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的农垦岁月
梅兴无
1968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与萧克亲切握手
在1958年的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撤销在国防部、训总的职务。他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如何，但有一个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不管到哪里，不管干什么，都不会消沉，用努力工作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1959年9月，他被安排到农垦部当副部长，在农垦系统度过了12年不平凡的岁月，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老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
学开拖拉机以管好农机工作
1959年5月，中央批转了总政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报告后，对萧克的批判基本上结束了，但在军队的职务已被撤销，他处于赋闲状态。贺龙、王震、张子意、张启龙等红二方面军的老领导、老战友来看他。他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是共产党员，永远不会消极。”
王震和萧克是老战友、老搭档，红军时期，萧克是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是红六军团政治委员，两人一道并肩指挥作战。王震除了关心萧克的境遇外，还对他今后的去向提出了建议：“黑龙江垦区准备建一个水库，正缺少人手，我给省委书记欧阳钦打个电话，你去那里建水库怎么样？”
萧克满口答应：“行，干什么都行。”萧克早年在中央苏区时就与欧阳钦认识。欧阳钦也表示欢迎萧克去黑龙江。
1959年9月，萧克接到中央的通知是让他去农垦部当副部长。他已做好去黑龙江修水库的准备，打算到最基层从头干起。对这个安排他有些意外，但穿了一辈子军装，一旦脱下来，不免有些感伤。
“促”即是“促考核”“促机制”“促建设”。肇庆海事局成功推动市政府将渡口渡船安全管理纳入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先后推动市政府印发《肇庆市险情应急预案》《肇庆市处置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关于加强自用船安全管理的通知》等文件；推动将“智慧西江”建设作为智慧管理和服务相关的重点工程纳入到《肇庆市智慧城市建设顶层设计规划》；推动市政府将桥梁智能防撞预警系统建设纳入市2018年十大惠民实事。2018年德庆县政府出资35万元打造县级溢油应急设备库，成为广东省内河首个县级财政建设的设备库。
国庆节一过，萧克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到农垦部上班。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已养成了一个坚定的政治秉性：一切行动听指挥，党叫干啥就干啥，不遗余力把工作做好。
“传统生物刺激素因其原料来源和加工技术的限制，效果不稳定且功能有限。”Synergie研究院总监Geroge Ebert教授强调。据悉，由康朴生产的DeltaChem生物刺激素使用全球顶尖的生产技术加工海草、腐殖酸、壳聚糖、氨基酸等天然精选材料，通过特种组合的方式达到效能最大化，其独特的生物发酵程序保证优良稳定的肥效。
农垦部部长是王震，他真诚地欢迎萧克的到来。萧克对老战友说：“我要重新做起！”当时，农垦部直接管辖的新疆、黑龙江、广东、云南四大垦区，集中了全国大部分国营农场，而这些农场的职工大多是部队转业或成建制调动过去的部队官兵，与部队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使萧克感到欣慰，虽然脱掉了军装，但仍有部队的工作氛围。
萧克被分工主管农业机械化。他把在军队搞现代化的经验移植到农垦工作中来，利用从基层连队着手的经验，抓农场生产队的农业机械化工作。他到广东垦区，住在海南岛琼中县一个农场里，和过去打仗一样，精神振作，同农场职工一起开荒劳动，心情愉快，加上空气好，干了一二十天，连过去吐血的毛病也好转了。
为了尽快成为农业机械方面的内行，年过半百的他拜海南岛农垦局机务科长徐文为师，学开拖拉机，很快就学会了起动、前进、后退、左转、右转等基本驾驶技术。徐文赞赏地说，再学一学就可以挂犁耕地、耙地了。许多年后，他还记着那位科长。“文革”结束后，萧克一次去海南，曾去农垦局找过徐文。可徐文在“文革”中不幸被整死了。他很难过，说：“他是我的老师，见不到他，看看他的家人也行啊！”向徐文的亲人表达了对徐文的怀念之情。
