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世界与世纪中国：百年中国体育文化传播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传播论文,中国论文,中国体育论文,世纪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9154(2014)01-0015-05
从文化发生的角度看，近现代中国体育呈现出迥异于以往的特质：中国体育从“天朝盛世”的辉煌中跌落，开始了一个多世纪艰辛的奋斗历程。由此，中国体育也成为多元世界体育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无论从体育的内容和形式上、还是其传播的途径和手段上，可谓开千百年来中国体育风气之先河：从形式上讲，网球、棒球、篮球等球类运动和各式各样的户外运动大开国人眼界；在内容上而言，这些项目更富于科学、民主精神和个体意识的觉醒，并在2008北京奥运会上最终实现了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为主体的西方体育文化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和合”发展，而促就中西体育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全然并举之功的首推现代媒介。本文尝试从百余年来中国体育传播的历史视角，反思和阐述各阶段体育文化发展的脉络和关节，以期为当代体育文化建设提供一己之见。
1 异质文化形态的西方体育闯入中国大众生活视野
西方体育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进入中国是随着19世纪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生效开始的。即西方体育文化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在鸦片战争后，它能够传入中国有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复杂的内外因素——自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后，世界发生了最深刻的变化——封建藩篱被打破，世界市场开始出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正是这种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秩序的形成，使得作为西方文化形态之一的西方体育(体操、兵操、户外运动、球类运动等等)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资产阶级一切好的和坏的，对中国有用的和无用的东西，包括西方体育都逐渐传了进来。”[2]
之所以说西方体育是一种文化，缘于近代西方体育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土壤之中，反映着当时先进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如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内涵，强烈的人文色彩和完整的规则、规程，有力的组织，充满趣味性、竞技性、娱乐性的各类活动形式。这些文化内质是西方体育文化的先进性体现，很快就被处于文化低位但又具有文化自觉的进步的中国人所接受、接纳和引进。“落后就要挨打”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而学习西方的科学、民主、军事、工业和体育等以自强成为一时之热潮。随着洋务派的大力推行，“兵操”成为近代中国最“突飞猛进”传播的西方体育形式，在各地军事学堂遍地开花，并向清末各类学堂和民国初年的各类新式学校挺进，一时成为体育文化主流。
这种企图“强国强种”在军事学堂和新式学校狂飙式推进的西方体育——“兵操”功利性极其明显，而局限性也随后暴露出来，至清末民初受到军界、政界、教育界诸多名士的指责。兵操自19世纪中期在中国兴起，经历了从1903年晚清政府肯定和推行(癸卯学制)，到1922年民国政府将其废止的全面否定过程。[3]此后，在近代中国的体育形式主要是在学校中全面改进、推行的(新)武术、体操、户外运动和球类运动等，中西方体育文化呈现出“杂糅并进”的态势。
与西方体育在学校和兵营的政府推动发展路径不同，相对自然发展的是社会领域里西方体育发展路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的数十年间，外国传教士、商人、军人、外交官等在中国大中城市驻留期间开展了较为广泛的自为体育活动——开辟运动场和健身房，不时开展板球、网球、击剑、拳击、游泳、户外徒步、赛跑、赛马和骑车等运动，体育已经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俄国新闻记者德丰特里·扬契维茨基描述了1900年时天津外国人的这种体育生活。[4]而1907年的上海已经不仅有了多个跑马场，并且兴建了“虹口游泳池”供西童公学的外国学生游泳。[3]《近代体育在上海》一书也相继呈现了20世纪前后的上海现代体育开展情况。至1910年基督教上海青年会在南京劝业体育场组织举办了中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实际为全国学校区第一次体育同盟会举办的大型校际运动会)，当地市民第一次“免费”观看了这次全国大会。尽管运动员只有全国五大区学校的学生140人(另有记载为150人)，但多日累计参观的市民竟达到4万余人[4]。近代西方体育第一次走进了中国市民的心中，这一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体育文化(不仅内容和形式新，而且受众广，有竞赛、有组织的体育日常生活)交流由此展开。自此，西方体育这一异质文化从“洋人”和清末民国“精英”的娱乐世界走向了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
2 中西体育文化的冲突激发了中华民族觉醒，也拓展了近世中国的体育文化空间
