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的中国诗歌_陶渊明论文

布莱的中国诗歌_陶渊明论文

勃莱的中国诗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62(2008)05-0092-05

罗伯特·勃莱(Robert Bly1926-)是美国当代诗人、翻译家与批评家,是“深层意象”(deep image)诗歌的代言人与领袖。批评家威廉·戴维斯(William V.Davis)认为,勃莱是“同时代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也是与其他作家及思想家联系最为密切的诗人,他所涉猎的题材之广泛如抒情、政治、心理、社会、哲学等方面无人能出其右……在过去不到25年时间中,他是这一时代最为杰出的诗人”[1]。勃莱出道之初,其清新的诗歌主题与超乎美国传统的诗风给当时艾略特式现代主义诗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诗坛带来一阵惊呼和前所未有的感受,当代重要诗人兼诗评家唐纳德·霍尔(Donald Hall)当时的评价颇具代表性,“勃莱的诗歌在美国诗歌中是一种全新的风格和想象”[2]。

勃莱自选择诗歌创作作为职业以来一直虚心好学,汲取他人的长处与优点,他先后学习、考察与研究过美国本土、中国、挪威、智利、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诗歌文化及一些诗人的诗歌作品。其中,中国古代诗歌与古典文化对他的影响最为深刻。关于中国诗歌,勃莱毫不讳言,“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写得最好的诗歌”[3]。

除美国本土诗歌外,勃莱最先接触与熟悉的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他曾回忆道,他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阅读与学习中国诗歌。“当时(1955年,笔者注)我已发现了中国诗歌”[4]。事实上,勃莱不识汉语,他对中国诗的学习主要通过英译本进行。当时中国诗的翻译在美国已较为普遍,其中,著名的英国中国诗歌翻译家阿瑟·威利(Arthur Waley)的译本在当时尤为流行,与此同时,勃莱的老师兼好友凯尼克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 Roxroth,又名王红公)也在翻译与介绍中国古典诗歌。

勃莱的诗歌创作就是从模仿中国诗开始的,更准确地说,是从模仿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开始。他的第一本诗集《雪野宁静》(Silence in the Snowy Fields,1961)是仿陶渊明而作。诗人说,“我模仿着陶渊明的诗歌,模仿着他那些闲适(relaxed)的作品,我的诗歌中可能缺少了他所在的那个国家的深层文化(deep culture)。我将一组乡野诗歌(countryside poem)集结成集《雪野宁静》,于1961年出版”[5]。勃莱不仅在诗歌艺术创作上模仿着陶渊明,在生活中也是以陶渊明为楷模(model)。陶氏中晚年归隐田园,选择一种清静与世无争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生活方式。勃莱生活在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但他大学毕业后选择了自己的家乡作为栖息养生的处所,那里是美国中部的西北部农场,地处偏僻,人烟寂寥,诗人独自追寻着清心寡欲孤独无为的自在生活,常常在深夜以明月星星相伴,怀念起远古的中国先师来。陶渊明以“菊花诗人”的美称而名满天下,勃莱则在自己的后花园栽种菊花,并著有《菊花》("chrysanthemums")诗一首,副标题为“为喜欢它们的陶渊明而种”(planted for Tao Yuan Ming,who likes them),诗人对陶的喜爱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回到苍白色的车道上/晒衣绳上的衣服看开多么平静!/当我走进书房,站在门边,/月色中一团团白色的菊花!”①[6]这是诗歌的最后一节,诗人骑马归来,在宁静的月夜,菊花成了他的精神伴侣,也是他的精神归属所在。“月色”是非常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意象,常用来表现“明月思故乡/人”的母题内涵。

