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弟子到孟荀子--从上博竹书“中弓”看孔子与孔子的学术差异_孟子论文

从孔子弟子到孟荀子--从上博竹书“中弓”看孔子与孔子的学术差异_孟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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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5)03-0011-06

孔子以后,孔门后学传习师说各有侧重。由孔子弟子开端,孔门学术至战国中期已经两分。孟子注重内心求索,其学源自曾子;荀子看重外在约束,其学推重仲弓。这是上博竹书《中弓》篇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十分清晰的认识。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三册的《中弓》篇,共存简二十八支,计五百二十字。篇中的“中弓”即孔子弟子“仲弓”,应该就是《荀子》所说的“子弓”。荀子推崇仲弓(冉雍),认同仲弓思想。在孔子弟子中,仲弓被认为是有“德行”者,受到后人较多的注意。以前,传世文献缺乏,仲弓思想的特点并不明确,荀子何以认同仲弓难知其详。现在,《中弓》篇问世,我们可以重新认识有关的传世文献(如《孔子家语·刑政》),梳理荀子与仲弓的关系,重新认识荀子与“思孟学派”的区别。我们认为,将该篇与今本文献综合考察,其最大价值可能在于为考察孔门早期学术分别提供了佐证。

由于出土文献带来的契机,学术界在对先秦时期孔门后学的研究中,首先对子思学术及有关问题认识比较明晰起来。通过郭店楚简中的儒家文献,人们看到了战国时期保存下来的子思学派的著作,进而研究了原来模糊不清的思孟学派及相关问题。

按照传统看法,以子思、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出于曾子,而思孟学派作为儒家的“正统”学派,在中国儒学史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曾子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拥有特殊地位。可是,由于疑古思潮的影响,相关学术问题曾经变得模糊一团,曾子与思孟学派的学术联系也被人为割断。而今,随着新材料的研究,思孟学派的学术来源问题已经可以得到准确的判断。

曾子在儒学史上的地位,除了他传述孔子的孝道思想,留下《大学》、《孝经》等著名儒家经典,更重要的是在他身后形成了思孟学派。儒家学说在孔子逝世后继续向前发展,由曾子而子思、孟子,注重内求,发展了儒家心性学说。宋明理学上承思孟学派,对后期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由孔子而至思际学派,曾子是极为重要的环节。

认真思考中国的学术思想史,还很少有哪一个儒学宗派像思孟学派那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与之同时,它竟然又是迭遭怀疑的学派。它的巨大影响表现在宋明理学家都承认子思、孟子的历史地位,都师宗思孟学说;而思孟学派问题遭到的怀疑也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子思之学、《子思子》是否存在,还有“思孟学派”是否存在,更有思、孟与曾子是否具有学术关联。

孔子是一位“博学”的人,孔门弟子有不少人深切感觉到孔子思想的高深,认为“夫子之道至大”[1](《孔子世家》),孔子在世的时候,就有人担心孔子以后“弟子人人异端”[1](《十二诸侯年表》)。由于个性的差异或者理解上的不同,孔子弟子在传述孔子学说时难免各有侧重,因此,孔子以后,其后学真的出现了不同学派。韩非曾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2](《显学》)可是,韩非在叙述孔子以后的“儒家八派”中,虽然既说到了子思之儒,也说到了孟氏之儒,却并没有谈及思、孟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儒家八派”很可能只是孔子去世后孔门争正统时先后出现的几个派别。与韩非不同,荀子谈到了那时一些学者之间的联系,其中说子思与孟子道: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瞀儒讙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3](《非十二子》)

在这里,荀子批评了子思、孟子,认为他们取法先王而不知道纲领,看起来好像从容不迫,才多而志大,见闻博杂。他们按照往古旧制,臆造而为说。荀子认为这些学说非常怪诞而不伦不类,神秘而难以通晓,晦涩而不易理解。

