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方式的生成及其在意图叙事中的功能——以元明清叙事文本为分析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意图论文,文本论文,对象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6522(2012)03-0056-09
嵌入是将单一序列组织为复合序列，使故事叙述下去且承载深厚思想的叙述方式。明清小说评点家大都关注这种叙述方式。然而，古人的关注多侧重于叙事技巧，而事实上，技巧不是孤立的，它反映着叙事的本质和整体构思，也就是说，技巧背后隐藏着丰富的内涵。关于嵌入，相关研究中还存在着概念模糊，如“嵌入”与“插入”的差异就还有说明的必要。本文从叙事的灵魂——心理意图——入手，意在较为系统地阐述嵌入的本质及其在叙述中的功能。
一
研究嵌入叙事，应首先理清楚何为嵌入。因嵌入是将单一序列变为复合序列的主要叙述方式和手段之一，故而在理清何为嵌入之前要弄明白两个问题：何为序列?何为主序列与次序列，嵌入的序列属于哪种序列。
先说何为序列。最早系统地解释这一概念的是法国的叙事学家克罗德·布雷蒙。他在《叙述可能之逻辑》一文中对序列这一概念作了系统阐述。他指出：
1.基本单位(故事原子)仍然是功能。和普罗普的看法一样，功能与行动和事件相关；而行动和事件组成序列后，则产生一个故事。
2.三个功能一经组合便产生基本序列。这一个三功能组合是与任何变化过程的三个必然阶段相适应的。
a)一个功能以将要采取的行动或将要发生的事件为形式，表示可能发生变化；
b)一个功能以进行中的行动或事件为形式，使这种潜在的变化可能变为现实；
c)一个功能以取得结果为形式结束变化过程。[1][154]
由此可知，布雷蒙认为一个序列就是一个故事，它由三个功能即变化过程的三个阶段组成：行为意图产生阶段(“将要采取的行动或将要发生的事件”)；行为意图实践阶段(“以进行中的行动或事件为形式”)；行为意图实践的结果(“以取得的结果为形式”)。布雷蒙在接下去的文字中将上述观点以图示方式表述得更加具体清晰：
他没有用“意图”这一字眼，却称之为“要达到的目的”，而“要达到的目的”正是本文所说的“意图”。如是说来，三个功能系列：意图的产生、意图的实践、意图的实现便组成一个基本序列——一个故事。更重要的是，意图的产生、实践、结果三个阶段是人类所有行为都具备的必然的过程。换言之，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人的行动的共同形式、共同过程结构、共同规律，具有人类的普适性，既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分析中国的叙述文本。适用于分析中国的叙述文本，这是我们的研究得以开展的前提。
由于每个序列中行为的主人公在整部小说叙述中的地位不同，人物行为意图所组成的序列便有了主次之分。所谓主序列，是指一部小说中核心人物的人生意图所组成的序列；次要人物的人生意图所组成的序列，就是次序列。如果在一部较长的叙事文本中，要寻找主意图序列，并非一件易事，需要采用有效的方法。我们可以将西方人的理论分析法与中国人的体验方法结合起来，这种方法就是先找到叙事文本中的主人公(主体—施动者)，而后确定他的行为目标、意图(客体—受动者)及其结果。最终把寻找的结论浓缩为一个含有主、谓、宾的句子。这个句子的主语是小说的主人公，谓语是他生成的意图(意欲)，宾语(客体—受动者)是实现的目标或结果。具体公式为：行为者X渴望着目标 Y，结果是Y+Z(Z代表着与Y不相同的诸种结果，两者间呈反比例关系。Y所占比例高，Z则相应地变小，直至等于零。反过来也如是)。