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戢翼翚重要史实述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人论文,史实论文,戢翼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戢翼翚，字元丞，湖北房县人，是甲午战争后总理衙门派往日本的公费留学生。抵日不久，痛感时事日非，清廷腐败，于是追随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在日期间，主持《译书汇编》，大量刊载留学生翻译的西方政治、法律、经济名著，传播先进思想，贡献卓著。由于戢翼翚英年早逝，资料难觅，坊间有关他生平事迹的著述甚少。①本文据近年来搜罗的信札，结合中日两国档案，摘其要者予以考述。
一、早年东京留学
甲午战争后，总理衙门为培养东文翻译人才，在国内挑选13名留学生赴日留学，戢翼翚是其中之一。关于戢翼翚在日本就学的具体时间与所学科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颇为翔实。其中最早的文件是明治二十九年(1896)六月十一日文部省文书课之申文甲四○九号《致外务省文》，称：“清国学生希望到帝国学校学习日本文，及日本语学讲习为目的，请求协助。在本邦清国公使，于五月二十七日所送二十九号照会已正式提出。”外务省于次日收到文部省公文，表示同意。于是，驻日公使裕庚致谢日本文部、外务省大臣，其照会称：“本大臣前拟送学生，在贵学校学习日本文及语学等事，当经文部大臣商酌，可以另设便宜之法，俾有成效等因。本大臣实为感谢。兹查学生共有十三名，特为开送，望乞转致文部大臣是所至荷。”照会附有“学生名数”一纸，载13位学生的名字与年龄，戢翼翚名列其中，时年19岁。
十多天后，裕庚再次致函外务省：“本大臣前拟将学生十三名，送至三崎町一丁目二番地嘉纳学校内肆业。该处系在居留地以外，业将学生姓名开送警视厅登录。兹定于贵历六月三十日送入嘉纳学校。相应函请贵大臣查照允准该学生在该学校居住，并转致文部大臣是为至荷。”②
从以上几件档案可以确定，戢翼翚于明治二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进入嘉纳学校，所学科目主要是日本文及日本语学。此后，戢翼翚便开始在日本学堂刻苦攻读，③直到光绪二十七年底才正式结束留学生涯，前后约有五年半时间在日本度过。
关于戢翼翚的生年，通常说法是光绪四年(1878)。④而裕庚所开列的13名留学生名单记载光绪二十二年戢翼翚19岁。这应该是以实际年龄加一岁计算的。可见，戢翼翚生于1878年的说法，似有档案记载可依。但亦有不同意见。梁淑安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杨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均称戢翼翚约生于1870年。而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以及罗华科为戢翼翚所作小传中，则未标注戢氏生年，持存疑态度。⑤
笔者最近看到一张戢翼翚签名赠与章宗祥的照片。附言称：“王侠民赴美，送之，为写一照，志不愿同往也，持以赠仲和兄并同夫人以当晤谭。丙午岁首，弟戢翼翚邮赠，时年三三。”⑥该片还有“31660，东京芝新桥角，丸木立陽护写”等字样。据宋教仁日记，戢翼翚丙午宪政考察时，正是居住在东京芝区新滨町春月馆，二者所记均在东京新桥附近。⑦戢翼翚1906年(丙午)岁首写信时，自称“时年三三”。如按虚两岁计算，戢氏应生于1875年；虚一岁计算，则应为1874年。可见，戢的真实生年，尚有待于相关史料的进一步发掘。
戢翼翚留学期间的经济情形，可由戢氏致友人的书信中略窥一二。其函称：
然去年禾人在玉翚饭，摄影，鄙人垫去多款，至今尚无着落。即阁下之一枚曾经出过费否？至如小酌一说，实是谈虎色变。去年汪君穰卿来东，在精养轩晚餐，是夕虽破费八円⑧二十分，然由鄙人垫出者五円二十分。由夏爽夫垫出者三円。近顷夏君尚欲与鄙人核算此夕之账，而不知鄙人垫得更多也。此种事情，鄙人本不应提及，致损交情，以后如再有摄影、客套之类，须照日本人之开会例，现交费用若干，鄙人乃敢预闻，否则诿谢不敏矣……再钱财上之三问题，阁下应如何解决，请迅速作回答。鄙人穷迫万状，前月杪(即昨日)之房、饭费，尚未舒齐也。⑨
此函无具名。据原持有者说明，系戢翼翚致友人函。信中提及“去年汪君穰卿来东”一事，可知其写作时间。汪康年，字穰卿，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曾前往东京访问，⑩故可断定戢翼翚此函当作于1898年5月1日。从信中所称“鄙人穷迫万状，前月杪(即昨日)之房、饭费，尚未舒齐也”来看，因吃饭垫款等额外开销，戢翼翚的经济状况不免捉襟见肘。