依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荀子的观点显然失之偏颇,它反映了儒家学派内部对于儒学理论的不同认识。作为亲身受学于孔子的人,孔子弟子对孔子思想和学说应当有更真切的了解,他们把自己从孔子那里听到的言论记录整理,其间或有“润色”[4]的成分,但他们决不会凭空臆造孔子言语。子思是孔子裔孙,有比孔子弟子更为特殊的身份和优越条件,他将孔子遗说搜集整理应该是情理中事。

荀子与孟子在思想主张上有明显区别。孟子是邹鲁人士,与子思有学术上的关联,他自然像子思那样宗师孔子,言必称孔子之言。荀子反对孟子,把孟子称为“俗儒”,自己则以“大儒”自命,在儒家学派中别立一宗。在继承孔子的同时,荀子又批判和改造了正统的儒家思想,他没有像孟子那样,有清晰的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子思门人的师承系统,他也看不惯子思、孟子动辄称述孔子之言的做法。为了反击孟子,他还认为是他们影响了后来世间愚蒙的儒者,歪曲了孔子的学说。

荀子对子思、孟子的批评,也昭示了思、孟之间的学术关联,作为一个儒家学术宗派,思、孟之间具有相同的学术取向。但是,作为一个“学派”,“思孟学派”可能并不像后世一般意义上的具有一定组织系统的宗派,有学者认为“思孟学派”是“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的合称则很有道理。

在有关的叙述中,无论韩非还是荀子,他们都没有说到“学派”这个字眼。但是,韩非所言及的各家,都是先秦儒学传承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韩非没有说到各家之间的关联,但荀子却说到子思、孟子先唱后和,主张一种“五行”学说。荀子还说子思、孟子的唱、和受到一批儒者的拥护和响应,当时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的儒家学者,荀子所言肯定不会是空穴来风。荀子更多地看到了思、孟之间的唱、和,可能无意说他们为同一学派。不过,后人所说“思孟学派”却来自荀子。另一方面,孟子师宗子思,并得到了一批儒者的支持,在当时已经形成一个“学派”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关于孟子与子思的学术联系及其学术渊源,汉代学者的认识是一致的,都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师承关系,并且都来自曾子。唐宋以后,随着“道统说”的出现和兴盛,思孟学派开始与道统结合在一起,被一致认为是儒家道统的传递者。例如二程说:“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5](P327)朱熹则说:“人言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此虽固然。但曾子平日是个刚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虽是做功夫处比颜子觉粗,然缘他资质刚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传夫子之道。后来有子思、孟子,其传亦永远。”[6](P241)程朱显然充分肯定了曾子与思孟学派的联系,而且将曾子与颜回同比,认定了曾子在孔门弟子中的特殊地位。

自韩愈开始的道统论,其着眼点是王道传递系统中文化上的内在联系,注重的是王道精神的一脉相承,包含礼乐教化、天下一统、君臣纲常等多方面的内容,强调仁民爱物的德治精神。实行德政,注重内求,修己以治人,正是思孟学派的主张,恰恰契合了韩愈以后理学道统论者所注重的内在心性问题。

历史的发展往往如此,当一种思潮真正成为思想潮流的时候,总有一种逆流或大或小地与之相伴。思盂学派受到重视的同时,一种否认思盂学派的倾向也开始抬头。宋明理学重在讲明义理而有别于汉唐注疏之学,由此也开启了影响后世巨大的疑古思潮。初期,宋代的疑古既疑传又疑经,如欧阳修对子思与《中庸》的联系便提出质疑,认为《中庸》出于子思,而子思为圣人之后,应该得孔子真传,而他认为《中庸》之中有与孔子思想不同甚至矛盾之处[7]。

宋儒的疑古往往存在错误,只要看看他们所指出的具体问题,就不难看出其理解大都拘泥于经书字句而没有融汇贯通。而今站在时代学术的前沿,人们不难发现他们的缺陷,但在以前,学界给宋代疑古学者很高评价,大都充分肯定他们的怀疑精神。就其影响来看,宋儒疑古实际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对思孟学派的影响也是如此。清朝考据学兴起以后,人们开始考证大多数宋儒推崇的《四书》,原来学者们认为《大学》出于曾子,《中庸》出于子思,可是,经过清儒的研究,这都成了不可相信的问题。