如(1)《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十娘的意图序列，我们可概括为：杜十娘想嫁给书生李甲，却被李甲出卖给一个不相识的人而投江自尽；(2)《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偕中蒋兴哥的意图序列：蒋兴哥想与妻子白头偕老，却意外地休弃了妻子，又意外地与旧妻破镜重圆；(3)《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卖油郎的意图序列：卖油郎想与花魁娘子成就一夜夫妻，却成就了终身夫妻。(4)《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意图序列：贾宝玉想与情投意合、纯洁美丽的黛玉结为夫妻，却娶了自己不爱的宝钗，遂出家了。以上抽象的句子有一个共同点，作为主人公人生的大序列，所抽象的只是萌生的意图及其实践的结果，而省略了意图实践的过程。当我们去填补这一过程的时候，竟意外地发现：这个意图的实践过程往往是通过嵌入方式，由所嵌入的序列承担实践的主要任务。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间的实践过程，正是通过四个序列填充的。一是陈大郎想占有蒋妻王三巧，如愿以偿后，不料事败病亡；二是蒋兴哥得知王三巧与陈大郎偷情而休掉了三巧；三是平氏(陈大郎妻)要救病中的丈夫，却因丈夫去世而嫁与了蒋兴哥。四是县令吴杰上任途中要寻一佳丽而娶了王三巧。在这四个序列中，只有蒋兴哥休妻是主意图序列故事，其他三个序列全是嵌入的非主意图序列。可见，区分嵌入序列与非嵌入序列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行为的主体(施动者)是叙事文本的主要人物或非主要人物。如若是非主要人物，其意图序列当是嵌入序列。换言之，嵌入序列都是次要人物的意图所构成的次序列。所谓嵌入，就是将次要人物的行为意图构成的次序列插入主意图序列中的叙述形式。
当我们弄清了嵌入概念，便会发现，“嵌入”与“插入”虽然在叙事形式上极为相似，但又有明显差异。差异有二：其一，内容的性质与长短不同。嵌入的内容是一个故事，即一个人物的行为意图从生成、实践到结果三个阶段的过程。而插入则可以是一句话、一个场面、一个信息，不一定是一个故事序列。譬如《红楼梦》第七十三回《痴丫头误拾绣春囊》，写贾母身边干粗活的傻大姐，无意间在大观园内捡到一个绣春囊，她看着上面绣着的两个妖精在打架而傻笑。但这位傻大姐捡到绣春囊后只是好奇，并无什么目的和打算，构不成序列，故而不能称之为嵌入，只能称之为插入。而当邢夫人看到绣春囊后，萌生了一种想法——羞辱王夫人，打击王氏势力者的气焰。随后的抄检大观园便成为嵌入故事。其二，嵌入故事的行为主体必须是主要人物之外的次要人物，而插入的对象可能是次要人物，也可能是主要人物。如《水浒传》写武松在柴进庄上与宋江告别，要去寻找自己的哥哥，在景阳冈遇到老虎，并将其打死。因打虎故事的行为主体是主人公武松，而非其他次要人物，故而武松打虎(对武松而言，打虎是偶然性事件，非意图性事件)也属于插入而非嵌入。
二
当我们分析了何为嵌入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嵌入方式是如何生成的?因何会有嵌入，即嵌入产生的根源和动力是什么?嵌入产生的根源之一并非叙事技术的需要，而是缺失及其补偿的需求。其缺失与补偿有两个方面。一是故事内部，即前一个故事序列存在的先天不足，以及因此不足而引起的叙事者改变此状况的欲望。这种改变状况、填补缺失的欲望正是嵌入产生的根源与动力。以《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为例。