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概况（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冷战论文,概况论文,国外论文,结束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苏联东欧的剧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曾跌入低谷，一些原先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更弦易帜，甚至回过头来攻击马克思主义；一些人疑虑重重，悲观失望。右翼资产阶级人士为此则兴高采烈，并耸人听闻地喊叫：“马克思死了，马克思主义也死了！”“社会主义已经死亡，社会主义正在死亡！”但事情并非如这些人所预言的那样，而是相反。9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回升，且势头不减。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一般情况
（一）新涌现的或原来就有但仍较活跃的主要流派、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1、分析马克思主义（ analytical Marxism） 。这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发展潜力较大的思潮之一，该派学者共同的思想倾向是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科亨（ G.A.Cohen） 是该派公认的创立者之一，他致力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其他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约翰·罗默（ John E.Roemer） 、威廉·肖（ Shaw,William） 和J.埃尔斯特（ Elster,Jon） 。
2、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又称文化阐释学的马克思主义。该派试图把文本理解方法、解释技巧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从解释学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意义。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 ，加拿大的罗伯特·韦尔（ Robert Ware） 和凯·尼尔森（ Kai Nielsen） ，英国的雷蒙德·威廉姆斯（ Ramond Williams） 和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
3、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该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批判，全面推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高兹，加拿大的本·阿格尔（ Ben Agger） 和美国的威廉·莱易斯（ William Leiss） ，日本的尾关周二、入江重吉和岛崎隆等。
4、市场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或模式的理论，它致力于证明公有制和市场的有机结合能同时达到公平与效率，并试图通过二者的结合而实现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有美国的约翰·罗默（ John E.Roemer） 和戴维·施韦卡特（ David Schweickart） ，英国的大卫·米勒（ David Miller） 、索尔·埃斯特林（ Saul Estrin） 和尤里安·勒·格兰德（ Julian Le Grand） 。
5、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该学派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号召妇女起来进行斗争，认为妇女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代表人物有美国的舒拉米斯·费尔斯通（ Shulamith Firestone） 、南希·哈索克、海第·哈特曼、伊丽沙白·格罗茨、里斯·沃格尔、罗斯玛丽·亨尼西等，法国有克里斯蒂娜·德尔菲。
6、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该学派把社会主义描述为乌托邦，并认为这种乌托邦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蓝图。该学派除美国的学者M·迈斯纳外，还有积极倡导“乌托邦式的马克思主义”的N·布利斯和S·奥林，法国的代表人物是社会学家米歇尔·阿尔伯特。
7、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研究的理论学派。它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不能孤立地分析，而必须从世界分工的角度来分析。它的发明人是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和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沃勒斯坦激烈批判和抨击资本主义体系，并力图构想一个社会主义新体系来取而代之。
8、管理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或称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该学派研究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它把资本积累划为不同的阶段和模式，并将其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分析结合起来。其理论同世界体系论是互补关系。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大卫·戈尔登（ David Golden） 和法国的米歇尔·阿格里塔。
9、日本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苏东剧变后，日本学界在经历了短暂的沉寂和彷徨后，以伊藤诚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反攻：政治经济学的复活》的出版为标志，又一次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目前，在日本比较活跃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主要有，重视黑格尔逻辑学研究的见田派、数理马克思主义的置盐派、新的新古典派马克思主义、伊藤诚为代表的宇野派、市民社会派、八木的调节学派、制度学派、演化学派、讲座派、民主革命派，等等。经历了苏东剧变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注重发展本国的独立的研究，提出实践的唯物主义，当前则比较多地关注全球化、环境和社会主义理论等现实问题的研究。
10、后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拉克劳和默菲。该派以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以及批判解释学为武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式阅读，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得出种种新的结论。由于该派成员比较复杂，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因而不能一概而论。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有关出版物不断增多
随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情的回升，国外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也日益增多，并且首先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上。1991年3月，有关组织成立了“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编辑委员会”，该委员会召开国际专家学者会议，审查原百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MEGA2的出版原则。1992年3月23日至28日在法国普罗旺斯大学召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工作会议。会议重要成果是详细地审查修改并通过了百卷本的出版原则。此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德国特里尔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卡尔·马克思故居研究中心、莫斯科俄罗斯社会和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独立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研究院等多家机构，以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 IMES） 的名义进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百卷本（亦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辑、整理和出版工作，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46卷（计划出版114卷124分卷），32卷正在编辑之中。我国的中央编译局根据这一版本翻译出版了16卷中文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在马克思主义大型工具书的编纂和出版方面，德国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考据词典》，现已出版7卷，预计出版15卷，至2020年出齐。该词典全面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术语、概念和范畴，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的传播、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事件、人物等。法国在1999年出版了修订版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词典》。该词典也是历史考证式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术语、概念、范畴、人物和事件都进行了考证和研究，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德国的上述词典就是以此为蓝本的。
