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解读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经济增长率论文,角度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罗斯基质疑给予我们的启示
2001年底以来，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思潮。克鲁格曼讲，我不明白为什么香港的经济增长率为零，大陆却能够达到7％。许多海外经济学家不相信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超过4％。最为典型的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他列举就业、收入、投资、农业、航空等数字，证明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不实。罗斯基的主要根据是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率不一致，1997年—2000年，中国GDP累计增长24.7％，但同期能源消耗只增长了12.8％。特别是1998年，能源消耗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竟然比前一年和后一年都差出4个百分点，1998年能源消耗降低6.8％，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7.8％是不可能的。他认为1998年中国的GDP增长率，2.2％是上限，实际上可能更低，1999年为2％—2.5％，2000年为2％—3％。
中国经济学家纷纷指出罗斯基的错误。如张曙光指出，罗斯基推算的基本前提是：能源数字是准确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是严格匹配、高度相关的。但这个假定不能成立。能源消耗系数取决于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这两点在中国有明显变化。工业和农业增加值有高估，但服务业增加值明显低估。从各地的情况来看，落后地区往往虚夸，而发达地区有的却在瞒报。
周天勇在2002年6月15 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上撰文指出：由于国有经济的改革和战略性重组，对高消耗能源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向轻型化转变，低能耗高附加值产业的快速增长，农村闲置劳动力的转移和利用，实行集中供暖供气，调整生产和生活的能源消费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向低消耗、中高增长率特征的转型，GDP产出的能源消费系数持续下降。 1997年—2000年期间，能源消耗下降了，但是耗能工业的电力、冶金、建材、化工、农业生产资料，耗电量大的机床、硫酸、乙烯、汽车、家用电器等，产量都在增长。赵晓认为，中国财政收入，城镇居民收入，银行存款，出口和国债项目都有真实的增长，因此总体经济增长率达到7％以上是可信的。
以上分析虽有道理，但未必能够使罗斯基服气，因为没有能够解释1998年的情况。我可以提供两个情况解释1998年的能源消耗为什么会大幅度下降。第一，国有企业煤炭大量积压，国家为了保护国有煤矿和环境资源，在1998年严令地方办的小煤矿停产，实际上以后几年地方小煤矿有所恢复，但是在1998年的确大量停产了，如果真有继续生产的，也绝对不会上报。企业所消耗的煤炭是以前的库存和没有上报的“瞒产”。第二，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地下经济的泛滥，在1998年有一个增量。这主要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了国内的出口和内需，某些地方政府为此放松了对地下经济和“三陪”的控制。据我估计，1998年以来从事“三陪”的人员大约有500万，每年小费收入可能达到5000亿人民币的规模，且这部分货币支付没有进入政府的正式统计。1998年GDP是78345亿人民币，其中第一产业为14552亿元，第二产业为38619亿元，第三产业为25174亿元。这部分地下经济占到第三产业总产值的20％，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6.38％。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收入所拉动的消费却计入了正式统计，而且拉动消费链条相当长，从租房、出租车、高档服装和化妆品，到手机，“三陪小姐”们是全副武装。如果有一半用于消费，乘数为4， 拉动的总消费就是1万亿人民币，占1998年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29152亿人民币的34％，占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2.76％。