蒋兴哥与三巧新婚后不久，便从家业长远考虑，认为不能坐吃山空，要继承父业，远出经商，为后半生积攒家私。三巧也赞同丈夫的意愿。于是丈夫外出经商成为新婚夫妇共同的意愿。这个意愿的前提是三巧在家静待丈夫明年春天回来欢聚，即蒋兴哥外出与三巧在家不会出现任何意外。但是这个前提存在与之相反的两种可能性：蒋兴哥没赚到钱而不能按时回来；三巧因独守空房而出现情感意外。正因这两种不足的存在，便有生成改变其不足(包括利用其不足，使其走向相反方向)的另一可能性。事实上正是如此，蒋兴哥因病而拖延了赚钱，也拖延了回家的日期。书中写道：“兴哥在家时原是淘虚了身子，一路受些劳碌，到此未免饮食不节，得了个疟疾；一夏不好，秋间转成水痢，每日请医切脉，服药调治，直延到秋尽方得安痊。把买卖都担阁(耽搁)了，眼见得一年回去不成。”[2]而王三巧在家，因思念丈夫，误将另一后生认作回家的丈夫而开窗探视，却被那后生陈大郎看入心里，一心要得到她。而王三巧也遂被贪财的卖花婆子挑弄，“春心飘荡”，最终由婆子设计牵线，成就了“美事”——三巧心归他人。陈大郎要占有王三巧的意图便是嵌入。这个嵌入所以产生，除了陈大郎的情欲外，另一原因便是上一序列存在的不足。
嵌入产生的根源之二是叙述者的叙事意图未能实现而存在缺失，需要用某种方法填补缺失以完成叙述意愿的实现。《西厢记》写张生与莺莺一见钟情，张生千方百计要再见莺莺一面。而令他百般无奈的是崔夫人间阻、红娘态度并不十分明朗。至此，作者叙述此事的意图——“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便难以实现，从而造成叙事者意愿的缺失。于是便产生了克服间阻，补救缺失，实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叙事愿望。这种愿望促使作者采取了嵌入情节的方式。这正是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情节和白马将军率兵解围情节嵌入的另一根源。正是因为有了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才有崔夫人当众以女儿相许的诺言；正因张生下书请来了白马将军，解救了崔家母女，方使得张生与莺莺的婚姻名正而言顺。虽然崔夫人赖婚，红娘却给了张生同情和帮助，莺莺也鼓起了走出礼教藩篱的勇气。诚如李渔所言：“夫子之许婚，张生之望配，红娘之勇于作合，莺莺之敢于失身，与郑恒之力争原配而不得，皆由于此。”[3]“白马解围”的嵌入，推动了剧情的发展，那完全是出于叙述者的叙述意愿。
第三种原因是原序列缺失与作者叙述愿望难以实现的缺失共同作用的结果。如《西游记》中孙猴子学长生不老术故事的嵌入，一方面是来自求仙访道之前故事序列(花果山为王)存在的缺失，即猴王的忧患：“将来年老血衰，暗中阎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内。”正是这一忧患使他萌生求长生不老术的意图，肯用十几年时间跋涉千山万水，用九年时间学会七十二般变化和筋斗云。另一方面，作者要写出下一序列——大闹天宫故事，就要塑造一位武力超群、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而求仙访道前的猴王并不具备这一条件，故而写求仙访道序列，是为写大闹天宫序列中武艺盖世的英雄孙悟空。这样一位英雄的产生，补救了下一叙述意图难以实现的缺失。
总之，嵌入叙述方式的出现并非孤立现象，并非作者的心血来潮，也不只是一个艺术技巧问题，而是由其内在与外在的动因驱使的。
三
