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小说中的“诗笔”与“诗文小说”的兴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诗文论文,兴衰论文,唐人论文,诗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有一段话，常为研究唐人小说的人所引用：
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
他对唐人小说文体特征的分析，给了我们一些启发，但他所举出的例证是《幽怪录》和《传奇》，却不尽确当。一则《幽怪录》中诗笔不多，《传奇》中并无议论；一则唐人小说里运用诗笔，并非始于《幽怪录》、《传奇》等传奇小说集。运用诗笔最早最多的唐人小说应该是《游仙窟》，这是现代学者都已论定的了。
《游仙窟》的文体很特别，我们乍然一见，就觉得非常新奇。它用了第一人称来写一个艳情故事，而且在叙事中插入了许多诗，都是作为主人公互相调情而唱和的作品。全篇多用四六句，大体整齐，基本上是骈体文，尤其是结尾一段，多用对偶，声调和谐，完全是六朝小赋的格局。
下官拭泪而言曰：“犬马何识，尚解伤离；鸟兽无情，由知怨别。心非木石，岂忘深恩！”十娘报咏曰：“他道愁胜死，儿言死胜愁。愁来百处痛，死去一时休。”又咏曰：“他道愁胜死，儿言死胜愁。日夜悬心忆，知隔几年秋！”下官咏曰：“人去悠悠隔两天，未审迢迢度几年？纵使身游万里外，终归意在十娘边。”十娘咏曰：“天涯地角知何处，玉体红颜难再遇！但令翅羽为人生，会些高飞共君去。”下官不忍相看，匆把十娘手子而别。行到二三里，回头看数人，犹在旧处立。余时渐渐去远，声沉影灭，顾瞻不见，恻怆而去。行至山口，浮舟而过。夜耿耿而不寐，心茕茕而靡托。既怅恨于啼猿，又凄伤于别鹄。饮气吞声，天道人情，有别必怨，有怨必盈。去日一何短，来宵一何长！比目绝对，双凫失伴，日日衣宽，朝朝带缓。口上唇裂，胸间气满，泪脸千行，愁肠寸断。端坐横琴，涕血流襟，千思竞起，百虑交侵。独颦眉而永结，空抱膝而长吟。望神仙兮不可见，普天地兮知余心；思神仙兮不可得，觅十娘兮断知闻。欲闻此兮肠亦乱，更见此兮恼余心。
这篇小说用对话和“对歌”来叙述故事，展开情节，有许多独特的手法。但是，这种文体也不是凭空出现的。我们如果把它和敦煌遗书中的叙事赋及变文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它是从秦汉以来的辞赋演化而来的。1993年在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村出土的汉简中有一篇《神乌赋》①，叙述一个鸟类争斗的寓言故事，据裘锡圭先生考证为西汉成帝时期的作品②，多数研究者认为它就是敦煌叙事赋的前河。随后曹植的《鹞雀赋》更是敦煌本《燕子赋》的蓝本。这里可以提出讨论的是古代通俗小说的起源，其实并不始于唐代，至晚在建安末年，曹植曾对邯郸淳“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三国志》卷二十一裴注引《魏略》)。“俳优小说”就是一种说唱文学，可能就包括了张衡的《髑髅赋》、曹植的《鹞雀赋》和《髑髅说》等。“诵”即《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不歌而诵谓之赋”。赋是可以诵的方式来讲故事的，《初学记》卷十九所引刘谧之《庞郎赋》开头说：“坐上诸君子，各各明君耳。听我作文章，说此河南事。”可为明证。《庞郎赋》和刘思真《丑妇赋》及敦煌本《燕子赋》(乙)③，又演变出一种五言诗体的叙事赋。
另一方面，在题材上从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曹植的《洛神赋》，张敏的《神女赋》等又传承了人神相恋的母题。于是就孕育出一种辞赋体的小说，也可以说是“诗文小说”的先驱了。
