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诗话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诗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朝鲜诗话是在中国诗话的直接影响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在长期的流变过程中，它又结合朝鲜诗歌体裁的创作实际，推陈出新，点石成金，逐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鲜式诗学体系，因此就具有其独立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朝鲜诗话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第一，朝鲜诗话反映了强烈的民族主体意识；强调写诗必须有自我发现；诗话诗论的对象主要放在本国、本民族的诗人诗作上面；诗话论诗的内容充满着民族自豪感。第二，朝鲜诗话深深打上儒家文化的印迹。第三，朝鲜诗话具有欧派气质，善于论事而采用语录体、随笔体、史论体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道出了精辟的诗识。
诗话，是东方独具特色的一种诗论载体。在中国，自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公元1072年）问世以来，诗话就成为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主要样式。时隔138年之后，在中国诗话勃兴之势的影响下， 在睦邻友好之邦高丽也出现其最早的一部诗话《破闲集》。再过一百多年之后，与华夏一衣带水的列岛之国日本也首次出现了以诗话命名的《济北诗话》。从此，在古老的中国、朝鲜、日本、东南亚，在世界的东方，诗话文学便蔚为风尚。勿庸置疑，朝鲜诗话是在中国诗话的直接影响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在长期的流变过程中，它凝聚着朝鲜历代文学精英的聪明智慧，又结合朝鲜诗歌体裁的创作实际，推陈出新，点石成金，逐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鲜式诗学体系，因此就具有其独立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
一、诗话的概念
何谓诗话？“诗话”之名的由来以及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这是研究朝鲜诗话首先必须解决的研究课题。
诗话之称，起源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在此之前，中国文学史上早已出现了《诗品》、《诗评》、《诗论》、《诗说》、《诗式》、《诗格》之类的诗论著作或诗论体裁。从词义学看，《诗品》、《诗评》、《诗论》侧重于诗歌的评骘议论，风格过于严肃；《诗说》、《诗式》、《诗格》则侧重于诗句的诠释，内容过于单调。这些都不符合欧阳修的创作本意，因此他不愿意步人后尘，拾人牙慧，而是独辟蹊径，标新立异，创造出了一种闲谈性的、随笔性的、轻松活泼而又富于弹性的新的诗论体系，即诗话。
欧阳修所创始的“诗话”，其最初的含义是“以资闲谈”，论诗及事，重在诗本身的掇拾。但是，这种“以资闲谈”的关于诗的随笔，后来发展成为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从而跨进了古代文论的宏观领域，其内容大致包括标举论诗宗旨，推溯诗派渊源，评论作家作品，摘录诗歌佳句，漫谈诗歌技法，记述诗人轶事，考证诗意掌故，诠释诗句僻典等，凡是牵系到诗歌的言论，均可囊括其中。这样一来，诗话的概念也随之扩大了。著名文艺批评家郭绍虞先生指出：“诗话之体，顾名思义，应当是一种有关诗的理论的著作。”〔1〕这个论断较为中肯，将诗话的性质、内容和形式都顾及到了。显然，这是演变和扩大了的“诗话”，是广义的“诗话”，是对诗话所作的现代意义的解释。
