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IPO的财政收入增量模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增量论文,财政收入论文,模型论文,我国论文,IP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有关IPO问题的研究现状
IPO全称为Initial public offering，是指首次公开募股。1990年，自成立了“上交所”和“深交所”之后，我国便开始了IPO的历史。上世纪90年代，我国每年IPO的规模比较小，不足以对宏观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如今情况不同了，我国IPO不仅单个企业规模大，而且年度总体规模也很大，是以前年度的几十倍乃至几百倍。比如“中国石油”（2006年IPO），IPO达到668亿元，是上世纪90年代单个企业IPO的几百倍之多；再比如2007年，我国IPO总体规模达到4894.84亿元，分别是1992年的近60倍、2004年的近13倍。这些年来，由于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IPO实际上已经开始对宏观经济指标如GDP、财政收入和社会就业产生影响。
国内关于IPO问题研究的文献有：杨丹、林茂的“我国IPO长期市场表现的实证研究——基于超常收益率不同测度方法的比较分析”（200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通过超长收益率不同测度方法的比较分析，得出我国企业在IPO后三年内表现出强势特征的结论；郁韩君的“我国IPO询价制度实施效果研究”（2006年），运用均值检验和回归分析得出IPO询价制度并未使IPO效率获得大幅提升的结论；李仙、聂丽洁的“我国上市公司IPO中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实证研究”（2006年），运用修正的琼斯模型和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得出我国IP0市场上经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低于非十大审计的公司；专业审计师能够有效抑制IP0中盈余管理动机，降低盈余管理程度结论。
国外关于IPO的公开文献有：“A Review of IPO Activity，Pricing and Allocations”（Ritter J.R.，Ivo Welch.2002，Journal of Finance 57：4）（IPO后的定价和分配）；“The Really Long-run Performance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The Pre-Nasdaq Evidence”（Gompers，A.Paul，and Josh Lerner，2003，Journal of Finance 58）（IPO的长期市场表现：基于纳斯达克的实证）；“The IPO Effect and Measurement of Risk”（John D.Knopf and John L.Teall，1999，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strategic Decisions，Volume 12 Number 2）（IPO后的效果和风险评价）。这些文献都是关于IPO收益和风险问题的，不涉及本文研究的主题，所以这里不作具体评价。
总的看来，目前关于IPO的研究，主要还是涉及企业和市场层面，比如股票定价、市场表现、收益、风险评估以及IPO后的企业监管等。而关于IPO的财政收入效应问题研究，目前的公开文献很少，至少在图书馆和互联网还很难查阅得到。
二、财政收入变化原因的研究现状
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近年来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化。2008年上半年之前，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多年保持在20%以上的水平，而且自2005年以来年年攀升。至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不断创出自“92经济转制”以来的历史新高，分别达到30.30%和33.3%的水平，显示出一发而不可收的昂扬态势。2008年下半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全球经济都受到了影响，我国经济也不例外，财政收入增长开始迅速出现下滑，至2009年1月，同比增长已下滑至-17.2%。这种一波三折的变化，使财政收入变化的原因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使人们更加注重对它的研究。
