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地流转持续时间认知行为研究&基于安徽省1010名农民样本的实证分析_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论文

农地大规模流转期限认知行为研究——基于安徽省1010个样本农户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地论文,安徽省论文,实证论文,农户论文,样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0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15)—02—0037(05)

      一、问题提出与相关文献回顾

      农地流转已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时代命题，是提高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加快实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1][2]针对农地流转问题，学界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与其同时，笔者注意到农地流转期限问题至今没有得到系统研究。流转期限较短意味着流转双方需支付较多的谈判履约成本。期限过长，农民则担心可能失去农地承包经营权。在农地大规模流转中，既存在期限长达30年的流转合同，也存在为期1年的短期合同。农民对合约期限认知如何？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民对流转期限的认知？结合前人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运用实地调研数据并结合研究对象的相关特征，对上述问题展开了研究。

      流转期限是农地流转决策的重要内容。一般认为，地权稳定性对于有长期效率的投入有系统影响，尤其是在排水和灌溉等对土地肥力和生产率有长期效果的投入。但总体来说，对于农地流转期限选择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流转期限区分。按照农地流转期限以及农民流转的现实形态，将其区分为主动长期流转、被动长期流转和短期流转。[3]②流转期限影响因素。有学者指出：缺乏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是阻碍转入方获得长期流转使用权的最主要因素；提高流转租金对引导转出农户选择较长流转期限有着明显地刺激作用；非农工作能力较强的农民更有可能长期流转土地。[4]③相关描述性研究。一些学者注意到流转期限较短带来了流转关系的不稳定，但也有学者注意到农地流转期限过长现象，并指出其原因可能是人地关系、农民收入状况、预期不足以及对困难估计不足所致。[5～6]但总体来说，学界对农民流转期限认知行为的研究尚不充分。因此，笔者结合经济学与社会学有关研究成果，对于农民期限认知行为的关系开展进一步研究。

      二、样本描述与变量说明

      1.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描述

      本研究使用的研究数据均来自于2012年8月和2013年2月针对政府主导型农地大规模流转现象进行实地调研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这两次调研均在安徽省长率县、肥西县、宿州市萧县和埇桥区进行，在农地大规模流转相关项目区则采取分组随机抽样方式，面向农民发放问卷108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为1010份，问卷有效率为93.52%。出于受访者对于家庭状况流转项目有着全面了解，从而保证了问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现将相关调研情况介绍如下：

      (1)期限认知情况。324人觉得期限有点长，604人觉得正好，82人觉得有点短，所占比重分别为32.08%、59.80%和8.12%。

      (2)个人特征。就性别而言，男性544人，女性466人，比重分期为53.9%和46.1%。就年龄而言，18～30岁37人，31～45岁215人，45～59岁340人，60岁及以上418人，比重分别为3.66%、21.29%、33.66%和41.39%，就文化程度而言，小学及以下599人，初中300人，高中95人，大专及以上16人，比重分别为59.31%、29.70%、9.41%和1.58%，

      (3)调研对象的家庭特征。就家庭人均耕地而言，有359人的家庭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423人的家庭人均耕地1亩～2亩，有228人的家庭人均耕地在2亩以上，比重分别为35.5%、41.9%和22.6%。就子女状况而言，调研对象平均拥有子女2.59个，其中有723人的子女在打工，287人的子女没有打工。就家庭收入状况而言，1010位被调研对象在2011年平均家庭收入为5715.71元，其中361人收入来源依靠农业收入，681人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另有38人依靠政府补助性收入，与总样本之比分别为35.74%、67.43%和3.76%。137人觉得自己经济状况较好，568人觉得经济状况一般，305人觉得经济状况较差，所占比例分别为13.56%、56.24%和30.52%。

      

      

      (4)社会关联。就农地流转中的谈判对象而言，与村干部谈的为840人，与乡镇干部谈的为80人，与转入方谈的为163人，与总样本之比分别为83.17%、7.92%和16.14%。就签约对象而言，与村两委签的为653人，与乡镇政府签的为24人，与转入企业签的为269人，另有64人拒绝回答，所占比例分别为64.65%、2.38%、25.63%和6.34%。这表明大规模农地流转公共权力介入程度较高，有着浓厚的政府主导型特点。

