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启动背景下的德国经济和社会政策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欧元论文,政策论文,社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余年前，随着苏联解体、东欧转制，以核遏制战略为代表的冷战逐渐转向以综合国力竞争为主旨的经济角逐。不仅国际关系架构进行着调整和重组，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金融态势也处在剧烈的嬗变中，凸现为生产、贸易和金融领域的竞争空前加剧。生产、销售愈加国际化，跨国兼并日趋频繁，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陡然加速。目前，作为经济全球化集中体现的6 万余家跨国公司掌握了全球总产值的1／4，贸易的2／3和海外投资的90%，有力地推动了产业融合和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合理配置，但在生产、交易效率提高的同时，金融风暴和危机及贸易战也接踵而至，不断升温，且对于不同经济、不同产业结构和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极不对称的。即使发达国家，情形也不尽相同：得益于星球大战计划推动、以信息产业为抓手的美国经济一枝独秀；步履蹒跚的欧盟国家与美国的经济差距有加大的趋势。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去年元旦，酝酿经年、经过曲折反复的欧洲经货联盟终于以欧元的正式启动为突破口，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样，一个统一的横跨欧洲11国欧元区就此诞生：区内人口2.9亿； 国内生产总值达55466亿埃居，超过世界总额的20%，相当于美国的77.6%、 日本的149%；商品出口则占全球份额的19.5%，堪于美国（14.8 %）比美， 凌驾于日本（9.7%）之上。欧元面世近一年来，呈现出先涨、次降、再回升、再跌、复反弹这样一个逐波下滑的基本走势。个中，既有过初始阶段的令公众欢呼不已而瞬间摸高1.911美元的辉煌， 也有过风声鹤唳致使“欧元悲观怀疑派”舆论甚嚣尘上的下跌15%、一度沽穿1∶1美元汇率平价的无奈和尴尬。但总的来看，欧元的创始和运行还算平稳，欧洲中央银行的操控无疑亦属成功。一方面，既没有出现启动前专家们普遍较为担心的欧元走势过于坚挺从而危及欧元区国家出口和衍生导入型通货膨胀威胁的不利状况。另一方面，也没有因德前任财长拉方丹一再坚决要求欧洲中央银行降息、欧洲委员会遭受弹劾及辞职、北约干预科索沃、亚洲金融危机等外生性事件的冲击而出现累及欧元本身地位和体系的剧烈动荡局面。相反，欧元债券市场的高扩张性（1999年发行量增长了116%）预示着诱人的前景。尽管欧元走弱的原因林林总总， 但其内生性一直起着主导作用。相对坚挺的美元和稍显疲软的欧元，如实反映了欧元区国家（尤其是德、法等领头国家）与美国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方面的差距。作为以微机产业为基础、以信息网络化为特征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策源地，美国经济随着高风险、新兴主导产业的崛起和扩展，顺利地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转型，而生产组织结构上的不断兼并和“瘦身”则加速了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1995年以来非农业部门年均增幅超过了2%）； 对美经济的良好预期和美元的避风港效用推动了美国股市的一涨再涨，道指轻松上万点且屡创新高，股民人数与上次牛市的1983年相比增加了85%。而纳指去年涨幅更是攀高82%；信息和网络巨头盖茨、凯斯和杨致远们拉动了公众消费，使美经济保持了超过 106个月的增长势头；而格林斯潘、鲁宾、萨默斯等统率下的美联储和财政部的适度从紧的货币、财政政策更是起到了守护神的作用。共同创造了美国经济史上少有的健康结构和氛围：近3.7%的增长率、4.3%的失业率、2.1%的通胀率、约5%的个人收入增幅、近5.7 %的消费增长率和近于破天荒的1150亿美元左右的财政赢余。美国的实力大增：GDP 占世界的比重从80年代末的25%上升到90年代中期以来的27%多，1992年以来连年超过日本，保持了国际竞争力冠军的头衔；世界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不可撼动。反观欧元区11国，经济不振，去年GDP增长徘徊在1.9%和2.1%左右。且各国间差距很大，德、意仅1.4和1.2%，而法、 荷则有2.5和2.8 %， 芬兰、 爱尔兰则高达 7.5 %和 3.8%；（注：S tatistics in Focus,2,Quater 1999,Eurostat和欧洲经济研究报告。）欧元区失业虽有所回落、但居高难下的局面难以逆转，平均仍高达10.3%。甚至还高于欧盟15国平均9.4%的水平。 贸易方面尤其是去年上半年，11国对区外的进、出口分别呈－2%和－4%的负增长，内部贸易增长1%。（注：Key Figures Bulletin of Economic Trends
in Europe and Summaries 8-9/99,Eurostat。）相对比较好的是通胀率，基本在0.8至1.2%区间徘徊。今年，德、法等欧元区主要国家经济将保持去年下半年开始的良好的增长态势，欧元区的增长预期已调高为3 %。随着欧洲央行调控方式、操作手法的日趋娴熟，权威的逐步权立，欧元的趋稳也当属情理之中。
