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的若干研究方法评议——读徐通锵《历史语言学》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语言学论文,札记论文,语言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3 —7365（2000）05—0073—06
本文打算对研究历史语言的几种方法说长道短。往往具体的研究方法由处理具体的材料产生出来，中间有依存关系，所以本文说的“方法”包含材料跟处理办法两种因素。一位哲学家也许会批评我们的概念定义不严格。好像这儿说的“方法”换成眼下老百姓说的“路子”更合适。
我们分成传统文献研究、历史比较研究、梵汉对音研究三块儿议论。传统文献限定在韵脚、反切、韵书什么的。我们从研究历史语言的各种“路子”当中挑了一部分进行讨论。
一
研究汉语历史语音，“古己有之”的路子是分析韵脚、谐声、异文、读若、声训、直音、反切、韵书、韵图什么的，后起的有分析对音、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邵荣芬先生把音韵资料归纳成五种：韵脚、假借（包括异文、声训）、反切（包括直音和读音）、韵书（包括韵图）、对音。（注：邵荣芬《欣欣向荣的汉语音韵学》，载《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我们可以再加上一种亲属语言（方言和汉藏语系各语言），也可以把反切和韵书合成一种。论起严格的定义来，反切跟韵书有区别，从材料的基本构成来说，韵书和韵图提供的也是反切（比方《切韵》、《广韵》、《集韵》、《洪武正韵》）或者“读音”（比方《中原音韵》和韵图），研究反切、读音跟研究韵书、韵图，处理方法有一致性，假定从宽不从严，好像可以合并成反切韵书类。
拿韵脚和韵书考求历史语音称得上是“国粹”，打吴棫算起，有八百多年的历史，用反切考察古音声类，由陈澧算起，也有一百多年的历程了。这种研究始终是最大的潮流，根据邵先生的统计材料推算，1949年以来，四十年的时间，音韵学的论著，用韵脚研究的占40%，用反切、韵书研究的占38%，合起来快占到80%了。（注：邵荣芬《欣欣向荣的汉语音韵学》，载《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为什么利用韵脚、反切、韵书的研究占了那么大的比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文献多。中国的诗词歌赋用“浩如烟海”来形容，大概不算过分吧。假定想利用押韵材料，不借助计算机，一个人用上毕生的精力也只能完成某些断代的研究。
历代学者拿韵脚、反切、韵书一类的材料做研究，创造了若干处理具体材料的方法，陆续探求了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的音类，为汉语历史语音的研究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可是这些文献材料也有它的局限。
头一个局限，靠这些材料只能求出语音的类别。比方说拿韵脚研究上古韵部，段玉裁分17部，王念孙分22部，黄侃分28部，工作是越来越细密。说到底，韵脚资料只能回答古韵有多少类，回答不了各韵类之间有什么不同。段玉裁的一大发明是支、脂、之三分，有趣儿的是到了晚年他问江有诰：“足下能知其所以分为三乎？仆老耄，倘得闻而死，豈非大幸？”老先生渴望知道支、脂、之三部读音有什么不同，已经到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地步。再比方说拿反切研究中古韵类，陈澧用系联法把《广韵》的韵类分出311个，高本汉系联出290个上下，陈澧和高本汉在“重纽”问题上有差别，陈澧把“重纽”摆出来了，高本汉假装着没那么回事。比如真韵：
因於真宾必邻频符真民弥邻
於巾 彬府巾贫符巾珉武巾陈澧根据“同音字不分两切语”，“上字同类者下字必不同类”，分真邻一类，巾一类，可是单根据反切和系联法，他说不出来真邻类跟巾类读音怎么不一样。