“文化一经产生，便别具一格。从人类历史的最早时代起，各地方群体己通过不同语言、服饰、风俗和信仰而相互区别……可以说人类总是具有文化意识的……”[5]在这里我们不必过多注解文化的内涵，就可以直接感悟到广义的文化。中国传统体育作为东方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从一开始也就集中体现在“静”“养”的文化特质上。除了养生体育，古代中国虽然也有与西方类似的军事体育和娱乐体育内容，但就其演进至近代以来的体育文化差异性上看，是理念层的内敛，制度层的礼制与教化和器物层面的身体的孱弱。自宋代至明清以来的重文轻武风气和闭关自守心态使得国人原本具有的尚武精神和进取精神退化，国势衰退、民力残败，导致了近代中国屈辱的历史一再重演。但根植于民间的大量中国传统体育仍具有顽强的文化生命力，而且是广大城乡民众的主要体育活动。具有中国特色的武术、气功、棋艺、游艺和各式各样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自由繁衍，其中更有与西方体育极为相似的运动项目，如摔跤、滑冰、杠子(体操)、泅水(游泳)等。这也使得后世中国的现代体育呈现出中西方体育相互吸收、互相借鉴的态势。但最初近代中西体育文化上的冲突在空间(物理空间和人文、心理空间)、阶层和载体等各层面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如果说发生在19世纪后期的兵操的推行是晚清政府的主动之举的话，20世纪初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体育的“土洋之争”却是中西体育文化冲突的集中体现，这一阶段新文化运动和自然教育思想的引进逐渐成为主流文化思想，左右着当时体育文化的进程，而此一时期的文化精英、体育组织和大众媒介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扩散西方体育文化，促进中国传统体育的国际化传播及其现代化转型，也起到关键性作用。“土洋之争”的一个标志就是“中华新武术”——武术体操化的实践和论辩。1911年，马良在山西武备学堂积累多年创编的武术教材经验，在山东潍县任北洋政府陆军第九协协统期间得以推行。此间，马良在军中组建了“武术队”，推行“中华新武术”。这套教材分4科，为《率角科》《拳脚科》《棍术科》《剑术科》。此后于1913年在当地商团资助下建立体育社，开始在当地各学校教授“新武术”。“新武术”第一次从军队系统走向民间。至1919年新文化运动前后，马良的“中华新武术”吸引了杨洪修、张学生、张凤岩、王振山、尹占魁、李大德、王子平等众多武术名家，[6]并陆续得到知识界、教育界、基督教青年会的梁启超、黄炎培、蔡元培、余日章等等文化名人的支持，开展范围从山西、山东向平津地区、江苏等地拓展，并最终得到北洋政府教育部的首肯。1919年，教育部召开中学校长会议，议决通过《请全国中学一律添习武术案》。甚至当时的总统黎元洪和段祺瑞、梁启超等社会名人为“中华新武术”系列教材作序，中华新武术全面进入学校。然而，正当中华新武术进入“辉煌”前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鲁迅和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先后撰文发表文章，指出以“国粹派”为代表的武术改革的局限[3]。“现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皇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接着，鲁迅驳斥了所谓中国人学外国体操不见效验，必须改习“新武术”的种种谬论，揭露他们借新武术复古的实质。在鲁迅看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的前提，就要能抛掉因袭的负担，追赶世界的潮流，只有获得了“相当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中国人才能同先进的国家与民族同步前进，不至于被消灭、被挤出世界行列”。鲁迅极力倡导呼唤、弘扬个体生命的意志和力量，以改造“安弱守雌、笃于旧习”的国民根性；主张用近代科学态度继承古今中外合理因素，发展近代体育活动[7]。鲁迅的这一主张虽然受到当时武术界和教育界一些保守人士的质疑和辩驳，但得到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的力挺。陈独秀同样反对“新武术”抵制和取代现代西方体育，他主张要用西方体育这种“兽性主义”教育来改造国民性，从而提高整个民族的身体素质和精神风貌。实际上他所提倡的“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8]此一阶段，鲁迅和青年毛泽东(笔名：二十八画生)还对当时流行的教育界众多名人提倡的“静坐”替代现代体育的行为展开了批判，在体育界大力弘扬代表近代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从而为中西体育文化的交融扫清了思想障碍。
近代中西方体育文化冲突的另一个重点是中国对体育主权的收回运动。如前所述，至20世纪初期，尽管体育赛事开始进入民众的日常视野，但当时的各类体育比赛的组织者和运动员、裁判员大都是外国人。以远东运动会为例，这一赛事是近代亚洲地区最早的综合性运动会，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参与及承办的国际性综合运动会。从1913年-1934年分别由中、日、菲三国举办了共10届，作为远东运动会(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起国之一，中国承办了第二、第五、第八届运动会。1915年，由中国、菲律宾、日本、马来(马来西亚)、暹罗(泰国)和美国华侨代表队出席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成功地在上海举行。为了吸引大众关注，《申报》甚至在头版醒目位置刊登消息宣传赛事，号召民众购票观看。在这届运动会上，中国队在田径、游泳、足球和排球项目上夺得锦标，以总分第一获得总冠军。民国第一任体育督学郝更生评价其为：“不仅代表了中国人对现代体育的兴趣的迅速提高，而且标志着现代体育在整个东方发展进程中的新的里程碑。”[9]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北洋政府1915年、1921年在上海举办两次远东运动会时竟然不得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借租界里的虹口公园和体育场地。这一事件也直接激发了国人民族和民主意识的觉醒，演进成为轰轰烈烈的体育主权收回运动。这与一批先进的晚清知识分子有意识地从“国权、民权、人权”维度思考现代民族观，现代国家观不谋而合[10]。连续参与和主办此一赛事不仅激发了国人对体育的持续关注，也促进了当时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等全国性体育组织的成立。经长期的酝酿和准备，1924年正式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是由中国人自己筹建的全国性体育组织，由张伯苓、王正廷等民国教育界、政界联合社会商界爱国人士组成，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于1927年由中华体育协进会主持，赛事在中国人自己的体育场——中华运动场举办，一举摆脱了以往中国参加国际赛事都由基督教青年会主导、在外国租借举办的被动局面。
同时，历届远东运动会召开前的预选会几乎都是一次全国的运动比赛，从1914年-1935年，全国运动会、华北运动会、华中运动会得以陆续举办，地方运动会、学校运动会更是不胜枚举。这些赛事和学校体育运动的推广也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体育法》(1929年)和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1932年)，以法案的形式将召开运动会作为体育实施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定期举办全国运动会、各省市运动会和学校运动会的形式，初步形成了完整的运动竞赛体系”。这些举措对运动员选拔机制的形成以及竞赛体制的形成乃至整个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影响深远。[11]