《雪野宁静》既是作者的开山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诗集共收有44首短诗,单从诗歌的外在形式上就能明显地感受到中国古诗的痕迹来。诗歌篇幅短小,通常以三五行成节或独立成篇。因受翻译诗的影响,勃莱的作品多以自由诗为主,语言上简单明快,节奏清新平缓。批评家霍华德·内尔森(Howard Nelson)在勃莱的诗歌研究中在这一方面颇有心得,他说:“也许《雪野宁静》中最大的文学存在是中国诗——就是说,中国诗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通过翻译已形成英语现代诗歌最美和最富影响力的一股力量。无论是表面还是肌质,《雪野宁静》中的大部分诗歌更像中国诗歌的翻译版。”随即他又补充道,“更像是阿瑟·威利而不是雷克思诺斯或其他人的中国诗翻译”[7]。当然,较之诗歌形式,诗歌的表现主题更能体现出中国诗的特质来。《雪野宁静》全书所表现的主题非常集中统一,正因为如此,有批评家以为,该集可视为一部长诗,每首短诗就是组成这部长诗的各小节。像中国大多数古代诗人尤其是以陶渊明、王维等为代表的田园或山水诗人那样,勃莱的诗歌作品表现出诗人寄情于山水,怡情于田园的遗世情怀。因而,“孤独”与“宁静”是诗人反复咏叹的主题曲。勃莱以孤独与宁静为美,他将前者看作人类物质与精神双重表现的自然状态,是原生态的本真反映,而后者是通过后天修为在精神追求上的至高境界,是内在与外在平衡的和谐场。如《三种快乐》("Three Kinds of Pleasures")、《回归孤独》("Return to Solitude")、《湖边日落》("Sunset at a Lake")、《深夜树林里的孤独》("Solitude Late at Night in the Woods")、《火车上》("In a Train")、《工作后》("After Working")、《懒惰与宁静》("Laziness and Silence")、《夜》("Night")、《宁静》("Silence")、《午后降雪》("Snowfall in the Afternoon")等诗歌都集中渲染了孤独与宁静的主题特色。诗人像古代中国先人那样以归隐山水田园从而达到独善其身追求个人品质的人生目的。勃莱十分推崇李白“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的思想境界,他常以此自慰并借以回答自己为何在空旷寂寥的原野终其一生的相关问题。

除诗歌的外在形式与主题思想外,勃莱在诗歌的其他表现方式中也有着浓厚的中国特色。众所周知,西方诗歌以叙事写实见长,无论是早期的史诗还是后来直抒胸臆的抒情诗大都借外在的客观实物或情景来或表现或记录,诗歌往往通透明了,达意方式简单直接,以意义的追求或情感的抒发为其主要目的。而中国诗自古以来除达意与抒情外,往往重视意境的营造,注重“风骨”与“格调”的品质美。诗歌描写虚实相兼,以人的感受力来竞逐诗歌的张力美,诗歌以彰显“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特征为其意义追求原则。即便如此,诗歌的意义往往浩瀚缥缈,隽永流长,融个性与普遍性双重特性于一起。在这些方面,勃莱的中国诗歌特质最为明显。还是以他仿效中国诗歌所创作的《雪野宁静》为例,大多数诗歌以人的各种感受的融合为基本表述方式。诗歌关注人内心世界的无意识活动,在有知世界与未知世界,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中还原世界的本质特性,以刹那间的感受为诗歌的艺术之美。如《天晚时驱车进城去寄一封信》("Driving to Town Late to Mail a Letter")一诗:“这是个寒冷的雪夜,大街寂寥冷清。/唯一活动的东西是旋飞的雪花。/掀开邮箱盖,我感到冰冷的铁。/雪夜里有一种我喜欢的隐秘。/开车四处逛逛,我愿多费些时间”[8]。除诗歌的标题对创作的背景有所交代外,全诗既不为记事也不为某种特定的抒情,而是将当时涌动在内心的片刻感受结合环境的铺垫呈现出来,这恰好迎合了读者的审美需求和审美感受。这种诗歌在美国乃至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寥若晨星,因此,勃莱的中国诗姻缘是能解释它存在的合理原因。而在勃莱长达五十余年的个人创作中,此类诗歌随处可见。如《驶向言湖河》("Driving Toward the Lac Qui Parle River")的最后一节:“临近米兰,忽现一座小桥/和跪在月色中的水。/小镇上房屋建在地面;/灯光洒落在草地四周。/我赶到河边,满月笼罩;/小舟上,几个人轻声地说着话”[9]。这样的诗歌赋予了典型的中国诗的特质,换句话说,抛开诗歌的形式(自由诗)因素,它活脱脱地就是中国古诗的翻版:对意境的追求远甚于意义或情感的表述。用勃莱本人的评价也较为贴切:“在古代中国,各个层次的知觉能够静悄悄地混合起来。它们不是像冬天湖水那样分成一层又一层,而是不知怎的都流在一起了”[10]。