《游仙窟》久已失传，未见著录。直到清末才从日本引渡回国，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如果不是日本保存了它的多种版本，我们就不知道唐人小说中还有这么一体。然而我们不能说这种文体的出现就是孤立的现象。在《游仙窟》之前，晋人张敏的《神女传》和曹毗的《杜兰香别传》，都有神女赠诗的情节，讲的是人神相恋的故事。张敏的《神女传》虽已散佚，但基本情节还保存在今本《搜神记》卷一和《太平广记》卷六十一所引《集仙传》里。相似的还有《八朝穷怪录》的《萧总》(《太平广引》卷二百九十六引)，也是讲巫山神女和凡人一夜情的故事，篇末有萧总的一首五言诗，情思杳渺，很有神韵。《游仙窟》以投宿神仙窟开场，竟得艳遇。看了开头一段，读者还以为张文成也和刘晨、阮肇入天台一样，真遇上仙女了，实际上所遇的只是两个独守空闺的寡妇。这种题材和文体，在唐人小说里影响很大。刘晨、阮肇遇仙的故事流传很广，保存在《幽明录》的辑本里(《太平广记》引作《神仙记》或《搜神记》，存疑)，但文辞比较朴实。值得注意的倒是晋王嘉撰、梁萧绮录的《拾遗记》，有些篇章显露出了辞赋体的风格，就很接近《游仙窟》的文体了。如：
汉武帝思怀往者李夫人，不可复得。时始穿昆灵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时日已西倾，凉风激水，女伶歌声甚遒，因赋《落叶哀蝉》之曲曰：“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卷五)
昭帝始元元年，穿淋池，广千步。……帝时命水嬉，游宴永日。土人进一巨槽，帝曰：“桂楫松舟，其犹重朴，况乎此槽可得而乘也？”乃命以文梓为船，木兰为舵，刻飞鸾翔鹢，饰于船首，随风轻漾，毕景忘归，乃至通夜。使宫人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波，挥纤手兮折芰荷，凉风凄凄扬棹歌，云光开曙月低河，万岁为乐岂云多。”(卷六)
唐人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史传派，一派是辞赋派。后者注重诗笔，在叙事中插入一些主人公的诗歌，既加强了人物的描写，又显示了作者的才华。但前者也不排斥诗笔，有些传记体的小说，文中没有诗歌，然而有别人写的诗歌与之配合，如元稹的《李娃行》与《李娃传》相配，白居易的《长恨歌》、《任氏行》与《长恨歌传》、《任氏传》相配④。唐代诗歌与小说有多种多样的联系，详见王运熙、杨明《唐代诗歌与小说的关系》一文(《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我这里着重谈的是小说人物的诗歌，是作为小说艺术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较著名的作品如沈亚之的《湘中怨解》、《异梦录》、《秦梦记》，文中都有小说人物所作、所唱的诗歌。特别是《秦梦记》，作者以自叙传的方式写他与弄玉公主的梦里婚姻，与《游仙窟》的情节有某些相似之处。而诗文连缀，间用楚歌，又是辞赋体小说的创新。沈亚之的小说不重故事情节而重词章文采，已为后世的“诗文小说”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还有一篇《异闻集》所收的《感异记》(《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六题作《沈警》)，我认为也是沈亚之所作，从文体和题材上看，更像是《游仙窟》的后继之作。不过沈警所到的真是“神仙窟”了。这里节引几段，可与《游仙窟》参看：
