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词义及其演变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怎么出现的，原意是什么，其含义有什么变化？我们长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却很少有人具体、细致地深究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含义。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从“马克思主义”词义及其发展演变方面厘清认识，对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态度
“主义”一词本是中性的，是指思想、理论、学说和信仰。
最早出现“马克思主义”的称呼是在19世纪60至70年代，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等人在马克思的名下冠以“主义”用以表示马克思的理论是“泛斯拉主义”、“泛日尔曼主义”、“俾斯麦主义”来贬低、攻击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质。到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的“马克思派”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
在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后，一些国家的先进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为了肯定马克思在理论上的伟大贡献，开始从褒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3月18日《纽约人民报》发表《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悼念文章，提出“尤其要感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谢尔盖·舍维奇在《马克思与俄国社会主义者》一文中说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俄国的普及比德国还早”。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家考茨基于同年4月6日在维也纳出版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真理》第7期上发表悼念马克思的文章，其中有三处提到“马克思主义”。文中说：“巴枯宁先生，无政府主义的这位权威人物打算与马克思主义者方面所进行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相对立，从事制造革命”，“我们自己阵营里的反对者，现在也已聚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周围。今天在马克思主义阵营里可以找到马克思的最顽强的反对者”。
马克思曾说过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恩格斯多次引用这一说法：“马克思在谈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 可见，马克思本人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他更愿意把自己的学说称为“新唯物主义”、“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
恩格斯在1886年8月18日《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开始正面采用“马克思主义”，他说：“我可以断言：激进主义即褪了色的老牌法国社会主义在议院中的胜利，将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首先在巴黎市参议会中的胜利。啊，要是马克思能够看到，他的关于民主共和国现在无非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行决战的战场这一论点，正在法国和美国得到证实，那该有多好啊！”② 随后，“马克思主义”被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广泛采用。
恩格斯从引用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到褒义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在给保·拉法格的信中说；“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③ 1881年3月8日，查苏利奇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你会明白，公民，——查苏利奇继续说——你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是多么引起我们的注意，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④
1890年8月5日恩格斯给施米特的信涉及19世纪末德国发生的“大学生骚动”。当时，德国反社会主义党人法解除之后不久，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一次大学生骚动，一部分大学生涌入党内，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党的反对派即“青年派”自居。这些人以著作家身份进入了各种形式的报刊编辑部这种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部门。他们采取“幻想置生死于不顾地‘拿下障碍物’”的策略组织工人上街斗争，因而使工人运动遭到损失。这些人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宣传，说是得到了恩格斯的支持。为此，恩格斯被迫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如果说我对不久前在我们德国党内发生的著作家和大学生骚动的性质还可能有怀疑的话，那么看到这种企图宣布我是支持这些先生的阴谋的极端无耻行为之后，任何怀疑都应该消除了。”⑤
当时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些想以马克思为旗帜而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理论的人。19世纪70年代的“一些法国人”是一些年轻人，如拉法格，在马克思的理论刚刚在法国传播时，他们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当作了经济决定论。后来，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俄译本出版不久，在俄国引起了一次大论战。一些年轻人在社会发展问题上，认为只有西方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犯了教条主义错误。马克思不同意这种观点，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马克思逝世后，在德国，反社会主义党人法解除之后，涌进党内的一些年轻人自以为读了一些马克思的书，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了。他们组成了党内的反对派。这些人不顾已经改变了的政治环境，依然采取发动工人上街筑堡垒、夺取政权的策略，使党在强大的敌人面前遭受损失。
对于以上各种不同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在国家问题上，同马克思、恩格斯是根本对立的。他混进第一国际以后，进行秘密组织，形成了巴枯宁派别。他们把马克思最终要使国家消失的理论完全变了样。“无政府主义者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政治组织开始……从1867年起，无政府主义者就竭力采取各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夺取国际的领导权。马克思是他们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在1872年9月的海牙代表大会上，历时五年的斗争以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国际而告结束。”⑥ 对于后来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采取了教育即理论说服的方法，他引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⑦ 他还说明了俄国当时所处的历史地位和国际环境。俄国农村公社“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⑧ 明确指出：“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⑨
恩格斯是怎样对待声称得到他支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呢？他除了登报和他们的行为划清界限之外，主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并指出他们的错误所在：“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对他们宣传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著作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马克思在谈到70年代末曾经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是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置生死于不顾地‘拿下障碍物’；这也许会使作者们的不屈不挠的勇气备受赞扬，但是，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的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毁灭掉。”⑩
恩格斯开始从正面采用“马克思主义”这一词语是在1886年8月18日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在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党人法”时期，1886年8月中旬，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倍倍尔因“夫赖堡判决”要去坐牢，同他一起坐牢的还有8个人。这是俾斯麦政府对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的阴谋迫害。恩格斯讲述了自己对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看法。他主要讲党的议会斗争的策略问题。恩格斯分析说，在德国“因这个集团（指俾斯麦反动集团——引者）反对我们的全部活动迄今没有任何成效而怒不可遏，这种迫害就特别凶残；于是他们就盼望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暴动，以便能够使法律更加严酷。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要坐牢九个月的原因。”(11) 之后，领导党的一些工作就落在李卜克内西身上了，李卜克内西很快就要去美国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募集选举基金。恩格斯用德国、法国和美国的情况鼓励倍倍尔说，一切会好起来的。到1887年8月中旬，倍倍尔出狱前两天，恩格斯约他到伦敦旅行，告诉他说：“在你被监禁期间，世界发展的趋势，我是满意的。到处都在前进。”(12) 这里说的就是党在议会中的每次选举选票增加的情况。
