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在日本的流布*
□ 巩曰国 苏运蕾
摘要： 奈良至平安时代前期，《管子》及《管子治要》写本随遣唐使东传日本。后来，《管子》的刻本也传入日本，并被各藏书机构收藏。江户时代以后，日本又出现了诸多新的《管子》印本，《管子》在日本广为流布。《管子》的东传，使得部分《管子》珍贵版本得以保存，为《管子》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日本的《管子》翻刻本及新的注释著作，也成为《管子》研究及日本汉学研究的重要文献。
关键词： 《管子》的流布 日本汉学 版本研究
古代日本与中国交流频繁,中国古代文献很早就传入日本列岛，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管子》是我国古代重要典籍，早在唐代，其写本就被带到日本。后来，诸多《管子》刻本从不同途径传入日本，被收藏于各藏书机构。《管子》传入日本后，又有传抄、翻刻及注释解说，从而增添了诸多新的传本。《管子》在日本的流布，既是《管子》研究不可忽略的内容，也是日本汉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管子》写本的东传
西汉末年，刘向奉命校理群书，根据他所见到的不同传本，定著《管子》86篇。东汉至隋唐间，《管子》一直以写本流传。根据相关资料，早在唐代，《管子》还是写本状态时，就已经传入日本。日本古代史书《日本书纪》中，引用了大量中国典籍。据学者考证，“引文出于汉籍而且可以确认者”有20种，其中既有《史记》《汉书》等史书，也有《庄子》《管子》等诸子著作。① 张猛：《汉籍东传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148页。 《日本书纪》成书于日本养老四年（720），书中有的引文可以确认出自《管子》，则《管子》传入日本的时间不会晚于720年。由此可知，最迟在奈良时代（710—794）早期，即唐玄宗开元（713—741）初年，《管子》就已经东传日本。
(1)管理意识淡薄。运输企业正式编排在册员工在减少，所以员工大多是临时雇佣工。这也人员对人事档案没有了解，认为是今天高兴在干活，不高兴就离职。企业也认为企业和驾驶员是雇佣关系，随时可以解雇。所以没必要投入资金对驾驶员的档案进行管理，从而企业中没有形成档案管理。
《管子》传入日本后，收录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由平安时代学者藤原佐世（Fujiwara Nosukeyo，847—898）奉敕编撰，一般认为成书于日本宇多天皇宽平三年（891），也有学者认为此书的编撰在“阳成天皇贞观末年（876）至庆元元年（884）之间”。② 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4页。 该书著录平安时代前期日本传世汉籍文献1 500多部，17 000余卷。这些汉籍文献，“几乎全是遣唐使时代传入的”。③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2152页。 在飞鸟时代、奈良时代，日本曾往唐朝多次派遣遣唐使。遣唐使回国时，往往携带大量中国典籍，“所得赐赉，尽市文籍，泛海而归”。④ 《旧唐书·东夷传》。 在这一背景下，《管子》随其他图书文献被遣唐使带往日本。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的《管子》为20卷，“《管子》廿（卷），齐相管夷吾撰”。⑤ 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9页。 这一数字很可能有误，因为在写本时代，《管子》的传本有19卷本（见《隋书·经籍志》）、18卷本（见《旧唐书·经籍志》）、尹知章30卷注本（见《新唐书·艺文志》），并没有所谓的20卷本。尹知章为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06）国子博士，其所注《管子》在唐代中后期颇为流行。《旧唐书》：“尹知章，绛州翼城人。……所注《孝经》、《老子》、《庄子》、《韩子》、《管子》、《鬼谷子》，颇行于时。”① 《旧唐书·儒学传下》。 30卷《管子》注本在大唐很流行，其流传到日本的几率非常大。因此，《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的20卷本《管子》，很可能就是尹知章30卷注本，其“20卷”可能是“30卷”之误。张猛云：“《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作二十卷，既非十八卷之原本，亦非二十四卷本，疑是三十卷注本，‘二十’乃‘三十’之误欤？”②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1069页。
纠错输出编码(Error Correcting Output Codes，ECOC)[1]作为一种分解策略，已成为解决多类分类问题的第一方案.编码矩阵的构造作为纠错输出编码多类分类的第一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分类性能的好坏.由于事前编码忽略了样本数据包含的类别信息，分类性能无法达到最佳.因此，如何构造符合问题域的编码矩阵成为研究的重点.