沈警，字玄机，吴兴武康人也。……途过张女郎庙，旅行多以酒肴祈祷。警独酌水具祝词曰：“酌彼寒泉水，红芳掇岩谷。虽致之匪遥，而荐之随俗。丹忱在此，神其感录。”既暮，宿传舍，凭轩望月，作《凤将雏含娇曲》，其词曰：“命啸无人啸，含娇何处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又续为歌曰：“靡靡春风至，微微春露轻。可惜关山月，还成无用明。”吟毕，闻帘外叹赏之声，复云：“闲宵岂虚掷，朗月岂无明。”音旨清婉，颇异于常。忽见一女子褰帘而入，拜云：“张女郎姊妹见使致意。”警异之，乃具衣冠，未离坐而二女已入。……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后会难，邂逅相遇兮暂为欢。星漠移兮夜将阑，心未极兮且盘桓。”小女郎歌曰：“洞箫响兮风生流，清夜阑兮管弦遒。长相思兮衡山曲，心断绝兮秦陇头。”……小婢丽质，前致词曰：“人神路隔，别促会赊。姮娥妒人，不肯留照；织女无赖，已复斜河。寸阴几时，何劳烦琐？”遂掩户就寝，备极欢昵。……警乃赠小女郎指环，小女郎赠警金合欢结。歌曰：“结心缠万缕，结缕几千回。结怨无穷极，结心终不开。”大女郎赠警瑶镜子，歌曰：“忆昔窥瑶镜，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灭。”赠答极多，不能备记，粗忆数首而已。
《游仙窟》在唐代文献中未见记载，当时人是否见到，不无疑问。我们应该考虑到这篇小说浮艳猥亵，一定会遭到抑制甚至禁毁。但是也必有人抄写流传，因此他的文名才会远播新罗、日本。《旧唐书·张荐传》附张
传载：“字文成，聪警绝伦，书无不览。……然性褊躁，不持士行，尤为端士所恶，姚崇甚薄之。开元初，澄正风俗，为御史李全交所纠，言语多讥刺时，坐贬岭南。……下笔敏速，著述尤多，言颇诙谐。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速播如此。”《新唐书·张荐传》还说他：“属文下笔辄成，浮艳少理致，其论著率诋诮芜猥，然大行一时，晚进莫不传记。”正因如此，所以《游仙窟》才会保存于日本。然而不见得真会灭迹于当时的国内。就像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也因语涉淫秽而失传于世，可是当时已有抄本流传到了敦煌边陲，我们不能说唐代的文人就没有见到。又如张祜曾嘲笑白居易的《长恨歌》像《目连变》(孟
《本事诗》嘲戏第七)，可是我们直到1900年敦煌遗书出现之后，才见到了《目连变》的真面目。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唐代小说家应该有人会看到《游仙窟》以及其他通俗的辞赋体的说唱文学。张的孙子张荐，在《灵怪集》的《郭翰》篇里就有辞赋体的手笔，很像《游仙窟》的风格。
女为敕侍婢净扫室中，张霜雾丹縠之帏，施水晶玉华之簟，转会风之扇，宛若清秋。乃携手升堂，解衣共卧，其衬轻红绡衣，似小香囊，气盈一室，有同心龙脑之枕，覆双缕鸳文之衾。柔肌腻体，深情密态，妍艳无匹。……明年至期，果使前者侍女，将书函致。翰遂开封，以青缣为纸，铅丹为字，言词清丽，情意重叠。书末有诗二首。诗曰：“河汉虽云阔，三秋尚有期。情人终已矣，良会更何时？”又曰：“朱阁临清汉，琼宫御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断人肠。”翰以香笺答书，意甚慊切，并有酬赠诗二首。诗曰：“人世将天上，由来不可期。谁知一回顾，交作两相思。”又曰：“赠枕犹香泽，啼衣尚泪痕。玉颜霄汉里，空有往来魂。”自此而绝。(《太平广记》卷六十八)
我们再从文体和情节结构的渊源考察，唐人小说注重诗笔的一派，往往会在叙事中运用诗和骈文交错的手法，继承并改进了辞赋体小说的体裁，其中就包括了对《游仙窟》的借鉴。除了沈亚之，最突出的是李玫。他的《纂异记》虽已散失，但《太平广记》里保存着十三四篇，大部分都穿插有小说人物的诗歌。其中如《嵩岳嫁女》篇，虚构了一个神仙聚会的故事，让周穆王、西王母、汉武帝等都来作诗，构思奇特，在文体上有很多创新的地方。
又如《蒋琛》一篇，主人公参加了水神的盛大宴会，有范蠡、屈原和霅溪神、太湖神、湖王等一起饮酒唱歌，情节和文风与《嵩岳嫁女》十分相似。这两篇是《纂异记》的代表作。明初瞿佑《剪灯新话》中的《龙堂灵会记》就是摹拟《蒋琛》而作的。又如《许生》篇，是非常著名的一篇政治小说，写许生遇见四人和白衣叟一起饮酒赋诗。前人早已指出，这是暗示甘露政变中死难的王涯、贾
