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革”后期对传统音乐的秘密“抢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革论文,后期论文,传统论文,秘密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5-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721（2011）04－0161－07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1.04.022
在“文革”后期的七十年代，曾由江青授命国务院文化组和后来的文化部，一度开展过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抢救”工程。其一是所谓“音乐历史长河”制作，实际上是一项整理和改编中国传统音乐的工作；其二是所谓的“录音录像”工作。这两项工作既有时间上的前后差别和任务的不同，但又相互关联，并因涉及到传统音乐在“文革”初被认为“四旧”的敏感问题，所以并不象江青所抓的其它工作那样大肆进行宣传，相反，尤其是“录音录像”工作，由于事关毛泽东，更是在“为文艺革命积累研究资料”的名义下秘密进行的。
一、文艺研究所、“琴筝瑟改革小组”的建立和“音乐历史长河”的录制
随着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和19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的外交打破了坚冰，相继有多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有了双方进行文化交流的意向，而在这些文化交流意向中，相关国家根据国际惯例，都毫无例外地提出了中方所提供的交流项目，应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涉及到音乐舞蹈，则无疑应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的音乐和舞蹈。特别是作为美国派出费城交响乐团访华的对应交流，中方安排访美的“中国艺术团”的节目，无疑也应是能体现中国民族传统的音乐舞蹈节目。
由于“文革”初期，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的音乐被列为“四旧”而属“横扫”对象，因此民族民间传统音乐遭到了严重摧残。直到尼克松访华前夕，为使得这位美国总统对中国的有着悠久历史的优秀传统音乐文化有所认识，才开始组织排演了诸如传统琵琶曲《十面埋伏》之类的节目。但仅此进行对外文化交流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为了适应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1973年初，几乎在组建访美的“中国艺术团”的同时，江青要求国务院文化组主抓以整理和改编中国传统音乐为目的，名为“音乐历史长河”的工作。国务院文化组为此设立了先由李德伦、后由张伯藩主管的“文学艺术研究所”，下设“音乐舞蹈研究室”，由叶枫任室主任，李佺民、何云、郭乃安任副主任，从“五·七干校”调集了一批专家学者，同时向全国各地征集传统音乐的资料，并由音乐舞蹈研究室的简其华具体负责这项工作。1975年文化部恢复后，该文学艺术研究所又由副部长袁水拍兼任该所所长。
“音乐历史长河”的工作，由于一开始其功利目的就十分明确，其中搜集、整理是手段，改编出适合当今演出的声乐和器乐节目才是目的。因此，这项工作伊始，“音乐历史长河”小组就被要求先提出一个可以进行改编的传统音乐曲目的名单，并由国务院文化组文艺创作办公室当即组织相关作曲家对这些传统曲目进行编创。而在诸如阿炳的二胡曲《二泉映月》等等一批传统曲目交付中央乐团创作组开始进入编创阶段以后，它就被懈怠了。尽管这项工作还在继续，“音乐历史长河”小组也不时将整理的传统音乐录音上报国务院文化组和江青，但它不久就似乎成为了一项例行公事，并未引起上层领导过多的关注和重视。