二一个局限，有的文献本身包含着不易弄清楚的问题，不凑巧，有的问题不弄清楚又会影响对它的价值判断，影响由这个文献得出的研究结论的价值。拿《切韵》来说，它的音系性质是什么？到今天也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影响比较大的看法有三种，一种认为《切韵》音系是综合音系，它包含着古今南北语音；一种认为它是单一音系，代表一时一地的语音系统；一种认为它基本上是单一音系，一个活方言音系，可是搀杂了一些其他方音成分。分歧这么多，根源就在《切韵》本身提供的信息不足以让大家“达成共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同，自然对《切韵》的价值判断也不一致。高本汉先生是“单一音系”派，认为《切韵》音系代表一个历史时期的长安音，往上看它继承了以《诗经》音为代表的先秦古音，往下看它派生了现代汉语各种方音，他把《切韵》放在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上。这个思路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的实践就是那本儿《中国音韵学研究》。王力、张琨先生是“综合音系”派。王先生不承认《切韵》音系能代表隋唐音，不承认它在古音研究上的特殊地位，他写《汉语语音史》的时候，跟高本汉正相反，取消了《切韵》的“特权”，甚至于写隋唐音找材料宁肯用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也不用《切韵》。张先生从方言能反映历史音变的角度看《切韵》，认为《切韵》包含一个时期的各地方言，正好能代表汉语音韵史；他主张古、今汉语都有方言，无论考察上古音还是研究现代方言史，都不能不用《切韵》，可是具体研究的过程得对《切韵》做一些处理，比如音类简化什么的。（注：张琨、张谢蓓蒂著the Proto-Chinese Final System and the Chieh-Yun，台湾，史语所单刊甲种第二十六本，1972。）
二
历史比较法是欧洲人发明的。为什么欧洲人能创造历史比较法？这个问题很难一下子说清楚。我想，至少有以下两个因素给欧洲学者帮了忙，一个是他们的语言特点，一个是科学的思潮。
说到语言特点，我们先看看具体的例子。比方说数词：
法语 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
一 un,uneuno,unauno,una
二 deus duedos
三 trois tretres
四 quatrequattrocinco
五 cinq cinque cinco
说起来是三个国家的话，可是词形之间的区别恐怕还比不上我们方言的区别大：北京、天津话管一叫[i]，福州俗话叫
福州话叫[nei]。看了上面欧洲三国的话，别说语言学家，连外行也会琢磨一个问题：它们八成儿是亲戚。再比方说语法范畴：
拉丁语 法语
新 阳性novus
neuf
阴性novaneuve形容词“新”还分公的、母的，实在是没有实际意义，名词、形容词分阴、阳性这个显得很特别的语法范畴，法语和拉丁语都有形态标志，能对应起来，说它们有亲属关系是很容易证明的事。印欧语言形态比较丰富，这个特点方便学者们找语音对应关系。
说到科学思潮对历史比较法形成及发展的影响，最显著的例子大概要数谱系树理论的创立了。19世纪进化论的思潮冲击了欧洲，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他的思想和方法也影响到语言学的研究。德国人施莱歇尔（A·Schleisher）在1861—1863 年间发表了《印度日尔曼诸语言比较法纲要》、《达尔文理论和语言学》，这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历史语言学作品。施莱歇尔提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他仿照物种进化的系族分类给印欧语系亲属语言分类，画了一张反映印欧语系诸语言谱系关系的树形图。这张图虽说粗了点儿，也有错儿，可是谱系树理论到今天对我们认识印欧语系亲属语言分类还是有价值的。
历史比较法最大的用处是可以拟测原始形式，推断语言演变的规律。比如语言学家推测， 表示“温暖的”这个意思的印欧语原始形式是*gh[w]ermos。根据的是下面这些材料：
梵语 gharmah德语 warm
希腊语thermos塔吉克语 garm
