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華文學術期刊的誕生與成長——《九州學林》的前世今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世论文,今生论文,期刊论文,華文學術论文,九州學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圖分類號］C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3)03-0120-09
一
《九州學林》這本學術季刊，是以中國傳統文史哲為主的刊物，但也兼及中國傳統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宗旨是以現代學術的方法，來整合傳統學術的文史哲與藝術，以期符合現代學術的專業規範，同時也不至於喪失中國傳統學術可以貫通文史學藝的精神。學刊的英文名稱是Chinese Culture Quartely，目前由本人主編，范家偉博士擔任編輯部召集人，由香港城市大學資助，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出版。《九州學林》的英文刊名，承襲自其前身《九州學刊》的英文刊名，一字未動，顯示了這兩份學術季刊雖然中文名稱不同，卻一脈相承，有著緊密的承襲關係。《九州學刊》是1986年我在美國創辦的中文學術刊物，編輯部設於紐約市佩斯大學(Pace University)的群芳東亞研究中心(Kwan-fong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由於當年出版印刷技術的限制，在美國出版印刷中文學術刊物十分困難，同時費用不菲，出版後如何在兩岸三地發行也是個問題，因此，編輯部設在紐約，而出版、印刷、發行的部門，則先後設於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1986年—1991年)與台灣皇冠出版社(1991年—1995年)，前後延續了十年。然而，真要說起《九州學林》的前世今生，以及我前後主編《九州學刊》及《九州學林》的淵源，還得溯源到更早的一份學術刊物，那就是1970年代在香港創刊的《抖擻》。
1970年代初，我當時還在耶魯大學歷史研究所攻讀博士，經常使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結識了一批參加保釣運動的年輕文史學者。其中有兩位來自台灣大學的學長，一是就讀哈佛大學歷史系的龔忠武，二是從伯克利加州大學來哈佛蒐集資料的郭松棻，先後與我聯絡，說香港大專院校和教育界的十幾位朋友，創立了《抖擻》雙月刊，是一份綜合性的文化學術刊物，希望我也能參與組稿。《抖擻》雙月刊當時在香港出現，反映了香港學術界與海外學者對中國學術及文化前途的憂心，希望能在海外盡一份薄力，葆育學術文化的種子。主要的刺激來自中國“文化大革命”對傳統的破壞，同時又受到當時西方文化界流行探討C.P.Snow“兩種文化”(Two Cultures)的影響。一方面是感到中國大陸政治掛帥，打倒一切，抹殺文化傳統，身在海外的知識人責無旁貸，必須對中國文化傳統進行深刻反思，思考中國文化的前景；另一方面則是感到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的鴻溝愈來愈大，科學家與人文學者不但缺乏溝通，而且沒有相互溝通的語言與思維環境，因此，必須跨越科學與人文的畛域，使兩種文化有所交匯，共同攜手開創中國文化的未來。
現在回顧起來，創辦《抖擻》學刊的朋友，頗有些堂吉訶德精神，但又繼承了傳統儒家士大夫憂國憂民的文化關懷，知其不可而為之。雖然他們自以為政治上傾向社會主義的人間關懷，但在社會實踐的具體行動上，卻發揚先憂後樂精神，強調振興學術文化。學刊名“抖擻”，乍聽起來有點奇怪，但卻取自當時流行的一句古詩，倒是“文革”期間大家耳熟能詳的“革命語言”。1974年1月，《抖擻》創刊號出版，過了一段時間我才收到刊物，發現封面設計素雅大方，版面尤其清爽，內容則以人文思辨為主，同時涉及中國科學史及科學方法的探索。在“發刊辭”右上角印著龔自珍《己亥雜詩》的末二句：“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刊名《抖擻》，原來意義深重，暗含著原詩的頭兩句：“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在“文革”横掃一切文化學術的時代環境，命名《抖擻》，雖然表面沿用了“文革”期間的“革命詩句”，實質上也批判了“文化大革命”蔑視學術的風氣。我記得大學期間，讀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說“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我當時看到《抖擻》引用龔自珍的這首詩，感覺也是如此，好像胸中有口鬱然沉寂的大鐘，被人隔著太平洋，重重敲了一擊，心靈受到震撼。