再看增量。假设1998年许多地区放宽了政策（不知道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是否将其列入“制度创新”之类），以“三陪”为中心的地下经济有比较大的增量，比如比上年增加30％，即小费部分增加了30％，假设为1000亿元，假设边际消费倾向是0.5，即500亿元进入当年消费增量，乘数为4即为2000亿元。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额也不过2900亿元，国内GDP增长额也不过6110亿元！就增量而言，1998 年的经济增长有相当部分竟然来自地下经济。
在付给“三陪”小姐的5000亿元小费中，假设有50％是企业报销的，即有2500亿元，可以视为交易成本提高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在数量上大致相当于企业的亏损额。也就是说，生产企业亏损之所以没有影响经济增长率，部分原因是因为“服务业”的增长，而这部分“服务业”，当然是节省能源的。
从总量上讲，我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虚夸的成分不大，但决不能证明在结构和性质上没有问题。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迅速恶化，生产企业不景气，农民收入很少提高，两极分化不断扩大，所谓“服务业”加速发展，除去新经济等健康部分以外，也存在非常不健康的“地下经济”，这是由暴富阶层和权力腐败所带动起来的奢侈腐朽性消费。如果我们考虑到1998年以后的经济增长，还包括大牛市、发彩票等金融手段，有人称之为“办赌场”；再加上借内债，并以未来的国内市场换取外资进入。虽然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些措施的积极意义，但是这样的“增长”与真正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毕竟不能同日而语。迷信市场经济的主流经济学家，简单地把服务业的发展称为“历史进步”，忽视其背后的腐朽性地下经济成分；把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称为“金融深化”，忽视其表面的泡沫经济成分，把由此创造的GDP与生产科技部门、 国防战略产业等量齐观，甚至凌驾于它们之上，这是一种误导。同样的GDP， 其实质性意义大不一样，妓女的小费，即使创造高得多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也不能与航空航天业所代表的综合国力相提并论。
罗斯基的计算虽然有误，但是他的怀疑是有根据的。罗斯基在美国不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他对于中国以前的成就一直高度肯定，但是对1998年以来的高增长率有怀疑，这和我们的“非主流”相近，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入“中国崩溃论的反华大合唱”之列。1998年以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帕累托最优”被打破，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对此，我们认为应该进行战略调整，以避免出现重大危机。而主流派却认为，1998年以来中国在体制改革、与国际接轨方面有重大进展。他们不愿意承认经济增长速度背后掩盖的重大问题，在澄清罗斯基的数字时，他们有自己的价值取向。
我认为中国经济学家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纠正罗斯基的数字错误，但是肯定他的怀疑态度，以更加准确的数字和事实，对我国经济增长率背后掩盖的比罗斯基质疑更加严重的问题，作出实证性的科学判断。
GDP指标的重大缺陷及其修正
罗斯基的数字分析没有抓住中国统计数字失真的“要害”。“要害”是什么？是在经济增长中，没有扣除人为造成的灾害和环境污染损失。我曾经当面向罗斯基指出这个问题，但他说美国也不计算。我认为即使全世界都不计算，中国也必须计算。
1981年，罗马俱乐部在《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一书中提出：“经济和生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生态遭到破坏的世界里不可能有福利和财富。旨在普遍改善福利条件的战略，只有围绕着人类固有的财产（地球）才能实现；而筹集财富的战略也不应与保护这一财产的战略截然分开。一面创造财富，一面又大肆破坏自然财产的事业，只能创造出消极的价值或破坏的价值。”
我们在22年前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曾经揭露“大跃进”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200亿元，“文革”十年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000亿元，“三线建设”造成的经济损失为6000亿元。但是，有哪一次战乱哪一次浩劫比得上今天和平年代里一年所支付的生态代价？谁敢说这是历史规律所决定的，是现代化难以避免的代价？
修改目前GDP统计指标，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这才是真正的“国际惯例”。