在自组网中存在很多重要性能指标，如覆盖范围、连通性、移动性等，平均路径长度和聚类系数是其中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度量。
学习拖拉机驾驶技术，对萧克主管农业机械化工作有很大帮助，既增强了他对农业机械化重要性的认识，也为他领导农业机械化工作增加了专业方面的积累。
1962年初，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在南宁召开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萧克积极向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建议，国营农场要加强农业机械化。邓子恢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推动国营农场工作的措施，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推进农业机械化，强调要以农业机械化为中心，因地制宜地贯彻农业“八字宪法”。
他随身所带物品，除被褥和换洗衣服外，就是一只大书箱，里边装有30本马列著作，还有《史记》《资治通鉴》等文史哲书籍。他打算到干校后，除继续接受审查、参加劳动外，其余时间用来看点书。
1963年2月，萧克在哈尔滨主持黑龙江垦区100个机械化生产队会议，根据各个农场的实际情况，明确了办好机械化生产队的思路，即以机械化为中心来建设国营农场，以办好机械化生产队作为整顿国营农场的基础，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一是制订农场总体规划，做好土地综合规划设计补课；二是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加强管理，贯彻“八字宪法”，因地制宜建立轮作、耕作、施肥、排灌、植保、良种繁育等农作制度；三是加强机务工作，建立健全机务管理机构，加强技术培训和安全教育工作，做好技术保养、机具保管和油料保管工作，合理安排修理网点等；四是实行农林牧副结合的体制，多种经营；五是加强计划、财务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六是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开展以“五好”（完成生产任务好、经营管理好、政治思想好、干部作风好、生产安排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让我们用一句诗结束今天的分享。“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人生的过程就是不断体验，不断寻找的过程。去寻找，相信你一定就找得到。当你真正找到，古诗文中隐含的真理后，你一定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这种喜悦胜过无数普通的情感。因为真理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就像庄子所说，道生万物，万物皆有道。无论高贵卑贱，即使一片落叶，也有道在其中。到那时，我们就能够领会第三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又或者体会到，古人那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精神上的极大满足。
2.2.2 我国群众体育研究的发文机构分析 从发文机构（表2）的统计来看，以第1作者身份发文量最多的单位是南京师范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和西安体育学院次之，发文量在5篇及以上的机构共11家，其中体育专业院校2家，师范类院校4家。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体育专业院校对于群众体育的研究力度还远远不够，体育专业院校作为我国体育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单位，应当为我国群众体育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推动我国群众体育的科学发展。
在拖拉机管理上，当时有人说拖拉机一天收割能收800亩，100台一天能收8万亩，并打算按这个标准定额。萧克对拖拉机的工作效率是有所了解的，感觉这个定额有些悬。为慎重起见，他亲自咨询一位有经验的拖拉机手，拖拉机手告诉他：“拖拉机一天收割800亩是做不到的。因为拖拉机要保养擦油，在田间转场要先看路，路不好还要找人来修。再说，开机器的人也要休息、吃饭，实际上，一台拖拉机一天满打满算能收120亩。”120亩和800亩相差六七倍，悬殊大得令人吃惊。由此，萧克告诫基层的同志，下任务、定指标既要考虑需要，更要考虑可能。