朝鲜人对诗话概念的理解，也有个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诗话，按其内容来说，是诗歌之“话”，就是关于诗歌的故事；按其体裁而言，就是关于诗的随笔体，以“资闲谈”为创作宗旨。广义的诗话，乃是一种诗歌批评形式，凡属评论诗人、诗歌、诗派以及记述诗人议论、行事的著作，都可以叫做诗话。从这个意义来说，朝鲜诗话概念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早期诗话即中古诗话，大都是属于狭义的诗话，如李仁老的《破闲集》、李奎报的《白云小说》、崔滋的《补闲集》、李齐贤的《栎翁稗说》等，均采取“闲谈”随笔体式，以“记事”为主，寓诗论于闲谈述事之中，虽无“诗话”之名，却存诗话之实。李奎极、李齐贤将自己的诗话以“小说”或“稗说”命名，也都含有“故事”之意。显然，这是狭义的诗话，是诗话之体发展的初级阶段。如果诗话之体仅仅停留在“闲谈”、“记事”的初级阶段，那就没有更大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了。
到了近古时期，以徐居正的《东人诗话》为标志，朝鲜诗话以新的面貌姿态进入了诗话发展的高级阶段——广义的诗话。广义的诗话，不再以“资闲谈”为目的，也不再局限于“记事”，诗话的重心从记诗事转到诗论，从说诗转为诗评，从诗本事转向诗学、美学论了。可以说，这种广义的诗话，是对原来那种狭义诗话的概念上的超越，是诗话之体逐渐发展、成熟、完善的重要标志。在朝鲜，《东人诗话》是第一部正式以“诗话”命名的著作，它初步实现了诗话由“闲谈”、“记事”向谈诗论诗为主的质的转变，而且从观念和形态上摆脱了稗说的影响，实现了朝鲜诗话的自觉革命，为后期朝鲜诗话之体的发展树立了一个典范。据不完整统计，《东人诗话》问世之后，朝鲜时代刊印的以诗话命名的专著共有43部〔2〕，如《清江诗话》、《松窝诗话》、 《惺叟诗话》、《霁湖诗话》、《百家诗话抄》、《象村诗话》、《壶谷诗话》、《诗话丛林》、《严叟诗话》、《屯庵诗话》、《东人诗话》〔3〕、 《东国诗话汇成》、《龟磵诗话》、《诗话类聚》、《诗家诸话随录》、《海东诸家诗话》、《海东诗话》、《东国诗话》、《诗话抄成》、《秋斋诗话》、《杨梅诗话》、《研经斋诗话》、《绿帆诗话》、《青邱诗话拾遗稿》、《宁斋诗话》、《海东诗话》、《天喜堂诗话》、《东诗话》、《榕灯诗话》、《西京诗话》、《训蒙诗话》、《彝叙诗话》、《云窗诗话》、《别川诗话》、《桐隐诗话》、《青楼诗话》、《西涯诗话》、《东游诗话》、《诗话》、《朝鲜古今诗话》、《朝鲜诗话》、《玉瑠山庄诗话》等。除此之外，虽不以诗话命名，但实际包含诗话内容的专著有67部，如《慵斋丛话》、《笔苑杂记》、《秋江冷话》、《师友名行录》、《謏闻琐录》、《龙泉谈寂记》、《思斋摭言》、《稗官杂记》、《杂言》、《诗法源流体意声三字注解》、《松法漫录》、《海东野言》、《鹤山樵谈》、《月汀漫笔》、《遣闲杂录》、《艮翁疣墨》、《五山说林》、《闻韶漫录》、《涪溪记闻》、《芝峰类说·文章部》、《山中独言》、《於于野谈》、《效颦杂记》、《晴窗软谈》、《溪谷漫笔》、《畸翁漫笔》、《学诗准的》、《玄州怀恩录》、《潜谷笔谈》、《诗文清华》、《小华诗评》、《终南丛志》、《菊堂排语》、《旬五志》、《壶谷诗评》、《西浦漫笔》、《水村漫录》、《玄湖琐谈》、《囚海录·论诗文》、《农岩杂识》、《晦隐琐录》、《南迁日录》、《左海裒谈》、《旅庵诗则》、《平仄韵互举》、《证正日本韵》、《东音解》、《二旬录》、《星湖僿说·诗文篇》、《樗湖随录》、《梅翁闻录》、《巴人识小录》、《枫岩集话》、《笔苑散语》、《清脾录》、《蟾泉谩笔》、《晹葩谈苑》、《东人论诗绝句》、《声韵说》、《箨翁闲谈》、《林下笔记》、《读国朝诸诗》、《东诗丛话》、《诗所》、《韵学本源》、《青韵杂丛》、《韶堂
集·杂言》等。
综观这些书名，便可了解朝鲜诗话名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朝鲜诗话命名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以作者姓名、字号名书。如《清江诗话》、《惺叟诗话》、《象村诗话》、《天喜堂诗话》。