從此我就和《抖擻》結下了不解之緣，也認識了一批香港的朋友，一同為了九州的文化生氣，抖擻精神。從未謀面的朋友，為了信念走到一起，而可以合作無間，是十分幸福的。最先是寫稿，1976年兼任海外編輯，主要負責書評欄目，最後則直接參與編務，承擔文史部分的編輯工作，直到1978年還兼任北美編輯部主任。我對香港的印象是模糊的，只在1976年與1978年暑假期間路過，但我熱愛那片土地，因為那裡有許多朋友在撒種，把麥粒埋進土裡。他們的音容還不時會浮現在我眼前：抽煙斗的梁鑑添、瘦削清癯的文志成、表面木訥心裡卻燃著一團火的岑懋基、儀表矜持卻笑容可掬的姚德懷……
我和《抖擻》的同仁，因為編輯刊物的聯繫，書信往返頻繁，保持了十年以上的同事親密關係。有趣的是，我們編輯《抖擻》，全是義務勞動，不但沒有薪資，還總要為刊物的出版籌集經費，自掏腰包。刊行近十年，邀約、投稿的作者，有不少是國際知名的學者，“在科學、哲學、歷史、社會和語文的各種報導或論述中，有近60種‘研究’資料。”①當時的社長、香港大學理學院院長梁鑑添就在“發刊詞”中說到，大家要同心協力，分享交流各種文化資源。希望把刊物辦成一個開放的園地，期待讀者群不局限於知識分子，而能“使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人士感興趣，因此內容必須做到多元化，從文史哲、政治社會以至科技、藝術音樂都無所不容。文章的體裁應該不拘一格：從輕鬆的隨筆、小說、詩歌以至較富學術性的專門文章也無所不納。”②我還記得，當時直接參與組稿與寫稿的，有大陸的周有光、程千帆、徐朔方，海外有葉嘉瑩、任之功、王浩等名流學者。由於當時還是70年代，大陸的文革尚未結束，海外仍然瀰漫恐共的思想，《抖擻》這個自由討論的平臺，希望溝通海內外的學術討論，刊登了不少大陸學者的論文，以及探討西方馬克思主義人道哲學的文章，以致有人認為《抖擻》帶有左翼的色彩。
記得中英協議前後，岑懋基經常寄闐於香港回歸的材料給我，希望我了解香港的前途，共同為香港的文化前景思索一條出路。《抖擻》的營辦資金，主要靠的是同仁捐助，隨著政局的變動，香港前景難料，不少同仁移民海外，刊物的經營也就愈來愈困難。經過十年的慘澹經營，隨著經費與人力的短缺，《抖擻》只好暫時停刊。
二
1985年左右，岑懋基從香港傳來了好消息，告訴我，香港新創立了“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有意創辦一份學術刊物，繼續《抖擻》的精神，但以研究傳統中國文化為宗旨。“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是一個非牟利的民間文化團體，始創於1985年1月，由“霍英東基金會”贊助，旨在發揚中華文化，聯繫香港和各地文化界及學術機構，推動香港和海內外華人文化界的溝通，促進中華文化的發展，增強中外文化的交流。許多促進中心理事會的成員，都在過去參與或資助過《抖擻》，希望通過創辦一份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術刊物，在學術含量上超越《抖擻》，內容則以傳統中國文史哲為主，藉以促進中國大陸與海外的學術交流，活躍國內的思想風氣。
過去的《抖擻》同仁舉薦我作為這份學術刊物的主編，一方面是因為我的研究領域是中國文史傳統，另一方面是我在美國已經教書多年，而且在美國東部任教過不同的大學，人脈廣，可以連絡美國的人文學者，特別是因為我當時已經固定在紐約市執教，是最佳的聯絡交流樞紐。宗旨呢？理事會說，你定吧。編輯方針呢？你定吧。最後告訴我：你全權處理吧，香港方面則負責一切經費與製作發行工作。我不由想起諸葛亮在《前出師表》裡說的“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香港朋友如此推心置腹，我能不鞠躬盡瘁嗎？