几乎与此同时，又成立了一个“琴筝瑟改革小组”。其缘由是在1972年秋季“广交会”上，展出了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康绵总设计试制的张力转调筝，引起了前来观展的叶剑英的浓厚兴趣。经叶剑英提议，江青批准，国务院文化组于1973年成立了以改革中国传统乐器的型制和性能为任务的“琴筝瑟改革小组”，由康绵总为组长，调入这个小组的除了有古琴演奏家龚一、李祥霆、吴文光和筝演奏家项斯华，以及中国歌剧舞剧院民乐队的指挥李执恭、编曲方智训等五、六个担任伴奏成员外，还有从事乐器制作的李泰康、曲广海、孙庆堂、田双昆等人。
这个设在当时左家庄中央歌剧舞剧院的一幢大楼二层的小组，一直得到叶剑英的关心。他们曾先后对营口乐器厂李泰康主持改制的25弦脚踏转调筝和手扳25弦钢丝转调筝进行了试奏[1]；还对空政文工团陈宝田改革的四弦京胡，前卫文工团苏安国改革的四弦二胡，沈阳音乐学院果俊明改革的双千斤二胡等设计方案，进行了试制和试奏。在中国艺术团访美未成行之后，该小组又参与了中国艺术团的一些创作、演出活动，如项斯华就成为了中国艺术团的筝独奏演员之一。1975年以后，该组又参与了“录音录像组”的部分录音工作。如龚一曾录制了古琴曲《潇湘水云》及改编的古琴曲《红太阳照边疆》，李祥霆录制了古琴曲《广陵散》及创作的古琴曲《三峡船歌》，吴文光录制了古琴曲《梅花三弄》及改编的古琴曲《浏阳河》等①。
对于传统音乐真正具有“抢救”意义，并令文化行政上层领导常抓不懈、时时关注的，还数其后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录音录像”。
二、特殊的“录音录像”工作
1975年初，一年前患了白内障、却因其未成熟不能手术的毛泽东，深感近乎失明的痛苦。为了调剂精神生活，他想听听音乐，只是他指明要听中国传统曲艺和戏曲，以及古典诗词。由于毛泽东的病情不能为外人所知，为此，江青专门秘密地给文化部布置了五项工作：一是古典诗词的配曲和演唱录音；二是京剧唱腔器乐化的演奏录音；三是传统曲艺和戏曲剧目、曲目的录音。余下两项是为了毛泽东恢复视觉后赏看活动作准备的，即：其四为拍摄传统剧目的电影；五是借入和买入香港及外国影片。同时决定除了借入和买入香港及外国影片由江青直接审查外，国务院文化组内专门成立了一个由于会泳负责，陈应时为组长、柏柳为副组长的“录音录像组”，并由肖兴华、简其华等负责录音技术工作。
该组开始下设戏曲曲艺、民族器乐、古典词曲三个小组，并规定对外严格保密。为了便于对外开展工作，对有关单位统一口径，称这是一项“为文艺革命积累研究资料”的“民族音乐抢救工作”。江青还规定，就此所做的录音、录像和摄制的电影，除了毛远新，不许给别的中央领导同志看。工作人员则只被告知所从事的是一项“极其光荣和秘密的工作。”
在这些工作的进行中，实际是按录音、录像两个不同分工分组进行的。虽然“录音录像组”在4月份于钓鱼台正式宣布成立，但其中属于录音部分的古典诗词的配曲和演唱、京剧唱腔器乐化的演奏录音工作在之前就开始启动工作了。据当年在《海港》剧组任方海珍B角的蔡瑶铣回忆：
1975年2月，我还在上海京剧团《海港》剧组忙于演出。有一天，领导通知我去北京参加一项录音工作，具体内容不清楚。于是我赶忙整理行装赴京。还有一个人是上海民族乐团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
我的任务是录词曲……接受的第一项工作是录制宋代词人洪皓的《江梅引》，全词共四首。这四段词是由傅雪漪先生配曲。那时候，中国歌剧舞剧院曾有一个琴筝瑟乐器改革小组。伴奏就由该小组的成员吴文光弹奏古琴，加上一支箫。先录制了了《江梅引》中的第一首《忆江梅》，送去审听后，竟受到“上边”的肯定夸奖，我心里稍稍宽慰了许多。毕竟是多年不唱传统的段子：效果如何当时多少还有些吃不准。由于头一曲录得不错，又接着录制了后面三首。