（二）以仕宦名书。如《稗官杂记》。
（三）以地名名书。如《海东野言》、《小华诗评》、《东诗丛话》、《西京诗话》。
（四）以时间名书。如《旬五志》、《二旬录》。
（五）以论诗宗旨名书。如《诗则》、《诗所》、《论诗准的》、《壶谷诗评》、《菊堂排语》。
（六）以笔体名书。如“破闲”、“小说”、“稗说”、“杂记”、“琐录”、“摭言”、“漫录”、“谩笔”、“笔谈”、“笔记”、“日录”、“杂识”等。
有些书并不是诗话专集，如《慵斋丛话》、《芝峰类说》、《星僿说》等，按其体裁，均为随笔、小说、漫笔或杂录；按其内容，既有诗话又有文话，既有史话又有野谈，题材非常广泛，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
根据18世纪朝鲜诗话作家洪万宗所编《诗话丛书》一书，可以肯定近世朝鲜诗论家对诗话概念的理解是相当成熟的了。洪万宗在《小华诗评·自序》中，就《诗话丛林》的编写动机写道：“余闻无不求，得无不览，第于其间并载朝野事迹、闾巷俚语，篇帙浩汗，难于记览。于是合诸家所著而专取诗话，集成一编，名之曰《诗话丛林》。”又在《诗话丛林凡例》中，进一步阐明道：“如《破闲集》、《补闲集》、《东人诗话》，专是诗话，当以全书看阅，故兹不抄录。如《栎翁稗说》、《於于野谈》等十余书，乃记事之书，而间有诗话，故今只拈出诗话，别作一编，以备吟玩。”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洪万宗在一般记事书中“只拈出诗话”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将诗论之体的记事与非诗论之体的记事严格区别开来。显而易见，洪万宗所选编的诗话，是近乎广义的诗话。
南文始的《龟磵诗话》（公元1772年），则用形象的比喻，一语道出了诗话的定义。“大凡人必以所业者话。业于酒者，弹冠杏垆。相逢以酒话；业于农者，索绹松灯，相对以农话；业于釰技者，猎缨屠门，相与轩眉以釰话。莫不以己所业者，名话其话。业于诗者亦然，水楼朋罇，山寺僧榻，景物晴姘，更鼓迟迟，相与挥尘，尾碎壶口，屑于眉捷，动以口吻，霏霏如玉屑者，无一话非诗也。”〔4〕这虽是一段很平凡的语言，但也确实概括出了诗话的一些基本特征，即诗话是指一切关于诗歌的闲谈琐语。
那末，今人对诗话的概念又作何种解释呢？据韩国忠南大学诗话研究专家赵钟业教授称：“‘诗话’者，诗之批评也。凡诗之批评，今人谓之‘诗论’，而古人则谓之‘诗话’。……苟以广义概念之诗评言之，自诗之品第、诗格、诗法以至诗之解释、诗文故事等，莫不可以在诗话范围之内。”〔5〕当然，这里所指的是一种广义的诗话。 按照赵先生的这种解释，凡是一切论诗之言、之文、之著，不管其形式是否采用随笔体，全都可以纳入诗话之列。
笔者认为，这种意见虽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把诗话的范围划得太宽了，自然而然地会掩盖它的一些本质属性，如闲谈性、随笔性，论诗及事、论诗及辞，等等，从而使它的存在失去意义。这是因为诗话这一体裁概念具有其相对的确定性，它是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诗论体裁，是一种随笔形式的诗论，而与一般的非随笔形式的诗论有着本质的差别。既然存在着差别，那么诗话与笔记小说、单篇诗论、诗格、诗条等不能混为一谈，应当根据它们各自的本质属性，确定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以此来判断哪些是诗话，哪些不能算作诗话，这才有利于诗话研究。
关于诗话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今人蔡镇楚教授指出：
第一，必须是关于诗的专论，而不是个别的论诗条目，甚至连古人题序跋记中的有关论诗的单篇零札，也不能算作诗话。
第二，必须是由一条一条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的创作体制，富于弹性，而不是自成一体的单篇诗论。