议会斗争的情况在法国表现得最令人满意。恩格斯说：“在法国，罗什得到的十万零八千张选票表明，激进主义的魔力正在消失，巴黎工人开始（而且是大批地）脱离激进派。”(13) 罗什是法国社会主义者，工人，1889年起为众议院议员。激进派是从当时执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中分裂出来的议会党团，他们为了拉拢工人，采用的是蒲鲁东、勃朗等人的理论，在实践上，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等。因此，许多工人站在他们一边。
恩格斯对“德卡兹维耳事件”非常重视：“上星期那里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事情：议院里成立了工人党。只有三个人，还有两个激进派分子支持他们。”这里的三个人，指的是以巴利为代表的三个工人。“巴利完全受我们的人——拉法格、盖得等人的影响，他很需要而且乐意接受他们在理论方面的指教。”(14) 巴利，矿工，众议院议员。德卡兹维耳煤矿工人罢工的积极参加者。由于他对事件现场进行了调查，“在巴黎7日举行的一次大规模集会上作了报告，并且同时把激进派议员弄得很难堪。星期四，他在议院里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演说，向内阁提出质询——极端激进派在法国无产阶级在议院中的这第一次勇敢的独立行动面前吓得呆若木鸡。”(15)
恩格斯遇到的是两种对待马克思理论的类型：一种是“教条主义”，另一种是正确的。而这两种类型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同信仰的转变和行动联系着。这时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已经同以往任何时候的各种理解不同。在恩格斯这里，马克思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是有区别的。从理论到主义的确定，这是以法国德卡兹维耳煤矿事件引起的议会中两种主义、两种理论的斗争为其背景的。
恩格斯重视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确定，主要针对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党的领导者，另一种是年轻人。恩格斯晚年关注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如何培养马克思主义者，为此，他十分重视马克思理论的学习和教育。他晚年多次关于唯物史观的通信就是一个例子。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给拉法格的信中说：“德国党内发生了大学生骚动。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著作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把海涅说的名言“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16) 转送给他们。恩格斯给拉法格的另一封信，是祝贺他们对激进派的胜利。1886年2月16目的信中说：“我向您祝贺。法国议院11日会议是一个历史性事件……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在法国的彻底失败，因为激进派都是旧概念下的‘社会主义者’……不管激进派是跟工人一刀两断，还是对工人做一些不大的让步，再观望一下，他们都会失去自己对群众的影响，传统社会主义的最后一点地盘也将随之消失，从而人们的头脑就会去接受新思想”。(17) 再是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的信。1886年2月25日的信上说：“法国有人和你们竞赛了。三个工人——巴利、布瓦埃和卡梅利纳（卡洛维斯·雨盖同情他们）组织成了议院社会主义工人党团，同激进派相对峙……这三个法国工人在欧洲产生的影响，超过你们二十五个人，因为他们所在的议院不是一个象帝国国会那样的争论俱乐部，因为他们抛掉了象铅砣一样拖在你们身后的那条小资产阶级温顺的尾巴。”(18)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说：“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19) 这是说马克思的学说经过时代发展的考验已成为科学的理论。
至于为什么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这一理论，恩格斯在1886年曾经作了说明。他说：“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20)
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深刻内容的概念。
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狭义的只适用于理论的制定者，它是用来教育人的，使别人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主义”和“理论”是有区别的。在法国当时的议会中，打着社会主义旗帜的有两个党团：社会主义党团（它包括各不同的社会主义党派，也包括法国工人党），一个是激进派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党团。前者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后者以蒲鲁东和勃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激进派是从资产阶级共和派中分裂出来的。他们之所以打着社会主义旗帜，是为了争取工人的选票，好到内阁中争坐总理和部长的位置。德卡兹维耳事件使他们的阴谋破产，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也暴露了出来，大批工人纷纷脱离了激进派。拉法格参加的“常务委员会”“就成了那些脱离激进派工人的理论教师”。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信仰，那些不一定精通理论而是把一定理论的结论作为信仰或信念去进行实践的人，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德卡兹维耳煤矿事件在议会斗争史上“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事情：议院里成立了工人党。”工人党只有三个人，而这三个人是激进派推选进议会的。这三个人脱离激进派转到工人党方面来，并成立了议会的工人党党团，是因为理论引起的信仰的转变。法国工人党的党章是马克思写的，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信仰的。这是理论向实践者个人从理论向精神层面的转变。理论转变为精神，它就以人生观、价值观的形式作用于人们的生活。
第三，马克思主义是实践中的理论创新者。马克思主义重视实践，反对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是实践中的动力和勇气。马克思晚年制定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就是一个典型。马克思晚年的这一理论，为他的后继者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的空间。在这种信仰的作用下，认真负责地做好工作，是一种品格；创造性地做好工作，则是完善的品格。
马克思主义是应无产阶级的实践需要而产生的，具有强烈的实践性。马克思、恩格斯亲身参与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及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就是对一般原理，它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的理论，为他的后继者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
二、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经受了检验，在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历史之谜”的回答。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们都是为解答和处理自己时代的“实际问题”而产生的，它们都是反映时代的声音、体现时代特征的理论体系。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胜利。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必须与具体的实际相结合，才能不断前进。
1.列宁、斯大林的定义
1914年列宁在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写的《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中简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斯大林在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由他亲自撰写的结束语中，第一次具体指出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关于工人运动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并于1950年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提出涵盖面更广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21)
2.李大钊、毛泽东等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是通过苏联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2)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国人所接受的实际上是俄罗斯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最早传入中国的是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从《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解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李大钊与陈独秀等创办的《每周评论》与改版后的北京《晨报》副刊，成为宣传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阵地。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开辟“劳动节纪念专号”和“马克思研究”专栏，还在1919年5月把《新青年》6卷5号编辑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实际上9月才与读者见面）。李大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为重要的著作。
五四运动后，唯物史观开始以概述的形式传入中国。1919年5月5—8日，《晨报》副刊刊登了陈博贤所译的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开始。到1920年夏天，毛泽东自认为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23)