第一，现行宏观经济核算体系没有反映资源与环境在生产过程中的破坏、投入和消耗。它的理论假设前提是：自然资源无限，无价格，环境污染无须治理。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资源稀缺，所谓的“资料稀缺”，实际上是指人的时间稀缺，所谓提高效率有效分配资源，是指有效分配人的时间。经济学从来没有假定自然资源是稀缺的，因为它把空气和水（即自然资源）称为“无限无价”。这与西方国家早期现代化的客观环境是一致的，一方面国内人口和生产规模小，一方面通过强权殖民，掠夺全世界的资源。
第二，当人类的生产活动严重危害环境，并且产生能源危机后，经济学并没有修改其“资源稀缺”的假设前提，因为这就等于取消了经济学。经济学家们只是简单地把资源从无价格变成有价格。这说明资源稀缺假设，的确不是指自然资源，所以无须做大的修正。当自然资源真正变成稀缺时，不但不把资源的使用和破坏环境以后不得不花费的治理费用，从人类生产活动的统计中扣掉，反而把它进一步加进去，造成虚假的经济增长。这是极为荒谬的，它是告诉我们：得病吧再治病，污染吧再治理，灾害吧再建设，只要能创造GDP。
第三，当人类追求产值和利润的欲望发展到不顾环境和资源的程度时，必然同时危害人类自身。经济学和所有的人文社会自然科学一样，都有伦理的底线，这就是：它是为人类谋利益求发展的，而不是损害或者毁灭人类自身的。但是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却没有区别出损害人类的生产行为和有利于人类的生产行为。
第四，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什么？是政治家的丰功伟绩，是资本家的利润，少数人可以获得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好处，而环境破坏的恶果却要由大多数人承担。如果水资源被破坏，使用市场经济涨价的办法，那么，富人和特权阶层可以用矿泉水洗澡，而穷人却要饮用污染的水。GDP统计将“好的、坏的”产出一视同仁计入经济增长，违背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伦理前提，当然就不能反映经济的公平性。
第五，经济统计指标是为全部社会活动指引方向的，GDP的误导， 掩盖了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公平性，先是少数人剥夺大多数人，然后是大多数人一起动手毁灭环境。发达国家仍旧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特殊的生活方式，他们所谓的环境保护，只不过是把污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现在是穷人、穷国在毁灭自己的环境，同时也就毁灭了全球环境，这是对发达国家以资本和西方价值观毁灭各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一种负面惩罚。
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国际社会已经把资源与环境的价值核算提上议事日程。第一个试图打破GDP荒谬性的，是两位美国学者詹姆斯·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他们于1972年共同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主张把都市中的污染、交通堵塞等经济行为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掉，同时加入被忽略的经济活动，如休闲、家政、社会义工等。他们将GDP分成好的及坏的，好的减掉坏的才是社会净经济福利。
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列出每项污染的可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必须编列改善经费，改善经费从国民所得中扣除。虽然GDP当年增长8.5％，扣掉污染改善成本后只有5.8％。
对自然资源耗损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研究，是美国罗伯特·卢佩托在1989年发表的净国内生产毛额。他以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印尼为例，虽然印尼从1971年至1984年间，GDP每年增长7.1％，若扣掉出口木材和石油的耗损成本，只有4％。