戢翼翚的经济状况并非特例。时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恂在致汪康年函中，曾提及留日学生的费用问题，称：“日本私学校，修金大约每月二元，官学校亦大致相同，七八元之食宿。私学校、官学校均不宿学堂者多，因学堂往往无寄宿舍，即有亦不多之故。已不丰，洗衣寄信，偶偶坐车，以及纸笔等等共用十元，实太少。然刻苦之士亦能之。多亦不过十二三元。若张孙公子每月用二百元光景，至少亦必百元一月，则亦罕见耳。”(11)章宗祥作于1901年的《日本游学指南》中也提到，“以言费用，则多者二百多，少者百余金已足”。(12)可见，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经济状况大多颇为类似，出手阔绰、经济堪称富裕者并不多。
留学期间，戢翼翚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是同学中之佼佼者。其学术成果，集中表现在《东语正规》中。《东语正规》乃中国近代最早介绍日本语法及常用语之著作，由戢翼翚与唐宝锷合著。(13)由该书序言，可知作者之用意所在。序言谓：
岁辛丑之冬，期满将归，思谋输入东邦文明以享吾同胞之有志新学者，译述之书，多至十余种，已成筴矣。正谋付梓，适东语正规又将次告罄，以东文之书，在中国发印殊未便，故不能不在东付刊。窃思我国当兹创巨痛深之后，有志之士，旋思磨荡脑力，以为变法用。将来东渡留学者，更当不绝于道，则输入文明之先导，不得不求之于语学也。爰将是书增入散语数十门。……(14)
由“辛丑之冬，期满将归”可以断定，戢翼翚约于光绪二十七年冬结束学业；从“译述之书，多至十余种”可知戢氏等人留学期间的译书成果非常突出。
然而，戢翼翚与唐氏等留学生最大的不同，是他积极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据冯自由记述：“是时我国留东学生全数不满百人，以主张排满之戢翼翚(元丞)、沈云翔(虬斋)等为最激烈。”(15)戢翼翚等排满“为最激烈”一语出诸当事人之口，应是可信的。孙中山到达东京后，戢与吴禄贞等往访，共谋治国方略，深得孙中山赞赏，吸收为兴中会会员。光绪二十六年夏天，戢翼翚甚至中断学业，返回湖北积极参加自立军的反清起义。据刘禺生记述：
戢元丞由中山先生派往主持策应革命之负责人。元丞赍中山先生手函与予，以革命驱胡为宗旨，请同志勿为保皇伪说所诱惑。……后保皇会知唐通孙，电上海截留其饷项，改期举事，事遂败。元丞临行曰：予将以汝尽力情形，面呈先生。(16)
作为重要当事人，刘禺生所述戢翼翚庚子年活动较为细腻。不过，此处未详述自立军起义前后戢翼翚回国与唐才常等人交往之事。戢翼翚之弟戢翼翘在述其家世时也寥寥数语：“先兄毕业后曾在民政部做过事，后来又回武昌做事，以为革命的掩护，此时和唐才常等颇有往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间，唐才常等密谋举事失败，许多志士被捕遭杀，先兄幸逃离武昌……”(17)自立军起义因湖广总督张之洞残酷镇压而失败，起义领导者唐才常、林圭、黎科、傅慈祥等殉难汉皋，而戢翼翚脱险逃回东京，继续学业。
二、主持《译书汇编》
戢翼翚返回东京后，更积极地参加革命活动，并与同伴一起创办《译书汇编》和《国民报》。
《译书汇编》创刊于1900年冬，以输入西方文明、推动社会变革为宗旨，大量刊出由留日学生所译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包括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卢梭《民约论》、斯宾塞《政法哲学》等许多名著。《译书汇编》还在“新书告白”等栏目介绍新近出版的书籍和报刊，如在创刊号中，《国民报告白》称：“本报宗旨以昌世界之公理，振国民之精神为第一要义”；《开智录告白》称：“此书为横滨开智会之会报，文笔明显，议论精新，士商皆宜阅看，诚开民智慧之书也。”(18)该刊向国人传播大量西学新知，对晚清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关于《译书汇编》的主持人，冯自由《励志会与译书汇编》一文称：“同时留学界之有志者尝发刊一种杂志，日《译书汇编》，庚子下半年出版。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杨、雷亦励志会会员。”(19)这一论断为诸多论著奉为圭臬，其实并不准确。戢翼翚与《译书汇编》关系极为密切，应是该刊中心人物或实际主持人。因此事关系甚为重大，兹论证如下。
其一，《译书汇编》创刊号及最初几期没有明示何人为主编，只在版权页注明“编辑兼印行者坂崎斌”。(20)在第二年第三期社告中，则明确罗列了该刊主要成员，其中位列第一的是“戢翼翚东京专门学校毕业生”，(21)位列第二的是在上海的王植善。(22)冯自由称为主持人的雷奋、杨荫杭、杨廷栋则分列第四至六位。译书汇编社社告是最原始的记载，所提到的14人中，只有戢翼翚是东京专门学校毕业生，而其余诸人皆为在校学生，来日时间多为1898年年底之后。《译书汇编》第三期的社告，实际已清楚表明戢翼翚是该社主持人。