现已出版的一些较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有：《共产主义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国际马克思大会论文集》、《马克思经济学的现实化》、《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学者和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和民主》、《1917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等。
较有影响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杂志有：法国的《当代马克思》、《马克思世界》、《思想》、《共产主义评论》；英国的《国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评论》、《新左派评论》、《共产主义研究和过渡政治杂志》；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论坛》、《新马克思主义杂志》、《卡尔·马克思故居刊物》、《左派》；美国的《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评论》、《苏联与后苏联评论》、《批判社会学》；意大利的《今日马克思主义》。
（三）有关的学术活动和纪念活动不断举行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外左翼学者开始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新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为此，他们组织了不下几十次的国际大型学术会议，著名的有：
“国际马克思大会”。1995年9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命运。全世界有500多名代表参加，加上各界人士的参加，总人数达1000余人。这在当时引起不小的震动，《世界报》惊呼：“马克思又卷土重来了！”
“欢呼乌托邦：对社会主义的再展望”国际讨论会。1996年4月由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纽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美国激进哲学学会、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非洲-美洲委员会以及《批判》杂志、《每月评论》杂志等30多个组织发起，重点讨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问题，与会者达千余名。
“96马克思主义大会”。1996年7月英国《社会主义者评论》杂志等单位组织召开，是一次规模空前的马克思主义者集会，与会者达6000余人，大会举行了260多场报告会和讨论会，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通向社会主义之路：改革还是革命？市场还是计划？”国际研讨会。1996年6月召开，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主办，重点讨论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对市场与计划的经济体制的评价问题。
“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国际讨论会。1998年5月由法国“马克思世界协会”等单位主办，总人数达1500多名，来自世界五大洲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人士汇聚一堂，共同讨论有关《共产党宣言》和内容十分广泛的问题。场面十分热烈。
“全球化与人类解放——建立公民世界”国际讨论会。2000年11月由法国“马克思世界协会”等数家单位发起，与会者也有1000多人，大会讨论了构建公民世界的可能性和初步规划，讨论了全球化与人类解放的道路等问题。
“世界社会论坛”。这是1990年以来拉丁美洲各国左翼政党和组织举行的国际性理论讨论会，最初称“圣保罗论坛”。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圣保罗论坛”发展成为拉美甚至世界性的左派重要聚会。2001年，“圣保罗论坛”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与会者一致赞同将论坛的性质确定为“左派、反帝、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一切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团结互助和参与制定替代方案的空间”，并决定更名为“世界社会论坛”。2002年，“世界社会论坛”吸引了来自世界1000多个组织的5000多名代表参加。与会者骄傲地将论坛称为“百姓论坛”、“穷人的联合国”，他们响亮地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是可能的！”至2003年，“世界社会论坛”已经举行3届会议，基本成员组织达74个。
像“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一样，其他一些左翼会议也已成为常规性会议，例如，纽约的社会主义者讨论会每年定期在纽约举行，已成为影响很大的国际会议；法国的“国际马克思”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
这些讨论会具有重要影响力，一是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加深了对当今世界现实、新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的认识；二是推动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三是借助大会讲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四是显示了世界左翼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加强了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团结，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友好合作；五是由于我国学者的参加，宣传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加深了国际人士对我国的认识和理解。
二、研究的主要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新的趋向：在一定程度上研究重心由发达资本主义向市场社会主义转移，由文化问题向社会政治、生态等现实问题转移。其研究的主要问题归纳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态度
1、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肯定
不少学者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而是肯定。例如，英国学者伦敦经济学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梅格纳德·德赛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崩溃，马克思主义似乎遭受严重的失败。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按照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而发生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肯定的证据，而不是否定的证据。美国哲学家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这意味着，庆贺资本主义市场决定性胜利的做法是不合乎逻辑的。”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也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东欧剧变和苏联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失败的只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即官僚社会主义。21世纪的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广阔的前景。”法国已故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也指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1]
原苏联主体俄罗斯共产党人在遭受剧变冲击之后，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可贵，他们组成“马克思主义组织协会”，并在2004年第3期《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争取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组织协会呼吁书》。呼吁书认为，教条主义使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人与共产主义运动疏远，阻碍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我们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马克思创立的社会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不是空想和教条的汇集，而是活生生的科学，它随着周围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协会向所有共产党人呼吁：“加入到马克思主义组织协会中来！”