据说,清朝乾嘉考据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戴震长到十岁时才能说话,可是刚随塾师学习《大学》,就对朱熹所说《大学》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对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表示怀疑。他向老师质疑,认为周朝、宋朝相去两千年,朱熹的话不应相信。经过清朝学者的考证,人们认为:《大学》早出靠不住,出现的时间应当很晚;《中庸》中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语,该书应当成书于秦朝统一以后,自然不是子思所作。这在后来的学者中影响巨大。清朝学术的兴盛与清儒不满于宋明理学空疏有关,清儒割断了曾子、子思与《大学》、《中庸》的联系,也就摧垮了理学家的理论基础,宋儒宣扬的道统论同样就成为问题。

这样,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先是曾子与《大学》的联系被割断,以后曾子的思想与注重内求的子思、孟子又相差极大。所以,经过层层剥离,曾子似乎就与思孟学派没有了任何关系。

有关思孟学派争议的核心问题在于思孟“五行”,曾子与思孟学派联系的有无也与这一问题密切相联。这一点,便涉及到了荀子。

荀子批判了思孟“五行”,给后世留下了千古之谜。思孟“五行”何指?荀子为何批评思孟“五行”?不明白思孟“五行”的具体内容,就难以了解荀子为什么批评思孟“五行”。再说,连“五行”为何物都搞不清楚,人们对思孟学派的存在也自然会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荀子所说一般无征不信,是则思孟“五行”必有所指,由此,学者们探索的热情被激发出来。唐朝学者杨倞注《荀子》说:“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说,谓之五行。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也。”近代以来,学者们继续研究,提出了种种新说,如章太炎认为五行的内容即水、火、木、金、土与五常相配[8];郭沫若认为思孟“五行”就是仁、义、礼、智、诚五德[9](P135-137);谭戒甫认为五行“是后世所谓五伦,这在《中庸》、《孟子》二书都可寻出根据”[10];顾颉刚则干脆认为荀子批驳的不是思、孟而是邹衍的五行[11]。

在对思孟五行的探索中,人们自然从荀子最初的说法开始,不意间竟逐渐生发了对曾子与思、孟学说关系的否定。其实,持否定看法的学者往往出于对荀子说法的误解。《荀子·非十二子》有一句“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这一句子中的“子弓”原作“子游”。清朝的学者如俞樾、郭嵩焘、王先谦都指出这里的“子游”是“子弓”之误,因为荀子多次说“仲尼、子弓”,并没有言及子游。在本篇的最后说到“子游氏之贱儒”,同时也说到“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荀子将他们一起讥刺,“子游”应该是“子弓”之误。

但也有人没有看到《荀子》这里所记的错误,如郭沫若先生认为,别处屡屡说到“仲尼、子弓”,是荀子自述师承,而此处独独说到“仲尼、子游”,“乃子思、孟子的道统”[9](P132)。实际上,俞樾、郭嵩焘等人的看法是对的,这是郭沫若的误解。“子弓”其实就是孔子弟子冉雍,冉雍字仲弓,荀子尊称其为子弓。荀子对仲弓的这一称谓,更说明了荀子对仲弓的特殊情感。《荀子》所说“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说人们认为孔子、子弓由此而见重于后世,并没有说到什么“子思、孟子的道统”。

对思、盂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孔子和曾子,并不是子游。子思自幼亲受孔子之教,孔子去世后又学于曾子,与子游并没有太多的联系。阅读有关的典籍材料,不难发现在子思、孟子的言论中,他们很少谈到子游,而谈到曾子之处则很多。《孟子》还明确说到子思与曾子的师承关系,《孟子》一书九次提及曾子,孟子与曾子在思想上也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

