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对冷战后美国对朝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战后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的结束，一方面使美国的战略家感到共产主义威胁不复存在，但另一方面更强化了他们要消除共产主义的信念，因此，负有反共“神圣使命”的美国是不会轻易放过包括朝鲜在内仅存的几个共产主义国家的。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就深深地打上了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是影响冷战后美国对朝政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意识形态是“朝鲜威胁论”的重要内涵
冷战时期美国对朝政策完全被纳入了冷战的框架，即将朝鲜看成是共产主义的一部分和苏联进行扩张的工具。不过，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曾使美国严重偏离了既定的全球战略方针，即以欧洲为战略重点，并且遭受了严重的直接损失。此后美国一直非常重视对朝政策。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朝政策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在保持与韩国的同盟关系的同时，对朝鲜进行军事遏制。直到80年代末，美国仍然认为，“北朝鲜的军事力量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南朝鲜，苏联额外提供的武器不断加强其军事力量”(注：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第23页。)。不过，美国仍然没有忘记“和平演变”这一手。所以在对朝鲜实行遏制政策的过程中，“美国利用它的影响鼓励朝鲜人进行民主改革”(注：上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第123页。)。然而，对朝鲜的“和平演变”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当80年代末绝大多数“共产党国家”危机加重时，朝鲜被美国划入“没有危机”的国家之列，它“在维持社会压迫和实行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方面更有成效”(注：[美]布热津斯基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所译：《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277页。)。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曾一度减弱对朝鲜的重视程度，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认为朝鲜已经失去了苏联的支持，威胁性减弱。此外，美国还存在着苏东剧变的冲击波会很快把朝鲜冲垮的幻想。在1990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朝鲜问题只提到：“美国对大韩民国承担的义务仍然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寻求减缓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完全赞同汉城为举行富有成果的南北对话所做出的努力。”(注：上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第157～158页。)可以看出，美国此时对朝“和平演变”的倾向有所增强，希望朝鲜半岛能按照德国的模式实现统一。
不过，到了1991年，核武器问题成了美朝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在1991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政府一方面表示要同韩国一起“力图说服北朝鲜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并“坚信朝鲜半岛真正的稳定，只有通过南北方直接对话才能实现”，另一方面又“对北朝鲜不履行核不扩散条约的义务越来越关注，并认为这已成为朝鲜半岛最紧迫的安全问题”(注：上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第204页。)。1992年，美国正式提出怀疑朝鲜正在发展研究核武器，并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从5月份开始，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鲜进行了6次检查，调查结果表明，朝鲜的核技术尚处在低级阶段。但是美国对这一结论持怀疑态度，敦促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决议，要求朝鲜在一个月内做出答复，接受对其宁边地区进行“特别检查”，否则将进行经济制裁，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此外美国还要求日本和韩国不得在朝鲜核问题解决之前改善与朝鲜的关系。对美国的高压手段，朝鲜针锋相对，于1993年3月12日发表声明，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并指责“美国在韩国仍然储存着核武器”，美国所要求的“特别检查”是对朝“民族自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威胁”。美朝关系高度紧张，朝鲜半岛局势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不过，美国并不想通过武力手段解决问题。在中国等有关国家的调停下，美国与朝鲜进行了谈判，最后于1994年10月达成协议，使因核问题引起的紧张气氛得以缓和(注：薛君度、陆忠伟主编：《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周边形势》，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417页。)。然而，此次危机虽然渡过，但核问题却使美国对朝鲜更不放心，更加认为朝鲜“对国际和平构成了现实的威胁”。而且美国一些政要还建议：“在它不再成为威胁以前，我们应该继续把它看作是被国际社会所遗弃的国家”(注：[美]尼克松著、范建民等译：《超越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也有人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做法。强硬派强调，克林顿政府与朝鲜达成的协议“只起到了延缓北朝鲜垮台的作用”(注：Selig S.Harrison,“Promoting a Soft Landing in Korea”，Foreign Policy,Spring 1997,p.57～58.)。