迄今,勃莱已出版个人诗集十余部之多,除一两部政治题材的外,大部分都或多或少地受中国诗的影响,而影响最直接的除上文所探讨的《雪野宁静》外,还有《树将在此屹立一千年》(The Tree Will Stand Here for a Thousand Years 1978)、《从床上跳起》(Jumping Out of Bed1987)、《食语言之蜜》(Eating the Honey of Words 1990)以及最新出版的《远行的冲动》(The Urge to Travel Long Distances 2005)等。其中,《树将在此屹立一千年》一书的标题来自陶潜的“饮酒十二首”:“劲风无荣木,/以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而在《远行的冲动》一书的序言中,作者更是直言不讳,将自己受惠于中国诗的起因和经过交代得非常直白。一方面像是在为自己的创作生涯作某种形式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在向中国古代的先人们表示自己由衷的谢意。《远行的冲动》一书诚如他自己所言是几十年来模仿中国诗进行创作练习所积累的结晶[11]。

勃莱的诗作还表现出很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性,尤其是道家思想。这里将集中以他的诗集《从床上跳起》为例来探讨他的中国情缘这一话题。

该诗集篇幅单薄,因为这个原因,书的页码及目录也被人为省略,若不是夹有王惠民(Wang Hui-ming,音译,笔者注)的木刻画恐难以装订成册,但作者执意将它独立成书,其目的就在于突出它的中国文化特色及作者本人的中国文化姻缘。王惠民的木刻画及画中的汉字书法更加重了其文化特色内涵。不得不提及的是,每幅木刻画都是应和勃莱的某首诗歌的特定含义而作,正所谓相得益彰,特色鲜明。

书的封面就对该书的大意进行了简单明了的介绍:“《从床上跳起》是作者勃莱受道家思想而激发(Taoist inspired)的诗歌积累,它着重探讨孤独的喜悦,芸芸众生的相互依赖,以及存在(being)而不是纷争(striving)所获得的欢乐(delights)”[12]。全书共收有短诗26首,其中,中国唐代诗人王维及其好友裴迪的四组(分别是《漆园》、《华子冈》、《栾家濑》和《木兰柴》)对答诗(answering poem)也被作者收入其内,这一将他人诗歌“据为己有”的现象表面上似乎难以解释,仅根据后现代主义“互文性”理论并不完全令人信服。但美国诗坛在这一方面却早有传统,如庞德的《华夏集》就是个典型。当然,勃莱对原作者还是表现出相当的忠诚度:至少还是将作者进行了必要的交代。

勃莱在该书的首页引用了两段经文,说是引用,实为不妥,至少不准确,因为勃莱在原文的基础上都作了一定程度的篡改:

我周围,人人都在工作;

但我顽固,没有参与。

不同就在于此:

我珍惜母亲的乳房。

——《道德经》

我赤裸裸地从母亲身上出来,

当回归时也将赤裸裸。

母亲给予的,母亲将带走,

我爱母亲。

——《旧约》复原本[13]