我當然不是諸葛亮，可是我有一批才氣俱不亞於諸葛亮的師友。首先是學術刊物要有刊名，不能再用《抖擻》了，用什麼呢？朋友集思廣益，想了不少刊名，最後幾乎決定使用質樸得笨拙的《文華》了，忽聞執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的高友工先生說，叫《九州》。《九州》好！既契合《己亥雜詩》的前兩句“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仍舊是龔定庵詩意，又點出了《九州學刊》與《抖擻》的承繼關係。一槌定音。
正式宣布刊名《九州》那天，是在當時仍任教於耶魯大學的業師余英時先生家中，剛好有幾位國內學者參加晚宴。龐樸先生的神態如今還歷歷在目，他揚起右手，像是配合他昂揚矗起的灰白頭髮，聲若洪鐘，說：“《九州》好，有氣派，先是華夏九州，以後就是大九州，囊括全球九洲。”大家都首肯，就這麼正了名，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理事會也十分贊同。《九州學刊》出版後，曾與大陸出版界達成一個協議，在內地出版《九州選輯》，可以選刊《九州學刊》發表的論文，以書代刊，但條件是不可增刪論文，一字不能易。這個選輯只出版了一輯，便無疾而終，不知是否怕惹麻煩。那一輯的封面印著四個大字：“九洲選輯”，把我們的刊名改了，或許出版單位受到下意識影響，也想發揚中華文化，把事業推展到全球九洲。
《九州學刊》創刊號的封面，是文樓設計的，字體用的是“顏勤禮碑”，字體雄奇，精美華麗，呼應了龔自珍詩句的蒼鬱雄渾，彰顯了刊名寓意的氣勢。創始之初十分熱鬧，我組建了顧問委員會，邀得十七位在美國漢學界赫赫有名的學者擔任，其中最積極的幾位是王浩、張光直、余英時、高友工、杜維明、趙如蘭等，主要是提供諮詢意見。我還邀請了三位非華裔的美國漢學家擔任顧問，分別是哈佛大學的孔飛力(Philip Kuhn)、耶魯大學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伯克利加州大學的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③，他們雖然不用中文從事著述，但卻完全支持美國的漢學研究應該有一份中文的學術期刊。顧問們都是資深學者，除了提供諮詢意見，有時也幫著組稿，介紹優秀的研究成果。真正參與具體編輯事務辦事的人，則是青年學者，組成編輯委員會，有李文璽、張隆溪、周質乎、孫康宜、巫鴻、王德威、謝正光等十六人。我們一夥人的年紀相當，志趣相投，開起編委會，意氣風發，指點江山，就好像身繫中國學術前景的發展似的。
《九州學刊》可能是80年代歐美漢學界唯一的中文學術期刊，運作的方式完全依照美國人文學界的規範，匿名評審。為了配合學刊的推廣，我們決定與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合作，以學刊名義，每年在哈佛“燕京禮堂”舉辦中國文化研討會，從宏觀與微觀兩個方面探索中國文化的不同側面。研討會由杜維明教授與我主持，每年訂立專題，邀請各方學者參加，以漢語發表學術研究報告。杜維明經常強調，研討會要持續舉辦，建立一個新的“文化中國”傳統。他引述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席爾斯(Edward Shils)的看法，說傳統之建立，在於持續進行，一個文化現象持續三次以上，就成了傳統。中國文化研討會持續了二十多年，到現在還是每年一度，成了哈佛的一個傳統。杜維明後來說“哈佛已經成為在英語世界中經常用普通話談論‘國學’的道場”④，部分也是因為每年舉辦中國文化研討會的緣故。
1980年代我在紐約任教，同時還兼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因為工作的安排，經常奔波於波士頓與紐約兩地，也就順便在奔波之中聯繫《九州學刊》的編務，因為大多數的顧問與執行編委都生活在美國東北部這一帶。旅途穿越整個新英格蘭的南部，開車單程就要五個小時，途中一定要休息用餐，最適中的地點就是耶魯所在的新港市。那時余英時已從哈佛轉到耶魯任教，吩咐我以他家為驛站，我也就老實不客氣，遵從師教，每隔一兩個星期便在傍晚時分造訪，剛好趕上晚飯。飯後泡上一杯釅茶，師生兩人天南地北，無所不聊。《九州學刊》的一些安排，也就在茶餘飯後浮現了雛形。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全心全力支持《九州學刊》的出版事宜，從校對到印刷發行，任勞任怨，讓我十分感激。由於海外刊物無法在中國內地發行，促進中心特別與國內相關部門做了安排，每期致送五百本，給全國各大圖書館、各大學人文科系圖書室及知名的人文學者，免費贈閱。後來又幫我做了安排，請饒宗頤先生擔任專輯主編，出版過三期敦煌學專號，使我對敦煌學有所關注，也結識了敦煌學的研究專家，開拓了學刊的研究面向。