2、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死亡”的回答
冷战结束后，关于“共产主义已经死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垂死的意识形态”等论调一度颇为流行，针对这些论调，美国学者埃尔斯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努力促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沃勒斯坦认为，已经死亡的是作为现代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而没有死亡的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 David Mclellan） 也认为，苏东剧变证明马克思主义中既有“死去的”部分也有“活着的”部分，用“死去的”部分指导社会主义就没有前途，而用“活着的”部分指导社会主义就有前途。[2]
3、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美国左派记者约翰·卡西迪认为：“在许多方面，马克思的遗产被共产主义的失败掩盖住了。……他写下了关于全球化、不平等、政治腐败、垄断化、技术进步等动人的段落，现在经济学家们又碰到这些问题，他们有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步马克思的后尘。”[3] 沃勒斯坦指出，苏东剧变以来，人们认为他们正在放弃马克思本身，但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仍然具有现实性，仍然具有启发性。
在英国，威廉姆斯在20世纪80年代转向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眼光看待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作品，讨论文化霸权主义，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如何用文化霸权控制人民大众，这种霸权怎样导致了人的异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迈上新的台阶，马克思主义著作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日本不仅得到业界人士的重视，也受到广大国民的欢迎。
4、如何“改进”马克思主义
在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历史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能动统一，就能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教条式的永恒真理，就可以避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容于“现代思潮”和“后现代思潮”。威廉·肖主张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一种以经验为根据的科学理论来对待，试图通过发掘马克思的理论揭示其意义，并使其内在难点凸显出来。道格拉斯·凯尔纳主张重构马克思主义。他确信苏联的解体表明正统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终结。“修改”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生命之所在，这种理论本身需要发展、重构甚至抛弃陈腐的或不适当的特征。
英国学者肖恩·塞耶斯认为，苏联的垮台和东欧社会主义的毁灭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和历史的终结，但马克思主义确实正处在危机中，必须从根本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思考。伊格尔顿主张把结构主义的某些合理因素揉进马克思主义之中，并吸收当代各种批评理论的积极成果。针对西方国家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后现代热和文化热，他认为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不必把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特定文化现象统统引进自己的国家，否则便会丧失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4]
5、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具体问题
（1）对《共产党宣言》的肯定性评价
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对马克思的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列宁语），对它的肯定，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毕生所努力的事业的肯定。苏联东欧剧变后，人们并没有忘记《共产党宣言》，相反，人们对它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纪念和肯定。1998年5月中旬，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国际大会”，来自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名代表提供了349篇有关论文，汇编成12本论文集。代表们对《宣言》的伟大思想及其历史意义进行了讨论和宣传，影响十分深远。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拉扎尔指出，《宣言》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它使历史沸腾起来，《宣言》发表以后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比混沌初开以来发生的所有变化还要多，而《宣言》对于当代比它所发表的时代更具现实意义。法国经济学家杜梅尼尔指出，《宣言》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动力以及人类社会依次相继的生产方式的分析，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必然趋势。它所提供的方法具有科学性和预见性，是认识、批判、分析当今社会的有力工具。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罗贝尔·于认为，《宣言》发表一个半世纪之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它为我们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政治路线，而是具体分析复杂事物的方法以及创新和现代化思想的源泉。法国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安德烈阿尼指出，资本存在本身就是《宣言》现实性的最好证明，我们要用《宣言》中的思想分析当今社会存在的压迫、剥削和异化。该中心前主任乔治·拉比卡指出，柏林墙倒塌时，人们把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点关系的东西都埋葬，并宣告经济自由主义的胜利，声称市场与民主从此不可分开。可是，几年刚刚过去，人们突然发现，即使右翼势力也开始对自由主义进行猛烈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将把我们引向灾难。“在我看来，纪念《宣言》发表150周年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5]。
（2）对马克思若干基本观点的肯定。世界体系理论家沃勒斯坦认为，马克思的四个基本观点——阶级斗争、两极分化、意识形态和异化，对分析现代世界体系仍然是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巴里巴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特性完全依赖于它对阶级斗争所作的明确、重要而又恰当的分析，没有这种分析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是必然的、基本的这一论题丝毫没有因为其他斗争形式的爆发而被驳倒，因为所有其他的斗争，像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的、宗教的与性别的斗争，都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隐蔽形式。只有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我们对历史的盛衰才有比较明确的了解。在两极分化的问题上，沃勒斯坦认为，马克思从两种意义上给予两极分化以极大的重视：一是坚持认为在经济上存在两极分化和趋势，即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趋势；二是指社会上的两极分化，即每一个人不是变成无产阶级，就是变成资产阶级，所有中间阶级都将消失。马克思所指的两极分化现象一直未停止过，贫困化、相对贫困化或绝对贫困化从未停止过。关于意识形态问题，沃勒斯坦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低估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以及对这一分析所做出的贡献的重要性。因为思想不单纯是脑力思考的结果，也是从某些特定意识形态氛围中形成的。在异化问题上，沃勒斯坦认为，这一概念是马克思思想中不可缺少的。因为异化是通过其主要化身——财产——破坏人性完整的社会弊病。反对异化的斗争是恢复人的尊严的斗争。[6]
（3）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重新进行思考。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资本主义分工的非人道后果或许是马克思主义最初批判资本主义的最经常和最广泛的主题。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论述可以看出，他们最初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和伦理的批判，而非经济的批判。其核心关注点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作为生产者的人的基本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谴责资本主义，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体制的病态，而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和局限性。也就是说，他们谴责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没有“解放生产力”，而是因为没有“解放生产者”，因为资本主义确实用新的更加不人道的制度奴役生产者。最后，迈斯纳指出，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纠正流行的经济主义偏见，这对当代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7]