不管怎样，核危机使此后的对朝政策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大棋盘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1994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克林顿政府表示要“做出努力确保无核化的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为此美国要对这一地区承担重大的义务，同时提出两手措施：“倘若北朝鲜能开诚布公并使其核计划的主要部分‘冻结起来’，我们准备同它进行广泛的、彻底的会谈来解决各种问题。但是，如果北朝鲜追求发展核武器，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与盟国和友好国家一起确保南朝鲜的安全，并保持对平壤政权的国际压力。我们的长期目标仍然是实现一个无核化、和平、统一的朝鲜半岛。”(注：上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第285～286页。)克林顿在其著作《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中，在谈到对朝政策问题时，仍强调对朝鲜“采取强硬路线”，因为“南北朝鲜之间的边界是世界上设防最密的边界，平壤维持着总数达100万人的常备军”，而且正在实行“核开发计划”，而美国“决心阻止北朝鲜建立核力量”。不过，克林顿也宣称，“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南北朝鲜的和平统一”(注：[美]比尔·克林顿著、金灿荣等译：《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108页。)。
归结起来，美国对朝政策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核武器因素，另一个是意识形态因素。与古巴、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北朝鲜“有能力构成对外威胁”，在美国眼中，“北朝鲜不但对南韩，而且对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继续构成严重威胁”(注：上引《超越和平》，第113～114页。)，所以相比之下美国更加重视朝鲜。但是核武器因素只是一方面，对比美国对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等实际有核国家的政策可以看出，将朝鲜看成威胁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这就是意识形态。冷战后，美国反共主义外交更多地是与推进民主这个安全战略目标结合在一起的。关于推进民主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与作用，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阐述得非常精辟：“推进民主既是国家利益也是一个软力量之源，尽管这种力量所发挥的作用经常是不够集中并且是个长期的过程。美国推进民主既有意识形态利益，又有实际利益。”(注：Joseph S.Nye Jr.,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53.)笔者极为赞同奈的观点。美国的这种对外政策理念和目标不可能不作用于对朝政策。
接触加遏制：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的基本方针
在如何对朝鲜实施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外交上，美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策主张。一种是坚持以往的强硬政策，即继续对朝鲜实行封锁、制裁、孤立、遏制；另一种则主张对朝鲜实行接触政策，通过接触来促进朝鲜的“演变”。90年代中期以后，对朝实行接触政策的主张开始占上风。比较有代表性的接触政策思想就是赛力格·哈瑞森提出的“软着陆”。所谓“软着陆”就是“一个渐进的统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方都不被对方吃掉，同时华盛顿帮助平壤去实现一个中国式的经济改革”。哈瑞森将朝鲜与前东德做了对比，认为朝鲜不会出现像东德那样的剧变，即不会被外力压爆，也不会从内部爆炸。这样的结果是与朝鲜的文化传统相关的。他认为：“准宗教的民族主义神秘气氛与对金日成的记忆结合起来，继续激发人们对执政的劳动党的极权主义纪律的广泛接受。这种纪律又被主张政治集中和顺从纪律的强有力的儒家传统所强化。”“儒家的特性已经不仅在各个方面影响着南朝鲜的政治演变，而且也影响着北朝鲜，使之更容易维持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制度。”因此，美国政府不应该指望通过高压手段促使朝鲜崩溃，而是应该采取像对中国和越南那样的接触政策。(注：Selig S.Harrison,“Promoting a Soft Landing in Korea”,Foreign Policy,Spring1997,p.57～67.)。
接触政策逐渐为克林顿政府所接受。特别是金大中就任韩国总统后，对朝鲜实行“阳光政策”，促进了韩朝之间的经济接触，推动了双方的交流与合作。与此同时，朝鲜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开放的迹象：韩国到朝鲜旅游的人数大幅度增加，韩国的中小型企业开始探索在朝鲜进行投资，越来越多的离散家庭获得团聚；韩朝之间的官方对话已经举行；朝鲜出人预料地提出与南方进行“高级政治会谈”。美国又感到“演变”朝鲜的希望增大，于是又增强了对朝接触、交往的一面(注：新华社联合国1999年3月12日英文电。)。不过，美国对朝鲜“发展核武器”还是很担心，因此又不能放松遏制的一面。可以说，在对朝政策上，美国也存在两派：乐观派和悲观派。乐观派认为：一系列迹象表明，金正日政权正缓慢地向外部世界开放。尽管当时发生了朝鲜发射越过日本上空的三级火箭和在黄海水域与韩国军舰发生冲突这样的事件，但朝鲜还是与韩国恢复了谈判，派高级代表团访华，并对美国派遣的特使表示欢迎，这表明朝鲜愿意同国际社会合作。悲观派则认为：发射火箭、与韩国军舰发生冲突等挑衅行为表明，朝鲜已经学会了如何向西方讨价还价，而西方的“绥靖政策”更使朝鲜得寸进尺，因此朝鲜半岛随时都可能发生危机(注：参见“Another Korean Crisis”，The Economist，August 21st-27th 1999,p.21.)。
