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外部影响及对策_中国资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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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历程

      全球化进程的全面和深入推进给一国产业结构变化带来深刻影响，最主要的表现是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技术贸易、最终产品及中间产品进出口成为一国产业结构演变中的重要因素。来自外部的因素使一国产业结构变化可能建立在外部资源要素条件上，还可能形成以外部需求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一国产业结构的完整性和协调性。当国内产业部门不再依赖于其他部门而能够生存和发展时，各部门之间的比重不再构成彼此依存的整体，[1]就会出现产业结构迁移。这里所说的产业结构迁移指产业结构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相对于维持结构自身的完整性、系统性和协调性而偏离的程度。结构迁移表现为一国要素结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出口结构之间的非对称程度，最主要的是要素结构与生产结构、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生产结构与出口结构之间的迁移程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影响一国产业结构最突出的表现是可能发生两次结构迁移，即外资与出口增长主导下的结构迁移和分工锁定格局下的结构迁移。

      (一)第一次结构迁移——外资与出口驱动下的结构演变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建设和产业发展基本建立在自有资源要素条件上，发展建设的目标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制定。改革开放以后，引进外资和出口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一时期发生的结构迁移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技术引进弥补我国发展中存在的资本和技术缺口，二是外部需求带动的出口增长弥补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需不足问题。前者是生产结构与国内要素结构的迁移，是一种结构性迁移，表现为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工业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产值占比从1990年的2.3%增长至2003年的35.9%，出口占比从1990年的12.6%提高至2005年的58.3%。出口增长导致的生产结构与国内需求结构的迁移，是一种规模迁移，表现为我国工业品出口总额与工业总产值之比从1978年的4%增长至2004年的25.2%。与此对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工业总产值之比从1981年的43.5%下降至2006年的25%。

      (二)第二次结构迁移——分工锁定格局下的结构演变

      在理想状态下，要素结构、生产结构、需求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引导各种资源要素向有利于满足和诱发需求结构升级的生产结构流动。但随着出口导向战略的持续实施，当国际需求成为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变量时，一国生产结构就会向满足不断扩大的国际需求结构的方向演变，这种诱导作用会进一步向生产要素领域延伸。经验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工业发展不但没有向要素升级的方向演进，反而在低端要素的使用上趋于强化，也就是说工业发展越来越依赖一般劳动投入，资本和研发要素在总投入结构中的比重趋于下降。在资本与劳动投入结构上，资本偏离度从2007年的0.5下降至2011年的0.4，在研发人员与一般劳动投入结构上，研发偏离度从2004年的0.4下降至2011年的0.1(见表1)。

      

      在出口结构与生产结构的对应关系上，内需导向与外需导向共同作用导致我国工业领域呈现二元结构，即：一方面，以满足内需为导向的产业，出口竞争力可能较弱，以满足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产业，出口竞争力较强，从而导致生产结构与出口结构的结构偏离度较高。从2005年的比较看，我国工业出口与生产结构偏离度(0.71)高于日本(0.66)、韩国(0.53)等国家，这与不同行业间的增长机制差异有关，有的行业以满足内需为主，如食品、钢铁、石油化工等，有的行业则出口优势明显，集中在纺织服装、皮革鞋帽、办公机械、电气产品等。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市场的有关信息跟我国企业往往是不对称的，导致我国工业生产结构会在原有路径下以相比国际市场需求更大的比例增长，这可能引发生产结构与出口结构的规模迁移。2003～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速18.7%，远高于出口交货值7.4%的平均增速。