总括而言，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在中、西体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不仅促进了传统武术的现代转型进程，也改变了武术的功能和社会地位。植根于传统农耕生活的传统武术和其他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逐渐转化为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的新的体育方式。[12]而伴随着中国参与和组织国内外现代体育赛事，也进一步加速改变了中国体育的世界进程，以精武体育会、中央国术馆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代表的一大批现代体育组织的发展壮大，推动了中华武术的海外传播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中国化传播，中、西体育文化从冲突逐步走向融合发展。
3 北京奥运会推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的提升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13]梳理和探究近代西方体育的根源及脉络，已经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中国现代体育自身要义的钥匙；整理和传承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由上述两节内容的铺陈，我们得以知道，中国近现代体育实质上已经演化为包含近代西方体育和中华传统体育两种文化特质的杂糅体。这种文化的杂糅未必是有机的成长，我们更需要经由历史沉淀的自省与更新。当代中国的体育文化(建设)能否承担起13亿人的健康和承继中华民族文化的重任，也亟待我们加紧对当代体育发展的文化反思。
新中国至今的体育，从文化学意义上看经历了劳卫制指导下的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的蓬勃发展，以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理念指导下的竞技体育初期发展阶段，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乒乓外交为典型的竞技体育政治化时期，再到八十年代中国女排崛起于亚洲和世界，创造奇迹。弘扬“女排精神”“中华体育精神”便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这一时期的中国体育完成了体育现代化的局部发展，但笔者认为中国全面的体育现代化始于20世纪九十年代。1990年北京亚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得体育作为文化符号全面登上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舞台，将中国体育推向极致，超越了教育、科技、艺术等文化领域，担当了向全球传播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的光荣使命。
尤其是北京奥运周期始于2001年止于2008年，此一阶段，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交互影响，互相借鉴、吐故纳新，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莫过于奥运火炬的传递仪式。在这个长达数月的传递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体育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完美地结合起来，以绿色、人文、科技奥运理念作为指导的圣火传递过程，中西体育文化互为表里、又互为形式和内容，如以传统舞龙舞狮队开道，而传递的是现代奥运圣火，以本土化的秧歌、太极拳为庆祝表演仪式迎接的是全球化认可的奥林匹克火炬。在这里，体育文化的传播已经跨越中外、古今、民族、语言、性别和阶层，超乎一切赛场和媒介，体育本身成为语言、成为媒介、成为文化，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媒体融合和跨文化传播的典范。此一时，中外体育文化的一切差异化为无形，反而成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丰富、多元的文化盛宴。
北京奥运会成功地完成了促进体育发展，增进中外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的历史使命，罗格在总结词中毫不吝啬地给予中国举办的这一届奥运会“无与伦比”的赞誉。由此，当代中国的体育已经不仅是国家发展、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更成为繁荣国内经济、文化和促进国际交流的重要手段。当代体育不再是简单的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几种形态能够概括的社会事业，而且是必须涵盖体育文化和体育产业的重要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组成部分。
4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体育文化“强国梦”
从近代体育文化的传播历史可以看出，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推进的，也受到国家需求、民族心理和媒介参与的直接影响。兵操及体操的中国推广及其局域传播、精武体育会的国外推广及其国际传播、北京奥运会的国际间文化扩散及其全球传播的例子都极好地说明了：凡是符合体育文化自身规律的建设，其发展得就好，就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不论是洋务派自上而下地推行兵操，还是民国初期自下而上的精武体育文化建设与“土洋之争”，抑或是21世纪举国家之力、上下齐动的北京奥运会建设，多元主体自由充分地发挥主动性始终是近现代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毋庸置疑，各个时期的政府对推进当时的体育文化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无需夸大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其中，民众、社会精英和体育精英、大众媒体、体育组织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何况“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14]已经明确写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成为当下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方向和社会共识。
