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当前利率机制的几个判断及商业银行经营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业银行论文,几个论文,利率论文,对策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在我国利率自由化史上，将是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一年。政府对利率手段的重视和运用程度，利率对社会生产、人们生活的影响，从来没有象该年那样引人注目。这一年发生在金融领域中的一系列现象及政府推出的一些改革措施，将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我国今后的金融及利率改革进程。对此加以总结分析，对于实业界和政策制定人无疑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拟对该年度与利率关系紧密的几个现象加以综述，并做一些理论分析，提出针对商业银行经营的一些建议。
一、现象综述
1.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存贷款利率及时下调。该年度与利率最紧密相关的一个金融现象，应该是存贷款利率的两次较大幅度下调，（4月1日保值补贴率的取消，实际上也是一次利率下调），这两次利率下调，相对于当前的利率调整，不仅幅度大，而且调整及时，反映了政策制订者对经济运行状况关注的敏感度提高。
2.国债利率已充分市场化。1996年，也有人称之为国债年。该年国债不仅在发行数量上跃上了一个历史的新台阶，全年新增发行量超过2000亿，到年末国债未偿余额已超过4300亿，而且在发行时机的选择和方式上也呈灵活多样态势。尤其是国债发行利率的市场化，即在1995年8月试验的基础上，1996年正式引入了价格竞争的招标方式来发行，这其实已表明，国债利率已充分市场化了。因为国债交易的二级市场1988年已建立，交易利率已自由化，等到发行利率已完全由竞价决定，可以大致做出上述的判断。如果将这一事件放在我国利率自由化的动态过程来分析，这应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实际上已标志一个新时代将要开始。日本的两个“kokusai”（国债化、国际化）成为利率自由化的契机，在我国看来此条途径仍然可行。在目前我国金融产品品种较为简单的情况下，国债成了证券市场中最活跃的交易品种，其发行利率和交易利率的自由化，对决定整个非管制利率部分的走势应有很大影响。再加上其为“金边债券”的性质，按西方国家的经验，金融市场中的一个基准利率应该说在我国已经出现了。
3.试运行的CHIBOR已经产生。1996年1月3日，15家商业银行总行之间的同业拆借市场开始试运行。3月1日之后，35个城市的各家商业银行分行及其他非银行机构通过当地的融资中心参与全国同业拆借业务。于是两级同业拆借市场的构架基本形成：一级网络由15家商业银行总行和35家融资中心组成，35个城市的各商业银行分行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二级网络的交易。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同业拆放利率，简称为CHIBOR（CHINA INTER—BANK OFFERED RATE），1996年6月该利率上限取消，使其成为一个可反应全国范围资金供求状况的利率指标。
4.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开始运作。1996年4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向14家商业银行总行买进2.9亿元国债券，表明了我国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正式启用。中央银行买进卖出国债，直接影响的是货币供应量，但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无疑会对利率水平产生影响，而且国债收益率本身就构成市场利率的一个部分，这也就是说政府有了除直接设置利率上限之外的其他手段来对利率施加其影响。
二、对目前利率机制特点的一些分析和判断
1.我国的利率自由化已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利率自由化，确切讲来，应该是利率体系的自由化。在金融市场上，由于交易品种多种多样，各自的供求受不同因素的影响，所以，并没有一种单一的市场利率水平存在。为简单起见，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订者一般都将普通存贷款利率管制的解除，作为利率自由化实现的标志。现实中确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金融自由化改革顺序的安排中将存贷款利率、尤其是存款利率的放开安排在最后阶段。当然，也有一些国家一开始便解除了对存贷款利率的管制，但其效果并不好。所以，要成功实现最后阶段的“惊险一跳”，没有一定的条件积累是不可行的。据有些国家的经验（如日本），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增加金融市场中可交易的品种，使社会金融资产多样化，然后先使这类非存贷款品种利率自由化，通过它们与存贷款资产的竞争，最终放开存贷款利率。