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由美国戴利与科布于1989年提出，英国、美国、德国、瑞士、澳大利亚已采用这一指标计算国家进步状况。它计算财富分配状况，分配在不平均标准之外要扣分；它计算社会成本，如失业率、犯罪率；它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如医疗支出、超时工作是社会成本，不算为对经济的贡献。1950年—1996年，澳大利亚人均GDP从9000澳元增长至23000澳元。以新指标衡量，1996年只剩下16000澳元。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人力发展指标。沙特阿拉伯国民所得1997年世界排名第41位，在人力发展指标中为75。加拿大人均国民所得世界排名第8位，但人力发展为世界第一。联合国在1995 年提出可持续发展指标，重新定义增长与发展。发展是指一个社会在制度、管理、生活品质、财富分配等“品质”上的进步，一个社会可以有经济增长，却不一定有发展。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速增长”来源于过时的发展观，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和高速增长的热烈追求。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日趋短缺，人民的实际福利水平下降，发展最终难以持续而陷入困境。而最新的研究成果是生态经济学提出的绿色GDP概念，生态经济学主张将经济增长导致的灾害、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从GDP中扣除。
在中国，追求GDP增长，忽视甚至掩盖环境问题， 显然比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更加严重。在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的权力资本阶层，当然不会真正关心环境问题，他们是一群有美国绿卡、有乡村别墅的人。各级政府的主要活动，仍旧是提高GDP增长率。 为他们服务的主流经济学家，大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和制度决定论，并已形成了话语霸权，以此压抑许多有识之士的真知灼见。比如张祥平，就是一位清醒的学者，他把经济学的基本图表从一个象限扩大到4个象限， 增加了“负数”部分，他的著作《制度对话》已经列入我主编的《世纪选择》丛书，即将由石油出版社出版。另外一本是《中国人的生存环境》，非常感谢这位以笔名出书的易正先生，他在美国努力3年， 搜集大量的中国出版物，以生态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进行了计算，这是迄今所有研究中国环境资源的著作中，资料最为翔实、估计损失最大的一本书。我在下面主要引用他的研究成果。
中国的生态损失超过国内生产总值——惊人的推算
联合国《2002 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 环境问题使中国损失GDP的3.5％—8％。中国作为世界受污染最严重的国家， 正处于十字路口，目前的路是“危险之路”，另一条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而易正先生计算的数字更大：
第一，森林。中国国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7％， 而森林面积仅占世界森林面积的4％。森林覆被率为14％，世界平均为30％。 森林资源消耗加速，上世纪80年代年均消耗蓄积量3.44亿立方米，比70年代初年均1.96亿立方米增加75％。
第二，水土流失。水土流失面积为367万平方公里， 占全部国土面积的40％。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每年有100 多亿吨沃土付诸东流，相当于流失1000万亩耕地上的30厘米厚耕作层，其流失的氮、磷、钾等养分远大于全国化肥的年产量，而有机质的损失则永难弥补。
水土流失的另一大危害是河床抬高，水患频繁。淤积使通航里程、水库库容、湖泊面积减少一半。1／2的人口、1／3的耕地和70％的产值发生地处于潇洒的洪水位之下，七大水系成为悬河——高悬于中华民族头顶上的七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第三，荒漠化。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面积的27.3％。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处于荒漠化威胁之中。新疆166万平方公里只有不足10万平方公里人类可以居住。甘肃和宁夏，荒漠化占总面积的1／3。东北科尔沁沙漠已越过内蒙古、辽宁省界，以年均30米的速度向沈阳挺进。河南东北部、北京、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出现了2350万亩的荒漠化土地。
第四，地质灾害在40年间发生了60000次。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地质灾害正在由自然动力型向人为动力型发展，人类工程活动强度越来越大，足以改变现代地壳运动的自然进程。在东部沿海，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的地区最重。中国地质灾害的分布，主要与经济开发强度相关，与地质构造关联甚少。生存空间越紧缩，越加大开发强度；越加大开发强度，生存空间越紧缩。
第五，耕地流失。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的耕地为16亿亩，人均2.7亩；90年代为20亿亩，人均1.6亩。66％的耕地分布在山地、丘陵和高原；60％的耕地缺乏灌溉水源，40％的耕地退化，30％的耕地水土流失严重，中低产田占78％，复种指数达147％，长江以南则高达180 ％—250％，全部耕地超强度使用，土壤肥力持续下降，后备耕地严重不足。