拉丁语formus 阿尔明尼亚语
erm
gh从梵语看出来的，塔语证明了g，希语th证明是送气音，那阿语的
和希语的th发音部位不同是怎么来的？前高元音e影响gh前移变来的。gh加w表示圆唇，这种唇化音可以变成拉语f，德语w。再说第二个元音 o，容易变成拉语 u，发音窄一点儿就行；o 变成梵语 a 是多见的事，例如“骨头”，希语说hosthon，拉语说os，梵语就说 asthan。最后的词尾该是 s，梵语这个词单数主格词尾就是s，这个 s 尾在某些条件下变成 h。上头说的演变大都属于猜想。让人吃惊的事出来了，有的猜想居然像化学家门捷列夫在元素周期表上的预言，后来能得到证明！比方他们猜原始印欧语舌根塞音是唇化的*gh[w]，它变成希腊语的 th，后来发现希底特（Hittite）语文献里有证据：相当于希腊语 tis 的，希底特语正好写成 ku-is。（注：转引自徐通锵《历史语言学》P92—93，P98，商务印书馆，1996。）
19世纪历史比较法也有它的局限。
头一个局限正是来自它的理论基础。亲属语言谱系树理论假设有个原始母语，本身没有方言分歧，它派生了今天的相关各语言，母生子，子生孙，只有分化，而且互不干扰，更没有混合、统一，随着不断分化，后代语言关系越来越远，语言形式差别越来越大。比较法在这个前提下研究各语言的形式差别，寻找语音对应关系，拟测原始语言的形式，解释语言发展的规律。可是语言实际情况没有这么单纯，比如，原始印欧语作为一个统一体的时代可能就有方言，各方言发展的时候可能互相影响，造成各语族或者语支出现互相交叉的共同特点。有个现成的例子，谱系树理论把梵语跟日尔曼语分到两个不同的语族，天不作美，一看名词词尾变化形式，波罗的一斯拉夫语有跟日尔曼语一致的情况，也有跟梵语相同的地方，这可给谱系树理论出了难题，让比较法无从下手。然而又天无绝人之路，1872年施密特（J·Schmidt）另辟蹊径，他用波浪说解决了这类问题。他假设原始印欧语作为统一整体的时候就有方言，各方言特点传播起来好像波浪扩散似的，相互影响，造成各语族、语支有相互交叉的共同特点。
二一个局限来自它所由产生的语言基础，印欧语形态比较繁复，恰好给历史比较研究提供了一块沃土。比方一个语法范畴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语音形式标志，这正是比较法赖以生存的基础，语言学家由形态差别寻找到语音对应关系是做比较研究的关键。没有形态发达的语言就没有19世纪的历史比较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局限也是从这儿来的，它很难对付形态简单的语言。正如梅耶（A·Meillet）所言：“远东的那些语言，如汉语和越南语，就差不多没有一点形态上的特点，…想从形态的特点上找出一些与汉语或越南语…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就无所凭借，而想根据汉语、西藏语等后代语言构拟出一种‘共同语’，是要遇到一些几乎无法克服的阻力的”。（注：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中译本P22—23，岑麒祥译，科学出版社，1957。）
既然坚持单从形态特点入手受到限制，那么有没有别的办法？中国学者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研究本土各民族语言、各方言之间的关系，探索做历史比较研究的新途径，已经取得了好成绩。我的老师俞敏先生用汉藏同源字音做比较，推求原始汉语古音；确定同源字除了语义条件之外，语音条件是从“韵”的对应关系下手，这可是“中国特色”。我们举几个例子看看，不过，为了节省篇幅，略去他的字谱里的第5 项“经籍里用例”。
藏文、释义 古汉语词 拟古音 藏语指向
gyi …的 其 gǐ gyei
adi 这个 时 zǐ adyai
ko 皮革、草囊 侯
mko字谱的第3项“拟古音”采用了王力先生的观点，第4项“藏语指向”是俞敏先生用藏汉比较推测的古汉语音。他在《汉藏同源字谱稿》里用了求出的六百来对儿汉藏同源字做比较，探索原始汉语古音，规模空前。后来，严学窘先生提出词族比较法，邢公畹先生提出同源体系比较法、语义学比较理论，提高确定同源词的保险系数，开拓寻找同源词的新途径。
三