其二，《译书汇编》由留日学生组织的励志会会员发起创办，而戢翼翚是该会领导者，且带有明显的革命倾向。励志会1900年春成立于东京，下设干事、书记、会计等职，其中干事“掌一切事务”，负有“维持会中秩序及扩张会务之责”。(23)戢翼翚、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为该会会员，其中戢翼翚、沈翔云等任干事。励志会起初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对于国家别无政见”为办社宗旨，至《译书汇编》创刊时革命色彩日渐彰显。励志会成员中，戢翼翚留日最早，革命倾向也最为明显。戢氏的革命倾向，连时在东京的湖北留学生监督钱恂亦有所觉察。镇压自立军事件后，张之洞写成《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沈翔云则针锋相对发表《复张之洞书》，大胆痛斥张氏言论。此文在上海广为流传。汪康年颇为惊奇，询问钱恂。钱恂答复《复张之洞书》虽以沈翔云为首，但“章仲和、戢元丞辈助之。中有名言，岂一人之力哉”，认为戢翼翚等人亦从旁帮助。(24)作为励志会干事，戢翼翚担负学社领导之责，既有组织能力，又不乏翻译经验，最有实际主编《译书汇编》的可能。
其三，在译书汇编社所有骨干成员中，戢翼翚的日语语法及翻译成果最突出。他与唐宝锷合著的日语语法工具书除《东语正规》外，还有《东语大全》。(25)译作方面，独立翻译辰己小二郎《万国宪法比较》、(26)松村介石《万国兴亡史》，(27)与王慕陶合作转译李家隆介、山崎哲藏所译德人那特硁(Karl Rathgen)《政治学》，另辑有《日本小学教育制度》。(28)他还与章宗祥等人合作，编译了系统介绍西方先进国家经济、法律及社会变迁的《政法类典》，于光绪二十九年初版，三年后再版。《政法类典》实际是在吸收《译书汇编》成果基础上编写而成，共有甲乙丙丁4巨册，分别为历史之部、政治之部、法律之部、经济之部，正文约5693页。4册所署编译者均为戢翼翚、章宗祥、马岛渡、宫地贯道。此书规模宏大，包罗丰富，被誉为“探精阐微，推原学理”之佳构。(29)
此外，戢翼翚还将俄国普希金的《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又名《花心蝶梦录》)，由高须治助所译日文本《露国奇闻——花心蝶思录》，转译为中文，由作新社于光绪二十九年出版。该书(现译为《上尉的女儿》)描述18世纪俄国农民领袖普加乔夫起义过程中，上尉的女儿玛丽与一位年轻贵族之间的爱情故事，在俄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戢翼翚的译作由黄和南撰写绪言。其文曰：“元成述《俄国情史》，能以吾国之文语，曲写他国语言中男女相恋之口吻，其精神靡不毕肖。其文简，其叙事详，其中之组织，纡徐曲折，盘旋空际，首尾相应……抑亦见自由结婚之结果之善。呜呼！我国人见此，社会可以改革矣。”(30)可见，戢翼翚将外国优秀反封建文学作品引入中国，不无促进社会变革的寓意。
综上可知，戢翼翚主持的《译书汇编》以播撒民主种子、传布进步思想为己任。这种努力确实取得显著社会效果，据冯自由回忆：
此报专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皆逐期登载。译笔流丽典雅，风行一时。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自后各省学生次第倡办月刊，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31)
冯自由对《译书汇编》评价颇高，认为它对中国青年思想的转变“收效至巨”。而笔者在阅读晚清文人日记时，无意中发现一受到《译书汇编》深刻影响的人，即孙宝瑄。孙宝瑄(1874-1924)光绪二十七年三月的日记中就有十余处记载阅读《译书汇编》。观其日记，可知他随时展读该汇编，爱不释手。他读了西人关于君权与民权关系的论述后，茅塞顿开，发出“欲破天之权，非增其人权不可”的感慨，并认为广销新书新报是开民智、增民权的有效途径。(32)《译书汇编》对晚清知识界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三、重返东京
光绪二十八年春，戢翼翚结束留学生涯，在上海开始新征程。他参加蔡元培创办的中国教育会，被举为干事。同时，继续编辑出版《译书汇编》，“广译世界学术政治诸书”，帮助国人开阔眼界，认识世界局势。戢翼翚等还成立出洋学生编辑所；与日本著名诗人、教育家下田歌子合作，在上海设立作新社，创办《大陆》月刊，宣扬改革政治，并联络革命党人。(33)
光绪三十一年夏，清廷首次对出洋留学生进行考试。根据考试结果，授予金邦平、唐宝锷、曹汝霖、陆宗舆等14人为进士、举人出身，“按照所习学科，以主事分部学习行走”。戢翼翚获赐政治经济科“进士出身”，在外务部学习行走。(34)奖励留学生上谕颁布两天后，即六月十四日，清廷又颁旨派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等，选带随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35)出使五大臣挑选优秀者充当随员，一些刚刚获得奖励的归国留学生入选，戢翼翚亦在其中。他于是年十月二十三日出洋，数日后抵达东京。(36)
戢翼翚在东京可谓旧地重游。他利用语言优势，对日本各种法令与政治制度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二日，他专门致函瞿鸿禨，(37)报告在日本三个月的考察心得，称：
数月以来，调查一切，均已略有端绪。本拟随赴西洋，嗣因经手编纂事件，无人接办，考查各国政法，又以日本为最紧要，遂又蒙派驻东京。现在方于宪法、行政、财政及地方制度，详加考察，兼及公法，将来稍有所得，自当随时缮呈钧鉴，恭候训示。(38)