1957年到1986年，全国累计减少耕地6.1亿亩，净减少2.3亿亩。其中，每年城镇扩张侵占耕地4500万亩，乡镇企业占用耕地1000万亩，非农建设占用耕地800万亩，水土流失600万亩，农民建房占用500万亩，开发区占用300万亩，沙化200万亩。半个世纪流失耕地20亿亩，又开垦了耕地24亿亩，但开荒是以破坏林地、草地为代价的。
第六，草地退化。中国可利用草地约33.6亿亩，退化面积达85％，严重退化年均3000万亩。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草原生产力下降30％—50％，等于每年减产2000亿元。按草原承载算，中国是美国的1／3，浪费草地22.4亿亩，折合1.34万亿元。加上产草量下降0.20万亿元，年损失草原资源1.54万亿元。
第七，水资源危机。中国的水资源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人均占有量2200立方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5，被列为世界13个贫水国之一。实际供水总量5200亿立方米，人均440立方米，而国际水资源警戒线是1000立方米；农业用水4000多亿立方米，亩均水资源200立方米。“账面”水资源量与实际用水量巨大差别的主要原因是水资源分布失衡，北方16省，人均水资源为300立方米，比以色列（370立方米）还干旱。江河枯洪比极大，河川径流量年际之间变化大，可出现连续多水年和少水年。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亩均水资源， 可能仅为150立方米，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数字，目前技术条件下的最低需水量，种水稻每亩为280—300立方米，种小麦每亩为220—280立方米。
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受旱面积为4亿亩，比50年代增加1.5倍；600多个城市有300个缺水，这些城市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70％； 废水量70年代为3000万吨，90年代中期超亿吨，80％以上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泊；90％以上的城市水环境恶化；地下水严重超采，100 多个城市地下水位下降，50多个城市地面下降；水资源浪费严重，农业灌溉水的利用率只有30％。
更加严重的是，中国的水循环似乎出了问题，100年以来， 从西北到华北，一系列湖泊干涸，黄河、淮河从泛滥变为断流，随即是淤积和荒漠化。地下水位下降，泉水不再涌出。
第八，江河湖库干涸。中国共有水库8.5万座， 占世界水库总数的1／2，但因淤积减少了1／3。湖泊总面积为8万平方公里， 数量为2800个，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13个。估计近半世纪以来，围垦加淤积，损失湖泊淡水储量50％，达1000亿立方米以上。长江中下游湖泊面积从50年代2.2万平方公里剧减到80年代的1.2万平方公里，号称“千湖之省”的湖北湖泊从1066个减少为325个，水面缩小3／4。 “八百里洞庭”退化为几个支离破碎的小湖泊，萎缩40％，50年以后将从版图上消失。太湖出口河道84条剩下十来条，平均水深不足1.9米，100年后将变为一片沼泽。青海湖是最大的咸水湖，水位下降3.2米。 博斯腾湖是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水位下降了2米，野生芦苇湿地减少一半， 芦苇产量也下降了一半。罗布泊于1972年消失。居延海曾是河西走廊最大的内陆河，维系一条数百公里的绿色走廊，现已消失，两岸绿洲向荒漠演化。玛纳斯湖由于石河子大规模的开垦建设，只剩下一个巨大的干湖盆。
第九，气候灾变。温室效应逐渐加剧，过去两万年间，地球温度只上升5度，现在的速度增加了100倍。中国北部气温在30年内上升了0.3—1摄氏度，是目前世界平均速度的2倍；如果20年至50年内再上升2摄氏度，又是中国速度的3倍。
第十，水旱灾害频率加快。中国2200年以来发生1600 次大水灾， 1300次大旱灾，灾害频率不断加快，平均每年灾害为：隋朝0.6次，唐朝1.6次，两宋1.8次，元朝3.2次，明朝3.7次，清朝3.8次。清末至1990年的80年间，水旱灾害从3.8次增加到13.5次，其增长速度为年均8.2％。70年代每10年一个重灾年，90年代每3—5年一个重灾年，水旱灾害逐年加剧。灾害频率的加快，显然是由于人为开发强度加快所致。
第十一，污染加剧。中国废污水排放总量占世界的10％，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3％，单位产值废污水排放量为世界的3倍。国土污水负荷量为世界的16.5倍。80％以上的废污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江河湖库普遍污染，七大水系40％的河段，流经城市78％的河段，即使按照中国不严格的标准，也无法饮用。700条河流符合饮用水标准（一、 二类）的河段只有32.2％，丧失任何使用价值的河水占10.6％。严重污染的河流长度，从1984年的21.8％上升到90年代的46.5％。