对于原序列而言，嵌入序列具有推进、隔断、阻抑、改变功能，这些功能会使故事的叙述发生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西方叙事学将其分为变善、变恶两类，或称为改善进程和改恶进程。“布雷蒙认为，所有的序列，至少所有的大序列，都是非改善即恶化的。一个改善的序列总是从一种缺乏或不平衡开始(如缺少一个妻子)，最终达到平衡(如找到一个妻子)。这可以是故事的结束，但也可能不是；倘若不是，已获得的平衡就可能遭到破坏(如妻子逃走)，随之就会出现一个恶化的过程。一旦恶化到最坏的地步(如离婚)，便又可能引出新的改善(如找到一个新妻子)，如此循环，无休无止(至少在理论上如此)。”[4]
里蒙·凯南所介绍的布雷蒙的观点虽称之为变善、变恶进程，但这两个概念与我们传统的“善”“恶”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他说的善与恶只是意图实现过程的两种状态：由心理的缺失到平衡，再由心理的平衡到不平衡。前者指因有某种欲望却不能实现，从而产生不平衡，而不平衡生发出实现欲望的新欲望——意图，于是便采取行动，最终使欲望满足，意图得以实现。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欲望的由缺失到实现，在中国的叙事作品中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是通过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来实现，另一种是通过损害他人的不道德行为来实现，第三种是用善恶兼施的手段来实现。所以依照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布雷蒙所说的善可能是恶。不过，我们只要知道，所谓的变善只是心理欲求从不足到满足的过程，而所谓恶，却是从满足到缺失的另一个过程。
就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而言，由于“宗经”、“征圣”以及“惩恶扬善”的创作意图的普适性，嵌入序列改善进程类较多。如表现男女爱情意图的叙事作品，往往是由爱情的缺失而追求爱情，最终实现原初的愿望。非但多数爱情作品如此，许多喜剧性的叙事文本也多属于此种类型。愿望满足了，却产生了新的缺失，新的不平衡的改恶进程则多为悲剧。事实上，因嵌入新序列而产生悲剧的另一种类型，则是心理有某种缺失，力求弥补缺失，实现心中的意图，却因外力的原因而使愿望最终破灭。如《红楼梦》中因薛家的介入而使宝玉、黛玉爱情成为悲剧。《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嵌入的孙富序列，使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而这一类小人意图序列的嵌入造成悲剧，给人印象往往更为强烈。如李玉《一捧雪》中的汤勤故事、《红楼梦》中卖主求荣的贾雨村故事、《水浒传》中插入的王婆故事等。
中国的叙事文学中嵌入序列与原序列的关系，除了西方所列改善进程与改恶进程(或改善—改恶循环式)外，更常见的还有先变恶后转善的类型，如《窦娥冤》中张驴儿父子序列的嵌入，打破了窦娥与婆婆平静的生活，以致生存下去的愿望都不能实现，终死于黑暗势力的刀下(改恶进程)。后来窦天章故事的嵌入，终为其女窦娥昭雪，使窦娥复仇愿望得以实现(改善进程)。《赵氏孤儿》、《西游记》也属于此类。第四类则是先为改恶进程，后为改善进程，终为改恶进程(恶—善—恶)。如《水浒传》中受压迫的好汉愿望因环境恶劣难以实现，身陷绝境(改恶类)。后铤而走险到梁山入伙，转危为安(改善类)。最后为了得到名分和功名而终遭奸臣陷害，大多魂聚蓼儿洼，功名愿望破灭(改恶类)。第五类是先为向善类——愿望实现，后为向恶类，最初的愿望失败；最终走向改善进程，愿望终于实现(改善——改恶——改善)。如洪异《长生殿)中杨玉环故事序列的嵌入。苦闷的唐玄宗终于得到杨玉环，封为贵妃，宠爱无比(改善)；安禄山故事序列的嵌入，形成马嵬之变，杨贵妃殉难，愿望破灭(改恶)。道士故事的插入，牛郎织女星为唐明皇心诚所感，终于让他们在九重天相见，愿望终得以实现(改善)。不过对于大多数由改恶进程转入改善进程类型的变换结构来说，改善往往带有更多的虚幻成分与理想化色彩，从而显得软弱无力。