“前世之事，后事之师。”回顾历史是为了避免走弯路。审视当前我国体育文化建设，是否是缺少了民众和社会的激情参与，才使得国足球迷人数锐减；是否是抑制了民众和社会的消费和投资渠道，才使得体育产业总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是否是政府应有的公共体育服务和供给不足，才使得国民体质下降；是否是忽视了体育在德智体全面发展当中的定位，才使得十数年儿童和青少年体质持续下滑哪呢？更何况当代中国体育强国建设不仅要求强有力的体育物质文明而且要求强有力的体育精神文明。这既给当代体育文化建设提供了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挑战。著名文化学者冯骥才先生2012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提出：“文化强国”需要四条标准：第一，要有一个清晰的国家文化形象；第二，要创造出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第三，文化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支柱；第四，要建成一个全民拥有高素质文化的文明社会。[15]卢元镇先生据此提出：当今中国的体育，作为国家文化形象，竞技运动通过北京奥运会和各种国际大赛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呈现，中华体育精神、奥林匹克精神十分鲜明，并能为多数公民所认可。然而，可与“经典文艺”媲美的优势运动项目还远不能在竞技运动的核心项目(如田径、三大球)上称雄；至于体育文化产业，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体制上都有很多障碍需要克服。足球产业出现的“唯利是图”已经成为体育文化产业的一块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体育成为公民的素质教育组成部分，演变成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自觉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体育人自身文化素质的提升更是一个关系到体育文化前途的、亟待解决的问题。[16]
上述分析和论证表明，当代体育文化强国建设不应局限于哪一类人、哪一个部门，而是以公民社会每一个个体的自觉为前提的全面深入改革，“文化的自觉是与文化自信和自强紧密相连的。”百余年来，中国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在外来的强大压力下，虽然具有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和文化压迫感，但“在反思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以小学生的心态来学习外来文化，缺乏对自身文化的深入梳理、挖掘和创建。”[17]如是之，中国当代的体育文化建设应当在精神层面：提倡从工具理性回归价值理性以符合时代变化和国际潮流；应当从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多探讨当下社会变化带给体育发展的挑战和机遇，在认识上和实践中不断总结体育的性质、内涵、结构、功能乃至经验教训。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体育精神产生，八十年代有“女排精神”。21世纪也有“姚时代”及其慈善精神和企业家精神，这样的体育精神正符合的时代精神。在制度层面：逐步释放多元主体参与的积极性，“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积极调整政府的角色与职能，发挥市场基础性、自动、法律的机制。重新调整和修正体育在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阶段的关键性作用。在器物层面上：不断完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体育文化产业，促进体育文化与旅游休闲文化的融合，加大对体育科技文化的支持力度，创造生动活泼、公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文化形式，使体育这一现代社会基本公民权利和当代社会文明表征得以切实落实。
文化自信和反思同时要求我们应该有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胸怀和眼光。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提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我坚信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文化寻求综合的思维方式必将取而代之。即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18]这一论断与1990年费孝通先生80华诞时的主题发言《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时总结出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当代体育文化建设理应努力打造融合西方体育富于公平、竞争、进取、合作精神，又具有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雍容、和平、宽柔的体育品格，以破解世界范围内当代体育文化西方化的一元困境，使之成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精神的当代中国体育文化——我们一方面要倡导没有中国参与的奥运会不是完整的奥运会，同时也要反思，北京奥运会和中国体育为世界贡献了什么文化遗产，在这种一反一正的辩证中推进中国体育文化建设，创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元世界体育文化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日益增强；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凝集了中国体育实践和中国智慧，国家形象和国民形象持续改善；暨2008年国家提出建设体育强国战略思想以来，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大”均明确提出了文化强国战略，这些战略构想和举措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体育文化“强国梦”必将可以实现。
标签：体育文化论文; 运动会论文; 中国体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百年中国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