      (5)流转状况。就流转期限而言，1010人平均转出期限为9.44年。就对流转政策是否了解而言，69人非常了解，272人有所了解，669人不了解，所占比重分别为6.83%、26.93%和66.24%。就流转数量而言，全部流转的为594人，大部分流转的为236入，少部分流转的为180人，所占比重分别为58.81%、23.37%和17.82%。就大规模流转好处而言。249人认为便于水利灌溉，585人认为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与总样本之比分别为24.65%和58.91%；就不足而言，有62人认为群众不支持，118人认为增收效果不明显，与总样本之比分别为6.14%和11.68%。就转出价格而言，1010位被调查对象平均转出价格为每亩696元。就对流转价格的态度而言，204人对价格很满意，363人觉得价格差不多，388人觉得价格有点低，55人没有回答，其所占比重分别为20.20%、35.94%、38.42%和5.44%。就对于大规模流转的态度而言，651人支持，220人无所谓，137人反对，2人没有回答，所占比重分别为64.46%、21.78%、13.56%和0.2%。

      (6)地域分布。就地域分布而言，长丰县248人，肥西县205人，萧县233人，埇桥区324人，所占比例分别为24.5%、20.3%、23.1%和32.1%。

      2.变量定义

      为进一步分析相关因素对农民流转期限认知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将期限认知为正好、年龄为18～30岁、性别为女性、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人均耕地1亩以下、子女没有打工、相对经济状况一般、不了解农地流转政策、承包土地部分流转、对于农地大规模流转持无所谓态度、认为承包费高低差不多、地域范围来自于长率县和肥西县设置为参照组，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变量定义如下(见表1)。

      三、模型选择、计算结果及其解释

      1.模型选择

      本研究将农民对农地流转合约期限认知状况作为因变量，并运用离散选择模型开展相关研究。人们一般多采用Logistic模型和Probit模型对离散选择模型进行估计，由于Logistic模型可采用Logit变换，且更易估计，因而应用更加广泛。笔者选取Logistic模型研究农民对农地流转合约期限的认知行为，其形式一般是：

      

      P为因变量发生概率，

为自变量，

为常数项，

为各自变量系数，表示其所对应自变量每改变一个单位所导致的比值比的自然对数改变。本研究自变量涉及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关联、流转状况及地域特征多方面。但由于因变量分别为有点长和有点短，故采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其原理如下：以三类结果为例，设三类结果分别为A、B、C，可任意指定一类作为参照组或者基准组。取Y=1表示A类，Y=2表示B类，Y=0表示C类，设C类为参照组，则三类结果的Logistic回归模型可以表示为：

      

      2.模型计算结果

      本研究分别将期限认知为有点长和有点短，分别设为Logit(1/0)和Logit(2/0)，并采用Eviews7.0软件对方程进行估计，初步估计结果表明两个Logit方程P值均小于0.001，估计结果较精确。但由于模型较复杂，这里采取向后逐步选择法对模型进行处理，并剔除在两个方程中均不显著的变量，直至变量至少在一个方程能通过10%水平下显著性检验为止，化简结果如下(见表2)。

      上述指标表明模型估计结果较准确，但考虑到相关因素可能与家庭人均收入存在的关联关系，本研究用性别、年龄、耕地禀赋、子女外出打工等对人均收入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表明家庭耕地禀赋与人均收入不存在显著关联关系，而性别、年龄、子女外出打工尽管与人均收入存在相关关系，但其系数较小，仅能解释人均家庭收入水平很小部分。对于简化模型各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检验，结果表明VIF平均值和所有变量VIF值均小于10，这表明方程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可以接受。

      3.对计算结果的解释说明

      其一，性别、年龄特征与流转期限认知存在显著关联关系。男性比女性认为期限较长的概率高35.57%，且呈正向显著，这表明男女在期限认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与社会分工有关。年龄处于45～59岁的农民认为期限较长的概率较参照组低27.54%，且呈负向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这一年龄段的农民大多经历过农村改革，对于农地权利更看重。

      其二，人均耕地、子女外出打工、人均收入与相对收入状况、收入来源等与流转期限认知有着显著关联关系。首先，就人均耕地而言，家庭人均耕地1亩～2亩的农民认为流转期限较短的概率较参照组低51.9%；而家庭人均耕地2亩以上的农民认为期限较长的概率较参照组低45.5%；认为流转期限较短的概率较参照组低73.68%。这表明人均耕地越多，对农地流转期限满意度越高。其次，子女外出打工的农民认为流转期限较短的概率比其他组高94.94%，且呈正显著，这表明子女外出打工使得农业收入重要性有所下降，进而影响到流转期限认知行为。第三，家庭人均收入数量在Logit(1/0)中呈正显著，而在Logit(2/0)模型中呈负显著，这表明收入较低的农民担心流转期限太长，导致收入下降；而收入高的农民却希望时间更长以获得更多流转收入。相对收入较差的农民认为流转期限较长的概率较参照组偏高76.58%。这表明农民收入越低则越希望流转期限短以增加谈判机会。第四，收入来源含政府性补助收入的农民认为流转期限较长的概率相对偏低72.5%，并呈显著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这部分人大多体弱多病，获取收入能力较差，长期流转有助于其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