第十二，大气污染。中国是全世界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总悬浮颗粒物，大多数城市年均值为300微克／立方米， 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是90微克。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世界第一。由于机动车辆数量激增，氮氧化物平均浓度46微克／立方米，已经超过二氧化硫。
被称为“硫酸沉降”的酸雨区高速蔓延，范围占国土面积的40％，约380万平方公里，而且集中在东南地区。 二氧化硫排放如果不严加控制，土壤几十年后将严重酸化，南方将变成不毛之地。
第十三，垃圾围城。中国400多座城市的2／3 已陷入垃圾的重重包围之中。垃圾围城象征着资源挥霍。垃圾的大量产生是由于资源不充分利用，中国长期采用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粗放经营为特征的发展模式，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工艺、技术和设备落后，导致固体废物产生量极大。
第十四，近海污染。中国全部海域受到严重污染，有些海水变黑发臭，主要污染因子是无机氮、无机磷和石油类。每年排放入海的污水总量为87亿吨。
第十五，物种灭绝。中国拥有鸟类1180多种、兽类500多种、 爬行类320多种、鱼类2000多种，占世界野生动物种类的10％。 目前濒临生存危机的脊椎动物已有398种，高等动物1069种。
第十六，矿物资源枯竭。45种主要矿产的人均产量，中国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3。贫矿多，富矿少，开采难度较大。由于盲目开采和破坏浪费，有色金属资源迅速减少，钨、锑、锡等重要矿产资源将耗尽。
第十七，能源危机迫在眉睫。中国能源人均可采储量极小，地理分布不均匀，需求量长期大于生产量，单位产值能耗极高。煤炭地质储量占世界总量12％，居第3位，但人均可采储量为101吨，仅为世界平均值的46％。水能资源6.8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可开发量为3.7亿千瓦，人均可开发水电量为1955千瓦小时，为世界平均值的81％。
油气资源极为贫乏，人均占有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为世界的1／2，美国的1／10。5年以后，中国石油将有50％依赖进口。
中国资源环境破坏总量评估
地球生态系统每年所提供的各种服务，折算为货币33万亿美元。海洋生态系统包括公海、海湾、海岸、海草海藻、珊瑚礁、大陆架；陆地生态系统包括热带森林、温带森林、草原牧场、近岸红树林、沼泽湿地、洪泛平原、湖泊江河等。两大系统所提供的生态价值，海洋占七成，陆地占三成。
以生态价值总量排名，依次为公海、草原牧场、温带森林、大陆架、热带森林、湿地、海草海藻、湖泊河流、海湾、洪泛平原、红树林、珊瑚礁。以每公顷面积提供的价值排名，依次为海湾（22832 美元／每年）、洪泛平原（19580）、海草海藻（19002）、红树林（9990）、湖泊河流（8498）、珊瑚礁（6075）、热带森林（2007）、大陆架（1610）、温带森林（302）、公海（252）、草原牧场（232）。
如果地球生态价值已经充分利用，应全部计入成本；而成本等于产值，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就是一个没有盈利的经济活动。但目前地球的承载力尚未达到极限，未充分利用的生态价值不计入成本，所以世界经济体系产出高于成本。
但中国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人均资源是1／2， 单位产值资源能源消耗量为3倍，单位产值废物排放量为数倍， 污染总量增长率为总产值增长率之数倍，每年利用资源环境价值应在国民生产总值数倍以上。
1.森林损失。福建省森林之生态效益（涵养水源、防止泥沙及养分流失、提高土壤肥力、削减洪峰、防止水库淤积、减免旱灾、提高作物产量、释放氧气）为100亿元，经济效益（林业、采集狩猎、茶桑水果、花卉、造纸及纸浆、森工）为30.3亿元，社会效益（增加就业、保健休憩）为19亿元。经济效益与社会、生态效益之比为1∶4；而林业（8.29亿元）与社会、生态效益（119.384亿元）之比为1∶14。也就是说，伐木所得1元国内生产总值，会造成14元的生态损失。全国木材年赤字为2.3亿立方米，年砍伐量3.4亿立方米，每立方米1000元，就是0.34万亿。福建的森林覆盖率为23％，高出生态失衡点23个百分点，中国平均森林覆盖率低于生态平衡点10个百分点，因此，在中国砍树的价值，都会造成14倍的生态损失，而不限于木材的赤字部分。按照14倍损失乘以0.34亿元，中国森林综合效益年损失为4.76万亿元人民币。这就是中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甚至美国最基本的区别，它们砍一棵树可以纯创造100元GDP，中国却要做“复式记账”：100元的正数（砍树生产），1400元的负数（生态损失）。如果是在西北砍胡杨，那么这个负值至少要扩大100倍。
2.水资源损失。半个世纪以来，围垦加淤积，每年损失淡水储量800亿立方米，水库库容减少损失淡水容量2000亿立方米，以每立方米5元计算，直接经济损失为1.4万亿元人民币；灌溉方式落后浪费1万亿元，减产损失7500亿元，超采地下水损失6650亿元，年水资源经济与生态价值损失为3.81万亿元。