人们误解了《荀子》中的话,认为思、孟出于子游,遂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认识。例如,康有为误解《荀子》,以子思之学出于子游,而非出于曾子。他还据此力排曾子,将曾子排除在儒家道统之外,认为传道统的是子游。他说:“著《礼运》者,子游。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颜子之外,子游第一。”[12](P316)曾子的地位也被大大降低。子游著有《礼运》,孔子的“大同”政治理想出现在《礼运》中,康有为由此认为:“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13](P17)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中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子思孟子之学实由子游以受孔子”。

学者们对《荀子》所言思孟“五行”之说抱有疑虑,人们不清楚“五行”何指,便不了解思、孟思想的内在关联,从而也对“思孟学派”的存在难以肯定。疑古学者割断了曾子、子思与《大学》、《中庸》的联系,子思、孟子的学术来源又被“改道”,子思的思想更失去了任何的典籍依据,思孟学派的有关问题遂显得更加扑朔迷离、疑团重重。

思孟“五行”何指?这一谜底被揭开,缘于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在这批文献中,《老子》甲本卷后附录有四种古佚书,庞朴先生将其中佚书之一命名为《五行篇》,认为其中谈到的“仁、义、礼、智、圣”就是人们争论不休的思孟“五行”[14](P136)。在帛书中,仁、义、礼、智、圣五种被称为“德之行”,另外还有仁、义、礼、智“四行”之说,显然,仁、义、礼、智、圣也被称为“五行”,更何况仁、义、礼、智、圣也见于《孟子》。不难看出,以前学者将思孟“五行”与儒家倡导的德行联系起来考虑,其思路是正确的,而将它指认为邹衍的五行则相距甚远。

庞朴先生借助于马王堆汉墓帛书揭开了思孟“五行”之谜,但疑古思潮的影响毕竟太大了,有学者仍然不能同意这样的认识,也就是说,对思孟“五行”这种新的理解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帛书时代较晚,这是有的学者还不能接受思孟“五行”新说的原因。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90年代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了战国时期的楚国竹简[15],其中有《五行》一篇,使思盂“五行”研究得到彻底改观,因为它清楚标明了“五行”,而且时代在战国中期,庞朴先生当年的判断最终被证实。

郭店楚简《五行》篇的问世,也引发了对思孟“五行”说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学者们认识到,子思上承孔子、曾子的心性论,对心性、性情的本原、相互之间的关系做了细致的发掘。子思认为,既然人性是人的本质,人性的载体是心,那么,只有使心中具有各种善德,才能使人的行为符合善的要求。竹简《五行》篇把仁、义、礼、智、圣作为五种德行,称为“五行”。子思认为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德行的人,符合人道的基本要求;具备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的人,符合天道的要求。“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谓之君子”,内心流行五行之德,外在实践五行之德,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可见,子思五行说对于仁、智、圣等具体内化为心中之德的过程十分重视。

从思想来源上看,子思的“五行”思想与《尚书·洪范》有密切联系,也与曾子的思想有直接的联系。曾子也曾经将“五行”与人的身体进行结合,《吕氏春秋·孝行》记曾子曰:“五行不遂,灾及乎亲,敢不敬乎?”他从孝亲出发,以修身论至养身,他已经把五种德行称为五行,并引述春秋以来自然五行与人文相互结合盛行观念作为自己的论据,详细阐发了自然五行与修身的关系。子思可能从《洪范》自然水、火、木、金、土五行与五事相结合的思路出发,借助曾子的“五行”论,建构了自己的“五行”说。子思“四行”与“五行”的划分,即人道与天道的划分,既具现实操作性,又有形而上的终极性。他把仁、义、礼、智定为做人的基本道德,开启了孟子的“四端说”,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子思到孟子,经过理论上的探索,从孔子、曾子那里继承来的学说都得到了发展,并最终完成了理论上的建构。无论《五行》中表现的子思思想还是《孟子》中显示的孟子思想,他们都突出并强调“仁”,强调“形于内”的“德之行”,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孟子淡化了五行说的神秘性,把儒家思想阐释为和谐的“王道”政治,以具有普世意义的个人修身理论,刚毅勇猛的君子人格,由成就“内圣”而成就“外王”。