萧克从黑龙江返京后，受王震的委托，代表农垦部向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黑龙江垦区机械化生产队的工作情况。谭震林则同他一起向总理周恩来汇报。当萧克汇报机械化生产队实行“四固定”时，周恩来当即予以肯定：“这样好。农场、地方、农垦部三级都不准对生产队瞎指挥，应当为生产队服务。”
有了周恩来的肯定，农业机械化工作有了大的发展。除黑龙江建立100个机械化生产队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垦区建了84个，其他9省1市的国营农场建了44个，全国共建立了200多个机械化生产队。这些生产队全部采用机械化作业，劳动效率高，很快提高了国营农场粮食总产量和粮食商品率，从而促进了全国国营农场的机械化进程，机械化的优势得到发挥，成为国营农场的龙头。
顶住压力纠正冒进计划
农垦是跟农业打交道的。萧克经常下到田间，一招一式地学习农耕技术。他还抽时间研读育种学、栽培学、土壤学、气象学等方面的书籍。王震特地向他推荐了《齐民要术》。他很受用，该书是用古文写作的，读起来很费劲，他沉下心来一字一句地研读。书中提出农业必须遵循“顺天时，量地利”的原则，给他以很大启示。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萧克到农垦部后抓的几项重点工作和对农垦工作的一些主张，都成了“反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由于他对农垦工作的一些主张曾得到谭震林的支持，在反“二月逆流”中谭被打倒后，造反派对萧克的批斗也随之升级，从历史到当前，从军队到地方，老账新账一起算，“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三反分子”“反党老手”等大帽子扣到了他的头上。他忍不住了辩白了一句：“党中央、毛主席从没给我作过这样的结论。”便立即招致造反派们的一片怒斥，斥责他态度不老实。但他的态度依然故我：实事求是，决不说违心的话。
萧克在指导农垦的实际工作中，坚持原则，反对浮夸和冒进，强调农业生产必须严格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当时正值“反右倾运动”的高潮，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到处泛滥。
萧克一到海南垦区，就遇到了盲目扩大橡胶种植的事情。海南是我国天然橡胶生产基地，有七八万亩的橡胶园。当时农垦部提出要在海南岛开荒600万亩种植橡胶，而当时海南岛全部耕地只有600多万亩，即便多开荒也达不到这个指标。在开会讨论时，萧克发现一女生产科长一直不发言。萧克了解到她是从澳大利亚回来的华侨，一位熟悉橡胶树栽培和管理的农艺师。等会议休息时，萧克问她：“你为什么不发言呢？”女科长很为难地说：“这个计划不能实现。”萧克说：“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认为不能实现，就提出来嘛！”她说：“我怎么说呢？现在说少了就是右倾。”
下来后，萧克向她个别详细了解橡胶种植的情况。她说，橡胶生产周期长，在海南岛一般要六七年才能达到割胶标准，而且栽培技术要求高，首先要选择适合橡胶生长的土地，然后育苗，苗长成后，要与优良品种芽接，才能移栽到大田。开荒600万亩种橡胶根本做不到，就是定植100万亩也难达到，因为即使有那么多能植胶的土地，也没有准备那么多经过芽接的胶苗。
萧克（中）与农场职工交谈
萧克在云山农垦部“五七”干校
部里下达的计划指标与实际相去太远。萧克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又到几个橡胶农场调研，发现了不少问题，由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有的只顾完成开荒指标，忽视现有胶园的管理，胶园中杂草长得比橡胶树还高；有的开了新胶园，荒了老胶园；有的只开荒不植胶树，造成水土流失。
萧克了解的情况是，从“大跃进”以来，整个农垦系统的国营农场亏损总额达5亿多元，这在那个年代是个天文数字。以农垦部本身的实力，是没有办法化解这个包袱的；但上报给中央，又有“抹黑大好形势”之嫌。为维护农垦系统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1963年春，萧克顶住压力，如实向中央汇报情况，争取中央财政的支持，以求问题得到解决。
1960年七八月间，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乘这股东风，在王震的支持下，1961年初，萧克又组织有关人员对海南岛橡胶垦区橡胶种植规划进行了科学论证，提出将橡胶种植指标压缩为“两五一六”，即消灭荒芜50万亩，补植50万亩（即一亩地不够30株的要补植，没有优良品种进行芽接的要换植），定植60万亩。“两五一六”举措的着力点是管好现有胶园，在提高单株产量、亩产量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发展，不盲目扩大种植面积。在萧克的指导下，海南橡胶生产实现了科学规划和健康发展。