就政府方面来讲，美国还是倾向于“软”“硬”兼施、“胡萝卜加大棒”。早在1994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雷克就对美国对朝两手政策阐述得非常明确：在劝说朝鲜放弃核计划的同时，“我们使平壤清楚，如果它决意将国际关注置于它的核计划之上，改善关系的大门将向它打开。否则，朝鲜将面对日益增长的孤立和强硬。”(注：Anthony Lake,“Confronting Backlash states”,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1994,p.47.)几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贯彻这样的政策。1999年5月下旬，美国前国防部长、朝鲜政策协调人佩里访问了朝鲜，这是自1994年前总统卡特访朝以来美国前往朝鲜的第一位高层政界人士。佩里的使命，一是为制定政策“掌握第一手材料”，二是对朝鲜提出忠告，不要恢复核试验和开发射程更远的导弹，否则将会产生“严重后果”。据说，佩里访朝时，还带去一个一揽子计划，主要内容是告诉朝鲜：美国将设法改善两国关系，最终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同时将解除长达50年的制裁，扩大两国的贸易往来，其条件是朝鲜必须完全放弃核武器和导弹开发计划。这个一揽子计划的主要特点是：美国不再寻求推翻朝鲜的现政权，同时也不再强调朝鲜必须实施开放的政策(注：新华社华盛顿1999年7月4日电。)。9月14日，佩里向美国国会呈递了“一揽子接触政策”报告，提出与朝鲜进行对话，将其纳入国际社会来消除其威胁；但同时又提出，如果朝鲜不答应，就对其进行“遏制”。
不管怎样，美国还是加强了对朝鲜的接触。1999年9月17日，克林顿总统宣布放宽根据《与敌国贸易法案》、《国防工业生产法案》和商务部的《出口管理条例》对朝鲜实行的一些制裁的决定，实行了近50年的对朝贸易制裁终于有所松动。
美国搞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以及在东亚地区搞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公开打出的旗号就是为了对付所谓朝鲜的导弹威胁。但是明眼人都明白，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主要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在对朝政策问题上存在着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希望朝鲜尽快向“自由化”演变，使朝鲜这个“威胁源”得以消除；另一方面又需要这个威胁源存在，以服务于其全球战略。
2000年6月13～15日，韩国总统金大中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在平壤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并签署了共同宣言，旨在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促使离散家庭团聚，为朝鲜半岛统一铺平道路。这次会晤极大地改善了朝韩两国的关系，同时也对美国的对朝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对美国来说，朝韩的和解有可能冲击美国在亚洲驻军的长远计划，削弱其在东亚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合理性，破坏整个东北亚政治力量的平衡。
尽管如此，美国还是认为，朝韩首脑的会晤有利于“使朝鲜与国际社会接触”，即有利于美国实行对朝的“接触政策”，所以它还是表现出了欢迎的态度。还在会晤进行中，克林顿就说，他对朝鲜和韩国之间前所未有的首脑会谈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称这是迈向双方和解的充满希望的一步。与此同时，美国积极采取措施，改善与朝鲜的关系。就在朝韩首脑会晤结束的当天，美国就宣布向朝鲜捐赠5万吨食品，并少有地赞扬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在举行此次会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天后，即6月19日，美国官方报纸《联邦政府纪事》公布了对朝贸易的新规定。新规定旨在放松1950年朝鲜战争初期对朝鲜实行的一度几乎是全面的贸易禁运。新规定允许朝鲜向美国出口原材料和制成品，同时允许美国公司向朝鲜出售不具有军事用途的美国商品和农产品；此外还开放两国之间的航空旅行和海运线路以及个人和公司之间的银行转账；解除对美国公司投资的限制。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决定不再把伊朗、利比亚和朝鲜称作是“无赖国家”，而仅仅是“令人关注的国家”(注：《参考消息》2000年6月16日、21日。)。
与此同时，朝鲜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改善朝美关系的措施。6月21日，朝鲜宣布它将延长中止导弹试验的时间，同时还提议举行朝韩两国红十字会组织会议，这被认为是朝鲜愿意与其他国家进行接触的一个迹象。对朝鲜的行动，美国迅速做出反应，表示打算恢复有关遏制朝鲜研制远程导弹计划的谈判。为了表示美国对朝鲜的“好意”，6月29日，克林顿总统宣布向朝鲜发放2000万美元的分期援助，以用于能源采购。为了表示此项援助的用意，克林顿声称，看来朝鲜正在履行其冻结核武器项目的承诺(注：《参考消息》2000年6月24日、7月1日。)。随着朝鲜方面在发展核武器和美国在韩国驻军问题上逐渐表现出灵活的态度，发展美朝关系的主要障碍已经消除，美国加快了发展对朝关系的步伐。10月10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会见了来访的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赵明录。此举被看成是发展美朝两国关系的关键一步。有的分析家甚至做出这样的估计：朝鲜会很快从美国开列的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勾掉，并且实现美朝关系(从法律上讲两国关系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的正常化(注：新华社联合国2000年10月11日电。)。10月23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访问朝鲜并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会晤。奥尔布莱特成为第一位与金正日会晤的美国官员。美朝关系迅速升温。