20世纪20年代初，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在中国出版。其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高潮，所依据的主要是列宁、斯大林和其他苏联人的著作。苏联哲学家米丁等人建构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1938年问世的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教材。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出版也影响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在中国公开出版并得到广泛传播的主要是《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这几部著作被列为干部培训的必读书，在新中国成立后也被作为大学、党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马克思极具个性特色的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他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20世纪30年代才面世，《德意志意识形态》到1956年才出中文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译本在1956年已完成（译者何思敬、宗白华），但此后20多年在我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到1979年才正式出版，并形成一股研究热潮。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20世纪30年代苏联建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中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是毛泽东提出来的。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成果是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代表作是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它们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以及辩证法思想的结合，是毛泽东对苏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再选择和再表述，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催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史学和文艺思想等。
3.邓小平的理解
邓小平曾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24) 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25)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又叫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要物资的极大丰富，难道一个贫穷的社会能够按需分配？共产主义能够是贫穷的吗？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26) 邓小平探讨的是如何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进行科学理解的原则问题，它是实践的指导和精神支柱。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4.如何给“马克思主义”下定义
需要区分“组成部分”、“主义”、“理论”。理论是由一定的概念、范畴及其关系反映的一定事物或对象的规律或规律性联系为内容的观点、方法体系，它是以科学和不科学来区分的。作为理论，它是有其特定的不可篡改的内容，因此，它有特定的制定理论的时期和一定的人物。至于这一理论的运用，即作为行为实践者，既可以是该理论的制定者，也可以是其他的人。作为理论，它需要宣传，其重要目的在于使之变为行动。作为行动的理论，不仅在于宣传，更在于它的创造性的发展。主义是以一定的理论或一定的观点为依据或指导的行为，是理论和行为的统一。理论是特定的，而行为可以是各异的。
2001年，郭大俊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献疑》(27) 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是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提出的，但是被“误解”了，被机械地、教条地予以理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组成部分。2004年，郭大俊在《澄清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误解》一文中进一步阐发，说长期流行的“三个组成部分”之说，“游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造成了一系列问题。
由庄福龄主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4卷本《马克思主义史》，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历史的。它采用的基本上是列宁的定义，在导言部分阐述列宁的定义时，突出地表明了以下三点：一是它的历史性。“马克思主义史有它特有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也有它特有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文献。”二是它的确凿内容。“它是一门有确凿内容，不可随意篡改的历史科学”。(28) 三是研究的意义。“不仅是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问题上释疑解惑，正本清源的需要。”(29)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过程重点教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中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它的内容涵盖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等诸多领域和各个方面，是极其深刻和丰富的。”“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作出不同的回答。
从它的创造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讲，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而由其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它的阶级属性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条件的学说。从它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转变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科学体系，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30)
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名字对其理论的一种称谓，包含着恩格斯等所阐发和论述的观点，包括继承者对它的发展，它在实践中是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有着逻辑结构的科学体系。人们通常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进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应有新的认识。特别是应对西方社会思潮的挑战，根据社会实践的要求，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生态学、人学等方面内容。(31)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理论。经历100多年的风雨，不断散发出其理论的光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践之中，并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根据不同阶段的实践而进行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0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37页注164。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7－39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85-38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26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31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35－436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8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9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73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99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38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38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40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45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72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2页注①。
(21) 《斯大林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8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23)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31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25)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383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4－255页。
(27) 郭大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献疑》，载《江汉论坛》2001年第2期。
(28) 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29) 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页。
(30) 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08年修订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31) 参见林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结构新探》，载《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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