二、《管子》刻本在日本的收藏
谈《管子》在日本的流布，还应注意到《群书治要》中的《管子治要》。《群书治要》是唐初魏征等奉敕编撰的一部大型文献。该书选录唐以前经史诸子著作60余种，共50卷，其中第32卷为《管子治要》。
10行无注古本每半页10行，每行21字，刊行于明正德、嘉靖年间。④ 《管子》10行无注古本，安井衡曾以为是“元板”，莫友芝认为“似元、明间刻”，均误，详见巩曰国《〈管子〉十行无注古本刊刻年代考辨》，《图书馆杂志》2010年第1期，第72—73页。 日本昌平学校曾藏有该版本，安井衡（Yasui Kou，1799—1876）撰《管子纂诂》曾经参考。郭沫若云：“余曾得一无注古本，半页10行，行21字，卷首有缺，无题记目录，不知何时刊印。举与安井衡《管子纂诂》所据日本昌平学所藏无注古本相校，内容不异。”⑤ 郭沫若：《管子集校叙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页。 《中都四子》本每半页10行，行21字，刊刻于明万历七年（1579）。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有收藏，《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汉籍简目》著录。
《管子》10行无注古本及《中都四子》本，在日本较为罕见，而稍晚一些的赵用贤《管韩合刻》本则比较常见。赵用贤本每半页9行，每行19字，刊行于明万历十年（1582）。该本为明末以来《管子》最通行的版本，在日本亦流传颇广。据《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日本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文献中心、御茶之水图书馆均有收藏。内阁文库藏有三部，其中一部为枫山官库旧藏，一部为昌平坂学问所旧藏。尊经阁文库藏本，为江户时代加贺藩主前田纲纪（Maeda tunanori，1643—1724）旧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为大木幹一（Oki Kanichi，1881—1958）旧藏。御茶之水图书馆藏本，为岛田篁村（Simada Kouson，1838—1898）、德富苏峰（Tokutomi Sohou，1863—1957）旧藏。
1.1.1 入组标准 脑瘫组采用2014年1月-2016年12月在本院住院治疗的100例脑瘫早产患儿为研究对象；对照组采用非脑瘫早产患儿100例为研究对象。
日本的《管子》印本，早期多为汉文著作。后来，又有学者对《管子》进行日文注释、翻译，如菊池三九郎（Kikuchi Sankurou，1859—1923）、公田连太郎（Kouda Rentarou，1874—1963）、塚本哲三（Tsukamoto Tetsuzou，1881—1953）、小林一郎（Kobayasi Ichirou，1876—1944）、西田太一郎（Nisida Taiichirou，1910—1982）、松本一男（Matumoto Ichinan）、柿村峻（Kakimura Takashi，1906—1997）、远藤哲夫（Endou Tetsuo）等均著有《管子》日文注译本。⑤ 具体是：菊池三九郎：《管子》（上·下），收录《汉籍国字解全书》，京都：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4年；公田连太郎：《国译管子》，收入《国译汉文大成》，东京：国民文库刊行会，1920年；塚本哲三：《管子》，收录《汉文丛书》，东京：有朋堂书店，1928年；小林一郎：《管子》，收录《经书大讲》，东京：平凡社，1939年；西田太一郎：《管子》，收录《诸子百家》，东京：筑摩书房，1965年；松本一男：《管子》，收录《中国的思想》，东京：德间书店，1967年；柿村峻：《管子》，收录《中国古典新书》，东京：明德出版社，1970年；远藤哲夫：《管子》，收录《新译汉文大系》，东京：明治书院，1992年。 其中远藤哲夫的三卷本《管子》充分吸收中国、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管子》现存76篇逐篇翻译，并有解题、校勘、注释、分析，为《管子》日文权威版本，影响广远。
赵用贤本的衍生本，在日本亦多有收藏。如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有吴勉学《二十子》本，系狩野亨吉（Karino Koukiti，1865—1942）旧藏。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东洋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有朱长春《管子榷》本，内阁文库藏有梅士享《诠叙管子成书》本，宫内厅书陵部、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静嘉堂文库藏有朱养纯花斋本等。⑥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第789—790页。