      在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的对应关系上，由于我国消费升级比较缓慢，产品生产在满足消费需求上较为吻合，消费结构与产出结构的迁移程度相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2005年，我国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偏离度为0.85，低于日本(0.97)和韩国(0.95)。发达国家则不同，其消费结构中的低端产品往往通过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高端产品则大量出口，因此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的偏离度比发展中国家要高很多。进一步推演至消费结构与出口结构，我国以满足国内中间投入为主的产品，由于其在最终消费和出口中所占比重较低，因此其对消费与出口结构偏离的影响减弱，如钢铁、化工等产品；最终消费比重较大的行业往往是出口比重较高的行业，因此两者迁移较小。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由于先后经历了外资与出口驱动下的产业结构迁移阶段、分工锁定格局下的产业结构迁移阶段，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已发生深刻变化，在结构升级中理应发挥关键作用的内生因素的作用在弱化，作为外生影响因素的全球化因素的作用在增强，由此产生产业结构升级中技术进步、产业链建设、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问题。

      (一)长期依赖技术引进削弱产业自主创新能力

      长期的技术引进导致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而跨国企业的本土化在研发资源争夺、市场空间挤压等方面给我国企业带来挑战。分析发现，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对外依存度在上世纪90年代最高，以技术引进经费支出为主。2003年以来，技术引进经费和外资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占比呈逐渐下降趋势，至2011年占比已降至30.2%。在这一阶段，外资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占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的比重从2000年的19.1%上升至2010年的26.1%，成为工业科技活动的主导力量。更严峻的是，外资企业依靠国内科技人才建立起本地化的研发机构，造成我国科技人才的“境内流失”，对国内企业研发和竞争力提升形成挤压。2011年相比2005年，29个工业行业中，有23个行业外商投资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研发人员占比呈增加趋势。目前，外资研发在一些行业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以纺织服装、文教体育用品、通信设备及计算机等最为明显，占比都在40%以上。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二)全球价值链分工导致关键设备与核心零部件的进口依赖严重

      全球价值链分工最显著的特征是中间产品交易规模显著扩大，即发展中国家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越来越多，发达国家进口中包含的出口中间投入越来越多。贸易结构的这种变化映射到生产上就表现为一个国家局限于产业链的一个或几个环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其产品生产对于发达国家的关键设备和核心零部件的进口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可以引入垂直专业化指数对一国出口产品所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进行行测度。①运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供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测度各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发现，我国垂直专业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主要是办公用品及计算机制造业，无线电、电视、通讯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医学、光学精密仪器制造业，这些行业的垂直专业化加深程度也是最快的。1995年，这四个行业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均为0.2，2005年增长至0.5、0.4、0.3和0.3。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表明，我国产业链处于高度不完整状态，产业发展对中间产品的进口依赖越来越严重，产业结构由于技术瓶颈的制约而陷入低端锁定状态，难以实现转型升级。

      

      (三)跨国公司扩张削弱本土企业在结构升级中的主动性

      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2]但跨国公司从自身角度出发进行全球资源配置，未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本土产业升级。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一国经济发展对外资的依赖程度是对产业结构升级主体问题的综合考量，可以通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外资依存度来测度。数据分析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要远高于世界多数国家，外资净流入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的0.5%增至2005年的4.6%。从1990～2012年的平均水平看，外国直接投资占我国GDP比重为3.7%，不仅远远高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先进国家，而且高于巴西、泰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从行业角度看，外资企业对一个产业的控制程度可以通过外资企业产值占比来反映。外资企业占比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劳动密集型制造领域，如皮毛羽绒制品、文教体育用品、纺织服装及鞋帽、塑料制品等；二是机械装备制造领域，如通信设备及计算机、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交通运输设备等，其中通信设备及计算机制造业最高的2005年达到84.1%，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品机械制造业最高的2004年达到69.9%。外资企业占比过高不仅使我国产业升级的方向被跨国公司所掌控，而且使我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GDP意义上的，在很小程度上是收入提高和技术进步意义上的。[3]

      