欧元的启动和欧元区的诞生，从实质上来看，主观上是欧盟国家为对付东欧解体、冷战结束后出现和加剧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竞争挑战而采取的主动性防御。经济全球化趋势并不能替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相反，欧盟国家正是以深化区内经济一体化来抗衡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在国际金融体系方面，此举则是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牙买加体系出现以来的重大事件，是对前者的局部回归和对后者主要特征的异化。最近，更有国内学者指出，它的实质是“金融霸权”。客观上来看，40余年的欧洲一体化实践是从关税同盟、共同农业政策到统一大市场、欧洲货币体系等不断深化，有着向经货联盟和统一货币区上进的内在冲动和体制刺激。而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蒙代尔1961年提出的“最适度货币区”理论，经罗·麦金农和彼·凯南、G ·弗莱明等接力研究和一体化实践的互动促进已日益完善。为欧元趋同标准的制定和欧洲央行的政策、操作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理论支持。
而要维护欧元区这样一个“适度通货区”，有关区内国家则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让渡其货币主权给欧洲央行，会使相关国家的经济政策的调控较之以前被迫更偏重于财政政策；有关财政赤字、债务比例等的趋同标准约束在强制相关国家改善经济结构、构建健康框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对经济活动的调控范围和能力；经济全球化，尤其是统一的欧元区建立起来以后，经济实体的经济活动和政府及经济主管机构的调控操作的透明度愈发增强，这同时意味着竞争将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更加深入到金融业筹资、企业投资、生产、商品价格等各个领域，欧元启动一年多来越来越加剧的企业和金融间的大兼并已露出端倪。欧洲国家公司间购并已占全球的37%。（注：见《国际金融报》2000年1月4日。）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欧元启动的催逼，德国科尔和施罗德进行了各具特色的经济、社会政策的相应改革和调整。
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德国经济、社会方面的一系列沉疴就已陆续显现出来：对大规模集成电路和通讯信息为主的新兴尖端高科技开发研究及产业化重视不够；产业结构调整转化迟缓，造成与新兴工业国局部同构和竞争力下滑；以刚性的高福利待遇（1997年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已达34.4 %）和现收现付筹资机制为特征的福利国家社会保障模式，在经济全球化和人口老龄化折磨下，导致了高福利缴费（1997年缴费率为41.1%）、高工资（1997年西部小时工资以47.92 马克位列OECD 国家首位）、高税收（1998年所得税率和公司税率分别高达55.9%和47.5%）；结果是：德国企业自有资金减少、科研能力下降；产品价格高昂、出口竞争力不强；投资预期收益低、吸引投资的区位优势丧失。加上1991至1998年间对东部逾1 兆亿马克的财政转移支付使德国各级财政的公共债务1998年达到了空前的2.27万亿马克，人均2.77万马克，占GDP的60.3%。突出表现在失业率的一再攀升上，从1992年的4.6%猛增至1998年的9.4%。（注： Zahlen zu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99,DIW。）
对此，前任德国基民盟／基社盟的科尔政府已经有所觉醒和领悟，科尔在对德国国民大声疾呼，在加强科研的重要性的同时，要积极推动德国在信息领域方面的研究和风险投资。同时，通过调低利率来控制工资成本的过快上升，特别是压抑社会福利支出和福利缴费的大幅增长。针对由于老年化和经济状况的恶化而日益捉襟见肘，而只能靠一再提高缴费比率来维系的养老保险的情况，先后出台了1992和1999养老金改革法，试图用推迟退休年限、缩减养老金的偿付水平来救急。在医保方面，于1988、1992和1996年分别开始进行三阶段体制改革，出台了《卫生改革法》和《卫生结构法》等，其宗旨是通过提高病员自付比率、压低医生报酬上涨、限定有关医疗医药费用支出来平抑医疗和医保费用的疯长。在解决失业问题上，科尔政府在1996年提出了《促进投资和工作岗位纲领》，目标是至2000年减少一半失业人数。无奈由于两德统一所带来的巨额负担，使其不得不一再提高本已很高的德国个人和企业税赋，而后期增加个人社会福利缴费和缩减待遇的举措又由于福利待遇的刚性特征而遇到“改革梗阻”（Reformstau）。
社民党的施罗德政府执政后，面对德国经济的结构性沉疴、经济全球化和欧元问世后的激烈竞争和严格的趋同限制，更直接的是要解决当今德国压倒一切的棘手的失业问题，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有别于科尔、具有社民党色彩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政策。
在经济政策方面，直接针对失业，提出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创立由雇主、工会和政府三方组成的“劳工联盟”。协调协议工资增长幅度和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同时，通过就业政策倾斜，允诺为青年人创立10万个新岗位，缓和青年失业率高于其他年龄人员的矛盾。（注：指原西德部分。全德的情况则相反，目前德国是欧盟中唯一一个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低于其他年龄段的国家。见《1999年欧洲就业报告》，第32页。）