第三，必须是诗之“话”与“论”的有机结合，是诗本事与诗论的统一。一则诗话是闲谈随笔，讲诗歌的故事，故名之曰“话”；二则“诗话”又是论诗的，是“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的契合无垠，属于中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一种专著形式。〔6〕
蔡先生提出的这三个标准，对确定诗话的范畴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根据这三个标准，诗话的界说就比较容易分辨清楚。只要符合这几条标准，具有三大要素，不论是标名“诗话”的，还是未标名“诗话”的，都可以视为“诗话”。同时也只有具备这三条标准者，才能称之为“诗话”，缺一不可。这样，既可以避免失之过宽，也可以避免失之过窄。
二、朝鲜诗话的起源与演变
朝鲜诗话产生于13世纪初即高丽中叶，以后经历高丽、朝鲜两个朝代，并可分为中古、近古、近世三个发展阶段，与中国诗话发展史上的元、明、清、近代基本吻合。
中古时期，是朝鲜诗话的初创阶段，即高丽朝的中叶至末叶。此时的朝鲜诗话，是采用“闲谈”随笔形式，以记事为主，寓诗论于闲谈述事之中。主要代表作有李仁老《破闲集》、李奎报《白云小说》、崔滋《补闲集》和李齐贤《栎翁稗说》。这是朝鲜最早的四部诗话。虽无“诗话”之名，却存诗话之实。
诗话是一种独立的诗论体裁，它的产生必然具有特定的环境和条件。那么，朝鲜诗话所以能诞生的特定环境和条件是什么呢？一是由于高丽中叶封建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初步完善，使得人们对于诗、赋、颂、策等文体重要性的认识和关于诗歌的批评意识迅速提高；二是高丽时期出现一种稗说体的文学样式，充任诗话之母体的作用，开始孕育出了一部分诗话内容；三是在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直接影响下，高丽中叶出现了为诗话之体接生的一位能干的“助产婆”——李仁老。
李仁老的《破闲集》，是朝鲜最早的诗话之作。关于这部专著性质，李仁老在《破闲集·后记》中写道：“吾所谓闲者，盖功成名遂，悬车绿野，心无外慕者，又遁迹山林，饥食困眠者，然后其闲可得而全矣。然寓目于此，则闲之全可得而破也。若夫汩尘劳役名宦，附炎借热，东骛西驰者，一朝有失，则外貌似闲而中心汹汹，此亦闲为病者也。然寓目于此，则闲之病亦可得而医也。若然，则不犹愈于博奕之贤乎？”〔7〕一言以蔽之，其基本性质便是“破闲之资”。 这同北宋欧阳修在说明《六一诗话》的写作动机时所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是一脉相承的。它足以证明，李仁老的《破闲集》是效法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而创作的稗说体作品。
李仁老倡导的“破闲之资”的新的文学样式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在它诞生之后，很快为当时的文坛乃至整个社会认同和效仿，紧接着就出现《白云小说》、《续破闲集》（即《补闲集》）、《栎翁稗说》等等一批诗话作品，与《破闲集》相呼应。从此，诗话之体便以不可遏止的力量崛起于朝鲜半岛，蔚为风尚，效者云集，作家作品辈出。可以说，《破闲集》是朝鲜诗话之嚆矢。
朝鲜诗话之溯源，可能比这还要早。这里所谓溯源是指促成某一事物诞生的多种因素，因此它不是单一化的、而是多元化的，是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的，它与某一事物的起源有着本质区别。朝鲜诗话的溯源或来源，既有其内部的因素，又有来自外部的因素。自统一新罗以后，朝鲜已出现崔致远、朴寅亮等汉诗名家，并伴之以简短的诗歌批评。如《三国遗事》云：“罗人尚乡歌者尚矣，盖诗颂之类欤？故往往能感动天地之鬼神者非一。”〔8〕又如高丽赫连挺序《均如大师传》云：“诗构唐辞，切磋于五言七字；歌排乡语，磨琢于三句六名。……八九行之唐序，义广文丰。十一首之乡歌，词清句丽，其为作也，号称‘词脑’，可期贞观之词。精若赋头， 堪比惠明之赋。 ”〔9〕此序写于1075年，比高丽第一本诗话书出世还早一百多年。可见，朝鲜古代诗歌批评意识早在诗话诞生之前就已经产生。在本民族作家中诗歌批评意识不断发生壮大，这是朝鲜诗话产生的重要的内部因素。除此之外，还有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那就是我国宋代兴起的诗话专著源源不断地传入高丽。它像及时好雨浇灌高丽诗坛，直接助长了高丽诗话的萌发。