      (四)低端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导致产业升级滞缓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对外贸易发展中，我国始终将鼓励出口放在首要位置，通过鼓励出口、加工贸易优惠、外资超国民待遇等措施，扩大出口。但如果脱离本土市场需求，将国外低端需求(乃至加工贸易)作为产业发展的原动力，可能会降低产业自我发展能力。由于国外消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引领作用，国内企业对于国际市场和消费者的理解和把握始终处于劣势地位，难以实现对“挑剔客户需求”的有效跟进，从而对产业和产品创新形成重大制约，只能是放弃产业的前端生产研发环节，从事发达国家企业外包的生产加工业务，获取收益的增长空间不大，甚至面临被日益压缩的困境。目前，出口在我国部分行业已经具有显著的主导作用，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部分机械装备领域。其中，出口占比最高的是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和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及其他设备制造业，这两个行业在多数年份超过一半的产值被用作出口，最高的2004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68.3%和67%。

      

      三、全球化新挑战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调整

      (一)外资递减形势之下的要素调整

      由于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海外投资母国对外投资能力下降，全球流动性由繁荣转向萧条，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形势正在发生较大转变。当前，我国外资流入已经呈现增速减慢甚至规模下降势头。一方面，相比于我国要素成本不断攀升，一些后起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条件迅速崛起，致使我国外资利用形势面临激烈竞争，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低端抽底”效应。另一方面，部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可能趋向于回流发达国家本土，给驱动我国未来结构升级的潜导产业造成“高端封顶”效应。这与发达国家实行“再工业化”战略有关。随着机器人、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制造新技术的大量应用，形成对高强度劳动投入的替代，从而节省人工生产与管理的成本费用，这可能会增强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发展优势。[4]

      在外资撤离与回流母国给我国造成“低端抽底”和“高端封顶”效应的形势下，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资源要素必须依赖于我国自身要素基础。据此，要素领域的调整主要是针对要素结构与生产结构的结构性迁移进行调整，使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关键要素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国内供给，受外资制约的瓶颈要素需要通过内生培育来突破，已经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需要更多地整合利用全球资源要素。只有在要素调整的基础上，我国产业发展才能摆脱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困境，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攀升；我国技术进步才能摆脱对于国外技术“重复引进、反复引进”的恶性循环，实现自主创新的有力突破；我国企业才能摆脱受困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治理的阴影，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品牌。需要注意的是，所谓要素调整并不是指未来产业发展的要素需求全部通过国内供给来实现，也不是指所有产业发展的要素需求都通过国内供给来实现，而是传统优势产业升级中的瓶颈要素、动态比较优势产业形成中的关键要素要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国内供给，对比之下，传统优势产业发展中的低端要素可以转由国外新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来供给，高端产业发展中的高端要素还可以通过引进和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来供给。这样，才能摆脱过度依赖国内低端要素和过度依赖国外高端要素的双重依赖格局，进而在要素结构升级的基础上，顺利、有序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二)外需紧缩形势之下的市场调整

      由于世界经济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发达国家消费增长还处于恢复状态，全球需求增长面临诸多困难。此次危机后，曾为我国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支撑作用的国际贸易大好局面可能逆转，这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出口模式、技术能力等提出严峻挑战。[5]外部市场需求的疲软直接导致我国出口企业订单下滑，出口增长陷入低迷。一项调查显示，2012年，40.5%的受访企业认为当前影响外贸出口最大的因素是国际贸易形势不稳定。[6]同时，外需转移成为我国外贸增长的重大挑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东盟、印度、中南美国家等发展中经济体，将会以更加低廉的成本优势，逐步实现对中国制造的供给替代。[7]以越南为例，自2007年以来，越南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速开始超过我国，2011年其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34.2%，高于我国14.1个百分点。

      我国继续实施“出口导向”战略难以为继，未来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不是要不要扩大内需，而是如何扩大内需，以及如何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提升。[8]据此，市场调整是针对生产结构与国内需求的结构性迁移、生产结构与国外需求的规模迁移进行调整，使我国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的原动力在更大程度上立足于国内需求，使我国企业对于国际市场的开拓和占领向获取更多分工利益和贸易利益的方向改进。市场调整的第一个层次是在宏观经济层面，将经济发展从出口导向战略向立足国内市场、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的内外兼顾战略适度调整，引导国内企业更多地进行针对我国消费者自身特点的产品创新，引导国内消费者更加青睐本国产品和品牌，实现由进口品牌向自主品牌、由民族品牌向世界品牌的转变。市场调整的第二个层次是在出口领域，调整外贸出口格局，优化出口增长方式，一是在产品结构上从规模扩张、价格竞争向质量提升、非价格竞争转变，二是在地域结构上从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向新兴发展中国家等多元市场转变，这有助于改变我国局限于国际分工低端环节的现象，可以利用我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和技术梯度，建立新的国际分工优势。