这应该是录音录像工作的预演。3月上旬，完成的第一批录音带根据江青的要求，一式四份，分呈给江青、毛泽东、周恩来及主管文化部的张春桥手中，在得到肯定后工作陆续开展。
（一）古典词曲音乐的编译、演唱和录音
录音录像小组录音组所属的“词曲音乐编译小组”，在古典诗词的选择上，首先是根据毛泽东嗜读的清代朱彝尊编的《词综》，对其收编的2253首唐、宋、金、元词中，从毛泽东作过批点并认为是佳作的词中选出了约二百首，作为古典诗词配曲的对象；并从北京大学等单位组织了一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专家学者，对所选出的诗词进行详尽的注释，形成正式的文字稿，发送印刷厂排印成大字号的词曲文字注释说明书。
然后为了给这些诗词编配的曲调是有根有据、原汤原汁的古曲，“词曲音乐编译小组”又集中了傅雪漪、杨荫浏、曹安和等一批中国古代音乐史和民族民间音乐的专家，从明末魏之琰所传、魏皓编的《魏氏乐谱》②，乾隆年间庄亲王允禄奉旨编辑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③，谢元淮缉的《碎金词谱》、《碎金续谱》，以及一些明、清的古琴谱等词曲曲牌中，找出相应的词曲曲牌，依此将曲牌工尺谱的工尺、板眼、句读、韵格翻译出来，使其形成现今通用的乐谱，然后把这些诗词逐一对应填上；再由于会泳逐一进行审阅、校订，特别是把词、曲相配中腔、字不相顺的部分加以润色修改、使之流畅悦耳一些。并以“词曲音乐编译小组”的名义，将其成果，分集印刷成不公开出版的《词曲音乐资料——曲谱部分》，供内部练唱和乐队编配使用。
由于这些古代乐谱不同程度都昆曲化了，也为使演唱带有古代的传统韵味，他们又先后组织了以岳美缇、蔡瑶铣、蔡正仁、计镇华、方洋、李元华等昆曲、京剧演员为主体，又有姜家锵等民族声乐演员参加的演唱队伍，专门进行排练；然后又作了乐队的编配和排练。
据蔡瑶铣回忆，正式录音前，会把大字注释本发给演员，并“把时代背景、作者的身份、简要情况，词的意思，作者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首词等等一一讲给我们听。时间是一个星期每人发两首，先做案头、酝酿、练唱、合乐，等感觉差不多时再去录音。”“那时候，有一些被重点固定的词，像张元幹的《贺新郎》，辛弃疾的《南乡子》和《水龙吟》等，都是几个人同时录，几乎每一首词都不下三四遍地经历过送审、打回、修改、重录这样的过程。”
“1976年7月，第二阶段的工作开始。这时的录音组已经比前一阶段的规模大了许多。似乎是更加有组织有计划，步骤也更严密更精致了。整个一个录音组就占满了当时位于北京东单三条的公安招待所，大组下面分成两个小组：声乐组和器乐组，另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注释组。[2]”
其间编译定稿的主要有《满江红·精忠词》（宋代岳飞词，据清代《冶学斋琴学练要》第六卷王善琴歌改编）、《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宋代张元幹词，据清代《碎金词谱》改编）、《念奴娇·赤壁怀古》（宋代苏轼词，据清代《九宫大成》配曲）、《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宋代辛弃疾词，据清代《碎金词谱》改编）、《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宋代辛弃疾词，据清代《碎金词谱》改编）、《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宋代辛弃疾词，据清代《碎金词谱》配曲）、《江梅引·忆江梅》（宋代洪皓词，据清代《碎金词谱》改编）、《一剪梅·舟过吴江》（宋代蒋捷词，据清代《九宫大成》配曲）、《声声慢·寻寻觅觅》（宋代李清照词，据清代《碎金词谱》配曲）等④，前后总共约100余首[3]。