中古时期诞生的高丽诗话，在漫长的发展演进过程中，由于无数诗话家的创造性实践，按照自身的规律性，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轻松到严肃，不断进化，不断革新，终于出现了新的演变和飞跃。
近古时期诗话之体的新的流变，主要表现在诗话以记事为主向“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有机结合与和谐统一的方向发展。徐居正的《东人诗话》，是朝鲜诗话之体由记事向论诗转变的重要标志。《东人诗话》虽然论诗必言事，但是其言事也必论诗。“记事”是作为论诗的根据和事实而存在着，正如姜希孟在《东人诗话序》中所言，它和中国的诗话选集《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一样，是“诗家之良方”，“其有补于词学岂浅浅哉？”《东人诗话》不仅完成了诗之体从以记事为主向以谈诗论诗为主的质的转变，而且在观念和形态上摆脱了稗说的影响，实现了朝鲜诗话的自觉革命，表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为后期朝鲜诗学的发展树立了成功的典范。
到了李氏朝鲜中、末叶即近世时期，朝鲜诗话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这是朝鲜诗话创作鼎盛的黄金时代。处于这个阶段的朝鲜诗话，大致经历了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诗学崇尚的流变。自新罗至高丽之初，朝鲜诗坛崇尚唐诗，推崇李白、杜甫、韩愈和柳宗元。到高丽中、末叶则转而宗宋，崇尚苏轼、欧阳修、梅圣俞之诗，尤其是尚东坡之学声势浩荡，直至李朝初期，饮誉甚久。到了近世，与明代七子“诗必盛唐”相呼应，崔庆昌、白光勋等又转而宗唐，由尊崇东坡回复到崇尚杜甫。正如李晬光《芝峰类说》中所言：“我东诗人，多尚苏黄，二百年间，皆袭一套，至近世崔庆昌、白光勋始学唐。”在诗歌理论批评史上，首先打起“崇尚唐诗”旗号的是许筠。他指出：“诗至于宋，可谓亡矣。所谓亡者，非其言之亡也，其理之亡也。诗之理，不在于详尽婉曲，而在于辞绝意续，指近趣远，不涉理路，不乐言筌为最上。乘唐人之诗，往往近之矣。宋代作者不为不少，俱好尽意而务引事，且以险韵窘押，自伤其格。”〔10〕他借用严羽所言：“不涉理路，不乐言筌”为依据，对宋诗的“筋骨思理”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经过宗唐与宗宋之间的几次反复与交替之后，到了李朝英祖、正祖年间，朝鲜诗坛受清代乾嘉诗风影响，又转向“兼宗唐宋”，极力推崇清代诗论家王士禛和袁枚之辈。《弘斋全书》、《韶堂集》所论及的神韵说、性灵说、格调说，全面地引进和继承了清代诗话的三大学说，并具有自己的理论个性和方法论体系。由于中国诗坛的直接影响，朝鲜诗苑自近古至近世，大凡经历了宗宋→宗唐→兼宗唐宋的三个主要阶段。
二是从论事为主到论诗为主的转变。早期朝鲜诗话多半以论事为主，注重于诗人诗句、诗坛轶事、传闻的掇拾，而不重在诗论。而进入近世以后，逐渐摆脱稗说文学的影响，诗话的重心就由记事为主转向谈诗论诗为主，开始注重于诗歌评论。诸如许筠之《惺叟诗话》、梁庆遇之《霁湖诗话》、南龙翼之《壶谷诗评》、洪万宗之《小华诗评》、金昌协之《农岩杂识》等，皆偏重于对中朝历代诗人诗作的评论。当然，这种评论依然是评点方式，但较之初期诗话中的“闲谈”、“记事”，其评论性大大增强了。如金昌协《农岩杂识》云：
诗者性情之发，而天机之动也。唐人诗有得于此，故无论初盛中晚，大抵皆近自然。今不如此，而专欲模象声色，黾勉气格，以追踵古人，则其声音面貌，虽或仿佛，而神情兴会都不相似，此明人之失也。