诗人将引文以诗歌的形式进行排列,其排列顺序颇为讲究并自有一番深意,《道德经》与《圣经》皆为经典,作为西方人的勃莱将东方的《道德经》置于西方经典之上,用香港学者钟玲的话来说,“则具有颠覆的意味”[14]。实际上,抛开隐性层面的颠覆性意义不谈,单从《道德经》引文显性的意义层面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勃莱对道家的一些重要思想已深得其精髓。勃莱所引的《道德经》的原文是:“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贵食母。”而篡改后的“没有参与”("take no part")呼应了道家的“无为”之说。而勃莱对“无为”思想可谓推崇备之。当然,勃莱对“无为”的理解也多了层对现代商品社会的反思。他以为,“无为”就是要无欲无为,摆脱功名利禄,静心养性,从而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他有两首诗以“无为”为题:《一首无为之诗》("A Doing Nothing Poem")及《另一首无为之诗》("Another Doing Nothing Poem")。前者表明,“无为”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通过主观上的不行为,通过思考和参悟达到心灵恬静“透明”(transparent)的境界。因而他说,“我变长了,变透明了……”,“像只海参,/它无为地活着/活了一千八百年”[15]。所谓“活了一千八百年”,就是通过无为而打破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它不是肉体生命的延续而是精神与灵魂的升华。而《另一首无为诗》则明显地借用了庄子《逍遥游》中的比喻:“有一只鸟穿越水面飞过。/它像一条十里高的鲸鱼!/在入海前,/它只是我床底下的一粒尘土”[16]。《逍遥游》则说,“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勃莱与庄子都强调事物的变化。较之庄子,勃莱的万物幻化的能力更为巨大。由鸟化鱼而后化为尘土,结合“无为”的道家思想,勃莱更突出了宇宙的玄妙和万物生生不息的道理。除了“无为”,勃莱还重视道家的“静”思想。道家要求,相比物静,心静更为重要。正如陶渊明所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远”实为心静。《从床上跳起》中的许多作品正是“静”思想的实质体现,如《六首冬季幽隐之诗》("Six Winter Privacy Poems")、《像新月我要过我的生活》("Like the New Moon I Will Live My Life")、《几首十一月幽隐之诗》("Some November Privacy Poems")、《北树林中的月色路途》("On a Moonlit Road in the North Woods")等,举不胜举。

除道家思想外,勃莱还对儒家与佛教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不过,他对道儒佛彼此间的差异所了解的程度则令人生疑,他极有可能将某些儒家教义和佛理禅旨统归为道家思想。但不管如何,他所推崇的阴阳平衡、沉思禅定、闲静顿悟、道法自然、自在无为等思想都有强烈的心灵美学倾向,都旨在于构造和谐的内心世界,遵循自然规律,从而实现自我存在的终极价值。因而也就无所谓道儒佛的差异之说了。如《六首冬季幽隐之诗》是在讲述禅的体验,但作者将其纳入道家体系,虽有些不伦不类,但这样的追求却也无可厚非。诗人寥寥数语,禅味十足。

大约四点,几片雪花。

我在雪地上清倒茶壶,

清新的寒风里感受一道道喜悦。

夜幕下,风;

南边的窗帘轻轻地摇动。

每天更多的父辈在逝去,

该是儿子们的时候。

点点黑暗积聚他们四周。

黑暗看起来像片片光芒。

打坐诗

有一种黑泥似的孤独!

坐在黑暗中歌唱,

我无法判断这种喜悦是否来自

身躯、还是心灵,还是另外一个地方!

当我醒来,又下了一层新雪。

我独自一人,但又有他人与我同在,

品着咖啡,赏着窗外的雪。[17]

诗人在孤独与幽静中自在禅定,透悟世界与人生。观物但不为物役,省物但不为物扰。物我相融但我又在物外。此等闲定与性情非常人所能想象。

我们知道,勃莱的中国诗缘绝不能仅用兴趣或影响这样简单的字眼来进行概括与总结。众所周知,对于诗歌这门独特的语言艺术而言,单纯的模仿或仿效绝不能造就一名出类拔萃的诗人来。若考察勃莱的中国诗缘之动机除了他个人的兴趣与选择外我们还可以得出至少其他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诗人的本土意识使然;二是诗人的个人诗学需要。