安井衡学识渊博，被称为“江户时代儒学之殿军”。② 金培懿：《江户宽政年间以降学术态势与安井息轩之学风》，《国际儒学研究》（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其《管子纂诂》受到中日学者的推崇。应宝时在序中说：“日本昌平学儒员安井君字仲平者，博学多识人也。悯《管》书奇字讹文，龃龉难读，撰《管子纂诂》，以向贻来喆，介其国昌平学儒员中邨君以书示。余受而读之，作而曰：‘伟哉仲平！人人苦其庞杂无序之书，而竟能厘正于东海之邦耶！’”他盛赞该书“其有补于世，讵浅鲜乎”。③ 应宝时：《管子纂诂·序》，《管子纂诂》，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6年。 日本学者盐谷世弘亦云：“饫肥安井仲平，识高天下，其于诸子，最好《管子》。研读数年，终作《纂诂》一书。《管子》之言，由此而昭矣。”④ 盐谷世弘：《管子纂诂·叙》，《历代管子版本丛刊》（四），第2306页。
作为《群书治要》的一部分，《管子治要》早在唐代就传入日本。日本平安时代的仁明天皇（833—850年在位）、清和天皇（858—874年在位）、宇多天皇（887—897年在位）、醍醐天皇（897—930年在位）都曾读过《群书治要》。⑥ 金光一：《〈群书治要〉研究》，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10年博士论文，第54页。 据金光一研究，《群书治要》应该是随天宝遣唐使或贞元遣唐使传入日本。他说：
2.1 手术相关情况 所有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手术时间为21～55 min，平均(36.5±12.2) min，剜除腺体(29±13.2) g，术后留置导尿管时间(74±11.4) h，术后膀胱持续冲洗时间(15.2±8.2) h，术后住院时间(4±1.5) d。
三、《管子》在日本的刊印
日本的《管子》传本，最初都来自中国。后来，日本亦开始刊印《管子》。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日本的《管子》刊本很多。有全本，如美浓武钦繇（即武田梅龙，Takeda bairyu，1716—1766）训点《管子全书》24卷、安井衡《管子纂诂》24卷等；有选本，如邦正（即菅原显，Sugawara Kenzou）《管子抄倭语解》二卷、梁濑昆（Yanase Kon）《弟子职》不分卷、西岛长孙（即西岛兰溪，Nisijima Rankei，1781—1853）《弟子职笺注》一卷等。还有一些校释类著作，如户崎允明（即户崎淡园，Tosaki tanen，1724—1806）《管子考》三卷、猪饲彦博（Ikai Yosihiro，1761—1845）《管子补正》二卷、冢田虎（Tsukada Taihou，1745—1832）《管子笺注》六卷等。① 还有一些日本《管子》刊本今已不可得见，谷中信一《日本·中国〈管子〉关系论文文献总目索引》第六节《未见一览》著录未见日本《管子》书目18种：《管子牧民国字解》《管子考》《管子全书校》《管子疑义》《管子校章》《管子一适》《管子抄标注》《管子律算概考》《管子笺》《管子管见》《管子补正》《管子考》《弟子职余师》《弟子职补解》《管子解》《管子考》《管子纂注莛撞》《管子要语》。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猪饲彦博《管子补正》、美浓武钦繇训点《管子全书》和安井衡《管子纂诂》。
训点《管子全书》在日本很通行，《和刻本诸子大成》所收《管子》即此本；安井衡撰《管子纂诂》，所用底本亦为此本。该书又有日本宽政八年（1796）重刻本，题作“重订改正管子全书”，由京摄书肆耕价堂、水玉堂、千载堂、宋荣堂同刻。
美浓武钦繇训点《管子全书》，题“唐房玄龄注释，刘绩增注，明朱长春通演”，系据中国的花斋本《管子》翻刻。花斋本题为“合诸名家评定管子全书”，刊行于明天启五年（1625），每半页9行，每行20字，版心有“花斋藏板”字样。美浓武钦繇训点《管子全书》之内容、版式、字体、行款与花斋本完全相同；花斋本卷前之郭正域、沈鼎新、朱养纯、赵用贤诸家序言，除赵用贤序外，亦全部保留。其不同者，训点《管子全书》本将花斋本版心之“花斋藏版”字样删去，又在行间增加了美浓武钦繇的训点，卷前增加美浓武钦繇《管子序》一篇。训点《管子全书》刊行于日本宝历六年（1756），书前题“平安书林玉池堂、向荣堂、水玉堂、文泉堂仝刻”。
猪饲彦博的《管子补正》是一部札记体著作，刊行于日本宽政十年（1798）。书前有《管子补正题言》《管子总评》，并移录朱长春《管子榷》之《管子序》。猪饲彦博云：“今以元冲原本为本，参校诸本，旁稽群书，间附管窥，著《补正》二卷。”② 猪饲彦博：《管子补正题言》，《管子补正》，日本宽正十年（1798）刊本。 书中摘录《管子》之文句，正其脱误，释其字词，对旧注（主要是朱长春《管子榷》之“评”“通”“演”）讹误时有纠正。猪饲彦博的解释虽较简略，但多有创见。郭沫若云：“颇能揭发疑窦而予以解答。说解虽甚简略，时有可取之处。王氏父子及丁士涵之说每有与之不约而同者。以海外学者而能此，殊觉可贵。”③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5卷），第12页。 《管子补正》后收入《汉籍国字解全书》之《管子国字解》。