在扩大市场交易品种方面，国债是作为首先开发的品种（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其发行、交易利率的自由化，就先在利率管制体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且以国债券为基础的回购交易所形成的利率也是短期市场利率的主要代表指标之一。如果运行充分，统一拆借市场所形成的利率，是可以反映出宏观经济面上资金供求状况的，而且也是政府和货币当局把握经济运行态势的主要参考变量。其自由化步伐先行一步，对于一个没有统一市场利率的国家来说，应具里程碑意义。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我国的利率自由化已经进入实质性启动的阶段。当然，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这些已经放开的利率形成尚不能充分反映资金市场的供求力量对比，如何使之完善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2.利率形成中市场力量已在隐含地发挥其影响作用。我国利率体系，从总体上分析，是标准的管制利率体系。《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要遵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上下限。但是，1996年的利率水平变动，已经明显感觉到市场力量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作用。
（1）同业拆借利率的产生对政府认识当前利率水平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水平。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利率水平，是政策制订者较难把握的事情。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利率，虽然仍有相当不完善之处，但从目前运行情况看，基本上反映出了全国范围内的资金供求状况，其利率水平对政策制定者应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自从1月3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运行以来，CHIBOR水平渐成下降之势，即使从6月份上限取消，完全由供求力量决定之后，总的趋势仍未改变，这其实已显示市场利率有走低之趋势，两次降息只是顺应市场潮流而已。
（2）从资金供求来看，两次降息的实质仍在于资金供求力量的不平衡。1996年的两次降低存贷款利息率，表面上的理由是由通货膨胀率逐渐走低而促成，实质上其力量仍是供求不平衡所致。
从资金供应角度看：近几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呈高速增长态势，尽管96年上半年两次利率调整，但到6月末时，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仍达到35458亿，比上年末增加5751亿，虽然8月份再次下调利率，1996年末，储蓄余额仍超过38000亿元，从各种抽样调查来分析，选择储蓄存款仍是居民资产组合选择中资产投向的主要去向。储蓄水平的稳定增长，使得银行资金头寸较为宽松。
从资金需求角度看：从社会经济运行角度看，对资金需求的力量还应从实际生产部门、尤其是企业的产出效益来分析。如果市场规律作用正常，只有当借款用于生产的产出收益大于借款支付的成本时，借款人（企业）才会去银行借款，如果后者已大于前者，对资金的需求应该不会实际产生。当然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也会出现无利率弹性的“虚假性”借款（false demand for credit）或称为“灾难性”借款（distress borrowing），这就是当企业处于破产边缘，而且原发放贷款的银行也惧怕由于企业破产而波及自身，故而不惜成本答应企业的要求。非常态下的企业也就从风险回避者转变为风险爱好者。这些情形并不具备普遍意义。如果按此原则来分析，我国企业应存在严重的资金需求不足。这可从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与贷款利率的简单对比中得出。1994年，我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平均资金利税率尚在10%左右，1995年降至6%，而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的利率维持在12%左右（一年期），如果再加上一些补偿性存款，企业实际支付的利率还要高。尽管有人会提出我国企业对利率变动反应迟钝，可以不顾利率水平而寻求贷款。应该承认，这一现象在过去确实较为普遍，但经过几年改革之后，许多企业已在计算着收支盈亏，银行也是如此。除非情况特殊、外力介入，上述那种不顾资金成本的现象已越来越少了。利率变动的弹性已逐渐在增强。
