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高技术产业所需的制度和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需论文,高技术产业论文,制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制度重于技术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肯定离不开技术的发明和创新，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文明中，技术一直都领先于世界，四大发明更是举世闻名，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这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数千年历史中都领先于世界，但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落伍了，从诺贝尔奖的获得以及SCI，EI索引或者专利的申请等等方面都表明中国的科学技术整体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200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首次公布了2001年世界主要国家技术成就指数（TAI），在72个参加评估的国家（地区）中，技术成就指数平均为0.743；而中国的技术成就指数为0.299，排序为第45位，居世界中等偏下水平（连玉明，2003）。
我们必须思考技术发明和创新的来源和机制，中国人的智慧被认为是仅次于犹太人的，如果智慧按正态分布于人群之中，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自然有发明创造的先天优势，不管是农业生产还是手工作坊，庞大的人口会积累丰富的生产工艺，干中学积累的丰富技术经验加上偶然的科学发现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古代领先于世界，但这仅仅是中国古代的情况，到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明不能再靠分散人群的偶然的技术发现，而是靠有组织的研究开发，瓦特和巴尔顿在发明蒸汽机时，先后说服6位企业家投资于这项发明，同时雇佣100多人从事这项发明的不同专业，才发明出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杨小凯，张永生，2003），当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各种专业的专家，因此只有把各种专业的专家有效地组织起来才能进行发明创造，另外，技术的发明和技术的工业化、商业化属于不同的专业分工，发明家并不一定能成为企业家，也不一定懂经营管理，因此，如何把不同的专家有效地组织起来，把技术发明工业化、商业化也需要一系列的制度。
近年来西方一些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研究表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不是物质资本，而是与人力资本潜力发挥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一个经典的例子是128公路地区和硅谷的比较，美国电子信息产业发源于环波士顿的128公路地区，其物质条件和与政府得天独厚的联系优势远强于硅谷地区，但80年代以后，128公路地区走向了衰落，而硅谷却蒸蒸日上，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地的制度安排、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A·萨克森宁在《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总结道：“人们，包括硅谷人，往往没有意识到硅谷那种合作与竞争的不寻常组合，连同其它要素共同构成的制度环境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成就。”（A·萨克森宁，1999）。由此看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快慢，不是决定于政府给了多少钱，调了多少人，研制出了多少技术，而是决定于是否有一套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和人的潜能充分发挥的制度安排、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吴敬琏，2002）。
二、高技术产业需要什么样的制度
亚当·斯密说：“每个人在他自己的劳动中取得的私有财产是一切财产的基础。”；边沁认为：“正是这种权利克服了人们对劳动的厌恶”；孟德斯鸠说：“所有权是道德神”，如果私有财产权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社会是不可能有道德准则的；慎子曰：“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定分可以理解为产权明晰，是避免人与人争夺利益而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办法；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西方和日本的采取的是长子继承制，而中国是平均财产继承制，前一制度有利于家庭财产的定分，减少兄弟之间因为财产分配之间的争斗，这种财产权的定分有利于家族企业的巩固，这就是西方和日本的家族财团经久不衰的原因，而中国的平均继承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那句古话“富不过三代”。
早在秦汉时，中国就有了欠债还钱，偷窃受罚的道德观念和社会习俗，土地的私有契约在明朝就出现了，但古代中国，自西周灭商之后，推行的是封建领主制，国王（天子）是全国最高土地所有者，又是最高政治统治者，《诗·小雅·北山》曰：“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当时最高原则，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都是在这一最高原则的指导下制定或行事。在这一传统下，皇权贵族可以任意侵吞民众财产，私人的财产不能得到保护，就没有把技术发明转化为工业商业活动的动力，因此尽管中国古代有先进的技术发明，但工业革命却没有在中国发生。
就科学技术本身而言，直到15世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仍明显强于西欧，但西方国家后来居上，原因是西欧在中世纪后期逐步建立了一套有利于不断创新的机制，如13世纪发明了复式簿记，17世纪发明了公司制度，1602年在荷兰发明了股份公司，1613年在荷兰发明了证券交易所。
诺思在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考察了欧洲经济发展的历史，认为近代欧洲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不是产业革命的结果。他指出，产业革命所包含的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发展和资本积累等现象，本身就是经济增长，产业革命与其说是近代欧洲经济增长的原因，还不如说是其结果；近代欧洲经济增长的真正决定性的原因，是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荷兰和英国，而没有发生在其他一些历史更悠久、资源更丰富、科技文明更发达的国家，是因为那些国家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能够激励人们进行生产性活动，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私有财产制度。