关于本土意识,国内著名学者区鉷教授曾有过精辟的见解,他认为,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批评家与学者等,都有一定的本土意识(sense of nativeness)。本土意识的核心是民族文化意识,“似乎一切民族的文学在它的传统阻碍了时代前进的步伐时,作为本土意识核心的民族文化意识都以时代意识的形式曲折地表现出来,向外国文学借取力量来改造本民族的旧文学”[18]。而钟玲则纯粹地从美国诗歌这一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她说: “有些美国诗从表面看来,其重点是异国的论述模式,但其实这种异国模式只是一种策略,用以凸显本土的论述,或有意凸显美国诗人个人的信息。还有一些美国诗,诗人似乎是很努力地把异国模式在英语诗句中具体化、本土化,但结果是诗中固然有异国情调的部分,但其重点仍然是西方的论述”[19]。勃莱本人则更是把本土性视作诗歌的生命线,他反复强调,“美国诗歌若不是从自己的土壤自然生长出来,那么我们不妨放弃或停止写作”[20]。他在与我国已故著名学者王佐良谈话时特意提及美国诗歌本土化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美国诗人还得同英国诗的传统斗争,不少美国诗人写的是所谓美国诗,骨子里却是英国的韵律和英国的文人气。我们仍然需要真正的美国诗歌。”“因此,美国诗更要摆脱英国诗的传统,要面对世界,向外国诗开门……我认为美国诗的出路在于,向拉丁美洲的诗学习,同时又向中国古典诗学习”[21]。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勃莱的中国诗缘背后有着诗人强烈的民族使命意识。他的诗歌也的确折射出他的本土情感,诗歌中遍布的意象展现出美国中西北部独特的风土人情和原野文化。另一方面,勃莱的诗歌本土化理念越来越受到当代诗人的认同和接受。从同时代的詹姆斯·赖特(James Wright)、加里·斯耐德(Gary Snyder)、路易斯·辛普森(Louis Simpson)到年轻一代的马克·斯特兰德(Mark Strand)、詹姆斯·退特(James Tate)等人,都在自己的实践创作中将诗歌艺术与地域文化及地理特征紧密地结合起来,为美国诗歌的繁荣承担起艺术家最根本的责任与义务。

另一方面,勃莱毕生都在打造一个“深层意象”的诗歌王国。②“深层意象”是勃莱个人诗学的核心所在。勃莱早在上世纪六时年代初就撰文指出,美国诗歌自世纪初以来一直被以艾略特、庞德、威廉姆斯等人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把持着统治地位,美国诗歌自此转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转向了外部物质世界。诗歌无限制地利用物质元素,“无物便无思想”(No idea but in things)③是现代主义美学所倡导的基本创作原则。正因为如此,诗歌变得越来越缺少情绪情感等内心感受方面的因素。而勃莱以为,诗歌应转向人的内心,转向内心最深处的无意识世界。他给诗歌的定义为“诗歌是刹那间渗透到无意识之中去的事情”[22]。勃莱笃信弗洛伊德与荣格的无意识理论,认为无意识是艺术家的原动力所在,无意识世界是展现人的本真自我与性格心理的原始场所。勃莱对现代主义诗歌的批评最根本的出发点在于,现代主义诗歌是与美国商业文化与宗教文化中“物质至上”的思想一脉相承的。而这种思想对美国社会的发展及文明程度的提高具有严重的腐蚀性和障碍性。所以,勃莱提倡,诗歌要关注人的心灵世界,诗人要将自己宁静致远、沉思达悟、淡泊孤独的美学追求传递给广大读者,而这样的美学追求恰好与中国古典诗歌与文化所诠释的思想是相当吻合的。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勃莱所喜欢的一些中国诗人如陶渊明、王维、裴迪、孟浩然、李白、杜甫等以及他所推崇的道家思想也都说明了这一问题。换句话说,勃莱的中国诗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古代诗歌与古典文化恰好实现了他的个人诗学理想:诗人追求孤独宁静;诗歌来自心灵又熏陶心灵。

文稿日期:2008-01-20

注释:

①本文的诗歌译文部分均为本文作者自译。又见《罗伯特·勃莱诗选》,罗伯特·勃莱著,肖小军译,花城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②关于“深层意象”及勃莱与“深层意象”的关系请参阅《诗歌·意象·无意识:“深层意象”阐释》(区鉷、肖小军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一文,本文将不再赘述。

③“无物便无思想”是威廉姆·卡洛斯·威廉姆斯提出的诗学理念。勃莱在《美国诗歌的错误转向》一文中借此来批评现代主义诗歌的物质主义倾向。参见勃莱的《美国诗歌的错误转向》("A Wrong Turning of American Poetry"),American Poetry:Wildness and Domesticity,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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