此函件表明，戢翼翚主要负责考察各国尤其是日本的政法，包括政治制度、财政、行政及地方制度诸方面。
在上函呈递不久，戢翼翚再次致函瞿鸿禨，陈述考察的新收获。由此函可知，在东京考察期间，戢翼翚曾登门拜访日本的政治大家，“悉心讨论”，“以资采择”。特别是枢密院顾问金子坚太郎(39)把日本实行立宪政治的先后缓急，直言相告，使戢氏深受启发。戢翼翚将金子坚太郎的“中国措施宪政之宜”，逐节翻译成册，向军机大臣瞿鸿禨呈递。他希望清廷能够参照日本图案，实行立宪制度。(40)
与戢翼翚同时在东京考察的，还有革命党人杨毓麟。(41)二人均为留日学生，志同道合。杨毓麟不仅是瞿鸿禨的同乡，而且曾在瞿氏(时任江苏学政)幕中任职，与瞿氏关系密切。考察结束后，杨毓麟在向军机大臣瞿鸿禨呈递的信件中，专门推荐戢翼翚，称：
此次与戢主政同任考察事件。戢君语言精熟，识解超俊，而于内务行政地方自治用力尤勤，故搜集材料颇见宏富。守仁自顾所学无能为役，滥竽其间，自惭形秽。现戢君以母忧，月内当旋里营祭奠。他日以事北上，必当趋叩台阶，想能一赐清光，假以颜色也。(42)
由此函可知，杨毓麟认为戢翼翚所学超过自己，故向瞿鸿禨极力推荐。
在东京考察宪政期间，戢翼翚还通过宋教仁及其他留日学生，大量翻译日文西学新书。宋教仁光绪三十二年的日记中多次记载他为戢、杨译书之情形，其中四月、十一月均多达二十次以上。因杨毓麟与宋教仁关系密切，故由杨出面介绍与戢相识，后便由戢直接同宋联系。戢翼翚不断送去需要翻译的书籍，以至宋教仁有时忙得连上课也忘记了。
宋教仁家境并不宽裕。留日期间因参与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规则运动，被驻日公使杨枢奏请“除名驱逐，不许留学”。他只好改名宋錬，冒领官费，后又被公使馆怀疑。(43)翻译西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宋教仁的经济困难。通过数量庞大的翻译，宋、戢等人获得许多域外新知，对西方民主政治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宋教仁在民国初年极力主张议会政治，与其留学期间长期翻译此类书籍不无关系。而戢翼翚也利用这些译著，增加了对宪政的认识。
由宋教仁日记还可看出，戢翼翚在五大臣考察归国后，在东京继续停留数月。返回北京后，戢翼翚颇有一番抱负，希望军机大臣瞿鸿禨能采纳其建议，实行立宪政治。他亦渴望能将自己所学外国政治制度知识，运用于中国改革事业。然而，清廷虽然派出五大臣了解外洋实情，但缺乏实现立宪政治的诚意。
戢翼翚向瞿鸿禨上书的第二年，清政坛发生影响深远的丁未政潮。袁世凯依靠奕劻等人的势力，将瞿鸿禨、岑春煊等扳倒，瞿鸿禨被开缺回籍。政治格局的骤变，对戢翼翚的处境产生了直接影响。
四、迫害戢翼翚的幕后黑手
戢翼翚在外务部工作约两年。正当他踌躇满志、奋发有为之际，突然厄运临头。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上谕档》记曰：
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前外务部员外郎戢翼翚向不安分，交结匪类，著即行革职，由步军统领衙门押解湖北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看管。钦此。抄交吏部。(44)
有关戢翼翚的不幸遭遇，刘禺生于《世载堂杂忆》中回忆称：
……肃王等奏调来京，办理交涉事宜，在外务部占最高位。袁世凯掌外务部，翼翚所主张与彼不合，洋学生在外务部者皆恶翚，乃觅得其从前与孙先生共事时来往书札为据，呈袁世凯，且指为坐京侦探。肃王多方解说，袁竟出奏，捕翚于东城寓所，押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竟中毒死。(45)
刘禺生称，戢翼翚“在外务部占最高位”，与史实并不相符。戢氏在外务部开始任职时为“以主事分部学习行走”，(46)地位甚低，即使后来有所变化，亦非最高位。其次，刘氏称“捕翚于东城寓所”亦不确。据清档所记，戢翼翚被抓地点为天津。(47)
再有，刘氏将戢翼翚被革职的原因，归于留日学生内部有人陷害，“觅得其从前与孙先生共事时来往书札为据”。此事因时过境迁，一时尚难找到实据。笔者最近见到一通戢翼翚的手札，其内容颇为重要。该函称：
止欺老哥史席：客岁获君手示，正值弟病卧医院之时，厥后复浪游南楚，岁杪始返沪。世事匆匆，椾候缺然之罪。顷者之天津，盖因大学堂电调，欲前往藉资阅历，并调查支那政治腐败之原因也。现复有小恙，养疴闸口之共立医院，约三月半。顷进京，昨阅大公报，悉商部调足下充实业学校教习。确否？果然，虽大才小用，而北京为支那政治之中心点，有志者最好托名教育以隐其身，秘密以为政治的运动，是为最善之事。幸勿却、勿迟，速来以成我辈天然团体可也。病中匆匆。即请公安。弟翼翚三月初九日。
附寄小宋一信，乞加邮寄往，盖忘其住址也。(48)