不只是在海南，在北国的北大荒也出现了类似情况。1960年11月，萧克在黑龙江垦区调研时，发现北大荒国营农场播种面积达1000万亩，但是粮食总产量只有2.5亿多斤，他问垦区负责人：“你们的机械化程度很高，为什么亩产量这么低呢？”对方语焉不详。
萧克去看望曾给他当过公务员的一位老农工，老农工告诉他：“地里的草长得比庄稼还多，打不下粮食。”萧克反问：“怎么不锄草？”老农工说：“哪里锄得过来？刚种上就命令到前面去播种了，谁还顾得上锄草？”
从“无水喝”到“有水喝”，从“有水喝”到“喝好水”，一处处饮水工程不断在三晋大地上铺开，因水而活、因水而变的故事不断上演。
这又使萧克想起《齐民要术》中“顺天时，量地力”的警句，1000万亩的播种指标是不是违背了“量力而行”的原则呢？在农垦部开会时，他提出北大荒播种面积多、粮食产量少的问题。有人辩称那是天灾造成的。萧克胸有成竹地说：“我做过调查，没有自然灾害的年景，产量同样不高，说明并不是纯客观的原因。”
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关注。1962年夏，谭震林召集萧克（王震出差在外）等人汇报，研究解决黑龙江垦区的问题。决定1963年北大荒垦区的播种面积由1000万亩减至570万亩。谭震林还就此事向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写出专题报告，得到批准。这样，北大荒的播种高指标被压减下来，农场腾出人力锄草、耘田、施肥，产量随之增加，有的农场还略有盈余。
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这样一张关于天空的天体图，但是，多亏最近发表在《神经元》（Neuron）杂志上的一项重大研究，现在我们拥有了这样一张关于大脑的详细地图。
萧克认为，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以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不断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生活条件，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引发社会矛盾。
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走上了转型之路。各种思想文化的激荡也造成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转变。为避免不良文化对于青少年身心的侵蚀，故而要积极开展传统文化教学，引领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只有以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为支柱，才能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
由于种种原因，农垦国营农场不同程度地存在产量低、劳动效率低、商品率低和成本高的“三低一高”现象，造成的亏损十分严重。那时“浮夸风”盛行，报喜不报忧，国营农场严重亏损的情况长期未得到解决，以至恶性循环，问题越积越多，到1962年春，国营农场职工发不出工资的问题十分突出，职工生活困难，情绪不稳定，出现了闹事的苗头。
萧克想起《齐民要术》中说的“顺天时，量地力，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联想到种植橡胶盲目追求多和快，结果不正是“劳而无获”吗？萧克不顾戴着犯错误“帽子”的压力，直言上书王震，建议调整计划指标。
由于我国发电厂电气设备的规模不断扩大，灵敏性不断升高，发生故障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而传统的检修频率已经无法保证发电厂电力设备的正常运行，导致我国发电厂电力系统临时性检修频繁发生。这种状况不仅使设备检修的正常计划失去了意义，而且也打乱了发电厂的正常生产计划。由于电气设备不同要求不同，而我国发电厂一律采用传统的思路进行检修，很容易导致电气设备在检修或维修完成后的短时间内再次出现故障，严重的影响了发电厂的正常工作，降低了电气设备运行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周恩来听了萧克关于农垦系统亏损严重、农场职工发不出工资问题的汇报后，十分吃惊地问：“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亏损？”他马上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找来研究，明确指示：“不管怎样，也得解决农场职工的生活问题，先从国家财政拨5亿元，把亏损补上，但下不为例。这样亏损还了得啊！”