这天晚上，妻子平复心情后，问我一个其实已经不存在的问题。妻子问，我要真得了红斑狼疮，你说我该这么办？我推脱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妻子说，你现在就给我想一想。我说，想问题总要有一定的时间吧。我不想跟妻子纠缠这件虚无的事。
安井衡《管子纂诂》，刊于日本庆应元年（1864），半页10行，每行20字。前有昌平学儒官盐谷世弘（Shiotani Hiroyo，1809—1867）《管子纂诂叙》及安井衡《管子纂诂序》，又有《管子纂诂凡例》。《管子纂诂》以美浓武钦繇训点《管子全书》本为底本，其中多处文字与通行的赵用贤本不同，而与训点《管子全书》本相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牧民》篇“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安井衡注云：“俗本‘诈’误‘许’，今从赵本。”④ 《历代管子版本丛刊》（四），济南：齐鲁书社，2014年，第2310页。 查《管子》各版本，“诈伪不生”误作“许伪不生”的，只有日本宝历六年（1756）平安书林玉池堂、向荣堂、水玉堂、文泉堂同刻的《管子全书》本。① 宽正八年（1796）京摄书肆耕价堂、水玉堂、千载堂、宋荣堂重刻本《管子全书》已改正。 这表明《管子纂诂》的底本是训点《管子全书》本，而赵用贤本是其参校本。
《管子纂诂》刊行后，安井衡又作《管子纂诂考讹》一卷，前有《管子考讹小引》，日本庆应二年（1865）刊行；又作《管子纂诂补正》一卷，前有清苏松兵备道应宝时序，安井衡自序，日本明治三年（1870）刊行。《管子纂诂》后被收入《汉文大系》，安井衡所作之“补正”“考讹”分录于正文各条之下，书眉增加小柳司气太之解说批校。
首先：要具有良好的可印刷性。焊膏的主要性能体现在颗粒大小与粘度两个方面。焊膏粘度过大时，易粘到刮刀上面，造成焊膏印刷不到模板上；焊膏粘度过低时，则不易控制焊膏的沉积形状，印刷后会塌陷，这样容易产生桥接，同时在使用软刮刀或刮刀压力较大时，会使焊膏从模板开孔中被刮走，从而形成凹型焊膏沉积，使焊料不足而造成虚焊。
明末，《管子》出现了大量的选评本，其中有些也传入日本，如张榜《管子纂》、焦竑《管子品汇释评》等。《管子纂》在《管韩合纂》内，前有万历四十年（1612）朱士泰序，日本内阁文库有藏，系昌平坂学问所旧藏。《管子品汇释评》在《新锲翰林三状元会选二十九子品汇释评》内，题“从吾焦竑校正，青阳翁正春参阅，兰隅朱之蕃圈点”，万历四十四年（1616）刊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有藏，《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汉籍分类目录》著录。
周祖谟先生指出，“禅母等韵图列为正齿音三等。禅母古音，黄侃音略归之于定母，高本汉之《汉语分析字典》则考订禅母之古音d，与定母相近。”[4]周先生运用经籍异文材料证明了禅母与定母的关系最为密切，郭店楚简中也是如此，共有5例。
《管子》在日本的刊印，促进了日本的《管子》研究。20世纪以来，日本出现了大量有关《管子》与管仲的论文与论著。仅谷中信一（Taninaka Sinichi）《日本·中国〈管子〉关系论文文献总目索引》所列1989年以前相关论文就有70余篇，涉及《管子》传本、《管子》思想等各个方面。专著以金谷治（Kanaya Osamu，1920—2006）《管子的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面》（岩波书店1987年版）最有代表性。书中详细讨论了《管子》的版本与篇章结构、《管子》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制思想、军事思想、时令思想、哲学思想以及《管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为日本学界瞩目。
四、《管子治要》在日本的流传
宋代，《管子》开始出现刻本。宋本《管子》有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刻本、南宋初年浙刻本、③ 南宋初年浙刻本系据北宋庆历四年刻本翻刻而成，因书前有杨忱序，也被称作杨忱本。 绍兴二十二年（1152）蔡潜道墨宝堂本等。这些宋本《管子》及后来的明刘绩《管子补注》本，在日本均未见踪迹。根据现有资料，日本收藏的《管子》刻本，较早的是明10行无注古本和朱东光《中都四子》本（也称《中立四子集》本）。
清代民国间，《管子》版本众多，其要者有清嘉庆姑苏聚文堂《十子全书》本，清光绪湖北崇文书局《子书百家》本、浙江书局《二十二子》本、常熟张瑛据宋本影刻本，民国《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等，还有众多石印本。这些版本，在日本流传较广，各藏书机构多有收藏，此不细述。