那么改善与改恶两种进程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不得不涉及嵌入人物与原故事人物间的诸种关系的分析。
四
如果说嵌入故事序列可以使原有序列向着改善的方向发展，使故事主人公的人生意图由不能满足走向实现，那么，这种改变的前提是新的力量加入，增强克服阻力的势能，从而推进主人公的行为走向预定目标。而新的力量的加入当来自于嵌入故事的主人公，这些加入的人物与原故事主人公在欲求或利益上有其一致性，能帮助原故事主人公实现意愿，我们称这类人物为帮助者。相反，如果嵌入的故事使原故事主人公的意愿受到更大阻力而难以实现，从而向着改恶的方向转变，那么这种阻止意图实现的力量很可能来自于嵌入故事的主人公。他们的意图与原故事序列中主人公的意愿不一致乃至相对抗，由于他的反对而使原序列主人公的意愿难以满足。我们称这类人物为反对者。“主体希望某种东西，或者获得了，或者未获得。过程通常并不这么简单，目的是难以企及的。主体在过程中会遇到反抗，也会得到帮助。”[5][33]以《西游记》为例。当龙王与阎罗王一同将孙悟空告到玉皇大帝面前，希望天庭惩治妖猴，这一意图也成为玉皇大帝的意图，于是形成新的故事序列。在这个插入的故事序列中，孙悟空的意图随着与天宫神权斗争的胜利而不断膨胀，由齐天大圣直到取玉皇大帝而代之。同样，他的支持者在三界几乎等于零，而反对者由龙王、阎王扩展为以玉皇大帝为首的整个仙界，最终连佛界的最高权威如来佛祖也加入反对者阵营。如是一来，由于反对者的力量过于强大，孙悟空的愿望随着被身压五行山下而彻底破灭，孙悟空的故事也走向改恶的行程。当释伽牟尼将传经于东土的意愿嵌入孙悟空故事后，《西游记》故事便进入西天取经序列，孙悟空为了报答观世音的救命之恩，答应保护唐玄奘去西天取佛经。此时，孙悟空的意图与如来佛、观世音等的意图相同，于是，不仅佛界，整个仙界都成了他的支持者，他的力量远胜于地上阻止取经的妖魔。自此，孙悟空的故事走向改善的进程，直到意愿完全实现。
不过，在中国相当一部分叙事文学作品中，嵌入的序列人物并非只是帮助者、反对者界线分明的两个阵营，还有处于两者中间的骑墙派，还有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的功利主义者。在爱情故事的叙述中，常常有两女争一男或两男争一女的三角型恋爱，使嵌入故事序列中的人物带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些意图不确定性人物的心理态度的变化，对原故事序列中主人公人生意图的实现与否有直接影响，从而使故事的改善进程或改恶进程复杂而多变。如《桃花扇》中的杨龙友故事序列的嵌入。对于侯方域在六朝古都寻得佳丽的意图来说，杨龙友是帮助者；但是，他想调和阉党余孽阮大铖与复社文人间的关系，而李香君反对接受阮大铖的助奁银两，这时，对侯、李爱情来说，杨龙友又起了反对者的作用。由此，故事显得曲折多变。《三国演义》重点写曹魏与刘蜀间正统与非正统的争斗，曹魏是刘备实现“匡扶汉室”意图的主要障碍，而孙吴故事的不断嵌入，使得刘备意愿的实现变得变幻莫测，时而改善，时而改恶。《红楼梦》在原神话故事序列中，本只写神瑛侍者与绛珠草两者间的情感纠葛，后嵌入薛宝钗的故事，又来了个“金玉良缘”，使得“木石前盟”的意愿变得扑朔迷离、曲折多舛。小说的进程，因为有了帮助者、反对者行为的嵌入而变得丰富多彩，因为帮助者与反对者的作用而有了多重不确定性，更因为第三者态度的不确定性，增添了不可知与变化的神秘色彩。正是这些不确定性、多变性使得小说充满了诱人的力量。