国家5亿元财政补贴拨来后，萧克满以为问题解决了，但到下年发现还有亏空。他和财务处长一笔一笔地算账，发现很多数字是虚报的，实际还亏空2亿多元。他只好硬着头皮再去找总理。周恩来说：“上一年你们说亏了5亿，现在又出来2亿，还有没有啊？”萧克说：“我亲自查过的，虚数太多。很难保证没有。”周恩来又批拨了2亿元，这样中央财政一共补贴7亿元，终于补上了亏空的窟窿，把欠职工的账还上了。
在逆境中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陶水旺也只是猜测。苏楠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李峤汝，她本来还想说，那个时代，农村妇女的活重，早产很正常。但她自己都觉得这样的劝说太苍白。突然冒出来的生父，要是个达官显要说不定还让她多少有种隐秘的优越感，谁让他是个没有什么修养的农民呢？那么老，而且那么龌龊，被生母杀死——仇恨地杀死，任谁突然被凭空推出一个这样的生父也会感到羞辱。
后来，“支左小组”进驻农垦部，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萧克被隔离审查。1969年12月，他被下放到位于江西永修的云山垦殖场农垦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和再审查”。
这对于萧克开展农业机械化工作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他采取典型引路、以点带面的方法，加大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力度。他在浙江余杭县主持召开国营农场水稻田机械化现场会，并作主题报告，指出农业用机械化的优越性是劳动力用得少而生产效率高，要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先装备一批重点生产队，使其具有较高的机械化水平，成为国营农场全面实现机械化的先锋。机械化生产队实行“四固定”，即耕地、人力、农具和拖拉机固定，上级部门不得随便改变生产队任务。在生产上，机械化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权力，同时制定以包、定、奖为中心的生产责任制度等。
萧克（二排左二）与农垦部部分工作人员在一起
萧克被安排到云山垦殖场职工医院旧址居住。一间小屋子只有十来平方米，破旧不堪，屋内除了一张木板床和一张断了腿的木桌外，什么东西都没有。屋子四处露风，他就找来一些旧报纸裱糊在壁上，但仍寒冷难当，他就来回跑步取暖，或用棉被裹住身子御寒。不久，他想出一个“长远之计”，把房屋后面的山包上齐胸高的树桩砍回来，劈成木柴，一并解决了取暖、烧饭的薪炭问题。
我们不得不承认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轧钢相关技术发展时间较短，同时国外的技术封锁，使得我国轧钢技术领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或多或少都在影响着我国轧钢发展。这些技术问题中最主要也是当前比较难解决的是温度控制技术，主要体现在加热过程中加热炉内的温度场控制以及坯料的实际温度跟踪。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开发。
很快到了1970年农历春节，邻居们邀请他一起过年，但他认为自己仍在接受审查，是“待罪之身”，不能“影响”别人，就婉言谢绝了。除夕之夜，他独居斗室，展读灯下，四壁孑然，形影相吊，想到“文革”开始不久，自己就被停止了党的组织生活，犹如孩子离开了母亲的怀抱，都5个年头了，今生还有几个5年啊？又想到全家5口人分散在北京、江西、湖南、河北等地，天各一方，不得团聚，内心不禁怆然。
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倾吐心中郁结之言。写到激动处，两行热泪潸然滴落纸上。他清楚，邮寄信是很难送到毛泽东手中的，就把信送交军代表，请他们转交。
阿迪克斯了解孩子成长的身心特点和规律。过去斯库特经常说脏话，在学校里经常跟同学打架。在他眼里说脏话是所有孩子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他说服斯库特克制自己，保持冷静，学会用头脑斗争，而不是用拳头解决问题。他教她与人怎么相处。在斯库特与老师发生意见冲突而不想上学时，阿迪克斯非常耐心地说服她，教会她要适当学会妥协和让步，学会从老师的角度来看问题，原谅别人无心的过错。斯库特学会了与人交谈的礼貌做法是谈论对方感兴趣的事情而不是大谈特谈自己的兴趣。她大方地问候坎宁安先生和他儿子，关心他们。她和父亲一起打消了坎宁安一伙人想动用私刑处死汤姆的念头。通过坎宁安事件他让她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