如果我们着重考虑中国情况，天宝遣唐使行是《群书治要》东渡最好契机，因为我们可以找到当时《群书治要》录副的明显记载，加之对唐朝宫廷秘府藏书情况极为熟悉的朝衡及吉备真备，是此次使行的最主要人物。但是，天宝遣唐使，距离日本天皇最初阅读《群书治要》已经有八十余年，如果仔细考察《群书治要》在日本的讲授情况，不能忽视贞元遣唐使行。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鉴于菅原清公的遣唐使行及其在《群书治要》讲授中的作用，贞元遣唐使也可以是《群书治要》东渡的一次很好的机会。① 《〈群书治要〉研究》，第56页。
天宝遣唐使派出时间为唐玄宗天宝十一年（752），次年返回。贞元遣唐使派出时间为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次年返回。由此可知，《管子治要》传入日本的时间很可能是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年，即日本奈良时代中期孝谦女皇天平胜宝五年，最晚不会晚于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即日本平安时代早期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四年。
《管子治要》传入日本后，先有抄本流传，至江户时代，又出现印本。较早的抄本是平安时代（794—1185）写本，后来又有镰仓时代（1185—1333）写本。平安时AI写作本破损严重，仅存13卷，而镰仓时AI写作本保存则相对完整，存47卷，仅缺第4、13、20三卷，是目前所见《群书治要》最早的较为完好的传本。其印本，先有元和二年（1616）德川家康铜活字排印本，即骏河版，后来又有天明七年（1787）尾张藩刻本，即天明本。② 金光一：《〈群书治要〉回传考》，《理论界》2011年第9期，第125—127页。 这两种印本，均以镰仓时AI写作本为底本。骏河版印数稀少，流传不广，而天明本则流传广远。清嘉庆年间，天明本由日本传回国内，为我国《管子治要》各种版本之祖本。
区域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5行区，小区面积20平方米，并设不少于4行的保护区。实收中间3行(面积12平方米)全部果穗，风干脱粒后称籽粒重量，测含水量，折成14%水分计产，与对照品种比较计算增（减）产百分率。
《管子治要》在日本的流传具有特殊的意义。《群书治要》编撰于唐初，“所采各书，并属初唐善策”。③ 阮元：《揅经室外集》，《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92页。 该书在国内久已失传，幸有日本传本，为我们探究《管子》早期传本面貌及校勘《管子》文本，提供了重要依据。今本《管子》共86篇，其中10篇有目无文，实存76篇。《管子治要》节录《管子》的内容，涉及《牧民》《形势》《权修》《立政》《七法》《五辅》《法法》《中匡》《小匡》《霸形》《霸言》《戒》《君臣下》《小称》《治国》《桓公问》《形势解》《版法解》《明法解》和《轻重乙》20篇。这20篇均在今存的76篇之内，而且其顺序也与今本《管子》完全一致。这说明“至少在唐初时，《管子》的编排和内容就已经和今本一致”，“今本《管子》中的佚篇在魏征以前就已亡佚”。④ 李克（W.Allyn Rickett）：《管子引得导言》（Introduction to a Concordance to the Kuan-tzu ），庄维斯：《管子引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管子》一书讹误甚多，《管子治要》可以作为《管子》文本校勘的重要依据。如《法法》篇“毋赦者，痤睢之矿石也”，《治要》“睢”作“疽”，“矿”作“砭”；《明法解》“任人而不言，故不肖者不困”，《治要》“不言”作“不课”。这两处，今本《管子》文义不通，均可据《管子治要》校正。⑤ 参见巩曰国：《〈管子〉版本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16年，第36—38页。
结语
《管子》在日本的流布，有两个时期最为重要，一是奈良至平安时代，二是江户时代。前者为《管子》传入日本之始，后者为《管子》在日本广为流布之时。奈良至平安时代前期，正值中国唐代，日本积极学习中国文化，中日文化交流频繁。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及留学人员。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回国时，带回大量图书典籍。《管子》由此被带到日本，《管子治要》也随《群书治要》传入日本。江户时代，随着日本商业经济的发展，文化由贵族、僧侣垄断的局面被打破，而向庶民阶层转移。文化阶层的扩大增加了对书籍的需求，大量中国书籍随着商业贸易传入日本，⑥ 江户时代日本虽然长时间实行锁国政策，但仍允许中国商船进入长崎进行贸易。 其中即包括《管子》。据《商舶载来书目》记载，日本正德元年（1711），中国商船“加字号”载《合刻管韩子》一部十册抵日本，享保十一年（1726），中国商船“久字号”载《管子》一部抵日本，享保十七年（1732），中国商船“世字号”载《诠叙管子成书》一部抵日本。①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第789、790、793页。 商业贸易成为江户时代《管子》传入日本的主要通道。江户时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印刷业的勃兴，京都、江户、长崎等地出现了大量私家书铺，刊印汉籍兴盛一时。这促成了美浓武钦繇训点《管子全书》的刊印及重刊。《管子补正》《管子纂诂》以及其他《管子》著作的刊印，也与此有密切关系。中国《管子》版本的大量传入及日本《管子》印本的大量出现，形成了江户时代《管子》在日本广为流布的局面。