最根本的政策调整在税制方面。总体思路是：降低德国目前高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税率水平，以此来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激活私人和企业的消费和投资欲望，拉动经济增长，提高就业。分三阶段实施税制改革。但在具体作法上，新政府内部也存在严重的政策分歧。施罗德的观点，主张从减轻企业和雇主的税收负担入手，以此来改善德国的投资环境，激发投资者和企业家的投资激情，从根本上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改善经济环境、增加就业。比较而言，财长拉方丹提出的用大规模公共支出方式来拉升需求和经济的这一药方显然无法医治德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中所积淀的沉疴，且也受到欧盟有关财政赤字和债务比例的制肘，因而不合历史的潮流。
在经历执政初期的生疏之后，以拉方丹下台为契机，施氏内阁很快回到了现实中，为了使政府能有足够的资金和行动能力来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科研教育、职业培训，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振兴东部经济及为企业和个人家庭松绑减负而又不增加财政赤字、违反欧元趋同标准，进而压低成本、启动经济、压低失业，新政府于1999年6 月中旬公布了题为《联邦政府关于保障就业、增长和社会稳定的未来计划》，其核心是紧缩财政开支。在稳定财政预算的同时，继续实施减税计划：经过二、三阶段分两步的减税，将最低所得税税率降低6个百分点，至 19.9%，最高税率降低到48.5%；将免税额提高到14000马克； 至新世纪开初两年将分别减负135和270亿马克；而这对两个孩子的家庭来说意味着今后两年减税1700马克，而2001和2002年将少付2500马克；计划规定的、自2001年生效的企业税改革将极大地增强企业竞争力，届时总体企业税率将跌至25%，各类企业将分别减负15到25个百分点。（注：http:/www.bundesregierung.）这些措施对改变目前由于赤字、债务每4马克税收就须1马克付息的状况，促进经济和就业无疑是较为适合与对路的。
在社会政策上，现任政府的政策也经历了一个由偏左向偏右过渡这样一个调整过程。这在社会保障中最大的项目养老保险的改革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执政初期，为了完成大选前许下的诺言，更多的是忠于社民党的传统，推出了一系列强调社会公正，迁就、袒护养老金领取者和缴费者的举措：（1）暂停实施原来科尔政府《99 养老金改革法》中按“人口因素”削减待遇（将养老金替代率从70%降到64%）的做法，提高养老金发放水准；（2 ）取消原法关于提前退休要扣减待遇及将伤残者退休年龄延迟至63岁等从严条款；（3）减低缴费率0.8个百分点，使之跌至19.5%，给企业和个人松绑；（4 ）联邦政府代缴投保者子女抚育期的养老缴费、直接支付东部养老金补偿款。为弥补上述举措带来的缺口，又不至于过分加重公共财政的负担和政府的债务，冻结社会福利缴费率的上涨。新政府实施了开源措施：（1）开征生态税（包括燃油、 电力税等），作为联邦津贴用于养老保障；（2 ）将原先不用缴社保税的廉价工作（指630马克以下）也纳入养老保险缴费体系。 但此举变相加重了企业负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就业。既未能博得企业主们的喝彩，又在前任科尔政府要求个人在社会福利上承担更多责任的改革上退了一步，显然不利于德国克服老年化所造成的威胁（据预计，德国 2030 —2035年将遭遇老龄高峰。届时，老年赡养系数一养老金缴费者和领取者之比将由目前的1∶ 0.34 上升到 1 ∶ 0.77 。 （注： D. Doring:Rentenversicherung auf dem Pruefstand,1997.）由于德国实行现收现付制，将面临巨大的给付困境）。而在拉方丹辞职后推出的新养老改革方案里，人们明显地可以感觉到施罗德和劳工部长里斯特在向右转：这两年将改变目前按净工资增长调整养老金待遇的做法，而改用按物价上涨率来调整，由于时下通涨率很低，此举无非是为了减少养老金支出，变相减轻业主和个人的缴费负担和政府的财政支出。通过在今后3年4次提高生态税，逐步将养老金费率从今年的19.5%降到17.2%。但该计划遭到了来自社会各界和阶层的强烈非议和反对，被斥之为“比基民盟更右的政策”。
医疗保险改革方面，在6月23日做出的供议院讨论的《2000 年医保结构改革法》预案中，洋洋洒洒全面铺陈了16条改革重要举措，核心是：加强门诊和住院治疗的协调，尽量减少耗资巨大的住院治疗；突出家庭医生作用，控制患者去专科医生处就诊的频度，避免重复检查；改善药品供给环节的效益和质量；扩展和保护患者权益；通过总额预算限制支出，稳定缴费率，减轻负担。按照卫生部长费歇尔的思路，此次改革应走出科尔政府的怪圈：要么提高保险缴费和附加自付支出以提高投入，要么取消某些医疗待遇。要从患者出发，通过改变观念、结构改善、内部挖潜改善效益代替开源节流。该方案在酝酿、讨论和议会审读过程中遇到强大的阻力。
尽管遇到来自反对党、工会等利益集团的强大反对压力，执政的社民党在付出了去年下半年的州选惨败的代价后，联邦议院还是通过了紧缩赤字和债务进而提高竞争力、向直面欧元启动后竞争加剧局面迈出了正确的一步。
收稿日期：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