宋人之诗，以故实议论为主，此诗家大病也。明人攻之是矣，然其自为也，未必胜之，而或反不及焉。何也？宋人虽主故实议论，然其问学之所蓄积，志意之所蕴结，感激触发，喷薄轮写，不为格调所拘，不为涂辙所窘。故其气象豪荡淋漓，时有近于天机之发，而读之犹可见其性情之真也。明人太拘绳墨，动涉模拟效颦学步，无复天真，此其所以反出宋人下也欤？〔11〕
这则诗话以极简洁明了的语言，概括出唐诗、宋诗、明诗的长短与优劣，对比强烈，立论有力，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此外，进入近世之后，也出现了比较完整的诗歌理论专著，如申景濬的《旅庵诗则》（公元1734年）等。这部专著假托回答童子之问，详细阐述了诗歌的体裁、内容、声律、素材、诗格、诗例、诗法、风格等，条分缕析，自成体系。全书先以体、意、声三者为大纲，分别讲述了体有五言、七言、辞、歌、行、歌行、操、引、怨、叹、吟、曲、谣、咏、篇、律诗、绝句；意有主意、运意；声有商、角、征、羽、宫。然后讲诗以情、物、事三者为描写对象，运用铺陈、影描、体用、主实、静动、长短、广狭、重轻、赋比兴等各种创作方法，将自己的感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这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个性文学观的理论专著。它将诗歌创作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活动，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汉文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律，成为李朝后期诗歌理论的规范。
三、朝鲜诗话的基本特征
现存的朝鲜诗话，有110多部。综观这些诗话之作， 可以发现朝鲜诗话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其一，朝鲜诗话反映了强烈的民族主体意识。
朝鲜李朝后期，由于朝鲜文字的创制、国语体诗歌的繁荣和民族意识的觉醒，诗话创作的民族色彩较以前更鲜明了，因而诗话诗论的民族性也随之增强。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首先，强调写诗必须有自我发现。金昌协在《农岩杂识》一书中写道：“诗固当学唐，亦不必似唐。唐人之诗，立于性情兴寄，而不事故实议论，此其可法也。然唐人自唐人，今人自今人，相去千百载之间，而欲其声音气调无一不同，此理势之所必无也，强而欲似之，则亦木偶泥塑之象人而已。其形虽俨然，其天者固不在也，何足贵哉？”〔12〕金昌协认为，写诗若勉强效法唐诗，形则似之，实则没有自我天情，因此写出来的作品只不过是“木偶”或“泥塑”。洪万宗在《小华诗评》里更明确地指出：“世之言唐者斥宋曰‘卑陋不足学也’，学宋者斥唐曰‘萎弱不必学也’。兹皆偏僻之论也。唐之衰也，岂无俚谱；宋之盛也，岂无雅音？只在吾自得之妙而已。”〔13〕其所言“贵在吾自得之妙”，这正是朝鲜诗人对待外国文学遗产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北学派的主将朴齐家也主张要从以前的尊唐、宗宋之争里摆脱出来，广学博采一切时代、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吸取其精髓，以开拓新的境界。这种开放意识，在朝鲜后期实学派代表人物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丁茶山在《与犹堂全书》里直截了当地说：“我是朝鲜人， 甘作朝鲜诗”。 这是19世纪进步思想家发出的唤起朝鲜诗界革命的一句响亮的口号。在这种民族主体论思想的带动下，朝鲜后期的诗歌创作进入了民族化、个性化的新的境界。
其次，诗话诗论的对象主要放在本国、本民族的诗人诗作上面。如李晬光的《芝峰类说》、柳梦寅的《於于野谈》、许筠的《惺叟诗话》、南龙翼的《壶谷诗评》、洪万宗的《小华诗评》等诗话，都用绝大多数的篇幅去评论朝鲜诗人及其诗歌。近世朝鲜诗话论诗重点的转移，正标志着朝鲜诗话创作中的那种可贵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如果没有朝鲜民族这种觉醒的民族意识，几乎就没有朝鲜诗话的存在。