进一步推究，造成故事复杂多变的更深的原因，还在于帮助者的力度往往并不那么充分，对于被帮助者达到预定意图而言，依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不确定性。而反对者的不确定性也同样明显，有时力度显得很强，他们的聪明才智甚至在帮助者之上；当然，有时反对者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缺位。前者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在实现自己婚姻的意愿过程中，也得到了他人的同情和帮助，如贾母、薛姨妈、王熙凤(前八十回)、紫鹃等。贾母的态度始终不明朗；薛姨妈有其言无其行；王熙凤心知肚明，只是嘴头子上开开玩笑；紫鹃行侠仗义，却因人微言轻而无补于事。正是这些因素，带来了黛玉的忧虑以及与宝玉间反复试探的痛苦，也使读者的同情心更多给予了弱者黛玉。后者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鸨母糊里糊涂答应只要三百金赎身钱，造成杜十娘较容易地赎身而去；自以为聪明，能牵着李甲鼻子走的孙富，因将杜十娘想得过于简单而最终人财两空。帮助者与反对者的强弱变化造成了故事改善或改恶进程的复杂多变和诱人的艺术魅力。诚如荷兰叙事学家米克·巴尔所言：“每一个帮助者形成一个必不可少的但本身并不充分的达到目的的条件，反对者必一个个地加以克服，但这种克服的行动并不能保证一个满意的结局：任何时候一个新的对抗者都可能露面。正是帮助者与对抗者的不断出现，使得素材充满悬念，精彩纷呈。”[5][35]
五
嵌入方式对于中国古代小说来说还有更为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使正在叙述的故事间断，或使前面被间断的故事接续起来。前者金圣叹称之为“横云断山法”。“有横云断山法：如两打祝家庄后，忽插入解珍解宝争虎越狱事；又正打大名城时，忽插入截江鬼、油里鳅谋财倾命事等是也。只为文字太长了，便恐累坠，故从半腰间暂时闪出，以间隔之。”[6][23-24]后者，金圣叹称之为“鸾胶续弦法”。“如燕青往梁山泊报信，路遇杨雄石秀，彼此须互不相识，且由梁山泊到大名府，彼此既同取小径，又岂有止一小径之理?看他顺手借如意子打鹊求卦，先斗出巧来，然后用一拳打倒石秀，逗出姓名来等是也。都是刻苦算得出来。”[6][24]这种间断和接续对于故事叙述的作用和意义非同小可。其一，它可以有效地解决一时两事(同一时间在不同空间发生的两件事)给叙述带来的困难。用嵌入方式将一件事(一个简单故事序列)剪断、搁置下来，插入另一件事，使同一时间发生的两件事都纳入到叙述中来。而在早期的小说文本中，常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支”的套语，说明同一时间内发生的两件相关的故事。其二，不断地嵌入，可以避免故事叙述的单调、乏味，使叙述的内容得到极大的丰富。如《金瓶梅》叙武大郎死后，西门庆与潘金莲更肆无忌惮，正打得火热，却突然撇下金莲，插入娶孟玉楼和嫁西门大姐事；娶金莲进府，又插入妓院梳笼李桂姐事；正写桂姐忽又插入宋蕙莲；正谈生意，忽官吏来访；刚送走官吏，媒婆又访等等，不一而足。毛宗岗批《三国志通俗演义》亦有同感。“《三国》一书，有笙箫夹鼓、琴瑟闻钟之妙。如正叙黄巾扰乱，忽有何后、董后两宫争论一段文字，正叙董卓纵横，忽有貂蝉凤仪亭一段文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人但知《三国》之文是叙龙争虎斗之事，而不知为凤为鸾为莺为燕，篇中有迎接不暇者，令人于干戈队里时见红裙，旌旗影中常睹粉黛，殆以豪杰传与美人传合为一书矣。”