身处逆境，被停止了党的组织生活，但萧克仍按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坚信党、国家、社会主义是有希望的，眼下种种不正常情况，迟早都会改变的。他生性耿直、倔犟，坦然以对政治上、生活上的磨难。这次下放，他已作了不再回领导岗位的打算，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人生逆境，使自己生活得更加充实、愉快。
在继续接受审查的同时，他一边劳动，一边学习。
在农垦部门工作多年，他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掌握了一些基本生产技能。离他住处不远的地方是一片荒地，他拿起锄头、镰刀，铲除杂树野草，开垦出五畦菜地，种了两畦豆角，两畦辣椒，一畦黄瓜，还在地头种了几株苦瓜、扁豆。他躬耕于菜地，清沟锄草，施肥浇水，菜地四季长绿，收获的蔬菜除自己食用外，还送给左邻右舍。他吃饭也基本是自己动手做，菜是自己种的，柴禾是从山上弄来的，自己烧的饭菜吃起来格外香。
屋子里没有板凳，桌子断了腿，吃饭、写字都不方便。他不顾年过花甲，拜一位老木匠师傅为师，买来锯子、斧头、刨子、凿子等木工工具，学习木工、油漆技术。他试着做了几件板凳、桌子、书架之类的简易家具，然后按“横刷竖顺”的要领刷漆，家具漆出来色泽匀亮。这使得他很有成就感，写下了《自制家具》诗一首：“花甲学木工，丘壑在胸臆。锯木又刨花，斧斤心无二。”
编织草鞋是他在战争年代就在行的技艺，在干校时他又捡了起来，还口占《打草鞋》诗一首：“处世贵自立，做鞋何须针。当年老战士，就熟而驾轻。”他打的草鞋，除了自己干活、爬山时穿外，就送给一起到干校改造的农垦部同事和当地老俵。有时他还为别人“定制”草鞋，伊力是萧克同事的孩子，她很想要一双草鞋。他对她说：“你跟妈妈要件穿不着的旧衣服，撕成布条，我帮你打双布草鞋。”伊力很珍视这双布草鞋，一直放在箱子里留作纪念。多年后，她随父母看望萧克，特地带着她珍藏的布草鞋。
然后对有效问卷的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各潜在变量的衡量指标的因子负荷都在0.6以上，且得到的主成分与潜在变量一致，表明本文研究量表结构效度较高。详细的各变量指标的标准化因子负荷见表4。
萧克是解放军著名儒将，喜欢读书，随身带来的书籍他都认真研读了几遍，弥补了几十年来无暇系统学习理论的缺憾。马列著作是攻读的重点，他通读了《列宁选集》，在阅读《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最重要最困难和我们根本还没有完成的事业，就是经济建设”“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立经济基础”的论述后，联想到现实中片面强调“突出政治”、忽视经济建设的现象，他感触颇深，心想，这不是与列宁的思想相悖么？
在干校期间，萧克与周边群众频繁交往，结识了很多平民百姓朋友。理发店的张全秀夫妇，饭店服务员赵万珍，卡车司机刘光盛等都成了他的忘年之交；教师郭承东成为他兴趣相投的文友；上海知青熊金妹，像他的亲闺女一样和他相处；广播站的播音员陈步云、马伟念两个姑娘都把他当亲爷爷待；食堂烧开水的师傅张大伯与萧克年纪相仿，萧克每次爬山，都是张大伯陪同，两人成了“哥俩好”。
云山百姓根本没有把萧克看作什么“走资派”，而敬他为老红军、老领导，他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那时适逢江西农垦、云山垦殖场建制变动，场里职工抵触情绪很大，上访情况不少。萧克出面耐心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告诫他们不要被一时的困难所吓倒，要立足岗位把生产搞好。见老将军发话了，大伙儿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通过协商解决了问题。
1971年9月，林彪叛逃事件后，萧克境遇也得到改变，被通知参加干校党的核心小组的扩大会议。1972年1月16日，他得到一个让他激动不已的通知，部党的核心小组决定恢复他的组织生活，他终于又回到党的怀抱中来了。又过了20天，校部来电话通知他返回北京。他又惊又喜，追问一句：“带不带东西？”对方答：“带，全带上！”他明白了，是召他回北京了。
云山的群众都为他高兴，帮助他打包行李。他决定不光是被子、衣服、书籍，他的木工成果能带的都带上，包括斧、锯、凿和那条斧痕累累的木工凳，以留作两年多干校生活的纪念。
回京后，他住在夫人蹇先佛水电部的宿舍里。4月20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找他谈话，军委决定他任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他又重新穿起了军装，重返军队。自此，他也结束了长达12年的农垦生涯。
（责任编辑：李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