最后，诗话诗论的内容充满着民族自豪感。近世朝鲜诗话，特别注重于对朝鲜本国诗人、画家、音乐家以及政治家、军事家等民族英雄、一代英才的记载和颂扬，对祖国的历史和民族文化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例如申钦《晴窗软谈》云：“我朝文章巨公，非不蔚然辈出，务为传家，至于取法李唐者绝少。冲庵、忘轩之后，崔庆昌、白光勋、李达数人最著。”并认为冲庵的诗脍炙人口，“置之唐人集中，辨之不易”。〔14〕从该时期的诗话著作中，还能发现有些诗论家从民族主体意识出发，对用事用典作出了新的解释。如丁茶山说：“我邦之人，动用中国之事，亦是陋品。须取《三国史》、《高丽史》、《国朝宝鉴》、《舆地胜览》、《惩毖录》、《燃藜述》及其他东方文字，采其事实，考其地方，入于诗用，然后方可以世而传矣。”〔15〕他们的这种基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朴素的文学观念中，已经包含着有民族色彩的文学“倒容易成为世界的”〔16〕的真理。
朝鲜近世诗话卷帙浩繁，众彩纷呈。然而，进入20世纪初叶，随着朝鲜国语文学的普及和汉文文学的退位，朝鲜诗话便日趋衰落，寥若晨星，终于走完了它的长达七百年的光辉历程。
其二，朝鲜诗话深深打上儒家文化的烙印。
朝鲜自古以来就属于儒家文化圈的范围之内，尚儒尊孔是朝鲜古代文化的基调。因而，在朝鲜人的传统文学观念中特别强调“文以载道论”，出现诸如“文者，蹈道之门”〔17〕、 “文者， 载道之器”〔18〕、“文者，贯道之器”〔19〕、“文者末也，道者本也，文者流也，道者源也”〔20〕、“文章者，道之英华也”〔21〕等观点。这些观点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儒家和道学家的文道观，如韩愈的道统论、柳宗元的明道论、李汉的贯道论、欧阳修的文与道俱论、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论、朱熹的道主文从论等，是用来宣扬儒家的宇宙观，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与此对立，朝鲜近世有些进步思想家们曾打起了另一面旗帜，标榜“文道为二”或“以文为戏”（朴趾源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个性文学观和脱离朱子学的倾向。纵观朝鲜七百年诗话史，除新旧儒学外，也曾出现过像李仁老那样的佛家诗论，像许筠那样的道家诗论，又像金时习那样的表面上“削发为僧”而内心则不愿“以异道显示”的方外文人〔22〕，但大多数的文人是集结在儒家“文以载道”这面旗帜下，借以达到“归正”、“明道”、“正德”的。在诗学方面，朝鲜诗话重儒家“诗教”，强调诗歌的“美刺”功能，重诗品人品，追求诗歌的人格之美。如崔滋《补闲集》卷中引人之语云：“诗三百篇，非必出于圣贤之口，而仲尼皆录为万世之经者，岂非以美刺之言，发其性情之真，而感动之切，入人骨髓之深耶？”而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朝鲜诗话一再强调“诗者言志”〔23〕，认为“诗关风教，非直吟咏物色耳”。〔24〕基于这种诗学观和审美观，朝鲜诗话特别推崇中国诗人杜甫。徐居正《东人诗话》将杜甫视为“诗圣”，赞许杜甫诗作勤于推敲，云“古人诗不厌改，少陵诗圣也。”李晬光《芝峰类说》比较全面地论及唐代诗人之后，特别突出了杜甫“诗史”的崇高地位：
古人谓李白为仙才，李贺为鬼才，又谓李白为诗仙，杜子美为诗史。胡宗愈言杜子美，凡出处去就，悲欢忧乐，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也，故谓之“诗史”。余谓诗而为史，亦诗之变也。
在中国，杜甫作为“诗圣”的形象，卓然屹立于诗歌王国的群峰之巅。朝鲜诗话承儒家“诗教”之旨，推崇杜甫为“诗圣”、“诗史”，恰好说明儒家文化对朝鲜诗话创作的影响之深。