、李训、舒元舆和卢仝的鬼魂，诗也写得沉郁典雅，别有情采。还有《韦鲍生妓》一篇，写鲍生用美妓换韦生的马，命歌妓唱了两首歌，都是很好的诗。又见到两个紫衣人闯来，讨论赋的格律问题，接着就合写了半篇《妾换马赋》。根据他们的谈话，可以断定作赋的就是谢庄和江淹的鬼魂。这篇里的诗和赋都写得非常优美，实在是唐代小说中的佳作。明末人编的《幽怪诗谈》卷六有一篇《废宅联诗》，写一个老僧在废宅里寄宿，夜里见到两个人，一个紫衣、一个绿衣，对饮联句，情景与《许生》、《韦鲍生妓》十分相似，但诗笔则难以相比了。《幽怪诗谈》流传不广，引录原文于下，以便比较：
万历壬子秋日，有中州老僧，寓居某贵人废宅中。……俄闻户外欢声，遂披襟起窥，见振绮阁前，败石台上，蓬翟蒙茸，有二人在焉。其一白面伟躯，衣绿罗衫，乌角巾，曳飞云履；其一瘦肌微髯，衣紫襴衫，白袷巾，曳五朵履，顾瞻徘徊于月下。时有童子携樽櫑肴榼至。二人藉草对坐，叵罗递饮。绿衣者忽略慨然曰：“风景不殊，举目有黍离之感，奈何？”歔欷低回，若不胜情者。紫衣者笑谓曰：“当此良宵，吾侪自当行乐，何至作楚囚对泣耶？莫若即景联句，以当悲悰，消此良夜，如何？”绿衣者首肯，遂举觞吟曰：“自惜峥嵘第，嗟今没草莱。”紫衣者继曰：“危楼犹窈窕，废阁尚崔巍。”“椒面双镮落，螭头四壁颓。(绿衣)”“雀飞鸳瓦堕，虫蚀翠檐颓。(紫衣)”……二人联毕，扺掌起歌，欢笑自若。时兔魄将沉，曙光欲朗。僧罔知所出，启关就坐，恍惚而灭。遂茫然失措，不敢复寝，逡巡而出，竟不知何怪也。
晚唐裴铏的《传奇》，是传奇体小说的代表作。北宋古文家尹洙所说“传奇体”，就是指《传奇》而言的。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
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
传奇体的特征是“用对语说时景”，也就是说多用骈俪的词句。这是辞赋体小说的传统，当然也包括了多用诗笔。《传奇》的《封陟》一篇(《太平广记》卷六八)，最足以说明传奇体的特点，不仅用对语写时景，而且也用对语来写对话。现在引它原文的开头一段为例证：
宝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貌态洁朗，性颇贞端，志在典坟，僻于林薮。探义而星归腐草，阅经而月坠幽窗。兀兀孜孜，俾夜作昼，无非搜索隐奥，未尝暂纵揭时日也。书堂之畔，景象可窥，泉石清寒，桂兰雅淡。戏猱每窃其庭果，唳鹤频栖于涧松。虚籁时吟，纤埃昼阒。烟锁筜篁之翠节，露滋踯躅之红葩。薜蔓衣垣，苔茸毯砌。时夜将午，忽飘异香酷烈，渐布于庭际。俄有辎軿，自空而降，画轮轧轧，直凑檐楹。见一仙姝，侍从华丽，玉佩敲磬，罗裙曳云，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芙蓉之艳冶，正容敛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谪居下界，或游人间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瑶阶，愁莫听其凤管；虫吟粉壁，恨不寐于鸳衾。燕浪语而徘徊，鸾虚歌而缥缈。宝瑟休泛，虯觥懒斟。红杏艳枝，激含颦于绮殿；碧桃芳萼，引凝睇于琼楼。既厌晓妆，渐融春思。伏见郎君坤仪浚洁，襟量端明，学聚流萤，文含隐豹。所以慕其真朴，爱以孤标，特谒光容，愿持箕帚。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
这种文体完全是辞赋体的风格，骈偶句用得更多了。还有《萧旷》篇(《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一)，写了萧旷遇见洛浦神女和洛浦龙王的女儿织绡，与《游仙窟》中张文成遇见十娘、五嫂的情节有相似之处。文中多叙对话，骈偶较少，但结尾一段，仍是作诗酬唱，也与《游仙窟》一脉相承。为了便于对比，还是要引出原文：