跟传统的研究方法比起来，梵汉对音研究得算是后起的、新兴的。俄籍学者钢和泰在《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里倡导这种方法，胡适先生翻译了这篇文章，把它登在《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上。 梵汉对音研究为什么能在这个时候兴起来？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找。一个方面是音韵学研究发展的需要，前面我们说过，传统方法能划分音类，学者们要进一步知道音类之间读音有什么不同，用老办法不灵，就得寻找新办法。另一个方面是社会文化发展的推动，本世纪初叶，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出现人所共知的大变动，文化领域刮起“西学东渐”之风，梵汉对音研究跟历史比较法乘风而起。
研究有史时期的语言，梵汉对音能给我们提供以下四点帮助。第一点，它也能帮助划分音类，尤其在划分声母类别上，它往往能补传统文献之缺。比如，东汉音缺少能研究声母的反切材料，传下来一星半点儿的反切远远不够用，王力先生讲汉代音系的时候宣布：“关于汉代声母，我们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供考证，这里缺而不论。”（注：王力《汉语语音史》P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拿梵汉对音资料就能窥探东汉声母类别区分的大致情况，比方说，庄组跟精组是分开的，端组跟知组是混在一组的，等等。第二点，它能提示我们，各音类之间有什么不同，这可是押韵、反切资料比不上的地方。比如，先秦鱼部和侯部分立两类，《切韵》麻韵字多数在鱼部，少数在歌部，这是根据《诗经》韵脚分的类。究竟上古鱼部大致读什么音？例如：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朱熹给韵脚注的音是“华，芳元首無、呼瓜二反”，“家，古胡、古牙二反”，（注：朱熹《诗集传》P5“桃夭”一章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反切下字宋朝无、胡元音是u，瓜、牙元音是a，至少他没能说清楚上古鱼部元音到底念什么。顾炎武告诉我们，“华，古音敷……家，古音姑……后人误入九麻韵”，（注：顾炎武《音学五书》P57， 《诗本音》卷一“桃夭”一章注，中华书局，1982。）话说得比朱熹干脆，可是明末清初的人照着他的注音一念，准得把“家”念成ku。梵汉对音到这儿可显出优势来了，它能证明鱼部有一批字直到东汉还对a，都对ta，屠对dha，姑对ka，加对ka；侯部字这时候对u、o，句对ku，俱对gu，偷对thu，楼对lo。可以推定，上古鱼部华、家什么的，主元音是a，不是u。至于鱼部在后汉该念什么音，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三点，它能告诉语音历时变化的情况，因为汉译佛经一般都有翻译时间的记载，不同历史时期的译经用字有些能透露语音历史流变。比如：
梵音 pūrna ma 
jusriasura
晋译 富兰那 文殊师利
阿修罗
唐译 布剌拿 曼殊室利
阿素洛两晋富字声母念p，文字声母念m，“古无轻唇”，唐朝改成布对p， 曼对m，从一个方面反映轻重唇已经分化；晋朝修字韵母对u，反映侯尤部主元音念 u，唐朝改用素字韵母对u，是侯尤音元音复音化，模韵主元音念u了。第四点，有的汉译佛经还能提供古代方言的消息。比如，唐朝高僧义净（635—713）和不空（705—774）生活年代相近，义净的语音大体上能反映北方东部音，不空的语音能代表北方西部以长安为中心的音，他们恰巧先后翻译过同一部经《大孔雀明王经》，汉译梵咒用字上有不少差别，显出两大方言区声、韵、调上都有不同的地方。（注：刘广和《〈大孔雀明王经〉咒语义净跟不空译音的比较研究——唐代中国北部方音分歧初探》，《语言研究》1994年增刊。）比方说声母：
义净用字
不空用字
g伽瞿具祁健（群） 遇彦蘖仡（疑）
gh
伽瞿（群）
伽具（群）
j社氏时膳树（禅） 膳（禅）尔乳惹（日）荠祖精（从）
jh
縒（清）酂（从）
d陀驮达地宕（定） 那努南能（泥）
dh
陀驮达地但（定） 陀驮达地荡（定）
d荼迟雉持宅（澄） 你腻嬭（娘）
·
dh