《九州學刊》由香港資助了五年，後因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經費短絀，無法全額資助出版印刷經費，我只好另覓資助。1991年，適逢台大歷史系出身的平雲接任台灣的皇冠出版社社長職務，決定為文化事業盡一份力，慨然為我們提供了全部的印製經費，還撥了兩位編輯協助出版流程。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則繼續按期寄贈五百本給大陸的圖書館與研究機構。因此，《九州學刊》與台灣學術出版也有一段淵源，是由出版文藝刊物的皇冠出版社斥資，無私無悔，甚至違背其商業運作的模式，支持曲高和寡的《九州學刊》，而且延續了五年之久。最值得稱道的是，在90年代初期，香港的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與台灣的皇冠出版社，因為我個人所做的聯繫，得以攜手合作，搭了一座溝通學術思想的橋樑，使得海外與大陸的文史學界可以進行直接溝通。
三
到了90年代中期，還是因為經費的問題，《九州學刊》終於停辦了。之後不久，我於1998年應聘來到香港城市大學，創辦中國文化中心，開闢在大學推展中國文化的新局面。香港對我，是個既陌生又熟稔的地方。我從來沒在香港住過，卻有許多因為《抖擻》或《九州學刊》的編務而經常書信往來的好友。在香港住定之後，不斷在多種場合見到神交已久的老朋友。有許多是從未謀面的，也有不少是只有一面之缘，但是一說起來，都有十幾年、乃至於二十幾年的交誼了。見面的溫馨與熱情，洋溢著我們年輕時代的理想，心中迴蕩風起雲飛的歌聲，與眼前的蒼蒼白髮相映成趣。在一次宴會中，有人叫我名字，回頭一看，面生得很。他笑了，說“我是吳清輝，認識二十多年了”。是的，他是編輯《抖擻》時候神交的朋友，終於見面了。還有一次與香港普通話電台的台長張圭陽聊天，他突然神秘兮兮地笑了，說有個秘密要告訴我，是他當年為《九州學刊》做過校對。我聽了，只有感激，話都說不出來。心裡不禁疑惑，我來到香港，是不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數，回到了我文化情懷的家鄉、學術編輯事業的故里？
來到香港不久，與復旦大學的朱維錚教授一同拜訪王元化先生，談起學術期刊的出版。此時王先生主編的《學術集林》暫時停刊，面臨與《九州學刊》類似的情況。王先生特別提到，大家都想辦好一份學術刊物，提供一個獨立自主的園地，讓研究中國文化的專家學者，能夠不受非學術因素的干擾，深入探索思想文化議題。獨立的學術期刊雖是曲高和寡，吃力不討好，但學術界必須有人承擔下來，既鞏固學術文化的基礎，同時也有助於中國文化的普及。
《學術集林》創刊於1994年，是王元化的心血結晶，強調重新審視中國文化傳統，通過細密的學術研究，深刻反思文化的意義。他在創刊號的《編後記》寫到：“我們只是想做一些我們認為有意義而別人沒有做的事”，“希望《學術集林》發表的文字，多一些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讓知識分子負起責任，在知識領域發揮作用。”⑤他的話正道出我心中所想。季羨林曾經這樣評價《學術集林》：“《學術集林》實為高規格高水平的學術文叢，不按時好，樸實無華，然而篇篇內容充實，言之有物，與時下流行的許多刊物，以新名詞、洋名詞嘩眾取寵者迥異其趣。”⑥《學術集林》的成就有目共睹，後來是因為人事調動和資金的問題，中止了出版。
由於《九州學刊》和《學術集林》都面臨暫時停刊的局面，王元化先生指出，我們理念相同，應該可以匯合已有的資源，合起來復刊。他授權朱維錚為《學術集林》的代表，與我共同商議細節，希望能匯聚兩岸三地和海外的學者，繼續辦一份立足於實證研究，放眼跨科際整合，探索中國文化的宏觀議題，卻絕不為時髦理論框囿的學刊。我負責在香港籌集出版經費，重新整合顧問委員會，並且在香港城市大學及上海復旦大學，分別成立執行編輯小組，重新出刊，期望做到海內外共享學術研究成果，溝通與聯繫國際漢學研究所關心的學術議題，為闡釋和創新中國文化盡力。王元化先生同時建議，合刊復版的名稱，應該包涵《九州學刊》和《學術集林》的原名，所以，就定名為《九州學林》。