《管子》在日本的流布，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值得关注，一是保存了《管子》的珍贵文献，二是形成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传入日本的《管子》版本，有的非常珍贵，有重要的收藏价值及文献价值。如昌平学收藏的10行无注古本，存世稀少。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仅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山西省文物局、吉林省图书馆四家有收藏。该本年代较早，可以校正《管子》其他版本。日本学者安井衡撰《管子纂诂》，曾用以校勘。其《凡例》云：“其粹者胜今本远甚矣。……明赵用贤校《管子》，自云所改三万余言，正其脱误，几为全书。然参考其说，殊少所发明，安知其无误改哉？幸有是本得以订正赵本之误，亦右文之余泽也。”② 《历代管子版本丛刊》（四），第2309页。 日本的《管子》印本，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安井衡的《管子纂诂》，于《管子》全文通体施注，是自朱长春《管子榷》、梅士享《诠叙管子成书》后，又一个重要的《管子》全注本。《管子纂诂》由应宝时作序，很早就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并引起人们对安井衡的关注。黄遵宪曾为安井衡《读书余适》作序，称：“余读其著作，体大思精，殊有我朝诸老之风，信为日本第一儒者。”③ 陈铮编，黄遵宪著：《黄遵宪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60页。 俞樾在致《管子校正》作者戴望的信中，曾向其推介《管子纂诂》。④ 俞樾：《俞曲园尺牍》，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4年，第17页。 俞樾还曾向来访的日本人竹添进一郎（Takezoe Sinichirou，1842—1917）专门询问安井衡的情况。当时安井衡已经去世，他听到这一消息，为之怅然。⑤ 李风宇：《花落春仍在：德清俞氏家族文化评传》，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4页。 安井衡之所以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主要是由于其《管子纂诂》的学术贡献。冒广生云：“其书取古本及刘绩本、朱长春本、梅士享本及《群书治要》参校异同，虽所见不多，而字疏句栉，多就原文，有时反出乾嘉诸大师之上。”⑥ 冒广生著，冒怀辛整理：《〈管子〉跋十七则》（续），《管子学刊》1988年第1期，第34—39页。 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Kuraishi Takeshirou，1897—1975）认为，日本江户时代的诸子学研究，“能在中国的学界面前拿得出手的就是《管子纂诂》”。⑦ 仓石武四郎讲述，杜轶文译：《日本中国学之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4页。
《管子》在日本的流布，是一个复杂的学术课题。有的环节如宋元时期《管子》在日本的流布状况，尚不清楚；有的问题如《管子》在日本的流布与日本学术思想发展的关系，尚未展开。凡此，均需做进一步探究。
中图分类号： B226.1
doi: 10.19326/j.cnki.2095-9257.2019.03.015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稷下学派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9JZD011）的阶段性成果。
（巩曰国：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苏运蕾：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标签：《管子》的流布论文; 日本汉学论文; 版本研究论文; 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论文;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