国内近年来关于我国财政收入变化的研究比较多。公开的文献主要有高培勇的“税收何以13年持续增长”（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4月30日），肖学的“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因素分析及其可持续研究”（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7年第18期），闫坤的“对我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原因分析”（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4月21日），以及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等部门定期发布的研究报告等。国外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少，可能是因为所处环境的缘故。国外研究对我国经济的关注一般留于GDP、人口、财政收入、CPI以及PPI等一级指标数。对财政收入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往往研究不够。
针对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国内有“三因素”和“六因素”之说。“三因素”是指经济增长、政策调整和加强征管这三个因素；“六因素”是指经济增长、物价上涨、GDP与税收的结构差异、累进税率制度、加强税收征管和外贸进出口对GDP与税收增长的影响差异这六个因素。高培勇（2007）评价“三因素论”显得粗糙，他认为，1994年制定的税收制度使得中国税务机关在加强税收征管方面的努力具有令人刮目相看的“魔力”——税收收入由此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强大推动力①。闫坤（2008）提出了致使我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体制、结构、统计价格和征管”六个因素。肖学（2007）在“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因素分析及其可持续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财政收入增长的三个因素：价格因素、经济增长因素和剩余因素。财政部在“2008年上半年税收增长的结构性分析”中将我国各税种增长变化的原因作了详细分析，将2008年上半年税收变化的原因归结为经济运行（行业变动）、税制调整（新企业所得税法）、税收征管（汇算清缴）等几大类因素。
由此可见，不同文献对原因的分类和表述有所不同，其中也有“交叉”现象。但综合起来看，上述文献对我国财政收入变化原因的表述基本可归结为“6+1”，即“六因素”加上“94税制延时效应”论。除了上述文献以外，国内其他学者就此问题虽然也发表过一些类似文章，但观点基本没有超出上述文献的范围。而在上述文献中，以高培勇的“94税制延时效应”论最富有独创性，以财政部的研究报告为最及时、最直接、最精确和最详细。但是，所有这些研究都没有涉及IPO的问题。
三、模型的引入
研究财政收入的变化原因还要从其源头谈起。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②，税收主要来源于企业。从税收学角度看，税收增长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税基的扩大，二是税率的提高。从税率变化看，自“94税改”
以来我国税制的框架没有大的变化，税率处在相对稳定的水平③。说明多年来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主要是税基扩大引起的。税基的扩大除了税制变动以外，就是企业各个应税项目的增加。而在企业诸多应税项目中，最具代表性且最能带动其他应税项目增加的，就是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的提高。④
如果不考虑物价因素，仅看报表数据，财政收入增长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内在能力的提高⑤，二是外部因素的作用。如果是内在能力的提高，就意味着这几年我国有一大批企业年年大幅度提高了自己的内在能力，因而造成了年年报表数据按百分之几十的幅度提高。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显然是非常小的，因为这不符合一般的规律。如果是外部因素的作用，那么这个因素是什么，是什么因素会在企业同样的经营循环下致使它的收入和利润数大幅度提高呢。缘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笔者想到了企业IPO的问题。一家企业的循环过程就是对经营资本的不断放大。企业IPO的直接效果是增加其经营资本。增加了的经营资本再经过企业放大，在正常情况下会大于原有资本被放大的结果。两者的差异在相同的税收制度下，当然会产生税收差异。近年来我国单个企业IPO规模特别大，总规模也特别大，这可能会导致税收宏观数据的明显差异。这个过程似乎不难理解，但是，要真正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进行全面的论证，其中理论模型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四、模型的前提条件