其三，朝鲜诗话具有欧派气质，善于论事而采用语录体、随笔体、史论体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道出了精辟的诗论。
朝鲜诗话大多以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为宗，以“闲谈”、“记事”为创作旨归，风格轻松、活泼，体制自由、松散，语言平易、浅近，很少单独发议论，很少直接了当地阐述个人的诗歌理论见解，多半是寓诗论之见于“闲谈”、“记事”之中。在朝鲜诗话史上，诗话创作的这种“欧化”倾向，从高丽诗话到李氏朝鲜诗话，从第一部以“诗话”名书的《东人诗话》到近世的《榕灯诗话》、《青楼诗话》等等，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没有像中国诗话那样，出现“以论事为主”的欧派诗话向“以论辞为主”的钟派诗话的质的飞跃和超越。正因为这样，朝鲜诗话多半是“记事”，即重在对诗人行事、诗本事、诗歌创作的记述，重在诗坛奇闻轶事的掇拾，评论诗歌也只是就诗论诗，就诗评诗，三言两语，点到即止，不作任何引申、生发，注重微观的考察，而不注重宏观的把握。
朝鲜诗话论诗的风格特色，由此可见一斑。而在朝鲜后期诗话中，如申钦《晴窗软谈》、许筠《惺叟诗话》、洪万宗《小华评诗》、金昌协《农岩杂识》那样，略具宏观气势者，也并不鲜见。
朝鲜诗话一般很少有长篇大论，很少有抽象空泛的诗论。它没有奇妙的布局谋篇，而采用松散的论诗体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随笔掇拾，体制灵活，然而其字里行间却蕴藏着丰富的诗歌理论之见，不象西方诗学那样受到作者的思维机制和严密的构思行文之束缚，而使作者完全进入摆脱一切束缚的充分“创作自由”的境地。这种“创作自由”，是其他文艺评论样式所没有的。这样的理论，讲真话，抒真情，述真事，偶感随笔，片言中肯，富于亲切感。
有些鄙薄东方诗话的人们，往往只崇拜西方的“名派”理论著作，崇尚长篇大论，看不到有些人虽有名气，而其言论常常无实质。钱钟书先生说得好：“倒是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言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又说：“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25〕这也是对诗话的禀性和气质所做的公允的评语。
注释：
〔1〕郭绍虞：《清诗话前言》。
〔2〕〔4〕〔5〕〔8〕〔9〕〔11〕引自赵钟业《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台湾学海出版社1984年版。
〔3〕撰者未详，写于1743年，与徐居正《东人诗话》同名。 今存讲鲁斋手抄本。
〔6〕蔡镇楚：《诗话学》第31、32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
〔7〕《破闲集》卷下，韩国太学社1983 年刊印《韩国诗话选》第77、78页。
〔10〕许筠：《惺叟覆瓿稿》卷四文部一《宋五家诗抄序》。
〔12〕金昌协：《农岩集》卷三十四《杂识》。
〔13〕洪万宗：《诗话丛林·附证正》。
〔14〕洪万宗编《诗话丛林》第221页，汉城亚细亚文化社刊版。
〔15〕丁若镛：《与犹堂全书》卷二十一《寄渊儿》。
〔16〕鲁迅：《致陈烟桥》，《鲁迅书信集》上卷第528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17〕崔滋：《补闲集序》。
〔18〕郑道传：《三峰集》卷三《陶隐义集序》。
〔19〕徐居正：《东文选序》。
〔20〕徐命膺：《保晚斋集》卷六《答郑子正昌朝书》。
〔21〕洪良浩：《耳溪集》卷十六《御定八家手圈跋》。
〔22〕方外文人：指李朝时期具有摆脱朱子学文学倾向的现实主义作家。
〔23〕〔24〕柳梦寅：《於于野谈》。
〔25〕钱钟书：《七缀集·谈〈拉奥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