此函未署写作年份。不过，由于“大学堂电调”戢翼翚进京，及“商部调足下(吴振麟)充实业学校教习”二事均发生于光绪三十一年春，故可断定此信应写于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初九日。收信人止欺，即吴振麟，浙江嘉兴人，戊戌年自费留学日本，后通过汪康年、钱恂等协助，转为浙江官费，(49)回国后在商部、外务部任职。此信的重点在于“北京为支那政治之中心点，有志者最好托名教育以隐其身，秘密以为政治的运动，是为最善之事”。这是戢翼翚在病中仍竭力劝说同伴暗中从事革命活动。不过，因毫无遮掩，白纸黑字，极易落人口实。固然此信非“与孙先生共事时来往书札”，但不排除其有类似信函为人利用的可能。
对于戢氏之死因，刘禺生后来又有进一步的阐释：
元丞亦因革命陆军学生吴禄贞等，阴握兵权，为中山先生所赞同，乃入京主持而策画之。沈潜计算，非复以前之踔厉飞扬矣。间岛设大臣之议，改革法律之议，皆与其谋。赞成亲贵管兵，革党可领军队，运动引用党人。所谓党人，革党非保党，清廷固保、革不分也。唯袁世凯深知其意，一入军机，遂于光绪三十三年奏参戢翼翚交通革命党，危害朝廷。……翌年，郁死武昌家中。其死状情形如何，弟翼翘，当能道之，予在海外，非目睹不敢言。(50)
刘氏此处所述戢翼翚之死因，变成“郁死武昌家中”，与前述“竟中毒死”，又有所不同。刘禺生之《世载堂杂忆》，类似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虽然作者均有丰富的革命阅历，然系多年之后的回忆，难以做到事事准确。而戢翼翚被押解回武昌时，年仅34岁，却再也难展宏图，心中恐难免郁结，确实亦有“郁死”的可能。其真正死因，尚待进一步考究。
那么，制造戢翼翚人生悲剧的幕后黑手到底为谁？今据清宫军机处档案，予以厘清与补充。
按照惯例，清廷处置官员，可以在《随手登记档》找到相应线索。一般都会有对该官员的弹劾奏折，然后是吏部对此奏折复查核实，最后再由皇帝作出批示。查《随手登记档》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前后的记载，并无官员递折弹劾戢翼翚。八月二十六日的《随手登记档》上谕摘要一栏中，也没有处置戢氏的上谕。但是，在军机大臣交片六件中，最后一件却为：“交步军统领衙门，面奉谕旨：前外务部员外郎戢翼翚交结匪类，即行革职，该衙门押解回籍，交地方官看管由。二十七日摘抄，交吏部领去；核缮封固，交领去。”(51)仔细琢磨《随手登记档》的记载，可以发现几个重要问题。
其一，戢翼翚从日本考察回国之后，官职从原来的“在主事任上学习行走”，被拔擢为员外郎。一年多的时间即被拔擢，擢升之速，确实不同寻常。由前述信函可知，除戢翼翚本人能力出类拔萃之外，恐不无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保举和杨毓麟大力推荐之功。
其二，清代吏部位列六部之首，负有京内外文官考核、任免等权力。(52)清廷对官员的处理，一般先由吏部提出意见，再由皇帝或太后作出决定。最典型的例子是光绪十五年御史屠仁守上书革职案，尽管慈禧必欲严惩屠仁守，可是碍于成例，又不能不先交吏部议复。(53)而此次对戢翼翚的处理，却是军机大臣直接奉旨，然后封固，交吏部领去。清廷对戢翼翚的惩处，不但没有记载何人弹劾，也没有复查，违背正常处理官员的程序。当时能够做到这一步的，只有重权在握，可以在慈禧面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者，如袁世凯等。
其三，清廷将官犯押解回原籍，通常“由刑部转交兵部，解往原籍”，然后“交地方官看管”。然而对戢翼翚的押送却指定由步军统领衙门执行押解，有别于清廷押解犯罪官员回籍的程序。步军统领衙门本是以维持京师治安为职责的衙门，其活动范围一般限于京畿地区。(54)对戢翼翚的处理，偏偏要步军统领衙门执行，此中奥窍即在于当时掌管步军统领衙门的正是那桐。
自戊戌以降，慈禧将那桐视作那拉氏家族在清廷上层的出色代表，格外宠信。尤其在庚子动乱后，慈禧逃往西安，还专门奖赏那桐白银六百两，却不让他谢恩声张，这在清代历史上是很罕见的做法。在慈禧关照下，那桐被迅速擢升，仅仅数年后，即由户部郎中而升任东阁大学士，掌外务部事务，并兼步军统领等要职。而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常由户部提饷，于是用重金贿赂主管户部印钥的那桐，两人很早就建立了密切关系。(55)
因此，对戢翼翚违背常规的处置，显然是袁世凯与那桐密谋的结果。清宫档案还保存了一件步军统领衙门大臣那桐等所上《奏报委员押解被革前外务部员外郎戢翼翚到湖北原籍日期折》，称：
奴才那桐等跪奏，为押解官犯到籍日期，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窃奴才衙门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准军机处片交，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前外务部员外郎戢翼翚向不安分，交结匪类，著即行革职，由步军统领衙门押解湖北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看管。钦此。
奴才等遵即密探，知其先期出京，当派干员，即日赴津。旋于二十七日在津访获到案。经奴才衙门遴派左翼副翼尉福寿等四员名，持具咨文，由京汉铁路，押解该犯，乘坐火车，前赴湖北省投交。兹准湖广总督赵尔巽回文内称：已于九月初三日，将该犯戢翼翚发交武昌府转解犯籍，交地方官严加看管等因，并据原派副翼尉福寿等禀复前来。奴才等复查无异，理合将押解官犯到籍日期恭折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九日。奴才那桐、乌珍、毓秀。(56)