      (三)分工锁定格局之下的技术调整

      随着全球产品内分工不断深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中心—外围”分工格局日益强化，各国产业都通过一个或几个产业环节嵌入这一体系，从而加大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在产品内分工模式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依赖于发达国家的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被锁定在出卖劳力、消耗资源的生产加工环节。在这种分工格局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面临技术资源积淀不够、中高端产业环节发展滞后、外需市场萎缩减弱增长动力等问题。虽然在以往发展中，我国通过技术购买和引进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但“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路径存在重大的局限性，市场让出并未换来真正的技术，反而削弱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甚至我国产业自有的技术创新机制都遭到破坏。[9]

      摆脱国外技术锁定，解决自主创新问题是我国产业发展中的长期和根本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我国对原有技术进步路径进行调整。技术调整的要义，一是不盲目、狂热跟随国外技术潮流，而是向适合我国国情、具有我国特色的技术进步道路回归。我国技术进步要结合资源要素条件的变化，鼓励企业更多地创造出能够将技术进步的生产效率与劳动力的成本优势相结合的新技术，将技术的标准化优势与劳动力的手工优势相结合的新技术，将技术逐步升级与劳动素质逐步提高相结合的新技术，从而走出具有我国特色的技术进步之路。二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力量向我国自身要素资源条件回归。在技术进步的重心上，瞄准产业升级的关键领域和瓶颈环节，选择最急需、最具条件的领域尽快实现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三是充分利用全球要素资源。在开放的全球经济格局中整合各种可以利用的高级要素，包括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和人才等，实行“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企业的整合利用下逐步形成自主核心竞争力。尤其要利用国外企业深陷国际金融危机困境的契机，对国外优质企业和优质资源进行战略并购，获取关键设备、核心技术、知名品牌和营销网络等资源，突破我国技术升级的瓶颈制约。

      (四)跨国公司治理格局之下的企业调整

      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发达，主要看这个国家有多少资本雄厚、技术发达、管理先进的一流跨国企业。[10]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企业微观组织形式并被广泛采用。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产生两个重要结果：一是这些企业实力日益强大并对世界经济产生决定性影响，甚至富可敌国。二是产业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各国的研发生产与经营都只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11]在这种格局下，一方面增加了我国企业“接入”全球创新网络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企业将面临技术领先企业更为直接的封锁和抑制，[12]我国企业要想借助全球化之力促进产业发展和创新升级需要破除更多的外部桎梏和束缚。

      企业发展调整指培育具有全球化经营实力的跨国企业，这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保障。首先，增强我国企业的本土竞争优势。虽然外资企业在争夺我国市场，但我国企业具有本土发展的巨大优势，如对我国市场的消费感知、产品研发、市场开拓等都具有外资企业不可比拟的优势，可以培育一批具有后发赶超优势、持续创新能力和国内话语权的大型企业集团，未来这些企业将成为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治理的“链主”企业。其次，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向中高端环节攀升。在依赖低端加工环节的传统发展模式走到尽头之时，我国企业在许多产业的技术和资本积淀也达到相当的深度，具备向价值链中高端环节攀升的可能，可以实现一些关键领域和制约环节的进口替代，沿着一般零部件制造、重要零部件制造、高级组装和核心零部件制造、研发设计、品牌服务的分工阶梯攀升，提高国内企业的增值率。最后，整合全球资源，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构建全球价值链。抓住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良好机遇，促进本土优势企业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转变，推动国家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延伸，形成全球生产网络的治理能力。

      ①垂直专业化指数越高，则一国产业在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时所创造的国内附加值越小、加工程度越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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