本文的理论模型描述的是我国一家企业从IPO开始，到税收增量产生的全过程。这个过程是建立在我国现行税制和一定前提条件基础之上的。在这个过程中，IPO是“原料”，企业是“加工机器”，“一定前提条件”是这一台机器的“内部性能”和“外部环境”。我国现行税制是对这一台机器输出产品的分配器，而政府税收就是从这个分配器获得的产品。基于这样的过程，政府税收的大小当然会受到“一定前提条件”和“分配器”分配比例的影响。相对“同质不同量”的原料，如果要比较它们各自产生的税收大小，当然要求机器的内部性能和外部环境相同，也要求分配器的分配比例相同。
前提条件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内部性能”，二是“外部环境”。对一家企业来说，“内部性能”就是运转能力。要考察企业IPO前后产生的税收变化，当然要求它的运转能力在IPO前后是相同的。“运转能力”这个说法仍过于抽象，无法和税收直接联系起来。要和税收联系起来，必须将它化为更为具体的条件。具体而言，运转能力相同是指对资本化为征税对象的能力相同。而对资本化为征税对象能力相同，意味着对大小不同的资本，最终化为的不同征税对象之间是比例关系。比如，企业资本在1000万元的情况下年度营业税税基是2000万元，那么，当企业资本变为1500万元时营业税税基应该是3000万元；再比如，企业资本是1000万元时房产税税基是60万元，那么，当企业资本变为1500万元时，房产税税基应该90万元。在这种前提条件下，实际上企业的各项资产都是随着资本比例的变化而变化的，而诸如资金周转率、资本利润率等财务指标都是保持不变的。
“外部环境”是指企业不能左右的，但又能对企业的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征税对象以及缴税额产生影响的所有因素。这些因素可以从企业的“进口”、“出口”及税收三个方面寻找，一是涉及企业“进口”方面的因素，比如原材料及一切与企业生产经营相关的物资采购等；二是涉及企业“出口”方面的因素，比如企业的产品销售和向社会提供的服务等；三是涉及企业上缴税收方面的，比如税制以及税制对纳税人、征税范围、征税对象、税率的规定等。比较企业IPO前后产生的变化，除了要求上述“内部性能”不变以外，必须还要求“外部环境”在IPO前后不变。“外部环境”不变，就意味着原材料等物资的种类、质量和价格不变；同时也意味着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的种类、质量和价格不变；另外，这也意味着汇率⑥、税制及税制中的各项规定不变。当然，“外部环境”还包括企业的市场。这里要求市场始终是充分的，即企业需要多少原材料，市场就能供应多少原材料；企业生产多少产品，市场就能吸收多少产品。
在上述前提条件下，企业IPO前后的区别变成了只是由于IPO而导致的变化，即企业IPO后的成本、收入、利润及所有税收的税基等都是随着资本增长的比例而变化。这样的条件在现实中显然是不存在的。但是，为了对一家企业IPO前后的税收进行同口径比较，就必须把其他因素全部排除在外。只有这样，才能对由IPO带来的税收增量进行理论分析。
五、基于我国税制的增量模型
从“前提条件”似乎能感觉到理论上存在从IPO到税收增长的路径，但这只是一个模糊的雏形。要把我国IPO到税收增长的路径真正搞清楚，必须结合我国现行税制进行具体的分析。
我国现行税制由十八个税种⑦组成。这些税种按税率种类的不同大致可以分成三类：（1）按比例税率征税，依次是企业所得税⑧、增值税、营业税（根据税目确定税率）、关税⑨、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烟叶税、契税、车辆购置税；（2）按累进制税率征税，主要是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税率）⑩、土地增值税（超率累进税率）；（3）按从量定额税率或复合税率(11)征税，它们是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消费税、车船牌照税。以2007年为例，第一类税收合计数45532亿元，占全部税收数49449亿元(12)的92%；第二类税收合计数为3588亿元，占全部税收数的7.2%；剩下的0.8%就是第三类税收。而在第二类税收中，个人所得税为3185亿元，土地增值税为403亿元。这是我国税收按税率种类划分的一个基本框架。
T=Σ比例税率税收+Σ超率累进税率税收+Σ从量定额税率税收及复合税率税收。（1）
如果该企业没有式（1）中的后两种税收，则该企业税收全部是比例税率税收之和，自然可进行以下从式（2）开始的模型分析。如果该企业有式（1）中的后两种税收，则在“前提条件”下，式（1）中后两种税收也可全部转换为比例税率税收之和，转换之后仍然可进行从式（2）开始的模型分析。
相对定额税率来说，因为物价是不变的，单位商品定额税收/单位商品价格=P是固定不变的，所以P可以视同该商品的比例税率，显然有P×商品价格等于定额税额。复合税率税收是比例税率税收和定额税率税收相结合的税收，因为定额税率在“前提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比例税率，所以，复合税率税收可以变成不同的比例税率分别乘上同一个税基以后的相加，这种情况显然可以综合为一个比例税率。比如，对某一种商品，它的税收=价格×4%+价格×2%，那么，它的比例税率可以综合为6%。