神女遂命左右传觞叙语，情况昵洽，兰艳动人。若左琼枝而右玉树，缱绻永夕，感畅冥怀。旷曰：“遇二仙娥于此，真所谓双美亭也。”忽闻鸡鸣，神女乃留诗曰：“玉箸凝腮忆魏宫，朱丝一弄洗清风。明晨追赏应愁寂，沙渚烟销翠羽空。”织绡诗曰：“织绡泉底少欢娱，更劝萧郎尽酒壶。愁见玉琴弹别鹄，又将清泪滴真珠。”旷答二女诗曰：“红兰吐艳间夭桃，自喜寻芳数已遭。珠佩鹊桥从此断，遥天空恨碧云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赠旷曰：“此乃陈思王赋云‘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赠，以成《洛神赋》之咏也。”龙女出轻绡一匹赠旷曰：“若有胡人购之，非万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异相，当出世。但淡味薄俗，清襟养真，妾当为阴助。”言迄，超然蹑虚而去，无所睹矣。后旷保其珠绡，多游嵩岳，友人尝遇之，备写其事。今遁世不复见焉。
辞赋体的小说在《游仙窟》之后，除了“用对语说时景”，更多的运用了“诗笔”，这正是唐代“一代之所胜”，就为唐人小说增添了异彩。所谓传奇体小说，就以情节新奇和词章华丽而著称于世，使小说进一步成为文学作品，而与杂史、杂传拉开了距离。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唐诗人有名不显者》说：“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就称许了唐人小说里诗笔的成就。这里应该指出，唐代人并没有用“传奇”作为小说的通称，北宋人所说的“传奇体”，是以裴铏的小说集为标准的。南宋人开始把“传奇”作为小说的一种类别，与灵怪、烟粉并列，则只是从题材着眼，并不注重文体的特征。近人常用“笔记小说”的名称来统称古代的文言小说，造成了目录学上的难题。应该说，唐代小说的成熟，与重视诗笔的文学自觉性是有密切关系的。不过唐人小说并非全属传奇体的作品，而且有些优秀的名篇却是不用“诗笔”而偏重“史才”的。这个问题还需要具体研究和分析。
辞赋体小说的发展确有其片面性，其流弊是过分的堆砌辞藻，华而不实。到了明代的“诗文小说”，就逐步走向极端了。“诗文小说”的名称，是孙楷第先生提出来的。他说：
凡此等文字皆演以文言，多羼入诗词。其甚者连篇累牍，触目皆是，几若以诗为骨干，而第以散文联络之者。而诗既俚鄙，文亦浅拙，间多秽语，宜为下士之所览观。……余尝考此等格范，盖由瞿佑、李昌祺启之。唐人传奇，如《东阳夜怪录》等固全篇以诗敷衍，然侈陈灵异，意在俳谐，牛马橐驼其为诗亦各自相切合；则用意固仍以故事为主。及佑为《剪灯新话》，乃于正文之外赘附诗词，其多者至三十首，按之实际，可有可无，似为自炫。昌祺效之，作《余话》，著诗之多，不亚宗吉。而识者讥之，以为诗皆俚拙，还逊于集中所载，则亦徒为蛇足而已。自此而后，转相仿效，乃有以诗与文拼合之文言小说。乃至下士俗儒，稍知韵语，偶涉文字，便思把笔；蚓窍蝇声，堆积未已，又成为不文不白之“诗文小说”。(因以诗文拼成，今姑名之为诗文小说。)⑤
孙先生的论述给了我们不少启发，我现在就沿用“诗文小说”这个名称加以推论。孙先生认为“诗文小说”创始于《剪灯新话》，只是指出了它的近源，实际上还有它的上游，那就是唐代偏重“诗笔”的传奇小说。这一流派影响很大，晚唐五代的《甘泽谣》、《三水小牍》、《灯下闲谈》等都有这种文体的作品。宋代张君房的《丽情集》虽已失传，但从它的佚文看，他对唐人小说的选录就偏重诗笔，而且还增加了一些来源不明的歌行⑥。又如《甘泽谣》的《素娥》篇，在宋代出现了一个新版本⑦，还加上了两首诗。这个故事影响很大，在明代又有许多新的变形⑧。李献民《云斋广录》所收的王山《盈盈传》等，有不少连缀诗歌的作品。元人宋远的《娇红记》和郑禧的《春梦录》，已经是典型的诗文小说了。到了明代，更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在《剪灯新话》之后，先是出现了一批“中篇传奇小说”⑨，篇幅大大扩展，长的竟有三四万字之多。而诗词也连篇累牍，令人读之生厌。最突出的例子是艳情小说《素娥篇》，除了附丽于淫秽不堪的春宫图之外，把唐人《甘泽谣》里的《素娥》一篇改写成辞赋体的诗文小说。为了说明问题，不妨摘引一段原文为例证：