据此可知，戢翼翚是被那桐的亲信副翼尉福寿等，于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三日押解至武昌的。此时距袁世凯取代瞿鸿禨执掌外务部仅二十余天。可见，迫害戢翼翚的元凶正是袁世凯。而袁氏给戢翼翚所加罪名“交结匪人，劣迹多端”，实际是指他跟随中山先生，长期从事革命活动。
甲午战后总理衙门派往日本学习日语的13名留学生中，戢翼翚最早踏上革命征途，虽屡经磨难，不改初衷。他除翻译西书、传播新学之外，在病中仍念念不忘劝说同伴从事革命活动。可惜，英年早逝，事迹不彰，故撰写斯文，厘清史实，以慰一代英灵。
①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与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对戢翼翚略有回忆。
②《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陆海军外之部》(1896)，日本外务省档案3-10-5-3-2，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③据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20—21页)，戢翼翚先后就读于亦乐书院、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据戢翼翘回忆，其兄在东京专门学校所学科目为政治经济，见《戢翼翘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3页。
④参见《戢翼翚》，湖北省档案馆档案资料编辑室、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资料室编印：《辛亥革命湖北人物传资料选编》，1983年，第13—14页；皮明庥：《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第125页。
⑤梁淑安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58页；杨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78页；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49页；罗华科：《戢翼翚》，湖北省志·人物志编辑室编：《湖北人物传记》第2辑，1983年，第7页。
⑥钟城：《上海市图书馆藏章宗祥亲属捐赠民国人物照片》，http://www.xhgmw.org/archive-53848-2.shtml，2011年10月11日。王侠民，别名王守义，著名钱币商王守谦之胞弟。王氏兄弟20世纪30年代初曾在沪开设寰球邮币公司，经营稀见金银币。参见王侠民：《中国银币》(原拓10册，系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5年秋季拍卖会拍卖品。拍卖日期：2005年11月5日)，“拍卖说明”，http://www.shuoqian.net/view-3022341.html.
⑦参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43-244页。
⑧“円”为日本货币单位，相当于元。
⑨《戢翼翚信札》(共1页)，古籍善本拍卖，http://auction.artxun.com/pic-148771230-0.html，2010年1月8日。禾人会，应系早期东京留学生的同乡会类组织，早于励志会。夏爽夫，即夏循垲(1879-1952)，系最早被载振奏调回国在商部任职的4名留学生之一。《商部尚书载振等奏为游学日本国大学法科学生恳请留商部录用折》，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档号03-7224-04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⑩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1—72页。
(11)钱恂：《致穰兄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014页。
(12)章宗祥：《日本游学指南》，广州：岭南报馆，1901年，第23—27页。
(13)唐宝锷，字秀峰，广东香山人，与戢翼翚同时赴日学习，三年后担任清政府驻长崎领事馆代理副领事。光绪二十七年，调任东京公使馆任翻译。光绪三十一年归国，以优异成绩获游学毕业进士，而后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详见唐培堃：《中国最早的留日学生唐宝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63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1—177页。