      

      其三，乡村干部的适当介入有助于消除农民的疑虑。与村干部谈判的农民较其他组认为流转意愿短的概率偏高256.94%，与乡镇干部谈判的农民认为流转期限较长的概率偏高113.98%，且均呈正向显著。乡村干部因对转入方诉求和农民诉求均非常熟悉，因而在促进农地流转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乡镇政府过去与农民关系紧张，其介入农地流转谈判反而使得农民心存疑虑。就签约对象而言，与乡镇政府签约的农民认为流转意愿较长的概率偏低85.77%，与转入方签约的农民认为流转意愿较短的概率偏高116.65%，且均显著。这表明乡镇政府作为签约方有助于消除农地流转中的不确定性，增强农民流转信心，与企业签约则意味着其要求得到了转入方的满足。这表明在农地流转中，既要注重乡村组织资源，也要重视市场机制。

      其四，流转期限、政策了解程度、流转数量、流转好处、承包费及农民对流转的态度等与农地流转期限认知有着显著关系。就流转期限而言，流转期限每增加一年，则农民认为期限越长的概率会增加22.53%，认为期限越短的概率会减少21.02%，二者均具显著。表明流转期限长短与农民对与流转期限认知行为关系密切。就对农地流转政策了解程度而言，非常了解政策的农民，认为期限较长的概率相对于参照组偏低66.91%，并认为期限较短的概率要高429.84%。对于流转政策有所了解的农户，认为期限较长的相对于参照组概率偏低31.37%，认为期限较短的概率偏高31.96%。即人们越了解政策，越认为农地流转契约关系应更加稳定。就流转数量而言，农地全部流转的农民认为期限较长的概率较参照组偏低45.32%，而大部分流转的农民认为期限较长的概率较参照组偏高57.07%。这表明农地流转数量与农民对流转期限的认知行为关系较复杂，不能简单断言转出土地多少与期限认知行为间的关系。就大规模流转的好处而言，认为有利于水利灌溉的农民觉得流转期限过长的概率偏高46.65%，而认为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农民觉得流转期限过长的概率偏低26.71%。这表明流转期限较长固然有利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但不利于通过谈判讨价还价，因而抑制了增收。就租金而言，对租金十分满意的农民认为流转期限过长的概率偏低70.05%，认为流转期限过短的概率偏高157.93%，且均具有显著性。这表明租金仍是农地流转中的关键问题。

      尤其还应指出的是，转出农户对农地流转的态度也会影响到其流转期限认知。那些对农地大规模流转持反对态度的农民，其认为流转期限过长的概率比其他组高135.30%。

      其五，农民期限认知行为地域性特征明显。与参照组相比，来自埇桥区和萧县的农民认为农地大规模流转期限过长的概率要高90.03%，认为流转期限过短的概率要高346.25%。这可能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安徽省合肥市周边地区非农就业机会多，农民可获得更多非农收入，土地流转收入的重要性相对较低。

      埇桥区和萧县因经济发展滞后，农地流转收入相对更重要，很多农民至今仍从农业获得收入，这些也会体现在对农地流转期限的认知上。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笔者结合田野调研资料，对农地大规模流转中的农民流转期限认知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民流转期限认知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关联、农地流转实施具体状况以及地域特征存在着显著关联关系。因此在农地流转中，必须正视上述因素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其政策含义如下：①应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诉求。在推进农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中，应考虑性别、年龄因素影响，尤其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影响展开充分研究。②应设法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农地流转有序进行。在农业增收有限的情况下，农民非农收入增加了，他们才更愿意流转农地。③应注意发挥乡村干部和乡镇政府的积极作用。④对于农民的农地流转期待，应持客观态度。农地大规模流转好处不少，但如果操作不当，也可能引发一些新问题。⑤地域特征与农民农地流转期限认知的显著关系表明，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农地规模流转模式，只能是在条件具备的地方结合现实有序推进，不宜通过行政命令方式强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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