在《荀子》书中,荀子一再提及的“子弓”到底是何人,人们看法不一。以前,不少学者认为他是子夏弟子馯臂子弓。依《史记》之说,馯臂子弓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据东汉应劭说,他不仅传《易》于商瞿,还是子夏的门人。于是,人们认为从孔子到荀子的学术传承是:孔子——子夏——馯臂子弓——荀子。持这一看法者古已有之,如清人章学诚说:

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曰:“繙十二经,以见老子。”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16](P8)

章氏以“荀、庄皆出子夏门人”,可惜未见详细论证。清人汪中则认定荀卿之学出自子夏、仲弓。他说:

《史记》载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于荀卿则未详焉。今考其书,始于《劝学》,终于《尧问》,篇次实仿《论语》。《六艺论》云:“《论语》,子夏、仲弓合撰。”《风俗通》云:“穀梁为子夏门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并称,子弓之为仲弓,犹子路之于季路,知荀卿之学,实出于子夏、仲弓也。[17](P22)

持此看法的现代学者同样不乏其人,如有学者认为荀子除继承子弓一系外,也继承了子夏一系的学说,成为传经之儒[18]。

人们认定荀子与子夏之间有学术上的密切联系,主要原因在于材料缺乏,难见“子弓”学说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看到荀子与子夏都在传述儒家经典方面有所贡献,便比较容易地将二者联系起来。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在先秦儒学史上,儒家经典为孔子所手定,而其传授之功,见于文献可考者,则前归子夏,后归荀子,他们二人在传授儒家经典方面皆有卓越的表现。”[19](P184)

其实,综合研究荀子学说的特征,其与子夏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更何况荀子明确批评了子夏,并称其为“子夏氏之贱儒”。虽然荀子以仲尼、子弓并称又备加推崇,可能是“由其治学宗旨所决定,并非自标其师承传授之门”[20]。但这里所说的“子弓”如果为子夏弟子,似乎还是扞格难通,因为如果“孔子——子夏——馯臂子弓——荀子”的传承成立,而且馯臂子弓就是《荀子》所说的“子弓”,那么,荀子推崇孔子、子弓,不应该惟独对子夏以“贱儒”相称。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子夏传经,研究经义,注意发掘经文的微言大义[21],这与荀子不同。从《孔子家语》一书,我们可以看到更加详细的材料,对子夏与仲弓会有更为清楚的理解。

当然,我们的上述认识也是在上博竹书《中弓》公布后重新发现的。《中弓》提供了研究荀子、仲弓学术的宝贵材料,该篇内容属于孔子与仲弓对话的记录,是先秦时期标准的语录体文献。由于该篇简文第十六枚的简背有“中弓”二字,这应该是本篇的标题,本篇可以称为《中弓》或《仲弓》。从初步的编连看,该篇明显可区分为孔子弟子向孔子询问“为政”与“事君”的两大事类。简文“为政”的部分中,有以下内容:

仲弓曰:“敢问为政何先?”仲尼[曰]:“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赦过与罪。

〈罪〉,政之始也。”仲弓曰:“若夫老老慈〈慈〉幼,既闻命矣。夫先有司,为之如何?”仲尼曰:“夫民,安旧而重迁

……有成,是故有司不可不先也。”仲弓曰:“雍也不敏,虽有贤才,弗知举也。敢问举才

如之何?”仲尼[曰]:“夫贤才不可掩也。举而所知。而所不知,人其舍之者?”仲弓曰:“赦过与罪,则民何……

今本《论语》有与这些简文意义相同的内容。《论语·为政》篇曰: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论语》属于典型的语录体,乃是后人选编的结果[22],《论语》与简文之间仅仅是繁简的不同。我们对读《孔子家语》和《礼记》或《大戴礼记》中的相同篇章,其间的差异往往如此。而实际上,它们本来可能同出一源。