至于超率累进税率税收，情况要复杂一些。因为这种税收的大小取决于交易额对成本的“超率”，而且是按超率的情况分段乘上不同的税率，最后合计得到的。但在“前提条件”下，由于物价是不变的，这意味着对同样的商品，IPO前后其成本和单位交易额都是相同的，所以由交易带来的“超率”是相同的，相应的税额也是相同的。用最终的税额除以交易额得到的比例实际就是该商品可以等同的比例税率。这说明在“前提条件”下，超率累进税率税收可以转化为比例税率税收。
打一个比方，如果一家企业IPO前销售10平米土地，交易额是10万元，假定按超率累进税率分段计算的最终税额是1000元。IPO后销售同样的土地，如果按超率累计税率计算的税额是1500元，则500元的税收差额一定是该企业IPO后多销售了5平米相同的土地引起的。而相对10平米的土地来说，IPO前后的交易额都是10万元，税额都是1000元。据此，我们可以用1%的比例税率来等同于这个超率累进税率。
通过上面的分析，在“前提条件”下，我们可以将式（1）中的全部税收都化为比例税率税收。假定将一家IPO企业的全部税收化为M种比例税率税收(13)，则有：
在“前提条件”下，由于各种交易与资本是同比例增加的，所以比例税率税收的各税基与资本的比例关系是固定的。因此，由IPO带来的比例税率税收增量可以通过各税基增量与各税率相乘得到，而各税基增量又可以通过各税基与资本的固定比例乘上资本增量（ΔC）得到。而且，（ΔC）=（IPO）。这样，ΔT可表示为：
六、结束语
增量模型给出的是财政收入增量与IPO的回归方程。2005年“股改”成功以后，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IPO，特别是众多的特大型企业IPO，这个现象和对应时间段（截至2008年上半年）财政收入的连续增长之间非常吻合。这不是实际运行中的偶然巧合，而是除了前面所说诸因素作用以外，还有两者理论上的相关所致。当然，对实际运行中的我国IPO和财政收入，要最终得出“两者正相关”的结论，除了理论上的增量模型之外，还必须有必要的实证分析和回归分析。增量模型的意义在于为相关性论证提供理论支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篇幅所限，本文对实证分析和回归分析不做展开，而只给出了理论增量模型。
论证“我国IPO与财政收入正相关”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不仅可以进一步解释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财政收入的奇特增长现象，使我们加深对财政收入变化规律的进一步认识，还能增强我们对IPO在宏观经济方面所具有的功能的了解，以便为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宝贵的经验。
注释：
①根据作者的回忆，高培勇从2006年开始，在国内有关会议场合或新闻采访中针对我国税收高速增长提出过“94税制延时效应”的观点。
②税收占财政收入的95%左右，这是我国经济转制以来的现状。
③“94税改”以后，我国税制比较稳定，主要税种无大的变动，新企业所得税法也是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
④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是会计概念，与应税收入和应纳税所得额有所区别，这是因为它们分别源自会计规范体系和税法规范体系。但企业的收入增加，必然是流转税基增加，企业的利润增加近似于企业所得税基增加。
⑤这里指企业的生产效率、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实际上是综合竞争力的提高。
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的结算都可能涉及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
⑦这里指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公布的十七种税种加上关税。
⑧2007年12月31日以前，我国内、外资企业分别适用不同的企业所得税制度，但采用的是不同的比例税率。
⑨关税中存在定额税率，但在“前提条件”下可转换为比例税率，所以这样分类并不影响后面的分析。
⑩除了工资薪金以外，在个人所得税规定的其他应税项目中，有不少项目并不按超额累进税率征税。
(11)指从量定额税率和比例税率相结合的税率。比如，对某一商品征税，税额=商品量×6元+商品价值×2%。
(12)该数据及其他各项税收数据，均由作者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公布的数据取整得到。
(13)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来说，增值税计税方法是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后的差额，比较特别。但从理论上讲，它们承担的是产品在本企业增值部分乘上17%或13%税率的税额，因此，这里可以把它归为比例税率税收，只不过其税基是增值部分。
(14)自1992年经济转制以后，我国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稳定在9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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