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辨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但是，应该看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学术界都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诸多误解，包括各种形式的误读和曲解；它们不仅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扭曲变形，而且也不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的健康发展。因此，若要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切实加强当代中国哲学建设，首先必须澄清和消弭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误解。本文拟着重辨析以下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十大误解。
误解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虚假的命题
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各种误解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完全是人们虚构出来的一个假命题，这一命题所指称的过程从来都没有真正发生过。持这种观点的人常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命题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以表明他们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影响。按照一些人的描述，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约一百年前传播到了中国，然后就指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成为指导思想，使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自身也经历了相当曲折的历程。在这幅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漫画式图景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纯粹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两个命题确实是有本质区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一命题所强调的是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际遇。按照这一命题，无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际遇多么曲折，它始终是一种外来文化。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所强调的则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本土化并由此创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和结果。从内涵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审视、反思和改铸中国的传统文化，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粹，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当前现实，从中提升出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创造性的回答，指导中国的当前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由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必然会有不同的任务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创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初形态即毛泽东哲学思想。当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取得了新的系列成就：这不仅表现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而且也体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上。无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那些真正富有创造性的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明证，它们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命题所能解释和涵盖的。因此，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虚假的命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未真正发生过的观点，是与客观事实完全相背反的。
误解之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命题
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持更加激烈的批判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亦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其理由大致有二：一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来都未说过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如列宁就没有提出过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或苏联化；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形或走样。这类观点的最早代表人物是王明，而近几十年来它也经常见诸于国外的一些中国学论著中。
以上述第一种理由来责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种典型的只重词句而不问精神实质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它才真正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其实，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未曾提出和使用过“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命题，但他们实际上都这样那样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一贯都反对把他们的理论当成教义、教条或现成的公式并“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94页)，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有关论述看，他们已经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基本原则，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列宁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伟大实践者，而且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思想。他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全集》第4卷，第161页)列宁还曾提出了“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原则，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列宁全集》第39卷，第128页)。可以说，“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的集中体现。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之源。因此，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以上述第二种理由来责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变形或走样。例如，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很早就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过是儒家化或封建化，其结果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承认，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儒家化、封建化的企图向来都是存在的。但是，这类企图非但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且还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要坚决反对的东西。正如前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要义之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审视、反思和改铸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粹，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而这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儒家化或封建化是毫不相干的。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归结为儒家化或封建化、进而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或基本原则的作法，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曲解。另一种情况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形式变形或走样。诚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要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精粹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要通过对从中国当前现实中提升出来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形式“变形”或“走样”，但这种“变形”或“走样”并没有什么不好，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重要表征。所以，因这种“变形”或“走样”而责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仍然还是那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在作祟。
误解之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不科学或不准确的命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由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论新阶段》中正式提出的。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至少是不科学或不准确的，并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毛泽东1941年9月写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以后再也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甚至在建国后重新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还亲笔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论新阶段》报告的第七部分)一文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不科学或不准确的；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在逻辑上容易产生混乱。例如，毛泽东思想也属于马克思主义，难道对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也要中国化吗？按照这类观点，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科学或不准确的命题，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自然也不例外。
关于毛泽东1941年写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以后再也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的原因，学术界有不少人作过考证和探讨，本文稍后也会提出自己的看法。这里要强调的是，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否科学，决不应以毛泽东是否一贯使用它为标准，而应看它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是否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述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发展进程的一个内在环节。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德国，但由于它正确而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特点和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向，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因而很快超越了其创立时期的狭隘地域和民族界限，开始了其日益世界化的进程。进入20世纪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主要是通过民族化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纷纷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一些民族和国家中生根、开花和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根本途径，并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同时又正确概括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根本途径，那么它就是一个科学的命题。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的科学性也是不容否定的。
至于上述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在逻辑上容易产生混乱的论证，则不过是一种利用概念的灵活性而进行的诡辩。毛泽东思想当然属于马克思主义，但它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已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不断发展，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只有通过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实现。这里哪有什么逻辑上的混乱？
误解之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种观点有时被一些人用作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虚假的命题的论据。在他们看来，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虚假的命题，是因为这一命题所指称的东西并不存在；而这一命题所指称的东西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它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过，这种观点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指，那就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的否定，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从来都未曾成为事实，而且永远也不会成为事实。