这些根据古典词曲改编录制的歌曲，显然博得了毛泽东的喜爱，成为了他当时患白内障眼疾期间聆听的极其重要、甚至是唯一的音乐作品，并一直陪伴到他去世。据当年东方歌舞团演奏员、古典诗词箫的伴奏者张晓辉回忆，现存放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这些古典诗词录音磁带上，记有工作人员按毛泽东喜爱程度随手做下的记号。“毛泽东特别爱听的曲目盒子上画有‘○’型字样，在岳美缇演唱的岳飞《满江红》、蔡瑶铣演唱的张元幹《贺新郎》、杨春霞演唱的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磁带盒上，就画有○型铅笔字样。另外在岳美缇演唱的萨都刺的《满江红·金陵怀古》、计镇华演唱的《渔家傲》、方洋演唱的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等作品上都留有不同的记号。[4]”
据1975年暮春至当年9月在中南海给毛泽东读书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回忆，在她初见毛泽东的当夜，“在诵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诗后，他竟站了起来，在工作人员的扶持下，绕着游泳池大厅的南半边，走了一大圈……伴着播放的‘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张元幹《贺新郎》）的昆曲节拍，口中低吟，快步疾行。[5]”另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在董必武逝世时他非常难过，让人将《贺新郎》录音整整放了一天。“过不了几天，毛泽东就把《贺新郎》词中的最后两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让录制组重录，说是原来的两句‘举大白，听金缕’太伤感了。[6]]”
1975年8月初，毛泽东的医疗组根据他当时的身体情况，提出了给毛泽东一只眼睛摘取白内障的手术意见和方案。毛泽东在摘取白内障手术的过程中，聆听的就是由上海昆剧团岳美缇演唱的岳飞《满江红·抒怀》的录音。录制这首词时，曾由岳美缇、蔡瑶铣、计镇华各自演唱的录音，毛泽东分别听后，选中了岳美缇的演唱。据说原因是“除了岳的演唱高亢有力，响遏行云，充分表达了一个爱国志士的宽阔胸怀和凌云壮志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岳美缇是岳飞的27代孙。[7]”
除此之外，根据毛泽东非常喜爱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录音录像小组尝试为古典诗词进行创造性谱曲。文化部在录音工作进入第二阶段后不久，就将为《琵琶行》的谱曲和演唱、录音作为重点。“当时于会泳亲自抓这项这项工作，前后召开了四次会，最后确定由连波主创、周大风等配合，为诗谱曲。”这首用流传已久的《春江花月夜》曲调改编谱作，以筝和箫为主要伴奏乐器，由蔡瑶铣演唱的《琵琶行》，“最后，由于会泳亲自修改、审听、最终取得相当的成功。[8]”
在毛泽东恢复了视觉以后，又把艺术效果较好的词曲，通过按照录音让演员对口型的方法，对演唱进行了录像，而且还套拍了一部电影，以便毛泽东在大屏幕上观看。
古曲诗词后来也成为了国家招待重要外宾的演出节目。据蔡瑶铣回忆，她就先后参加了招待英国首相希思、马来西亚总理、菲律宾总统夫人、丹麦首相及朝鲜金日成首相、美国总统尼克松等晚会的演出[9]。
（二）京剧唱腔器乐化演奏和传统戏曲、曲艺的录音
在录音组中的器乐小组，除为古典诗词声乐演唱伴奏之外，主要任务是进行京剧唱腔器乐化的演奏。这也是围绕着毛泽东喜好京剧的特点，借鉴民间器乐中诸如“三弦拉戏”、“坠子卡戏”以及唢呐“卡腔”等等模仿人声的传统特有演奏技法，探索在民族乐器中演奏京剧和其它地方戏曲的唱腔，并使之人声化。
这一工作率先是由1975年2月与蔡瑶铣同时赴京的闵惠芬开始的。“她的任务是先学京剧唱腔，然后在京剧乐队伴奏下，用二胡拉出仿人声的唱腔。记得闵惠芬先是由李慕良先生教唱，学会以后，就由李先生一句一句抠，再研究怎么能用乐器拉出味儿来。[10]”