3.利率变动效应的影响在扩大。利率下调无疑是1996年我国经济生活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事件，社会各界对之变化的反应也不似往常那样平淡，一时间竟成为各大媒介的中心话题。企业、个人、政府的利率敏感度都在提高。企业迫于成本压力（我国企业的高负债率，使得融资成本成为企业生产成本中的主要组成变量），从1995年末即在呼吁降息，到了1996年要求更为强烈。政府面对企业亏损面的扩大，也在两难选择中寻求良策，一挨通货膨胀率稳定，即迅速反应，及时降息。那么民众的反应如何呢？近几年的储蓄水平居高不下，不能不说与较高的名义利率水平有关（尽管实际利率为负或零）。存款利率下调，居民的反应还是较为敏感的。1996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第19次城乡居民储蓄问卷调查显示，储蓄利率下降对促进居民投资选择的多元化，引导消费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回答如果利率下降让您选择时，58.9%的人选择继续存款，比去年同期下降3.1%；有23.8%的人选择取钱买东西，上升2.1%；选择证券投资的17.3%，上升0.8%。这也可以从储蓄月增幅中看出一些利率下降的效应。从1—6月各月储蓄比上年同期增加幅度为36%、35%、40%、40.5%、39.5%、38.7%。可以看出，4月份达到顶点后，5、6月在逐级放慢。利率变动的影响突出反应在存款储蓄结构上，居民在低利率水平上更偏好于流动性品种的选择。1996年上半年，各月定期储蓄比重大幅度下降，1—6月份，各月的降幅分别为97%、84%、104%、115%、78%、54%。
4.政府已经启用非直接管制影响利率的手段。在由管制利率向自由化利率转变过程中，政府如何构架起有效控制市场利率走势的市场化机制，是政策设计中和实际操作中的难点之一。在西方金融发达国家，非直接利率管制的手段，大致是通过如下三种途径来对市场利率产生影响的：一是通过再贴现率的变化；二是钉住银行间市场（如联邦基金市场）利率；三是公开市场业务。第一、第三种是原有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已有的手段，第二种则是近几年新的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之一。因为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原有的对货币量的控制已失去意义，故西方国家纷纷转向对市场利率的重新注意，以此作为政策的中介目标，在美国对联邦基金利率的钉住便是这种转变之一。如果按照后凯恩斯主义的“利率外生决定理论”，再贴现率与联邦基金利率实际是联在一起的，二者之间的差别只是一个“皱眉成本”（frown cost），而且其他市场工具的利率也随之通过套利机制而得以确定。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还把它们认为是两种途径。公开市场业务虽然影响间接，但是由于反应及时，而且通过券种的选择可以影响利率结构，更为货币当局重视和经常使用。1996年，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启动正式表明央行已开始运用之作为影响利率水平的手段了。尽管其购买或抛出本身对市场利率走势影响甚微，但是其指向性却可引导市场向政府希望的方向运行。
三、对商业银行经营的一些建议
随着近几年利率变动的频率加快，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利率风险也在增大。为此，商业银行必须采取一些新的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来应付风险。针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及利率自由化前景，本文提出如下一些建议：
1.借鉴国外经验，采用先进的资产负债管理办法。西方主要国家在70年代末之后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迫使许多银行绞尽脑汁寻求对策，已开发出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和办法，这些完全可为我所用。如：差额管理（ SpreadManagement）、搭配记帐管理（Matched book）、缺口管理（Gapmanagement）、持续期管理（Duration）和利率掉期（Interest-Rate Swaps）等。
2.拓宽资金筹集渠道。随着货币市场工具的逐渐增多，利率体系越来越趋向自由化，存款这一目前居民保存其金融资产的主要方式将可能为其他工具所替代，它可能仍具主要工具，但其重要性将会下降。而且银行间的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商业银行获得资金的成本将会越来越高。所以，为了应付这种变革的挑战，商业银行除了继续巩固传统的吸储办法外，宜及早动手，开拓其他渠道，筹集资金。这一点，美国六十年代银行界逃避Q项条例的思路值得借鉴。针对利率上限的规定，美国银行界开发出CDs躲开了这一规定，且将其发展成为银行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之后，正是通过CD手段的细化，最终导致了Q项条例的被取消。日本也借助这一工具，使之利率自由化得以最终完成。我国商业银行界应尽可能早日开始自己的CD类产品。可以肯定，谁在这一领域先行一步，谁将占有市场的主动。
3.重视贷款之外的投资行为。在我国目前利率体制下，由于存贷利差过小，银行从存贷差上获利的能力有限；如果再考虑到，我国企业的效率低下，贷款中成为不良贷款的比重甚高，那么，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一方面除了加强贷款监督管理方面的工作外，还应积极地去开拓其他投资渠道，目前我国可投向的工具有：国库券、拆借市场、回购市场等。同时，发挥银行具有的信息功能优势、人才优势，拓宽业务范围，提供其他金融服务，如：信托服务、租赁业务、咨询、公司资金管理等。
总之，利率自由化带给商业银行的既有挑战，但更多的是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