[7]其三，嵌入故事新序列可以带来新人物、新故事、新关系、新矛盾，促成故事叙述的曲折多变。如《型世言》第二十回《不乱坐怀终友托 力培正直抗权奸》。这一回写监生秦凤仪参加乡试，路过扬州，拜见朋友石不磷。却嵌入石不磷让他顺路送一位少女给窦主事(那是他为窦主事买的一位美妾)。窦主事知道送来的美妾与秦凤仪共乘一小舟同居一室月余，便疑心二人有染。当夜试身后却发现尚是位处女，窦主事为秦凤仪坐怀不乱之德而深深感动，成为至交。后插入窦主事向他授考场秘诀，使他考场连捷，中了二甲进士；石不磷护送他到广西融县上任，中途嵌入擒获劫船的水盗头领本欲一刀砍死，却被秦凤仪释放事。秦到任后上司太守逼他到苗洞讨税粮，随从们都知此去必死而先后逃脱。秦凤仪因遇所放海盗头目相助，竟征得税粮。上司欲加害于秦凤仪，危难时又得新上任的太守窦主事大义相救而免于灾祸。正是因为窦主事故事和水盗头领故事的嵌入，秦凤仪几次从死神手下逃脱，故事也因此而曲折多变。有的故事因嵌入新的故事序列，使故事走向最初的反面，大出读者意料。如《三国演义》中吕布拜丁原为义父，使得董卓畏惧三分。后插入李肃以珠宝之利引诱吕布事，而最终吕布却杀了义父丁原，完全走向了原来意愿的反面。“《三国》一书有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本是何进谋诛宦官，却弄出宦官杀何进，则一变。本是吕布助丁原，却弄出吕布杀丁原，则一变。本是董卓结吕布，却弄出吕布杀董卓，则一变。本是陈宫释曹操，却弄出陈宫欲杀曹操，则一变；陈宫未杀曹操，反弄出曹操杀陈宫，则一变。”[7][302]其四，嵌入可以缩短单个故事的长度，使时间的叙事更多让位于空间场景叙事，缓释读者的审美疲劳。“文之长者，连缀则惧其累赘，故必叙别事以间之，而后文势乃错综尽变。”[7][303]
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中嵌入方式使用的频率可能高于西方小说。这是因为，西方小说擅长展现事件的时间长度，往往一部长篇叙事作品(一部戏剧或一部长篇小说)所写不过几天，最多一年半载的事。情节是由时间与逻辑线索贯穿起来的。而中国的叙事作品长于故事性的空间场景叙述，一个故事序列只是几个故事场景的连缀，时间表述一般较为粗疏，往往展现人的一生(十几年、数十年)，最短也有若干年。连接那若干故事场景的则是某种抽象的理念、具体的人生意图。这一点与抒情性文学更为相似、更为接近。中国诗讲究言志、抒情、写意，小说戏曲则言命运(结局)、绘故事场景、写意图。故而叙事者有意采用嵌入式写法，将较长的故事间断，分段叙述，从而凸显空间性和故事场景的意义。如《西游记》西天取经故事序列，展示的重点并非事件与事件之间逻辑关系和时间引起的人的心理变化及其情节的变化。而是一座座山上，一条条河里的故事。故事场景的变化会不断给人新鲜感，而无时间漫长所带来的厌倦疲劳。漫长的取经征程，叙事者将它隔断为九九八十一段(八十一难)。在其他长篇小说中，较长的故事也是采用数字表示场景变化，而每一个场景自然将故事分为若干段。如三顾茅庐、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九伐中原、过五关斩六将、三气周瑜、三打白骨精、三打祝家庄、三败高俅等。这些说到底是中国人在早期就已形成的意象思维的表现，因为意象既包括物象(静态的，以单独的物体为单元)，也包括事象(动态的，以故事场景为基本单元)。所谓思维痕迹不过是那些表意的象以情感、事理为线索的组合而已，就像句子是由字词根据表意需要组织起来的一样，但意象的象(物象、事象)具有独立性。与汉字具有天然独立性一样，叙事的事象也具有独立性，而嵌入式叙事正是由这种事象独立性规定的，这种独立性是古代文学嵌入式叙事使用频率高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