是略微提及而已。因此,应该集中力量对各要素各层面的量进行深入的挖掘,作出较为全面的描写,以充分反映汉语的量性表现。进一步开展专题研究是目前极为紧迫的课题。

2.主观性介入

语言除了客观地表达命题之外,还表达认知者的主观情感和认识等,因此,语言既要表达客观量,又要表达主观量。如上所述,自主观性观念介入后,量范畴研究的进展就大大加快了,人们对语言表达量的观念的认识也更深刻了。有人曾说,语言带有的主观性印记是如此之深刻,以致人们可以发问,语言如果不是这样构成的话,究竟还能不能名副其实地叫做语言。这都表明了借助主观性观念去看待量现象是解决量性问题的关键。

3.理论性深入

近十多年来,语法学者们孜孜以求,在对众多量现象进行描写的基础上,借助功能和认知语法观来作出相应的理论解释,应该说这些解释在局部范围内是非常成功的。然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还有较多的量现象仍旧停留在描写的层面上,还没有发现其内在规律。事实描写是语言研究的基础,理论解释才是语言研究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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