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的否定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特质立论，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和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困难，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以这种方式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的人，往往并不直接亮出自己的观点，而是通过迂回曲折的论证让读者从他们提出的理由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结论。这类理由大致有三：一是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中国人要想理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几乎不可能；三是即使中国人理解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使它中国化也几乎不可能。关于这些理由的虚妄性，陶德麟教授曾作过非常精辟的分析，本文不再赘述。(参见陶德麟、何萍主编，第65-74页)
另一种方式则围绕着“中国化”做文章，通过强调中国化概念的特定内涵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以这种方式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的人认为，按照毛泽东关于“‘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形式到内容完全变成中国的东西，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从形式到内容都完全变成中国的东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乌有。显然，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形式凝固化了。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在于其特定的内容和形式，而在于其精神实质，在于其区别于其他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仅如此，根据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形式的不断更新，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应有之义。没有内容和形式的不断更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变成僵死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确实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形式到内容完全变成中国的东西，但它是要以中国的形式和内容来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从而创造一种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因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而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因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误解之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毫无必要的
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一定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但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使是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毫无意义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要性的否定有各种不同的理由，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两种：一是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未必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靠“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陶德麟教授也曾作过深刻的辩驳(参见同上)，本文拟再作些论析。
有人认为，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没有必要的，“道理很简单。我们为什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因为它是科学。科学是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普遍性的东西可以用来作为处理特殊和个别的指导，而不是要把它完全变成特殊和个别的东西。平面几何、高等数学、普通物理都是科学，是真理。我们难道也要把它们‘中国化’吗？它们能‘中国化’吗？把它们‘中国化’有意义吗？”(易杰雄)在我看来，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来说，上述所谓的“道理”也是根本不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变成特殊和个别的东西”，而是普遍与特殊的结合。作为普遍与特殊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只是由普遍向特殊的运动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它也包含着由特殊向普遍的运动即通过对中国具体实际的研究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这种双向运动并作为这种双向运动的结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则和基本精神，又带有中国所独有的特点。只有这种在普遍与特殊的结合中产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对于处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指导作用。其实，一切普遍的原理要用来作为处理特殊的东西的指导，都必须经由普遍与特殊的结合。在这一点上，即使是自然科学也不例外。也正因如此，所以自然科学中不仅有致力于探索普遍原理的基础科学或基础研究，而且也有将普遍原理运用于特殊对象的技术科学或应用研究。所不同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即自然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并不会因民族和国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谈论自然科学“中国化”是毫无意义的；而哲学的研究对象即人与世界的关系却不然，它必然会因民族和国家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因此，要运用作为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普遍原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处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绝对必要的。上述那种以谈论自然科学“中国化”毫无意义为由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的看法，至少是不懂得哲学和自然科学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具有的重要区别。
误解之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百年西学东渐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前后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是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潮水般地涌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史不过是百年西学东渐史的一个缩影。持这种观点的人尤其注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命题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与“进化主义在中国”、“唯意志论哲学在中国”、“实用主义在中国”等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是百年西学东渐史的不同侧面。
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为百年西学东渐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的性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严重误读和曲解。首先，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地视为“西学”中的一种，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西方近现代思潮之间的本质区别。人们通常所说的“西学”，主要是指西方近现代的资产阶级思潮，特别是其政治法律思想和哲学理论，它们是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价值诉求的理论表达。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西方国家，但它是全部人类哲学思想积极成果的结晶，其所表达的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价值诉求，其理论旨归是人类解放和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而它是一种从根本上超越了历史上各种地域哲学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世界哲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这种“世界哲学”与作为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思潮的进化主义、唯意志论哲学、实用主义等等是有本质区别的；正是这种区别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中国化，而进化主义、唯意志论哲学、实用主义等等却只能“在中国”。因此，决不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这些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思潮笼而统之、等而视之地称之为“西学”。其次，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视为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潮水般地涌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实际上，虽然西方列强的入侵在客观上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自动“涌入”中国的。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曾作了再清楚不过的论述。(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1471页)再次，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看作是近代西方列强入侵的伴生物，实际上也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按照这种观点，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西方近代思潮一样都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涌入中国的，那么，即使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事实，它也只不过是西方文化入侵或文化殖民的一种表现。如此一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其说是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倒不如说是要拷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合法性。这样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果不是那种极端保守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化心态作祟的结果，那就只能理解为某种故意混淆视听之举。
误解之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1944年，第20-21页)正如前述，在建国后重新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亲笔将上述引文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第534页)。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人们据此而普遍地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与此同时，人们还认为，毛泽东1941年9月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所提出的“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重要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是两个并列的命题。在我看来，这也是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严重误解。
人们之所以会产生上述误解，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从提出到完善曾经历了一个过程。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正式提出的，但该文中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却是有缺陷的。后来毛泽东亲笔将该文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也许毛泽东本人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但最主要的原因乃在于这一更改与其上下文的表述更相契合。也就是说，《论新阶段》原稿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它原本就仅仅是指“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关于这一点，从六届六中全会上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发言、这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以及会后至1941年7月间张闻天、彭真、刘少奇、艾思奇、杨松、张如心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理解和阐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1941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选集》第5卷，1944年，第374页)所谓“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是指通过对中国具体实际的研究，提出新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直到这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才真正完善起来，它既包括“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也包括“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也正是从这时起，毛泽东再也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而代之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或其他类似的表述。在我看来，其原因就在于此时毛泽东已清楚地认识到，他原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诠释是不准确的，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容易引起误解，而使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或其他类似的表述则不存在这类问题。上述考察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包括“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同时包括“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和“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归结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仅仅归结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的阉割。