(14)唐宝锷、戢翼翚：《东语正规·序言》，东京：爱善社，1902年，第1页。
(15)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2页。
(16)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第153—154页。
(17)《戢翼翘先生访问记录》，第3—4页。
(18)坂崎斌编：《译书汇编》第1期，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104页。
(19)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99页。
(20)坂崎斌，日本明治时期报人，自由民权家。日本政府早在1871年颁布的《报纸条例》之第六条即规定：只有本国人且年满20岁以上的男子才可以担任发行人及编辑人。被剥夺公权及被停止公权的人在其停止期间不可以担任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为获得合法地位，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往往聘请日本人担任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转见徐志民：《晚清留日学生报刊与中日关系》，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13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
(21)《译书汇编》1902年第3期。王植善，字培荪或培孙，嘉定人，执掌王氏育才书塾。曾赴日本考察，倾心革命，负责该刊在国内的发售工作。关于王氏生平，详见姚明辉：《上海早期的新式学堂》，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四)，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27—30页。
(22)《译书汇编》1900年第1期，书后所附代派处，首列上海大东门内，王氏育才书塾。
(23)《励志会章程》(壬寅十二月改正)，《译书汇编》1903年第12期，第129—134页。
(24)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3008—3009页。
(25)戢翼翚：《东语大全》，北平：第一书局，光绪三十二年，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26)辰己小二郎：《万国宪法比较》，戢翼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八年，上海图书馆藏。
(27)松村介石：《万国兴亡史》，戢翼翚译，上海：大宣书局，光绪二十九年，国家图书馆藏胶片。
(28)戢翼翚辑：《日本小学教育制度》，上海：作新社，光绪二十七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29)戢翼翚等编：《政法类典》，上海：作新社，光绪二十九年，(甲)历史之部，“前言”。
(30)戢翼翚译：《俄国情史》，上海：作新社，光绪二十九年，“绪言”。
(31)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99页。
(32)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29—331页。
(33)罗华科：《戢翼翚》，湖北省志·人物志编辑室编：《湖北人物传记》第2辑，第8页。
(34)《学务处考试回国游学毕业生名单》，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734页。
(3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9、90页。
(36)戢翼翚：《外务部章京戢翼翚呈协办大学士瞿中堂安禀》，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二日，《瞿鸿禨朋僚书牍》第159号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下文不再注明。
(37)瞿鸿禨，字子玖，号止盫，湖南善化人。出身翰林，多次出任江南诸省学政，精明强干，为官较清廉。庚子事变后，清廷决策者调整中枢机构，受大学士荣禄推荐，瞿鸿禨由江苏学政赴西安觐见，遂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99—203页。
(38)戢翼翚：《外务部章京戢翼翚呈协办大学士瞿中堂安禀》，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二日，《瞿鸿禨朋僚书牍》第159号函。