3.耕地损失。城镇扩张侵占4500万亩，乡镇企业占用1000万亩，非农建设占用800万亩，水土流失损失600万亩，农民建房占用500万亩，各类开发区占用300万亩，沙化200万亩，共7900万亩。以每亩6.3 万元计，各类建设用地5600万亩，总价值3.5万亿元， 工业因素累计废弃的土地2亿多亩和因工农业污染累计破坏的土地3亿亩，年耕地损失人民币3.73万亿元。
4.自然灾害。人为因素而引发的生态恶化，使自然灾害急剧上升，直接经济损失为2240亿元、间接经济损失为20160亿元，两者相加， 因生态劣化而造成的以水旱为主的自然灾害，经济损失达2.24万亿元。
5.环境污染。据世界银行估计，空气和水污染使中国损失大约8 ％的GNP，为54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4000亿元。水污染，全国河流湖泊水面为2600万公顷，每年每公顷提供生态价值8498美元，共计186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5万亿。河流湖泊承受的污染已经超过自净能力，2／3河段已属于3、4、5类水质，无法饮用。无论以水体生态赤字计算，还是以清污资金投入计算，总数都超过2.3万亿元。 空气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与农药污染造成的损失为1.72万亿元和1.44万亿元，共计5.46万亿元。
总计，199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7.48万亿元，而未计入成本的对资源与环境的浪费破坏为：森林资源，4.76万亿元；淡水资源，3.81万亿元；土地资源，3.73万亿元；草原资源，1.54万亿元；自然灾害，2.24万亿元；环境污染，5.46万亿元。合计，21.54万亿元。生态成本超过GDP两倍多。即使我们扣掉许多项目，说生态损失相当于GDP，应当不算夸张。这个基本判断带给我们什么结论？
第一，被统计指标掩盖的生态损失必须从GDP中减去， 或者另行公布。这不仅符合国际最先进的思想和标准，更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国土超载）；人均自然资源大体是世界平均值的1／2（自然资源极度匮乏）；单位产值之矿产资源与能源消耗量约为世界平均值的3倍（矿产资源超高投入）；资源投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高居世界前列（资源浪费型经济）；单位产值废物排放量约为世界平均值的数倍；单位产值所产生的固体废物比发达国家平均高出10倍甚至几十倍，单位面积国土污水负荷量约为世界平均数的16.5倍（环境容量资源浪费性经济）；污染总量增长率为总产值增长率之数倍（污染超速增长）；工人劳动效率是英国工人的1／30，美国的1／36，日本的1／40，德国的1／45（经济效益低）；经济波动系数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以上（经济稳定性极差）。
如果说世界经济体系基本上还是一个尚有盈余的正常的经济活动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则是一个资源、环境成本超过产值的严重亏损的经济活动。生态负荷力已达到临界状态。
第二，现行所有措施都只能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生态环境的总体恶化。环境保护产业应该成为中国第一大产业。1981年到1998年我国环境治污方面的投资为3600亿元，没有达到GDP的1％， 最低也要达到2％，情况才能好转。在普遍投资不振的情况下，投资于能源效率的提高，如使用清洁煤、改善锅炉等，效益最高，每花1 元钱可以获得效益200元。
第三，生态环境的变化是渐进的，但是有一个开始加速的临界点。近代中国环境的灾难，除去人口膨胀以外，还有败于西方的因素。无论什么体制，都想加速发展经济，以西方的标准与之一争高下。大跃进的砍树，计划经济的强行开荒和廉价开采资源，市场经济下发生的全民性掠夺资源破坏环境，无不加剧生态灾难，打破了民族生存与环境限制之间极为脆弱的平衡。所谓“国家”包括土地、人民和政府三个要素，如果土地没有了，就什么也谈不上。
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由于资源环境的限制，已经到了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战略的时候了，欲挽救中国生态，必须进行全面的总体性的调整，包括价值观念、发展战略、利益格局。不能迷信所谓的“现代化”，不能迷信市场机制、产权改革，更不能迷信全球化。国际资本的运转是国际性的，它们并没有在中国保持良好环境的欲望和兴趣。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生死攸关问题，只能由世代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大多数人民解决。在环境资源的问题上，我们尤其不能受经济自由主义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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