經過一年多的商討及磨合，合併的《九州學林》在2000年再度復刊了，由香港城市大學與上海復旦大學同步出版。城市大學出版繁體字版，復旦大學出版簡體字版，內容完全一致。除了在滬港兩地刊行，也會在台灣、澳門以及海外多個地區發行。回顧我自己這半生，三十年來從事的學術編務，都與龔自珍“九州生氣”這首詩有關，更與香港的文化耕耘有關。有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我卻但見其綠洲，以及在綠洲上撒麥種的人。⑦
四
《九州學林》正式出刊，我被推為主編，執行編務分別由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及復旦大學出版社擔任。編委併合了原來《九州學刊》與《學術集林》的顧問，共三十一人，陣容十分強大，其中包括王元化、余英時、饒宗頤、李歐梵、李澤厚、杜維明、張灝、許倬雲、葉嘉瑩、劉再復等等，都是中國文化界及漢學界的重量級人物。饒宗頤先生不但身兼編委，還為《九州學林》的封面題字，筆墨酣暢，頗有古意。他在“文化饗宴：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成立五週年暨《九州學林》創刊特展”上，打趣說《九州學林》的創刊，“是香港和上海在文化上結婚，期盼兩地結合能帶來新的文化景象。”⑧這是他對我們的祝福，也是我們共同的願望。
創辦《九州學林》之初，我深有感慨，特別是受到王元化和朱維錚的重托，決心在《學術集林》與《九州學刊》過去發展的基礎上，擴大學術研究的視野與接觸，辦好這一份闡釋與拓展中國文化的《九州學林》。我徵求了王、朱兩位先生的意見，以自己長期追求的理念，寫定以下幾段話，作為《九州學林》的宗旨：
一、我們決定匯集海內外的資源，共同創辦一份研究中國文化的學刊。我們有著共同的文化信念，相信嚴肅的學術研討才能更新並創造燦爛的文化，相信紮實的文史根柢才是人文思維的基礎，相信實證而有創意的學術方向才有助於中華文化的承繼與發展。
二、我們反對抱殘守缺，相信傳統中國文化有其開放的空間，有其海納百川的特質，有其吸取及融會外來因素的雅量，而絕不是固步自封、不假外鑠的。我們反對盲目的子曰詩云，反對一切文化思維都要祖述炎黄堯舜，也反對言必稱希臘與希伯來，反對以莎士比亞與貝多芬作為古今中外一切文藝的唯一評判標準。然而，我們同時也主張，所有的中國人文學者不但要熟知孔孟老莊、詩經楚辭、史記通鑑，要能理解《文心雕龍》，欣赏唐詩宋詞與《紅樓夢》，也要知道荷馬與但丁，接觸過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對康德、黑格爾、馬克思不至於心存畏懼。
三、只有對人類過去累積的文化資源有了基本的認識，我們才能了解自己的文化定位，不至於夜郎自大，臆必固我，以為自己站在時代進步的尖端，可以睥睨古人，可以任意批判與踐踏前人創造的功績。我們也強調，尊重前人的貢獻並非亦步亦趨，埋首於故紙堆中討生活，而是關心文明發展的前途，通過對過去文化資源的闡釋，或揚棄，或發揮，或更新，為文化的未來盡一份心力。宋儒張載嘗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說得毋寧太過，把知識人的能耐作了無限度的自我膨脹，但是，那信念的堅決誠摯與敢於擔當，卻令人欽佩，值得我們傚法。
四、刊名“九州”，當然令人想到古代的禹貢九州，而聯想這份學刊是研究古代中國的。或許有人循著鄒衍的談天之術，發揮後結構、後殖民的玄想，“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建議我們推動中國文化的全球化，闡揚大九州之說。對於這樣的期許，我們有自知之明，承受不起，只能散謝。倒是需要在此對“九州”的出典稍作說明：古典是大家熟悉的，說到禹貢九州，當然最直接的學術研究範疇是歷史地理學，這也是顧頡剛主編《禹貢》學刊的命意所在。然而，“九州”的今典，則是出自龔自珍的《己亥雜詩》，我們也祈望《九州學林》可以匯集這一代海內外的人才，抖擻精神，為闡釋並創新中國文化盡力。⑨