绽（澄） 荼（澄）
·
b
婆部跋仆盘（并） 冒母门没（明）
bh 婆部跋盘频（并） 婆部跋仆（并）不空对音反映长安一带代表的西部方音全浊送气，因为除了梵文j和jh对音以外，他的群纽对gh，定纽对dh，澄纽对dh，并纽对bh，全浊塞音一律对梵文浊塞送气音。不空音鼻声母包含同部位浊塞音，他的疑纽是
和g；泥纽是nd，因此对n又对d；娘纽是nd，因此对n又对d，明纽是mb，因此对m又对b。义净对音反映东部中原音的全浊声母不能区别梵文浊辅音送气和不送气音，他的禅纽对j不对jh， 好像透露全浊塞擦音不送气，不过因为材料少，最后不拿它论定；中原音，或者叫《切韵》音，全浊应该不送气，陆志韦、李荣先生已经证明，不必多说了。（注：陆志韦《试拟切韵声母之音值并论唐代长安音之声母》，《燕京学报》28期，1940。李荣《切韵音系》P116—124， 1956。）比方说声调，梵文是乐调重音，重音音节用高调，非重音音节用低调，观察在重音位置上汉字声调分布情况，能看出来四声相对音高的情况。
梵音义净对音不空对音
1.ásura阿苏罗 阿上苏罗
2.Nāgá那伽曩誐
3.dharanánda 达喇难陀驮啰难上拿
4.yaksá
药叉药乞洒二合
5.mayūrye 摩瑜利裔么庾引哩
6.kumbhanda俱盘茶 禁伴引拿
7.índra
因达罗 印捺罗二合
8.dīrghá 地
伽 你你逸反伽去
9.hári歇里贺哩
10.ké
a（h）鸡舍计烁例证1至5，重音位置上义净译音字罗伽难叉瑜都是平声的，不空改译用字阿上曩难上洒庾都是上声的。6至10， 重音位置上义净用字盘鸡是平声，达啰是入声，不空改译用字伴印伽去贺计是去声。说到四声相对音高，义净是平声和入声高，不空是去声和上声高。以上仅仅举两个例子说明梵汉对音材料还能反映历史上的空间因素。
梵汉对音研究也有局限。
头一个局限，梵语和汉语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各有各的语音系统，遇上不能等值对音的，难免会近音代替。比方说梵文的辅音r， 它的音色跟今天的汉语拼音方案的r差不太多，可是上古、中古的日纽不念r，东汉日纽音跟泥纽音n混淆，唐朝日纽的中原音还是念
]，译经只好拿来纽字又对l又对r，比如义净拿利字对li又对ri，对ri就是近音代替。不熟悉梵汉对音的朋友，有时有误解，以为掌握这种方法很容易，汉字对梵文一对就对出音来了，其不知，声和韵都碰得上若干近音代替现象，研究起来得费点脑筋呢。
二一个局限，借用结构主义的一个术语来说，有的对音资料从系统上看不是“同质”的。比如，释迦牟尼的儿子叫Rāhula，东晋译音有两个：罗云、罗睺罗。这两个译音不“同质”，后者是东晋新译的，前者是沿用东汉旧译，属于“前时材料”。这倒也好理解，名字是个符号，见到这个符号知道指的是谁就行，自打东汉把佛的名字译成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弟子的名字译成文殊（菩萨），到今天有一千八百多年了，汉语语音有了不少变化，祖祖辈辈也不管眼前这些汉字音还对上对不上梵名原来的音，照用不误，这种习惯势力造成对音材料内部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给研究的人带来困难，也可能让他出现失误。
我们的立足点不是说“张家长，李家短”，是说“张家长，张家短”，力图弄清楚每种方法能够在什么范围解决问题，各种方法之间有什么互补关系。比如说，研究史前语言是历史比较法的长处，可研究有史时期语言历史比较法恐怕不能脱离文献，拿个有名的例子看看：
各个词的开头、结尾语音对应很清楚，中间的元音从单个词看不大一致，从一串词看这些“差别”有对应关系，说这五个国家的话里头这些词有同源关系，大家可以接受。历史比较法能胜任这个任务。假定我们问：“在某个历史时期它们读什么音？”历史比较法可就为难了。现在人们知道公元八、九世纪这一串词的元音是u，不是靠历史比较法， 是靠文献。那时候这些语区有用拉丁语写的文献，那上头房屋是hus， 田鼠是mus，出去是ut。
标签：比较法论文; 义净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方言论文; 切韵论文; 反切论文; 高本汉论文; 汉藏语系论文; 韵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