素娥虽未幸，实其行中第一。然质居人先，选居人后，群姬妒欲抑而掩之，竟难近得三思身，呴呴承恩也。愤愤郁抑，情况无聊，见杨花之乱飘，感春风之骀荡，适有蝴蝶双来，激动热肠，遂作《春风荡》一诗以自见。诗曰：
春风荡，春风荡，柳絮漫天雪作浪。一春花事浑无主，蝴蝶双飞轻薄相。拍将春色上钗头，钗头单凤成惆怅。同心欲寄求鸾曲，匀指调筝写情况。欲弹若懒指下迟，知音不逢负肮脏。回头顾曲有周郎，应解勾除相思帐。只恐风吹别调间，对面空弹千古上。
……天与其会，人与其缘，异日三思出游园亭，群幸尽随，宛转流连，回睇周盼，笑丽冶之满堂，恨天人之未遇。窃忆美女入宫，群姬见妒，飞燕昭阳，不可料也。搦管题诗，命留木兰亭北。诗曰：
春风红紫俨成行，满院梨花妒海棠。细数丛中谁第一，恐闲飞燕在昭阳。
明代后期出现的《古今清谈万选》和《幽怪诗谈》，是两个古体小说的选本。编者选辑唐宋元明人的作品，加以删改，又增添了一些拙劣的诗词，可以视为明代诗文小说的总集。绝大部分的诗文小说，都离开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形象的描写，把诗词当作小说的主体。这种写法对于中国小说的发展是弊大于利的。这个时候，诗文小说已经发展到了末路了。它的衰落和失败，是后人片面注重词章而不善于借鉴古人的结果，当然不能由古人任其咎的。不过到了民国初年，诗文小说又有一度复活的现象，如徐枕亚的《玉梨魂》、《雪鸿泪史》居然又风行一时，但也只是日薄西山的回光返照，不久就消失于地面了。
唐代注重“诗笔”的传奇小说对后世的通俗小说也有很多影响，除了故事素材之外，在文体上如插入诗词、引诗为证及多用赋赞来补充描写之不足。特别是明清才子佳人小说，更为主人公拟作了许多酬唱言情的诗词，像是“中篇传奇小说”通俗化的语译版。通俗小说的源头来自话本，它的上游直接唐代及更早的民间说唱文学，和辞赋体的小说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唐宋以后，古体的文言小说与近体的白话小说分道扬镳了，但是还有许多相互影响的地方，它们的源头似乎还在更早的汉魏之际。这个问题容待另作讨论。
注释：
①《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49页。
②裘锡圭《神乌赋初探》，载《文物》1997年第1期。
③伯二六五三。收入《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62页。
④参看拙作《唐宋传奇本事歌行拾零》，载《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任氏行》据日本《千载佳句》考证为白居易作，已收入《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87页)。
⑤《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第170页。
⑥参看拙作《〈丽情集〉考》，载《文史》第21辑。
⑦《分门古今类事》卷二《天后知命》引《甘泽谣》的绮娘故事，与《素娥》情节大异，且多出诗两首，似出改本。
⑧如祝允明《祝子志怪录》卷二《柏妖》、谈迁《国榷》义集《天台山仙女》等。
⑨参看陈益源《元明中篇传奇小说研究》，香港学峰文化事业公司1997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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