简文“事君”类的文字中,其内容也多与现存文献相通。如竹书之中有“孔子曰:‘雍,古之事君者以忠与敬,虽其难也……’”,又有“上下相复以忠,则民欢承教”,也与《论语》有相通处,《论语·为政》曰:“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也是谈论事君时的“忠”、“敬”问题。

上博竹书《中弓》篇与《论语》的相同、相通,昭示了该篇资料的宝贵,它启示我们进一步思考仲弓思想特征及相关学术问题。

《荀子》中所说的“子弓”是否就是仲弓,曾经有过争论。例如,清人朱彝尊在所著《孔子门人考》中说:“孔子尝称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盖与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称子路然也。”朱彝尊认为子弓就是仲弓。然而,郭沫若不同意以季路称子路的例子进行比对,他在《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中说:“子弓确有这么一个人,便是传《易》的馯臂子弓。”郭沫若从《易》学的传流方面进行论证,现在看来实在存在许多缺陷,例如他为了论证这个“子弓”与荀子的关系,说“孔子不曾见过《易》”,“《易》是子弓创作的”,“荀子为谈到《易》的惟一的一个人”,荀子晚年“才钻到《易》里面去的”,“《易传》中的许多‘子曰’,应该就是荀子在说”,诸如此类,显然是不对的(注:对此,李启谦先生曾有分析论证,可以参看。见李启谦:《孔门弟子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36-37页。)。

我们认为,朱彝尊以季路称子路的例子说明“子弓”即是“仲弓”的确有问题,但《荀子》中的“子弓”的确就是“仲弓”。荀子称仲弓为“子弓”,或者有格外敬重仲弓以至于以之为自己学说所宗的人的意义,就如同《墨子》书中称墨子时往往称为“子墨子”那样。更为重要的,是荀子与仲弓在思想上的高度一致。孔子称赞仲弓(冉雍)的政治才能说:“雍也可使南面。”还说:“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认为像仲弓这样的贤才必须推举出来。

孔子重视仲弓的才能,主要在于政治方面。他的政治思想恰恰与荀子完全合拍。《论语·雍也》记载说:“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对仲弓“居敬行简”的思想,孔子表示完全的赞同,这与孔子、荀子的法制思想有相通之处。荀子的政治主张,显然继承了孔子的礼、法结合的思想。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这样思想的影响下,荀子的思想呈现出了“礼治”与“法制”并重的特征。

从孔子到荀子思想的过渡,仲弓是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其中最为重要的材料是《孔子家语》的《刑政》篇。《家语》长期被视为伪书,严重影响到了对该书的利用,现在,学术界已经认识到了此书的价值,也开始正确对待该书。《刑政》篇记述孔子与弟子仲弓之间的对话,谈论的是刑罚与政教问题,故以“刑政”名篇。本篇的记载部分略见于《礼记·王制》,但本篇更显完整系统。

孔子政治思想的特征是“德主刑辅”。孔子主张德政,但也不排斥刑罚,认为“为政以德”是政治的根本,刑罚是德政的必要补充。《刑政》篇中所记述的孔子关于刑罚的论述,闪烁着孔子政治思想的智慧之光。另一方面,《刑政》专门记述孔子与仲弓的对话,显示了仲弓的思想倾向,仔细研究该篇,很容易发现仲弓与荀子思想的高度一致。

我们对荀子与仲弓思想关联的这种考察,是在上博竹书《中弓》篇的启示下开始的,当然它也是从孔子到荀子过渡环节考察的重要材料。由于《中弓》篇的问世,使得仲弓思想的特点更为突出,从而引导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了他与荀子的联系,了解到荀子推重仲弓的原因。

收稿日期:2005-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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