其后又集中了当时已抽调在“中国艺术团”中的如琵琶演奏家刘德海、李光祖、汤良兴，二胡演奏家王国僮，笛子演奏家俞逊发，筝演奏家王昌元、项斯华等当时著名的民族器乐演奏家，同样是“先向一批诸如李世济、李慕良、唐再炘等剧表演艺术家和音乐家学习唱腔，当演奏家对唱腔非常熟悉了之后，就在不同的乐器上仿真演奏……[11]”这一民族乐器人声化的尝试极为成功，据蔡瑶铣回忆，他们在演奏中要“模仿出人说话、唱歌时的气息和意境，所以每个人都狠下了功夫。那时他们哪个地方该颤音，哪个地方要揉腔，都恰到好处，活灵活现。如用二胡演奏的程派《锁麟囊》、荀派《红娘》等段子，真是好听极了。[12]”。一些由项斯华用筝移植的传统京剧唱段，如《文姬归汉》、《捉放宿店》、《卧龙吊孝》、《逍遥津》等也极为出色，尤其是模仿“程（砚秋）派”唱腔的“《文姬归汉》一曲，作者演奏时充分施展了典雅、柔丽、细腻、含蓄的演奏技法，右手弹拨的单音，音色圆润，左手恰如其分地把握起、收、回、落、轻、重、快、慢等，把唱腔若断若续、如泣如诉的效果，表现的淋漓尽致。1975年，欢迎尼克松访华晚会上，她演奏的该曲，备受赞誉。[13]”
这个小组的部分成员的人声化器乐演奏，曾被上海另一专事拍摄《训兽》和京剧唱腔音乐的“内片”组，在1976年5月后拍摄成影片。据当时该组组长兼导演的叶永烈回忆，“拍摄项斯华的古筝演奏《文姬归汉》还算好办，因为筝很大，而且横放，与演员构成‘十’字构图，画面比较容易处理。拍二胡演奏，特别是拍高高瘦瘦的雷胡，像一根电线杆插在那里，画面很难处理。”为了丰富画面，拟在小地方拍出较大幅度摇摄镜头，又要克服当时没有圆形轨道进行转摄的设备，他让演员坐在圆形转台上，边演奏边转动转台拍摄，终于拍出了像闵惠芬用二胡演奏的京剧唱腔音乐《空城计》这样类似转摄的镜头。
京剧唱腔器乐化小组演奏的作品，如同古典诗词的演唱一样，深得毛泽东的喜爱。据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时新华网登载的一篇《毛泽东遗物故事》说，在毛泽东收藏的许多唱片和录音磁带的“众多乐曲中，毛泽东更喜欢听闵惠芬演奏的二胡曲。他生前特别喜欢听闵惠芬独奏的《逍遥津》、《斩黄袍》、《卧龙吊孝》、《连营寨》、《哭灵牌》等名曲。”[14]除此之外，据吴文光回忆，其间他用古琴模仿过剧“余（叔岩）派”唱腔《清宫册》等⑤。
毛泽东收藏的唱片和录音磁带中，也包括了由周大风、连波负责的录音组，对传统曲艺和戏曲、曲剧目音响制品进行过整理的唱片和录音。在“录音录像组”成立后，录音组除了接受原“音乐历史长河”已有的资料外，又通过文化部发文，专门从全国各地征集传统戏曲、曲艺的唱片和磁带等音响资料。众多的文本和音响资料堆积如山，以至他们不得不在国务院第四招待所借用整整一层楼面，专门堆放这些资料。
这个为传统曲艺和戏曲、曲剧目进行整理和录音的工作十分艰苦。他们的工作首先是将汗牛充栋的音响资料一一进行审听，并从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曲目，转录成录音磁带；特别是还得听记下唱词，形成正式的文字稿，发送印刷厂排印成大字号的唱词说明书。唱词说明书和录音磁带均齐备后，才呈报给上级领导审听。而其中众多的老唱片，因年久唱词说明书早已散失，唱词所用的词语距离现今习惯颇远，有的地方戏和地方性的说唱均采用的是方言，音响效果又极差，唱词的听辩和记录就格外地辛苦。如周大风主管的曲艺，为刘保全的京韵大鼓《大西厢》记写唱词，硬是就着那张本世纪初灌制的丝拉作响的老唱片，整个耗了一天一夜听了上百遍，才把那唱词记了下来。尽管如此，该组还是转录了许多传统曲艺、戏曲的音响，并记写下了它们的唱词。
（三）传统戏曲剧目的拍摄