五、我贊成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也要國際化，也要達到國際水平，也要和世界各地漢學家保持緊密連繫與溝通。反對的是，硬性規定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必須在歐美(甚或澳洲)的外文期刊中發表論文，才算達到高等學術水平，而在中文期刊中發表的學術成果，不管有多少創見，都屬於次等的成就。這是甚麼邏輯？假如錢鍾書晚生半世紀，他的學術成就，是不是只算他在《天下》寫的英文論文，而《管錐篇》這樣的專書，根本不算國際水平？假如陳寅恪晚生五十年，他的學術成果是否只有在《哈佛亞洲研究》上出现的英文論文，而《柳如是別傳》根本不合國際學術規範？我舉這兩位學術大師為例，是要指明，他們通曉多國語文，對西方學術的前沿是有清楚認識的，也有能力汲取西方漢學的研究成果，然而，他們最重要的學術創見，都以中文來表達。這不僅是因為他們相信，只有用中文(甚至可以用古文)來探索中國的文化傳統，才能觸及最精微奧妙的肯綮，也因為只有通過現代的研究與詮釋，才能使傳統累積的文化資源，出現創新與再生的可能。
六、我們出版《九州學林》，以中文為表達學術成果的媒介，從來沒有迴避過國際化的目標，但堅決反對為了“國際化”就要採用西方語文來研討中國傳統文化，也要提醒主管學術評核機制的單位，多费些心思，對不同領域的學術評鑑做出正確的認識。⑩
五
以往去上海時，我總會造訪王元化先生，每次得他諄諄督囑關於本刊編輯的事宜。王先生一直堅持的理念是，要發展“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這個提法，在中國近半世紀的學術發展脈絡中，有特殊的意義，與陳寅恪一再強調的“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可說是一脈相承的。
講獨立自由的學術精神，講不為俗見所拘，講六經註我，人人都會講，但陳寅恪講“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不止是泛泛而論，人云亦云，而是堅持自己的信念，靠的是文化積蘊轉化而成的獨立自主思想，也是對學術追求的真誠。我們景仰陳寅恪，最主要是欽佩他這種“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堅持。
王元化強調的“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雖與陳寅恪的獨立自主精神一脈相承，反映出來的具體歷史文化語境卻有所不同。王先生信仰過馬克思主義，也為人類整體的幸福與解放做過奮鬥，這是與陳寅恪“議論近於湘鄉、南皮之間”的歷史背景大不相同的。在他來說，馬克思主義是一套哲學思辨的系統，提供了發展獨立自主思想的方法，而不是封閉的教條與口號，用來桎梏學術思想的探索。王先生也見到改革開放之後，揭去了政治掛帥的符咒，學術思想混亂，莫衷一是，走向市場通俗的嘩眾取寵現象。王先生絕不反對學術思想的普及，但他反對學術思想的庸俗化，特別反對為了博取名利而製造學術業績的傾向。中國學術界目前少了政治干預，卻多了官僚化的機械式評比，更充斥了毫無思想價值、以量取勝的著作。
對於意識形態干預學術，現在大家都知道其害無窮，王先生有段話說得精闢：
我認為學術思想的價值，只存在於學術思想本身之中，學術研究必須提供充分的論據，作出科學性的論斷；而不能以游離學術之外的意圖(哪怕是最美好的)、口號(哪怕是最革命的)、立場(哪怕是最先進的)這些東西來頂替充數。因此，我反對學術應依附於某種力量，或應為某種意識形態服務這類長期以來支配學術界的主流觀念。我認為學術是有其獨立自主性，是有其自身價值的。(11)
意識形態明顯支配學術界的情況，目前大有改變，很少人在原則上贊同以學術來配合政治任務了。但是，在實際運作上，還是有許多人不以學術本身為價值核心，而是為了職稱、科研項目基金、拓展權力架構而努力。言利而不言義，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但是，我們還是寄望學者，不要因利而害義，不要製造太多學術垃圾。
王先生對商業大潮影響學術文化，也有很深的戒心，曾說：
表面上並不那麼有害的大眾文化，也有潛在的消極意義。比如它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徵，它的標準化、統一化和同質化的生產，是排斥真正的個性和創造力的，久而久之會生產出同質、平面的社會主體，一個以時尚為主導的社會文化中，是沒有真正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而商品的規律使它具有強烈的支配力量，控制和規範著文化消費者的需求。主張一元化(如市場至上等)的意識形態同質，產生著新的壓抑形式。所以我贊成知識人在大眾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頭腦和批判的意識，這樣可以盡力去保證一個社會在發展中不至於產生太多的文化泡沫。(12)