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摧垮了封建特权对于经济活动的重重限制，而且建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制度。这一制度变革不仅给予人们从事科技发明和创新更充分的自由，而且还使每个创新者和生产者的个人利益受到了充分的保护，从而极大地激发人们从事创新和生产的积极性。诺斯认为，18世纪以后西欧之所以首先出现经济迅速增长的局面，是由于这些国家具有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保障个人财产安全的法律体系。正是这种制度的变革才是近代欧洲经济高速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修宪决议把“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进宪法，摒弃了长期以来的对私有财产权的偏见，但是，中国古代有人治大于法治的传统，“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其真实写照，因此，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在中国，有法律不一定有法治，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从纸上的宪法到心中的宪法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马俊军，2003），这也是为什么常常出现政府以各种名义强制侵犯私有产权并且没有给私有产权合理的支付的情形。
英国是最早确立专利法的国家，专利法保护知识产权，技术发明者可以利用专利制度保护私人剩余权，在发明创新成功后获得巨大的财富来弥补发明创新的高风险。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其部分原因就是英国1624年就制订了专利法，是世界上第一个保护专利权的国家，这大大减少了偷窃知识产权的行为，正如诺斯和温格斯特指出的，英国成功工业化最重要的原因是17世纪英国国家制度的演进，建立了政府对宪政秩序可信的承诺机制，大大减少了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大大减少了人们的寻租行为和相关的内生交易费用。
中国专利局直到1980年才成立，198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正式施行；2001年重新修订实施《专利法》，专利法是科技创新的法律保证，对于保护创新者的利益，提高科技创新的积极性至关重要，但我国的专利制度落后西方二百多年，由于对科学发明缺乏有效的保护，技术的抄袭，国家的任意占有，造成的巨大的内生交易费用制约了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商业的发展。
要有效地利用人们群众的发明和创新，必须给大众经济决策的自主权，这就是所谓的经济自由。这包括两个方面，择业自由和价格自由，因此，政府对高技术产业应该更多的是管理，是服务，而不是管制，其潜在的推论是提倡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减少开业的手续和成本，减少行业垄断，给民营经济同等待遇和机会。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明晰企业的产权，承认和保护私人剩余权，不管是国企还是民营企业，企业家的剩余权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前后拖了十年的“四通”公司的股份制改革因为时间的延误，给“四通”的发展带来严重损失，整个高技术产业也因为这样那样的四通故事而受到很大的损失。这都是产权不明晰，企业家的剩余权没保障所造成的企业家积极性、创造性不高的原故。
三、高技术产业需要什么样的文化
高技术产业的特点是高风险高收益，技术变化快，产品周期短，需要创新企业高度的灵活性，需要有不惧风险的张扬个性和冒险精神。创新是高技术产业的动力之源，人们通过各种组织试验得到新的有效分工的组织信息，企业家根据这些信息不断地开创新的事业。在诸种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要使高技术产业更好更快的发展，必须建立有利于充分发挥人力资本效率的组织制度和社会文化条件。新加坡是唯一靠权威集权统治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一直崇尚的是儒家哲学，但是，李光耀在2001年召开的“21世纪论坛”发言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是发挥个人的创造性，而儒家文化抑制了人们的创造性”。
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是义务本位模式，与现代社会的权利本位模式不同，它着眼于如何使社会成员以消极的臣民意识被动地接受至上而下的单向社会控制，这种体制造就的是缺乏权利意识的顺民、草民，经过儒家文化几千年来的熏陶，顺从被誉为一种美德，妇顺从于夫，子顺从于父，下级服从上级，臣顺从于君，全体人民最终顺从于君主。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儒家强调的克己，顺从的传统文化与高技术产业要求人具有创造性、积极进取，冒险开拓的精神是相左的。
美国在短短200多年的历史中建立了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和高技术产业，这得益于美国的文化，美国是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移民社会，其主体文化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文化。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到北美的移民是信仰新教的白人，属于“沃斯普”（WASP）文化。穷苦的移民远涉重洋，到北美那片得天独厚的土地进行创业，他们艰苦奋斗、具有开拓变革精神和自我意识。美国的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清教徒们崇尚自由，不迷恋于教义、教条，而注重求实、创新和开拓、试验，强调勤俭致富，达到拯救灵魂的目的。清教徒的苦行伦理造就了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作风和追求财富的动力，养成了开发新疆土、征服大自然的冒险精神。新教伦理崇尚个人主义，强调自我动机，自主抉择、自力更生、尊重他人、个性自由、尊重隐私，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具有“救世主精神”和“自命不凡的使命感”，由此看出，美国的文化符合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要求。
回到硅谷与128公路的地区优势比较的经典案例，128公路地区以少数几家一体化的大公司为主导，把工业体系建立在各自独立的公司基础上，具有封闭、自成体系的组织结构，它们偏重于企业内部孤立的技术改进，在研发和学习中缺乏自由全面的讨论。生产活动内部化、保密、忠于公司、公司管理的层级制成为这一地区的企业文化。此外，128公路地区奉行的是新英格兰传统、等级森严、僵硬、保守是其文化特征；硅谷有一个以地区网络为基础的工业体系，各专业制造商集体地学习和灵活地调整技术，硅谷的企业家力图把企业建成不存在社会差别的共同体，大多数公司实行灵活的工作制度，硅谷人不拘繁文缛节，鼓励积极进取和冒险，宽容失败，硅谷地区密集的社会网络和开放的人才市场促进了探索和创业的精神。经过对比，硅谷的强盛和128公路地区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可归于两者在文化上的差异。
四、小结
我们认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技术及其创新，但不管是技术的产生还是技术的工业化、商业化，都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支撑，从这一角度可以解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工业革命首先在荷兰和英国发生也说明了制度的重要，中国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制度的形成和完善比发达国家要晚得多，并且仍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必须建立和完善财产权的明晰与保护，私人剩余权的肯定和保障。专利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择业自由和流动自由等制度。另外，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有格格不入之处，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得益于它的“沃斯普”（WASP）文化、新教伦理，清教徒们崇尚自由的个性以及救世主精神与自命不凡的使命感。硅谷地区超越128公路地区，也得益于硅谷那种鼓励积极进取和冒险，平等、合作、交流的网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