同时该组的另一项由陈应时主管的更重要的工作，是摄制被称为“内片”的传统戏曲折子戏。这项工作根据江青提出的传统剧目名单，先在中央电视台，之后移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以“抢救”为名，设置了一个电视录像摄制棚，抽调了一部分导演和摄制人员，并从“牛棚”和“五七”干校中找来中国京剧院的李少春、李金泉、赓金群、高盛麟，北京京剧团的洪雪飞、万一英、侯少奎及上海的方洋、刘异龙等著名的戏曲演员，尝试性拍摄一些传统戏曲折子戏的录像片。如果说录音工作的难度在于改编和听辨，那么此项工作的最大难度，莫过于要说服那些在“文革”初期，因演“旧戏”屡遭迫害而心存余悸的著名老戏曲演员，现今披上戏装，在摄像或摄影机前声情并茂地重演这些“毒草”。经过该组工作人员无非是“戴罪立功”之类诱吓并重的反复劝说，尤其是先从京剧“样板团”中，抽调了像蔡瑶铣等主要演员，尝试性进行昆曲《思凡》、《游园》、《琴挑》等折子戏的规范性录像拍摄，证明不会给这些名家带来祸患后，录像工作又集中了李和曾、关肃霜、张世麟、厉慧良、张美娟、俞振飞、方传芸、王芝泉等京昆名家，终于得以展开。
到1976年初，为了让眼睛复明的毛泽东观看他喜好的旧戏，不仅加快了录像的拍摄进度，并拍摄成为电影，于是拍摄扩大了范围。除北京电影制片厂外，又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工农兵电影技术厂又各自专设了一个摄影棚，进行传统戏曲舞台艺术片的电影摄制。该项工作一直持续到“四人帮”倒台之后。其间对此工作是否继续？进驻文化部的清查小组进行了请示，经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意按原计划继续得以进行。因此，这项工作直至1977年此项工作方告一段落。
这些“内片组”享有当时“样板团”的高规格待遇。如上海成立的两个“文集内片”组，其一即为由上海京剧院演员齐英才任组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齐闻韶为副组长的传统戏“内片”组。据齐英才回忆，上海拍摄地点选在泰兴路文艺俱乐部（也叫丽都花园，即现在的上海市政协）。这是一座花园式的别墅庭院，门口有大铁门，院子里很宽敞，有游泳池、办公楼、会议厅、放映厅等，大门一关，即与外界隔绝，确是一个理想的拍摄点。参加拍摄的人员都按照样板团的伙食标准，免费供应中、晚两餐，菜肴不错……“片子送审通过后，只准印4个拷贝，一一个送中央，一个送钓鱼台，一个送国务院文化部，一个送中央电影局资料库。这种种的神秘色彩像是一道无形的鞭子，催促着我们日夜加班，不停地赶拍不到半年，就完成了20余部戏的摄制。这种速度现在看来确实惊人。”⑥
传统戏曲摄制的剧目，根据毛泽东的嗜好，主要集中在京剧、昆曲、湖南花鼓戏和楚剧四个剧种，以及京剧昆腔、河北梆子、山西中路梆子。
至197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毕的舞台艺术片京剧有：中国京剧团的《闹天宫》（原名《安天会》），武汉京剧团的《二堂舍子》，中国京剧团、天津京剧团的《汉津口》、《长坂坡》，湖南花鼓戏有湖南邵阳市花鼓剧团的《捉泥鳅》、《对脚印》。
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京剧有北京京剧团的《斩黄袍》、《辛安驿》、《辕门斩子》、《红娘》、《小放牛》、《空城计》；中国京剧团的《三岔口》、《游龙戏凤》；楚剧有北京京剧团的《盗魂铃》（一名《二本金钱豹》）；湖北省楚剧团的《葛麻》；湖北省楚剧团、武汉市楚剧团的《赶会》；湖南花鼓戏有湖南省花鼓戏剧团的《刘海砍樵》；河北梆子有河北梆子跃进剧团的《宝莲灯》（上、下集）等。
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毕的昆曲有上海京剧团的《狗洞》、《琴挑》、《弹词》，以及完成于1977年由俞振飞主演的昆曲《太白醉写》等；京剧昆腔则有上海京剧团的《雅观楼》、《挡马》、《八仙过海》；京剧有上海京剧团的《狮子楼》、《四郎探母·巡营》、《白蟒台》、《打孟良》（一名《青龙棍》）、《打焦赞》、《打韩昌》、《柴桑口》（一名《孔明吊孝》）、《罗成叫关》（又名《淤泥河》、《周西陂》）、《罢宴》、《火凤凰》、《十八扯》等。