（4）关于历史决定论与社会主义命运问题的争论。苏联东欧剧变后，西方刮起一股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歪风，同时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命运也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这些思想主要表现在：第一，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思想中有两个“必然性”思想。如“第四国际”理论家曼德尔认为，社会主义只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而并不是“必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列宁、卢森堡等均始终否认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他们只是把资本主义的未来描述为两种可能性之一。埃及学者阿明也认为，把社会主义看成必然性领域的事物，这是把社会比作自然、把社会领域中的客观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的还原论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俄罗斯学者克拉欣更明确地认为，历史的意义并非取决于规律，而是取决于价值。因此，科学无法证明社会主义是达到社会目的的客观历史必然性的某种理论的反映，因为历史上没有这种必然性，正如没有客观的目的设定一样。克拉欣还彻底否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社会发展有客观规律性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不能应用类似自然科学的客观的真理标准”。第二，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出发，否定《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如德国学者施蒂勒就认为，将社会结构与政治和精神生活建立在“经济生产”之上，是误解和误导；它使人有理由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的解释。这一点尤其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资本主义仿佛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中[8]。第三，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历史决定论的“破产”。如曾是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现在观点发生重大变化的奥伊则尔曼就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经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家制订的社会纲领，这样，“关于废除一切形式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客观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也就不攻自破了”。[9]
广大维护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观点的学者反对上述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对大量社会经济事实进行科学分析才产生出来的科学结论，它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以及社会主义必然产生的论断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如越南1996年出版的《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问题》一书指出，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不仅是按顺序发生的，而且也包含在一定的具体历史环境下越过一定的经济社会形态的情况，所以由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仍然是必然的和可以实现的。
（5）“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说
近年来，西方思想界出现了名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该思潮可分为左、中、右三翼。左翼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中翼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右翼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埃内斯托·拉克劳和比利时学者桑塔尔·墨菲。
“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和批判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反叛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义思潮。“后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主义有“好感”，指望后现代主义为重振、复兴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灵感；“后马克思主义”赞成解构主义，认为它是批判的、左翼的和革命的，并且认为马克思已有解构行动，马克思是“第一个解构主义者”。批判解释学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所坚持的“后马克思主义”主张。他力图借助对德国传统解释学的反思，通过“科学的解释”，把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科学知识合理地联系起来，而使解释学成为更具批判力的“批判解释学”。“后马克思主义”借助“批判解释学”对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进行了批判。
詹姆逊在美国被公认为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位“新马克思主义”者。他首先认为，“后现代”一词所假定的新特征已经由从属地位转变到了支配地位，因而完全有理由把它划为一个新时代。正如美国学者凯尔纳和贝斯特所言，詹姆逊试图把后现代主义相对化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作为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观点结合起来的尝试，詹姆逊将后现代主义置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试图通过研究后现代观点来重新思考当前时代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10]
德里达发明了“解构主义”，认为“解构”是“对批评的解构”，是“一场在肯定事物秩序的前提下的批评运动”。他认为，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于：第一，在效果上，解构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是相通的，解构所从事的“批判唯心论”的工作和马克思主义文本之间有间接的联系；第二，解构所做的工作，正如马克思当年用“实践”对旧哲学和意识形态所做的批判一样；第三，解构主义不反对马克思对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批判态度，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深恶痛绝；第四，肯定马克思主义是今天世界所有人的共同遗产，今天的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是马克思遗产的继承人；第五，赞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的本质仍未发生变化。
拉克劳和墨菲在1985年共同发表的题为《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的著作中，公开声称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墨二氏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化“已经陷入僵局”，因而需要用“后马克思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末遭到的沉重打击中“多半不能醒来”，因而已经“退隐”。第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是错误的，因而造成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应当寻找新的革命主体。第三，用激进与多元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斗争策略和奋斗目标，因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缺乏多元民主。第四，提出用“新霸权”理论取代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第五，重新规划社会主义，即用“激进与多元民主”这一术语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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