(39)金子坚太郎，日本著名法律学家、政治家，年轻时在藩校修猷馆习汉学，颇具功底。1871年随藩主黑田长知前往美国，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求学，深研西方律令。归国后，任首相秘书官等职，曾参加明治宪法的起草与制定，对日本法律的近代化贡献良多。参见日本人物辞典编纂委员会编：《日本人物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342页。
(40)戢翼翚：《戢翼翚上瞿中堂禀》，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二日，《瞿鸿禨朋僚书牍》第164号函。
(41)关于杨毓麟生平，详见林增平、李文海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3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6—179页。
(42)杨毓麟：《杨守仁(笃生)上瞿中堂禀》，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廿四日，《瞿鸿禨朋僚书牍》第186号函。
(43)参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第179页。
(4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3册，第201页。
(45)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第143—144页。
(4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1册，第89页。
(47)《奏报委员押解被革前外务部员外郎戢翼翚到湖北原籍日期折》，《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档号03-7222-0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8)戢翼翚：《致吴振麟函》，古籍善本拍卖，http://pm.findart.com.cn/838961-pm.html，拍卖日期：2009年5月31日。信中提到的“共立医院”系日本共立医院，光绪二十七年成立于天津，初为民办，1909年改由居留民团经营，院址在日租界。详见天津市和平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和平区志》(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84页。信末所提到的小宋，系王璟芳，字小宋，湖北恩施城关人，“两湖书院肄业有年”，后留学日本，因出卖军国民教育会，清廷赏给举人身份。详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从东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0—102页。
(49)钱恂《致汪康年函》称：“吴振麟事，当函请浙抚。然事未接手，尚不知经费在何处也。”(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3008页)
(50)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第155—156页。
(51)《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档号03-0325-1-1233-23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2)清代文官的行政处分由吏部管辖，处分的拟定主要依据《吏部处分则例》、《大清律例》等相关规定，法无明文则要通过比议和酌议的方法，通过皇帝特旨来定拟。详见许颖：《清代文官行政处分程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53)《德宗景皇帝实录》卷266，光绪十五年二月上，《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5册，第563—564页。
(54)步军统领衙门受理的各类案件人犯，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之后，除系直隶就近递回者，听各该衙门照旧办理外，其余应解回别省人犯，均著叙明案由，交由刑部办理。参见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第239页。
(55)参见孔祥吉：《从银库郎中到文渊阁大学士——由〈那桐日记〉看清王朝灭亡之细节》，《清人日记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4—295页。
(56)《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档号03-7222-0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