我們生活在一個民主化、大眾化、知識普及化、價值平等化的時代，一方面要慶幸階級界限的逐漸消弭，同時也要自我警惕。作為一個知識人，我們有我們需要扮演的角色，為了人類文化學術發展盡點力，而不是隨波逐流，在學術商品化的浪潮中撈一網漁穫。
王先生是《九州學林》的創辦人之一，雖然已經仙去，但他的想法也明確反映在我們辦刊的宗旨之中，他的一些思辨言論，更與我的想法若合符節，謹記於此。
六
學術發展的理想狀態，是學者追求知識，追求真理，相信自己所學對社會人群，及至於人類的未來，有所貢獻。因此，努力從事學術，其中有信念，有理想，有堅定的學術道德基礎。老師如此教導學生，學生如此效法老師，有師承，有傳統，規規矩矩，兢兢業業，即使因為能力有限而出現偏差，總因追求真理的共識，通過時間的考驗，而得以矯正。韓愈在《師說》一開頭便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頭一項提的是“傳道”，也就是有一種信念，有一種維繫知識傳承的道德力量。
這種中國傳統學術精神，在近代出現了變化。因為傳統知識體系受到西方新潮的衝擊，傳統道德信念在反覆的革命與戰亂中逐漸消失，我們所依赖的，只有借鑑西方學術界的標準與體制。然而，中國現代學術體制的建立過程，為時尚短，表面的共識雖已建立，但內在對客觀標準的認識，對學術辯爭的開放與容忍，對學術視野與職場競爭的分界，還有待學習。20世紀的中國，多災多難，大學與高等研究機構的發展有限，是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維持的，主事者與從者多半是為理想固守學術，茁壯繁榮都談不上，腐敗的機會也就不多。
21世紀的中國學術界急速發展，大學與高等科研單位如雨後春筍，一夜之間可以冒出幾個大學。學術追求的平民化，符合了政治社會變化的要求，但缺乏清楚的內在規範與學術道德機制。最明顯的發展，就是學術商品化、學校職場化、教育政策廣告化、學術追求金錢化。中國學術界近年來的腐敗現象值得我們深省。中國學術界的問題很多，體制不健全，又搞假大空，有泡沫化傾向。學術界需要有自省的能力，也要有明辨是非的信念與勇氣，期共勉。(13)
註釋：
①吳淑鈿：《從出版刊物看近五十年香港的古典文學研究》，台北：《漢學研究通訊》，總93期，2005年。
②梁鑑添：“發刊辭”，香港：《抖擻》，第1期，1974年。
③1980年代初，Wakeman漢文名字仍用魏克曼。英文全名為“Frederic Evans Wakeman,Jr.”，中文譯名作“魏克曼”或“魏斐德”。
④杜維明：《哈佛心影錄·序》，見張鳳：《哈佛心影錄》，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
⑤王元化：《學術集林·編後記》，卷一，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第370頁。
⑥傅杰：《王元化先生與〈學術集林〉》，廣州：《南方週末》，2009年5月14日。
⑦鄭培凱：《假如麥粒死了——懷念〈抖擻〉與〈九州學刊〉》，香港：《明報》，2003年6月27日。
⑧張紫蘭：《九州文化聯姻學林重抖擻》，香港：《亞洲週刊》，17卷28期(2003年7月13日)。
⑨以上“一”到“四”點，刊登在《九州學林》的《發刊辭》上。鄭培凱：《九州學林·發刊辭》，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03秋季，創刊號，第II～III頁。
⑩以上“五”到“六”點，刊登在《九州學林》的《編後記》。鄭培凱：《九州學林·編後記》，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04夏季，2卷2期，第349～350頁。
(11)(12)鄭培凱：《九州學林·編後記》，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04冬季，2卷4期，第331～332頁。
(13)鄭培凱：《九州學林·編後記》，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06秋季，4卷3期，第310～3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