上海工农兵电影技术厂摄制的昆曲有上海京剧团的《思凡》；京剧有上海京剧团的《武松打虎》（一名《十字坡》）、《让徐州》等。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毕的京剧有中国京剧团的《借东风》、《连营寨—〈哭灵牌〉一折》、《卖水》、《断桥》、《贺后骂殿》、《五台山》（一名《五台会兄》）；北京京剧团的《古城会》、《盗仙草》（又名《盗灵芝》、《雄黄陈》）、《文昭关》、《薛礼叹月》、《独木关》、《珠帘寨》；楚剧有武汉市楚剧团的《吴天寿观书》；山西中路梆子则有《小宴》等。
在这些戏曲的舞台艺术片摄制中，启用的著名戏曲演员除部分已在京剧“样板戏”中担任角色的如刘长瑜、蔡瑶铣、贺梦梨、齐淑芳、孙正阳、冯志孝、袁世海、杜近芳外，被“解放”起用的有：京剧的老生演员关正明、李世章、高盛麟、李宗义、李和曾、肖英翔、张学津、王宝山、言少朋、周云敏、薛永康、孙岳、马长礼、刘盛通等，旦角李蔷华、赵燕侠、李慧芳、耿晓云、刘秀荣、张美娟、童芷苓、柯菌婴等，老旦王晶华、耿世华、孙花满、张曼玲等，花脸李嘉林、郭仲钦、齐英奇、郝庆海、吴钰章，小生叶盛兰、刘雪涛、萧润德等，武生王鸣仲、俞大陆、张云溪、小王桂卿、筱高雪樵、陆柏平、李景德等，名丑张春华等；昆曲名演员则有俞振飞、岳美缇、计镇华、蔡正仁、刘异龙、张询澎、王传淞、钟维德等；还有楚剧名演员熊剑啸、高少楼、朱光海、李老高、黄楚材、鲁筱翠等；花鼓戏名演员雷沛林、李明珍、唐伟红、赵凤仙、张建军、唐钟壁等；河北梆子名演员裴艳玲、田春鸟、周春山、齐花坦等；山西中路梆子名演员刘惠生、李万林、田桂英等。[15]
这些秘密拍摄的传统戏曲折子戏的影片，尽管当时未公开发行，但至少使得当时一批名演员获得了重新回到专业表演的岗位上，并保留了他们的风采。
三、结语
20世纪70年代前期对传统音乐的秘密“抢救”，如果说起初对于一贯鄙视民间传统音乐的江青而言，还尚是迫于外交政治需要的无奈之举的话，那么随着病中的毛泽东指明要听中国传统曲艺、戏曲和古典诗词，而不是在“文革”中盛行一时的“样板戏”，毛泽东内心深处富有民族传统情结的艺术审美取向，显然无条件地扭转了江青原有的艺术理念，并立即雷厉风行地付诸于实际行动。无论这一对传统音乐的秘密“抢救”就源由来说是多么地耐人寻味，但观其客观效果，毕竟还是为“文革”期间处于奄奄一息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切实起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抢救”作用：它的意义不仅在因此挽救了一大批当时还在“五七干校”田间劳作的戏曲名家的艺术生命，为后人记录和留下了不少之后难以弥补的珍贵音像资料；而且无形中也为传统戏曲中曾被“彻底批臭批倒”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正了名；从民族器乐艺术发展角度来说，更是在舞台上由此获得了不输于“样板戏”的重要地位，从而大大促进了当时及其后民族器乐曲的创作和演出。
作者说明：本文撰述之前，曾多次采访过陈应时、连波先生，在此特表谢忱。
收稿日期：2011-06-22
注释：
① 据笔者于2007年1月24日对吴文光的采访整理。
② 《魏氏乐谱》：明末流传于宫廷中的一些古代歌曲或拟古歌曲的谱集，收有《诗经》、《汉乐府》及唐宋诗词约50首。
③ 《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乾隆七年（1742年）庄亲王允禄奉旨编纂，1746年成书。内容包括唐宋歌舞大曲、唐宋诗词、宋元南戏、杂剧、诸宫调、元明散曲、传奇等大量曲谱资料。收录南北曲牌及变体共计4466曲。
④ 见《古代诗词》。
⑤ 据2007年1月24日笔者对吴文光的采访整理。
⑥ 齐英才：《“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摄传统戏始末》转引李翊《1976：“文艺生活太单调”》载《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40期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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