朝韩最高首脑会晤后，朝鲜的外交十分活跃。继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之后，英国、德国和荷兰等西方发达国家与朝鲜建交或承认朝鲜政府，同时朝鲜与东南亚国家也加强了交往，特别是2000年7月27日，在第七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朝鲜正式成为该论坛的成员。这一切都显示出了朝鲜正以新的姿态面向世界。对西方国家与朝鲜发展关系，美国是持欢迎态度的。就在10月19日英国和德国宣布计划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说，美国鼓励各国向朝鲜这个共产党执政的封闭国家敞开大门(注：《参考消息》2000年10月21日。)。
美朝关系前景仍充满变数
不过，尽管美国采取了一些缓和同朝鲜关系的措施，加强了“接触”的一面，但它仍没有放弃“遏制”的一面。美国政府注意到，在朝韩首脑会晤之前，金正日先到中国访问，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访问了朝鲜，朝鲜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得到加强。对此，美国政府认为是“危险战略”，并且对朝鲜“动摇”美国的意图表示出警惕。就在美国政府宣布向朝鲜捐赠5万吨食品的同时，五角大楼的官员却说，现在断言如果朝鲜和韩国实现统一，驻韩美军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还为时尚早，并且明确表示美国计划在亚洲保持军事存在(注：《参考消息》2000年6月17日。)。7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表示：即使6月的历史性会谈促成了朝韩统一，美国也应保持在朝鲜半岛的驻军。他说：“我们不应该考虑在可预见的未来从韩国撤军。我们的部队应该留在那里，即使朝韩统一或者建立某种联邦、联盟或其他什么可能的政治安排。”(注：《参考消息》2000年7月3日。)在发展导弹防御计划上，美国竟然表示：“南北朝鲜高峰会不影响美国的NMD。”五角大楼以及政府其他部门的一些官员仍坚持认为，不论取得任何外交进展，美国继续实行有限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NMD)依然是有理的。而按美国官方的说法，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第一阶段的明确目标就是为了对付来自朝鲜的“威胁”。
2001年1月共和党布什政府上台后，对朝政策转为强硬，美朝间的正式对话停滞下来，布什政府还不断对朝施加政治、军事压力，试图迫使朝鲜在导弹、核问题上做出让步。布什政府奉行强硬的对朝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布什在竞选中阐述对外政策时就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因素。他声称“美国的价值观总是美国日程的一部分。我们倡导人的自由并不是一种外交形式，而是我们国家所承担的一种基本义务。共产主义在任何形式上都已经到了末日，这是我们信心的源泉。”(注：George W.Bush,“China and Russia-Powers in Transition”,Speech at the Ronald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 in Simi Valley,California,on November 19,1999.)
九一一事件使美国加重了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担心，朝鲜成了主要的关注对象。2002年1月29日，布什提出“邪恶轴心”说，将朝鲜与伊拉克、伊朗并列为“邪恶轴心”成员，即美国为防止恐怖分子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要打击的目标。随后，朝鲜爆发抗议美国的行动。美朝关系进一步恶化。布什在2002年2月访问韩国时表示，他不会改变对朝鲜领导人的看法，“除非他使他的人民获得自由”(注：《参考消息》2002年2月21日。)。不过，美国并未完全放弃对朝鲜的接触，因为毕竟实行对朝接触政策更符合美国的利益。4月，美国表示没有推翻金正日体制的意图，着重强调应遵守框架协议。对此，朝鲜方面也做出了回应。但是，美朝关系很难恢复到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程度，主要原因在于布什政府的强硬对朝政策是难以很快改变的。
总的来看，与对越、对古政策相比，虽然美国实行的也是“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政策，但是由于朝鲜拥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正在研制核武器，朝鲜问题在美国外交大棋盘中的位置更重要一些，因而美国对朝鲜更加不放心。韩国外交和贸易事务部长洪苏杨认为，朝鲜未来可能有三个结局：一是开放社会并实行改革；二是坚持现行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继续闭关锁国；三是沿着一条中间路线摸索前进，不情愿地不断调整其路线，以适应它所面临的挑战。目前朝鲜所遵循的并很有可能继续走下去的是第三者(注：Hong Soon-young,“Thawing Korea's Cold War:The Path to Pea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Foreign Affairs,May/June 1999,p.9.)。洪苏杨的观点基本为美国决策层所赞同。针对朝鲜的这种发展态势，美国外交委员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提出，“美国对朝新政策需要更大的胡萝卜和更大的大棒”(注：新华社香港1999年10月31日英文电，曼宁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的文章，题为《务实的政治主张》。)。至于以哪一方面为主，要看朝鲜的走向，如果美国认为朝鲜正在走洪苏杨所说的第二条路线，则“大棒”会更大一些，如果朝鲜在走第一条或第三条路线，则“胡萝卜”会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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