误解之八：“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学术层面上应定位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
近年来，一些人热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定位，并主张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层面与政治层面，认为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着眼点是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其重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前中国和世界现实相结合，它属于革命家、政治家的事情；而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则是指哲学学科的中国化，其重点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吸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其任务是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这里所谓的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此相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定位实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定位。在这种观点看来，以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所以存在学术含量严重不足的问题，其原因就在于它缺乏准确的学术定位，经常越位到政治层面去干本属于革命家、政治家的事情。
应该承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革命家、政治家与理论家确有不同的职责和任务，虽然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具有革命家和理论家的双重品格并因此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但是，如果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主要是革命家、政治家的事情，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是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家的本务，那就大谬不然了。这种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层面与政治层面作截然二分、试图通过规避政治和现实来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的观点，不过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以“政治淡出，学术凸显”的时髦口号为症候的流行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表现。其实，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与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革命家、政治家还是理论家都不应该偏废任何一方面。作为学术事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然要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中吸取思想养分，但更应该关注中国的当前现实，其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也是为解决中国当前现实中的问题提供思想资源。如果无视时代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漠不关心，不仅会因缺乏现实立足点和取舍标准而使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中吸取思想养分成为空谈，而且还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合法性危机，更遑论什么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和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了。
误解之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
在以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是作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研究)、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相并列的一个研究领域、有时甚至只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一个阶段或环节而受到某些研究者的重视，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至多也只是被理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按照这种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研究)、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是可以游离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外的，甚至是完全无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往往只有某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人才会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几乎从未关注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决不仅仅只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而应该成为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紧紧围绕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中心任务来展开，它的理论目标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内容到形式完全变成中国的东西，不断创造出与时代要求和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成为衡量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和成果之意义的标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与将其作为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时，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也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源流、历史进程、理论成果、基本经验及其与其他“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形式的异同，目的在于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规律，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方向。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时，则意味着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它要求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研究)、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领域的研究，都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理论目标、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属于一种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那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则属于一种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这种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研究)、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决非是相互隔离、毫不相干的，而是有着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只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研究)、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的创造性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才能获得它应有的广度和深度，才能得到切实的推进；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理论目标并将其自觉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去，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研究)、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也才能真正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误解之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仅仅关乎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把产生于西方并作为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人类哲学发展的最积极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当前现实相结合，它既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也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样一个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具有全局性和本质重要性的问题，却被人们“没商量”地划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当然，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全然没有进入当代中国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研究者的视域，那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即使以某种方式关注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往往是将其视为百年西学东渐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国哲学研究者则主要是将其视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的历史事实之一。从总体上看，人们仍然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为仅仅关乎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种观念同样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严重误解。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应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而且也应该成为当代中国西方哲学研究和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范式，应该是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共有范式。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并不是要求包括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在内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各个学科都仅仅研究或直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主张以它来取代对古今中外不同哲学家的思想、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规律和其他各专门领域、专门问题的研究，而是指当代中国哲学各个学科的研究都应该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根本目标，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自觉地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黑格尔曾在致沃斯的信中说：“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否则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黑格尔通信百封》，第202页)
黑格尔致力于让哲学说德语，也就是要使那些外来哲学德国化，这也是黑格尔对他的民族“所作出的最大贡献”。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要真正为本民族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样也必须致力于“用自己的语言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尤其是必须致力于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汉语，自觉地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至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其要务是要开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优秀思想并阐扬其现代意义。但是，那些包含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优秀思想毕竟是在农业社会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它们在其现成形式上是注定没有用处的；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其加以改造和重塑，使其脱胎换骨和实现现代转换，它们才有可能成为支撑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资源，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只有自觉致力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才能为本民族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决非仅仅关乎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是关乎于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它应成为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和中国的传统哲学研究在内的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共有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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